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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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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企业组织的产生和演化

2017-4-26 16:42:45 阅读362 评论1 262017/04 Apr26

如何理解企业组织的产生和演化

--分工深化、协调增进和组织嬗变

朱富强

一、引言

有效劳动价值论指出,价值增进是社会上各分立劳动间的协调水平不断提高的产物,而协调水平的提高则来自协调机制的深化和转换;因此,人类社会的一切机制和组织之所以会出现并发生演变,都源于人类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增进劳动间的协调,也即,组织的嬗变是协调机制不断增进的结果(朱富强,2004:第4章)。关于这一点,康芒斯也较早地就认识到了,他指出,建立经济组织绝不是主流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单纯是为了解决各种技术上的问题,如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其他物理的或技术方面的问题;相反,建立经济组织的目的往往是为了协调交易双方的矛盾,以避免实际的或可能发生的冲突(转引自威廉姆森,2002:11)。显然,企业组织作为生产组织的一种基本形态,其本质就是一种协作系统;关于这一点,钱德勒(1987:578)也写道:“毫无疑问,产品流量通过生产和分配的速度和均衡性、以及组织这些流程的方式必然影响到产量和单位成本。除非经济学家能够对管理协调的功能加以分析,否则公司理论将仍然基本上是一种生产理论。组织结构(生产要素通过它才能得以结合)不仅调节着主要经济部门中当前产品流程,它还要为未来的经济活动分配资源,因而更值得经济学家注意。”

问题是,既然“在现代公司出现之前,这种小规模的、由个人拥有和经营的企业的各项活动是市场和价格机制来协调和控制”的,那么,又是如何演化到在现代工商企业中雇佣的“各种层次的中、高层支薪经理来管理并协调在其控制下的各单位的工作”呢?要理解这一问题,就必

作者  | 2017-4-26 16:42:45 | 阅读(362) |评论(1) | 阅读全文>>

两类思维和两种经济学说

2017-3-31 8:05:39 阅读1264 评论6 312017/03 Mar31

经济学说的两类特征及其价值

:兼论分析和综合两种方法

朱富强

摘要:学术研究有两种基本思维:(1)“分”析思维,它基于特定前提假设进行形式逻辑推理;(2)综“合”思维,它基于对不同侧面的分析思维及其相关认知的契合。相应地,就形成两类基本科学命题:(1)由“分”析思维得出分析命题,它注重逻辑一致性;(2)由综“合”思维获得综合命题,它主张理论与现实的一致性。进而,在“分”析路线中,假设前提改变往往会带来完全新颖的结论,这就产生了“革命性”学说;但同时,这种学说只是基于特定视角和假设而忽视其他,从而就具有片面性。相反,在综“合”路线中,各种不同侧面的学说被契合在统一框架下,从而产生了“综合性”学说;但同时,各种不同的思维和假设往往很难有机统一起来,从而就具有逻辑模糊性。在经济学说史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两类学说的存在,如斯密和穆勒的学说就属于综合性学说,而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的学说则属于革命性学说。对学说特性的区分,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两类学说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进而更全面地审视当前流行的经济学说。

一、引言

一般地,具有科学内容的命题有两类:(1)分析命题,即关于“观念间的关系”命题,依靠形式逻辑或“单纯的思维运算”来判别其正确与否,这是一种根基于逻辑一致性的命题,追求的是所谓的逻辑真理;(2)综合命题,即关于“事实间关系”命题,依赖经验事实来确定其真或假,这是一种根基于现实相关性的命题,追求的是所谓的事实真理。显然,由于逻辑一致性与现实相关性之间并不总相一致,因而逻辑真理与事实真理往往会发生背离。这里涉及何种逻辑,核心是要区分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

