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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是休谟而是斯密写出了《国富论》  

2016-09-02 12:39:32|  分类: 《经济学说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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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是休谟而是斯密写出了《国富论》

朱富强

休谟(D.Hume1711-1776)是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从重商主义向古典主义过渡的一位重要的承前启后的杰出人物。在所有古典经济学的先驱当中,休谟与斯密的观点也最为接近。那么,为何是斯密而不是休谟写出了《国富论》呢?我们可以从其成长经历、知识结构以及思维方式中获得启示。

休谟出生在苏格兰爱丁堡的一个名门贵族家庭,父亲是一名乡村绅士,在休谟幼年时便去世了,自小由母亲抚养成人。所幸的是,休谟的父亲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从而使休谟有条件接受良好的教育。休谟很早就为爱好文学的热情所支配,12岁就进入爱丁堡大学攻读古典文学。由于好学而勤勉,众人都期待他休谟从事法律职业,但他很快便厌倦了学校教育,对除哲学和一般学问的钻研之外的任何东西都感到一种不可抑制的嫌恶,因而在15岁时还没有拿到学位就离开大学。休谟起初打算从事法律工作,但真正的兴趣却在哲学方面,并最终决定致力于哲学研究。1734年,休谟放弃短暂的从上生活而到了法国,打算在法国乡下隐居研读,并期望成为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正是在隐居法国的三年期间,休谟开始撰写他的主要哲学著作《人性论》,并在30岁之前完成。但是,《人性论》出版后并没有产生影响,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公认宗教原则的批驳。休谟(2010:2)自己说,“它从机器中一生出来就死了,它无声无臭的,甚至在热狂者中也不曾刺激起一次怨言来。不过我的天性是愉快的、乐观的,所以在受了打击之后不久就恢复了常态,而且在乡间热烈地从事研读。”

由于宗教的原因,1744年休谟未能获得爱丁堡大学的哲学教授一职,因此,1745年在安南戴尔侯爵的邀请下到英格兰成为他的家庭老师,一年后又接受圣克莱儿将军的邀请给他的远征团当秘书,又一年则随该将军到维也纳和杜林的宫廷做军事使节。这些差事使休谟得以攒下充足的钱财,并在1748年退职后致力于哲学研究。休谟(2010:3)自称,“我一生中只在这两年中间中断了我的读书生活。我那时日子过得很舒服,而且往来的也都是上流人。我因为有这个官职,并且力事节省,所以就能达到在我认为是可以独立为生的一种资产……我在此时差不多拥有了1000镑。”1749年,休谟重新能回到兄弟的乡舍读书,写了《政治轮》、《人类理解研究》、《道德原则研究》。1951年则搬到城市,出版《道德原则研究》同样没人注意和理会。1953年被选为苏格兰辩护士协会的图书馆员,并开始英国史的编撰工作,《英国史》的出版成功使休谟开始变得富裕,并决定到故乡读书而不再出世。但1763年,休谟又受素昧生平的海尔浦伯爵的邀请去法国担任英国驻法国使馆的秘书并代理过公使。在175年左右与斯密结识并成为朋友,在法国期间又与卢梭、魁奈、杜尔阁等人交往密切;1766年回伦敦后不久人副国务大臣,1769年后隐居爱丁堡。

休谟是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在很多领域都提出了独到见解。其主要著作有《人性论》、《道德和政治论说文集》、《人类理解研究》、《道德原则探究》、《宗教的自然史》、《自然宗教对话录》、《自恺撒入侵至1688年革命的英国史》(6卷)、《政治论丛》(5卷)等。其中,休谟最为知名的就是其《人性论》,这也成为其经济思想的哲学基础。休谟认为,人类不同于一般动物,因为自然赋予了人类以无数的欲望和需要,但所给予的手段却是薄弱的,任何个体都难以完全凭借个人能力实现自身的需求。相反,依靠他人和社会,人类不仅可以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大的优势,而且可以不断创造财富以满足人们不断提升的需要。当然,迄今为止的人类财富又不足以满足所有人的欲望和需要,供应的稀少性就会引发社会的争夺。一方面,源于人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人类个体首先追求自身的满足;另一方面,源于人的有限理性,人类个体往往为取现实小利而忽视社会公道。这就产生了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以及财产权的制度,从而就出现了国家和政府。政府的基本职能就在于,保持人们实行其所缔结的互利的协议,并强迫认同通过促进他人或社会公共目标来实现自身利益。