作者  | 2017-3-31 8:05:39 | 阅读(1264) |评论(6) | 阅读全文>>

企业家精神能否带来有效市场

2017-3-1 13:33:39 阅读1377 评论0 12017/03 Mar1

企业家精神能否自动带来有效市场

--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观审视

朱富强

摘要:奥地利学派将有目的的人类行为视为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单位,强调要集中分析行为的动机而非行动的结果;同时,将对市场环境中的利润机会保持警觉的特性视为企业家精神,而将充分利用这些信息的能力就是企业家才能。奥地利学派认为,正是由于企业家的作用,市场经济中的分散信息得以发现和利用、进而实现市场协调和市场秩序的扩展。正因如此,奥地利学派高度推崇企业家的作用。然而,由于正统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才能理论根基于“套利”说,它无法界分企业家行为和非企业家行为,无法界分垄断行为和非垄断行为,无法认识销售成本和产品差异,也无法甄别企业家的欺诈和强制;相应地,也就无法区分不同企业利润的性质,无法区分不同市场行为的作用,进而不能理解市场的非效率存在。

一、引言

在引起广泛关注的张维迎和林毅夫之争中,张维迎诉诸于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哈耶克分析范式来反对林毅夫的产业政策。张维迎认为自己信奉的是“米塞斯-哈耶克范式”,这是一种“演化范式”;相反,林毅夫信奉的是“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是一种“设计范式”。[1]按照米塞斯-哈耶克市场理论,市场最重要的特征是变化而非均衡,市场竞争是人们发现和创造新的交易机会、新的合作机会的过程。相反,市场竞争所依赖的行动或条件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之间却显得不相容。例如,米塞斯-哈耶克范式的创新一定会导致竞争的不完全,甚至导致所谓的“垄断”,这显然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假设不相容;再如,米塞斯-哈耶克范式将信息的分散性、主观性和不对称性视为需要

作者  | 2017-3-1 13:33:39 | 阅读(1377) |评论(0) | 阅读全文>>

有为政府的概念能否自洽:林田争论之二

2017-2-27 7:39:13 阅读974 评论2 272017/02 Feb27

政府功能及其限度

:田国强和林毅夫之争的逻辑考辨之而

三、有为政府的概念是否自洽:田国强的逻辑审视

上面从广泛存在的市场失灵对“为何需要有为政府”作了理论上的论证,这有助于我们清楚地理解有为政府的含义,进而也就可以对田国强等人的疑问或质疑进行释义和疏通。事实上,田国强就指出,国内学术界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根本上是政府角色和定位的关键性问题:“实现创新驱动的关键到底主要靠的是,通过市场化的改革来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从发展、全能型政府转向维护、服务型有限政府,还是采用政府政策继续坚持有为政府?也就是,是将政府职能导向定位于有限政府还是有为政府?”[1]不过,在田国强看来,“有为政府”一词充满了语义含混和逻辑矛盾,从而强烈反对使用“有为政府”一词而主张使用“有限政府”一词。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有为政府”一词呢?本部分紧扣田国强的分析逻辑就“有为政府”概念的自洽性作一解析。

(一)如何定义有为政府

林毅夫对有为政府的定义可以从正反两层面加以概括:(1)从肯定角度,有为政府是指在经济发展结构转型过程中,当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出现了市场不能做或不能为的市场失灵时,促使无效市场变成有效而采取因势利导的行动以推动经济结构按照要素禀赋结构和相应的比较优势变化而调整的政府;(2)从否定角度,有为政府是与无为政府及乱为政府相对应的政府,只有一个行为主体所为的结果是好的,符合社会预期的,这样的行为才是“有为”,因而“有为政府”必然是给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做出贡献的政府。[2]总体上,这两方面的界定本身没有明显缺陷,不过,正面定义主要从产业政策着手,似乎比较狭窄;反面定义则从词义着手,又似乎显得比较宏大和含糊。

作者  | 2017-2-27 7:39:13 | 阅读(974) |评论(2) | 阅读全文>>

朱頠玥画作拣选之八(油画人物11张)

2017-2-20 14:58:01 阅读783 评论2 202017/02 Feb20

第三期的油画:人物11张留存

作者  | 2017-2-20 14:58:01 | 阅读(783) |评论(2) | 阅读全文>>

特朗普的保护主义能否成功?

2017-2-11 10:10:55 阅读799 评论1 112017/02 Feb11

特朗普的保护主义能否成功?

朱富强

(中山大学  岭南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当前社会上广为流传着“中等收入陷阱”说,但实际上,“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源自一国经济和产业政策的失误,并且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以及需求结构转换而得以摆脱,从而不具有必然性。与此不同,发达国家面临着更为一般的经济增长逐渐下降和收入水平停滞的困境,经济长期衰退不仅已经或正在成为发达国家的新常态,而且也反映了一种更为普遍的经济现象乃至一般规律,这就是“高收入陷阱”。事实上,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采取积极的和非积极的保护主义政策试图重建美国制造业进而维持美国的强大,这只不过是对突破“高收入陷阱”所做的挣扎,尽管可能会产生一些短期效果,但长期上根本无济于事。究其原因,“高收入陷阱”具有很强的必然性,因为它受困于发达国家政策的二难困境。不仅美国如此,其他发达国家近年来都在不同程度上转向保护主义,但几乎都无法扭转困局。这里就其中的逻辑机理作一解说。

一、富裕国家为何趋向经济保护主义

一般来说,经济的快速增长需要有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而这往往又依赖一个不断扩展的海外市场。这已经为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所证实。当然,不同时期以及不同国家在海外市场的扩张和掠夺中所采取的手段存在不同:有的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先导,如西欧各国在重商主义时期就是如此;有的则依靠自身的经济竞争力,“二战”后新兴市场国家大致如此;有的则依靠两种力量的相互补充,美国目前使用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就是如此。不过,在一个自由贸易的国际环境中,经济竞争力往

作者  | 2017-2-11 10:10:55 | 阅读(799) |评论(1) | 阅读全文>>

马克思经济学如何构造假设(分析思维之二)

2017-1-17 7:36:13 阅读942 评论0 172017/01 Jan17

约定主义、解释共同体以及两大流派的分析特质

: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假设比较

朱富强

本章导读: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都为其理论研究预设一个参照系,以作为更好地分析和解释现实的标尺。但是,这两类参照系的性质是不同的:马克思经济学的参照系是一种理想状态,致力于对事物本质的揭示或体现,从而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可实现性;相反,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所预设的抽象假设,仅仅是为了解释的方便,从而往往不具有现实性和可实现性。正因如此,两者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蜕变为一种解释性的学科,而马克思经济学则不仅要认识世界还要改造世界。显然,从解决问题这一科学的根本目的来看,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路线比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更全面,它所设立的理想状态也更有意义。

一、前言

迄今为止的经济学各流派的理论体系都是建立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之基础上,从而都是在特定的解释共同体范围内按自身的标准进行自圆其说的演绎和证明的。基于这种情形,有学者就主张将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置于假设的基础上进行讨论,强调马克思经济学也符合假设-演绎分析法。[1]不过,问题并不在于任何理论一定都会以假设前提为基础,而在于不同学说的假设前提在性质上的差异。那么,两大经济学分之所设定的前提假设有何不同特质呢?

不争的事实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假设往往是非真实的,甚至是永远不可能现实存在的。进而,马克思经济学所依赖的假设是否也具有这种非现实性?显然,如果两者的假设都具有同样的非现实性,那么,两大学术体系的差异就仅仅体

作者  | 2017-1-17 7:36:13 | 阅读(942) |评论(0) | 阅读全文>>

汉初为何要独尊儒学

2017-1-3 8:29:42 阅读980 评论0 32017/01 Jan3

汉初为何要独尊儒学

朱富强

在中国,取代秦王朝的不是分裂和混乱,而是一个新的统一帝国,并且,此后帝国的统一占据了中国社会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初创的汉王朝面临着这样两大社会情势和要求。(1)多年的战争使得百业荒废、社会无序、百姓流离失所,因而帝国统一之后的百姓极其渴望社会稳定;在这种情势下,体现强烈争斗性的工具理性在某种程度上就显得与形势不太适应了,这是新取得政权的王朝一般都会强烈主张实行偃兵息鼓、放松管制、与民生息之政策的原因。正因如此,出生草莽的汉王朝开创者在取得了政权以后,对先秦盛行的工具理性有意识地加以抑制,并承袭了黄老之术而崇尚清静无为,以与民生息。(2)尽管统治者希望通过“无为”而息止纷争,进而维护新王朝的秩序稳定和既得利益;但是,无为而治并不可持久,从而在诸多方面又一依秦旧而承续法治之轨辙。更重要的是,承袭秦制的同时必须防止因秦旧峻法而导致新的民怨,同时也必须给新王朝所推出的新法制以一定的合理性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汉王朝就重新到儒家经典的天道性理中去寻找典章制度之依据,这是两汉一代重视儒术并且强调治经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一旦秦王朝崩溃而汉王朝确立,当时亲历秦王朝兴衰的一些思想家就开始总结秦王朝的经验教训。例如,陆贾就提出了天下能“马上得之”而不能“马上治之”的看法,稍后的贾谊更进一步提出了“取与守不同述”的论点。在这种情况下,汉王朝虽然在基本制度和体制上“汉承秦制”,但同时又在“汉惩秦失”的基础上调整了统治思想。特别是,它充分吸收了秦王朝忽视价值理性的教训:为了维持长治久安,除了初期延续一定的黄(帝)老(子)之术作为维护社会