斯密对休谟评价是:“我们最杰出、永垂不朽的朋友就这样逝世了。对于他的哲学见解,人们无疑会各执一说,或赞同且予以证实,或相左而施加诋毁,但对于他的品格和为人,则很难会有不同的意见。他的脾气,窃以为实际上比我所认识的任何一个人也许要和蔼可亲。俭朴固然属必需,而在他也是一项美德,但即使身处于最不幸状态之下,他待人也从来都宽大为怀,慷慨大方。这种俭朴,其根底不是贪婪,而是不愿受制于人。他在性格上非常温和,同时,思想也很坚定,一旦下了决心,绝无动摇之时。他毕生幽默诙谐,而且文雅大方,朴实无华,这是他的好性格、好脾气的真实流露,至于恶意,则连一丁点迹象都没有,而这,常常是他人身上所以有那种叫做理智的讨厌的根源。……生性快乐而善交际者,往往是同时兼有另一面浮燥、浅尝辄止的品质的,但在他则不然,他是专心致志、学而不倦、勤于思考、在每一方面都力求全面能力的人。总而言之,我始终认为,他无论生前死后,总是在脆弱的人性所许可的范围内,接近于一个全智全德的人的理想。”

但是,由于多疑的性格及非正统的宗教思想,休谟两次被爱丁堡大学拒绝聘为哲学教授,此后一生也没能进入大学任职。实际上,写于1750年的《自然宗教对话录》一书由于充满激烈的反宗教观点,并且出于担心受到教会的攻击,休谟在生前就没有出版此书,只是在死前委托斯密等朋友出版。更为甚者,斯密曾因被发现在其房间里有休谟的《人性论》的副本而险些被牛津大学开除,后来功成名就的斯密发表纪念休谟去世的文章“休谟生平”还受到英国社会的广泛抨击,因为他竟然赞扬了休谟。纵观休谟的一生,休谟只是作为一个苏格兰侯爵的家庭教师、一位陆军将军的私人秘书以及一个低级政府官员。不过,也正是这些工作为休谟赢得了足够的金钱而可以在经济上独立,从而可以将时间用于阅读和写作。

同时,尽管休谟的知识渊博,因《英国史》而被看成是历史学家,又因《人性论》而被看成是道德哲学家;但实际上,其经济论文广泛涉猎了诸如商业、货币、利息、外贸、税赋和人口等,致力于将他所谓的“精确而微妙”的推理应用到对商业、货币、利息、税收和公共信用等问题的分析。甚至有人指出,如果休谟自己也写一部经济学著作的话,也将反映斯密《国富论》中的思想。举例如下:(1)休谟认为,社会的发展依赖于社会成本的解放和不受外来干涉地发展商品经济,他反对重商主义将货币当作财富和贸易保护政策,将货币数量同物价水平和货币在国际间的流动相联系,提出了货币数量说,从而成了自由贸易理论的先驱;(2)休谟发展了配第等的利率大小决定观点,将利率归结为对贷款的供求,而贷款的供求部分地受到对工商业预期的影响,从而将利率和利润率结合起来;(3)休谟区分了自然德性和人为德性,其中,自然德性扎根于人性的行为趋向中,如人们具有照顾自己孩子的天性和仁爱的美德;(4)此外还有,休谟的功利主义哲学和对经济个人主义的讴歌,个人利益与国家理性相容的信念,等等。显然,休谟这些观点对斯密的影响甚大,两者的信件和交谈都对斯密的学术发展和经济思想产生重要影响,而且,休谟死前看到了《国富论》的出版并给与了高度评价。