作者  | 2017-1-3 8:29:42 | 阅读(980) |评论(0) | 阅读全文>>

马克思经济学的制度研究(分析思维之三)

2017-1-1 7:43:05 阅读1660 评论1 12017/01 Jan1

马克思经济学制度研究的基本路线

:从本质到现象的五层次分析及其阐释

朱富强

本章导读:马克思经济学在制度研究中发展了从本质到现象的基本路线,它将基于“应然”的规范分析和基于 “实然”的实证分析结合起来。这条制度研究路线可具体分解为五大层次:一是揭示制度的应然本质;二是剖析制度的实然现状;三是探究实然制度背离其本质的成因;四是考察实然制度的影响及危害;五是探究制度改进的方向和措施。这一研究框架几乎适用于所有公共领域的事务分析,包括所有的社会组织、组织内部的微观制度、一般宏观社会制度、社会经济热点问题,等等,并比现代主流经济学范式更有利于对真实世界的全面剖析。

一、前言

作为一门关注人类社会福利的社会科学,经济学不是一门纯粹的工艺学,也决不像新古典经济学所宣称的那样仅仅关注物质资源的配置问题,相反,它的研究对象根本上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行为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社会经济现象。因此,经济学根本上应该关注公共领域的问题,也就是广义制度问题,这也正是早期经济学尤其是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主要对象。从起源学角度看,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对象是组织,首先是有关家庭组织的管理原则,后来组织的范围从家庭拓展到了城邦和民族国家,从而出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应地,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公共领域,尤其关注具体的社会制度问题,为社会制度的改进和完善付出了巨大的热情和智慧。这意味着,政治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具有很大程度的等同性:两者都研究社会制度的产生、演化、缺陷、完善以及制度变迁对个体行为并进而对社会经济现象的影响,从而也应该采用相似的研究方法。为此,要探索和构建合理的制度研究路线,就应该回到古典经济学中去。

作者  | 2017-1-1 7:43:05 | 阅读(1660) |评论(1) | 阅读全文>>

三教合流与新儒学的出现

2016-12-27 8:22:30 阅读785 评论8 272016/12 Dec27

三教合流与新儒学的出现

朱富强

新儒学的出现是儒学批判性学习、吸收和改造佛教和道教的结果,它在佛道的宇宙论、认识论的基础上重建孔孟的道统。从历史上看,新儒学的兴起主要有两个关键时期,这都是发生在儒学出现信众危机的时期。这里再作一梳理。

一、儒学的第一次危机出现在唐代中期

当时有这样两大社会背景:(1)自汉以降,儒学分为两面,其中,北方重治道,南方重治经,而唐王朝乃承袭北方之传统;因此,尽管有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但唐代经术已经衰败不堪。钱穆言,“通论有唐一代,儒学最为衰微,不仅不能比两汉,并亦不能比两晋南北朝”。[1](2)由于唐王室与老子同姓,而武则天又出自佛门,因而唐朝的道教和佛教势力急速膨胀。同时,在学术思维上,佛道逐渐发展出了细密严谨的思辨理论体系:其中,佛教构筑了以“诸行无常、诸漏皆苦、诸法无我”为主旨的宇宙论、世界观和认识论,如基于“人生是苦”和“五蕴皆空”而发展出解脱的一整套认识论,合称“四圣谛”的苦、集、灭、道;道教则以养生为主旨,并由此发展出一套将炼丹、长生、静坐等个人修炼与天地宇宙统合起来的宇宙论和认识论。正因如此,尽管在政治体制、生活行为以及日常观念上儒家还处于支配作用,但在意识形态以及哲学论理上佛道却风靡数百年。显然,正是面对这种情势,从南朝到唐代,一直有一些儒者基于社会效用、现实利害关系角度而发起排佛道运动。

事实上,正是由于原儒面对佛道挑战的无能为力,一些学者也开始对流行的儒学进行改革,强调儒学中“道”的传统。例如,韩愈在《原道》中说:“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

作者  | 2016-12-27 8:22:30 | 阅读(785) |评论(8) | 阅读全文>>

汉以降的儒学二元分化

2016-12-26 8:08:56 阅读778 评论6 262016/12 Dec26

汉以降的儒学二元分化

朱富强

汉代建立后,统一的中华社会促使了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的结合。但是,结合方式与西方中世纪还是存在差异。一方面,由于基督教曾经遭受世俗政权的长期迫害,因而基督教往往尽量避免与世俗政权相混和,并一直在发展“恺撒的东西归恺撒,上帝的东西归上帝”的二元思想。正因如此,在漫长的中世纪,尽管教皇和国王虽然经常为争夺权力而争吵,但基本上谁都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另一方面,中国的儒学本身与原始宗教具有继承关系,而在原始宗教的发展过程中,它一直处于世俗政权的附庸地位。正因如此,中国的宗教一开始便与政治结合在一起,这也是政治儒学偏盛的内在原因。特别是,自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并贯彻“独尊儒术”的政策之后,儒学的官学特性就越来越明显,儒学也不再像战国时代那样兴起于田野,而成为王官之学。其实,尽管汉武帝和秦始皇的政策不同,但他们都加强了对私学的控制。钱穆就写道:“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吏为师,禁天下之以古非今。迄于汉武,不及百年,乃表章六艺,高慕尧舜,出处以希古法先为务。若汉武之与始皇,所处在绝相反之两极。而论其措施,则汉武之置五经博士,设博士弟子员,即犹始皇之焚非博士官书,以吏为师,通私学于王制也。”[1]

正是思想和政权的结合,在不同时期就对社会发展造成了完全不同的影响。一般地,在社会向上发展时期,思想的政治化总体上还可以保持良性、健康的发展。例如,西汉的儒学无论是治道还是传经都是为了社会服务,都是积极入世的。相反,在社会向下沉沦时期,思想的政治化就往往会导致思想的堕落和分化。例如,到了东汉末期随着社会出现了衰败以及朝政不纲,原来政治和心性

作者  | 2016-12-26 8:08:56 | 阅读(778) |评论(6) | 阅读全文>>

如何理解有为政府的基础理论:林田争论之一

2016-12-10 8:51:21 阅读1034 评论6 102016/12 Dec10

政府功能及其限度

:田国强和林毅夫之争的逻辑考辨之一

朱富强

本文导读:现实生活中的市场失灵远比新古典经济学所承认的要广泛,这就赋予了政府远比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有限政府更为广泛的职能,这也就为有为政府夯实了理论基础。有为政府说的“有为”“无为”和“乱为”都是针对市场缺陷及其失灵而言的,因而有为政府的作用边界是清楚的,有为政府的概念也是逻辑自洽的;同时,基于市场缺陷的弥补为有为政府确立了一个理想目标,而现实政府要不断接近这一目标则需要一个过程,这又有赖于有为政府主导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因而有为政府体现了目标和过程的统一。此外,田国强论证有为政府无效和有为政府高效的逻辑和证据并不能经受思辨逻辑的拷问,集中在产业政策上也是如此,如市场机制和民营企业并不能有效避免和摆脱产能过剩问题。最后,在市场化改革的推行也并不必然导向有限政府而非有为政府;相反,如果考虑真正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反而是更佳的归宿。尽管如此,现代经济学人还是普遍反对有为政府而信奉有限政府,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出于真实科学的研究,不如说更主要是源自传统智慧所塑造的神话,而对神话的信仰往往会造成学术的对立。

一、引言

经济学是一门致用之学,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是要理解、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从而为社会经济政策服务。其中,学好经济学的基本要求就是要能够认识市场和政府的功能及其作用范围,让两者都能够各司其职,从而为推动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发挥出最大积极作用。穆勒就曾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无论是在政治科学中还是在实际政治中,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都是,政府的职能和作用的适