然而,休谟却没有撰写系统的经济理论著作。为什么呢?一个基本原因就是,休谟的基本思维是经验主义的,而当斯密的分析中则根植于抽象与演绎的理性主义之中,尽管间或也夹杂一些经验主义方法。事实上,没有一位奉行经验主义这一方法的经济学家曾经建立过系统的经济学理论,以后的历史学派的学者也是如此,很大程度上,经验和历史可能仅仅是起到“明鉴”和反思的作用。同样,意大利的加利安尼在22岁时就写下了著名的《货币论》一文,提出效用和稀缺性价值原理,而且提出“时差”利息论的萌芽思想;在42岁时写下的《关于商业的对话》一书对重农学派提出了有效的批判,而且这本书也是他作为宏大的政治科学论文的一部分。因此,有这样的传闻,如果加利安尼想的话,他可能已经是一位亚当.斯密。但他为什么最终没有成为亚当.斯密呢?也就在于,他是一位光彩夺目的健谈者,是一位富有成就的外交官和公务员,而不具备进行长期的智力劳作所需要的气质(斯皮格尔,1999:176)。

此外,熊彼特(1991:374)还将杜尔阁与斯密以及被称为“意大利的斯密”的贝卡利亚相比,这三人都是知识渊博,都站在商业和政治舞台之外,都专心致志于本职工作;其中,“杜尔阁无疑是三人中最有才华的……从科学成就来说,主要不同的地方是A.斯密在非科学性的工作上很少花费精力,贝卡利亚则用得很多,而杜尔阁从1761年起几乎花费了全部精力”。而且,熊彼特(1991:375)认为,“杜尔阁创造性的工作肯定是在18岁到34岁之间完成的”,“杜尔阁的理论骨架,即使不谈它比《国富论》在时间上领先,也显然比《国富论》的理论骨架更高一筹……它已经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它所缺少的,任何合格的经济学家都可以补足而不需要从他自己的知识宝库中取出什么东西添上去。当然,没有人仅仅为了《国富论》的理论骨架而佩服《国富论》。它之所以有它的地位,是由于它成熟的智慧、丰富的实例和有力的政策主张。对于这位大学者的这部巨著,还要说的是,它是恒心、小心和严以律己的产物——而我们很难说,即使杜尔阁有一切闲暇的时间,他是否会搞出像《国富论》这样的巨著。还有,从这两本著作所取得的大不相同的成就,确实可以得出一条教训:至少在积极性方面,智力上的成就是不够的;有始有终这一点很重要;精细的雕琢、具体的应用、实例的说明也同样起作用;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举例那种不消一页纸的短文就能像物理学上那样形成国际思想的日子,还远得很呢!”显然,这也可以为当前那些游刃有余社会各界的媒体经济学家以及由此形成的功利学风所鉴。

       当然,不同于洛克和贝克莱等主要批判先验理性主义并注入经验主义要素,休谟还打算构建人的科学体系,试图探索普遍的人性。斯皮格尔(1999177)认为,休谟是经济学说史上第一位开辟道路将经济学作为更广泛的社会科学一部分建立起来的伟大人物。事实上,此前的配第、洛克、魁奈等人都受到医学的训练,都热衷于将自然科学的观点及预见引入到经济学当中,但他们的第一兴趣都在于自然科学——物理学、生物学等相关科学;相反,休谟则打算构建一个社会科学,一种“关于人的科学”,而这个人是在“经验与观察”基础上的道德代理人和社会成员。休谟之所以有如此念想,又在于休谟与那些急需受到笛卡尔原理支配的法国思想家们保持联系,从而受到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的影响。正因如此,在所有古典经济学的先驱当中,休谟与斯密的观点也最为接近。


本文摘自朱富强:《经济学说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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