作者  | 2016-12-10 8:51:21 | 阅读(1034) |评论(6) | 阅读全文>>

朱頠玥画作拣选之七(油画风景静物15张)

2016-10-15 8:56:22 阅读1124 评论2 152016/10 Oct15

第二期的油画:风景和静物15张留存

作者  | 2016-10-15 8:56:22 | 阅读(1124) |评论(2) | 阅读全文>>

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路线(分析思维之一)

2016-9-4 12:07:31 阅读1397 评论1 42016/09 Sept4

马克思经济学“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

:古典政治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比较

朱富强

本章导读:有别于现代主流经济学,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遵循着一种从本质到现象的基本路线:首先透过现象去探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其次分析事物的现状表现,其三剖析现状的成因及其与偏离本质之处,其四分析异化现状下的种种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最后是寻找纠正事物异化的途径。显然,这种研究路线不仅与社会科学的学科性质相适应,而且也比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更全面,因而更值得继承和发扬。

一、引言

作为一门“致用之学”的社会科学,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根本上要实现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需要透过现象挖掘本质,需要解释现实社会经济变动中的趋势或规律。马克思曾强调,“如果事物的现象与本质一致的话,科学就成了多余的东西。”[1]但显然,纯粹的数理建模或数学推导仅仅可以获得一些取决于假设前提的逻辑结论,纯粹的计量实证和回归分析也主要只是对现象的描述或解释,这两者都无法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同时,即使现代主流经济学倾向于将逻辑推导或计量实证视为客观的,但实际上无论是前提设定还是数据选择,根本上渗透了人的认知;无论是数学工具还是数据资料乃至现象本身,都是沉默的,对它们的认识根本上来自主体的解读,来自主体对变量、模型以及检验手段等的选择。

也是基于上述原因,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结合就会存在两方面的难题。第一,既然本质本身是主观和相对的,我们又如何辨别本质的证伪呢?存在什么判断方法吗?布劳格问道:“我们怎么能够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即没有一些关于什

作者  | 2016-9-4 12:07:31 | 阅读(1397) |评论(1) | 阅读全文>>

为什么不是休谟而是斯密写出了《国富论》

2016-9-2 12:39:32 阅读1484 评论0 22016/09 Sept2

为什么不是休谟而是斯密写出了《国富论》

朱富强

休谟(D.Hume,1711-1776)是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从重商主义向古典主义过渡的一位重要的承前启后的杰出人物。在所有古典经济学的先驱当中,休谟与斯密的观点也最为接近。那么,为何是斯密而不是休谟写出了《国富论》呢?我们可以从其成长经历、知识结构以及思维方式中获得启示。

休谟出生在苏格兰爱丁堡的一个名门贵族家庭,父亲是一名乡村绅士,在休谟幼年时便去世了,自小由母亲抚养成人。所幸的是,休谟的父亲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从而使休谟有条件接受良好的教育。休谟很早就为爱好文学的热情所支配,12岁就进入爱丁堡大学攻读古典文学。由于好学而勤勉,众人都期待他休谟从事法律职业,但他很快便厌倦了学校教育,对除哲学和一般学问的钻研之外的任何东西都感到一种不可抑制的嫌恶,因而在15岁时还没有拿到学位就离开大学。休谟起初打算从事法律工作,但真正的兴趣却在哲学方面,并最终决定致力于哲学研究。1734年,休谟放弃短暂的从上生活而到了法国,打算在法国乡下隐居研读,并期望成为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正是在隐居法国的三年期间,休谟开始撰写他的主要哲学著作《人性论》,并在30岁之前完成。但是,《人性论》出版后并没有产生影响,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公认宗教原则的批驳。休谟(2010:2)自己说,“它从机器中一生出来就死了,它无声无臭的,甚至在热狂者中也不曾刺激起一次怨言来。不过我的天性是愉快的、乐观的,所以在受了打击之后不久就恢复了常态,而且在乡间热烈地从事研读。”

由于宗教的原因,1744年休谟未能获得爱丁堡大

作者  | 2016-9-2 12:39:32 | 阅读(1484) |评论(0) |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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