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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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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企业的社会责任

2017-6-13 8:23:39 阅读1652 评论0 132017/06 June13

如何理解企业的社会责任

朱富强

主流经济理论往往把经济领域视为不受伦理制约的,在这个领域中起作用的是利润最大化规律。显然,这种利润最大化的观点主要源于近代资本主义催生的股东价值观,但这种过分强调了股东价值和利润最大化的观点,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站不住脚的。(1)就理论而言,企业组织作为一系列生产要素相联系而形成的社会协作系统,它不属于任何单一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所有;相应地,企业行为不仅是为了出资者的利益,而是要增进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且,尽管企业组织是由不同生产要素所构成,但企业行为却不能被描述为各个生产要素所有者的行为之和;相反,它也有自己独特的目标、利益、行为方式乃至社会赋予的道德要求,必须为自己的长期生存承担责任。一些具有社会理念的企业家就宣称,追求利润应该是为了社会、为了家庭以及为了人,首先是应该为了从业人员和股东,同时照顾顾客的利益,如果还有剩余就应该为文化、社会做贡献。(2)就实践而言,企业行为不仅影响股东的利益,也不仅影响生产者和管理者等内部人士的利益,而且还会影响债务人、债权人、顾客、上下游企业、行业、社区以及整个社会的利益。事实上,2008年发生的“毒奶粉”事件就不仅严重影响整个国产奶粉,而且使得人们对整个国货产生了信任危机,甚至也成为西方对中国货实行贸易壁垒的一个借口。例如,韩国的“乐天imall”公司就宣称,停止出售中国产士力架、Kit Kat巧克力威化、奥利奥、德芙等4个品牌的巧克力及饼干类产品。正因如此,企业组织绝不是如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所宣称的那样,其基本和唯一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相反,它本身是构成社会的一个细胞

作者  | 2017-6-13 8:23:39 | 阅读(1652) |评论(0) | 阅读全文>>

交易成本企业理论的缺陷何在

2017-6-1 7:47:03 阅读961 评论0 12017/06 June1

认识交易成本企业理论的缺陷

朱富强

早期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关注财富增长和劳动分工,并从分工角度的考察企业组织中内生效率的根源,从而对企业组织的本质、发展和运行机理作了相当程度的探索;但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却抛弃了企业的具体多样化特点,将之抽象成一个空洞的名词,从而留给后来者一串数字上的最大化假定。究其原因,新古典经济学抛弃了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假设,认为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动而完美地配置着社会资源,从而使社会福利趋向最大化。正是基于资源配置的角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简单地把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分成生产者和消费者,并把生产简单地视为一种物质转换过程中的纯粹技术性关系,作为生产者的企业也被视为一个只要投入一定量的生产要素就能产出一定量产品的工程学意义上的技术体系。这样,在新古典主义的模型中,企业作为生产单位,只是一个壳而没有任何内容,仅仅是作为一个自动转化器;也即,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被视为一个完全有效而没有“摩擦”的“黑箱”。问题是,既然市场是有效的,市场交换能够自发引导分工;那么,企业组织又为什么存在?同时,如果企业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技术关系,那么,企业形态又为什么如此绚丽多彩?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重新唤起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思索,并发展了一系列的理论和假说。事实上,自科斯1937年发表了《企业的性质》一文以来,特别是20世纪50、60年代以来,由新制度主义开出了绚丽多彩的企业文献,并成为目前理论界的一个热点。然而,尽管新制度主义的企业理论往往被视为是对新古典企业理论的革新,单由于思维上的继承性,新制度主义的企业理论也只能涉及到企业的表面,而

作者  | 2017-6-1 7:47:03 | 阅读(961) |评论(0) | 阅读全文>>

如何理解企业组织的产生及其演变

2017-5-18 8:19:47 阅读1128 评论1 182017/05 May18

企业组织的产生及其演变

朱富强

一般地,随着人类交往范围的扩展,人类社会也由共同体逐渐过渡到了社会。哈耶克(2000b:44)就指出,“与外邦人发生有利交往的机会的扩大,也会使已经发生的与原始小群体中那种休戚与共、目标一致和集体主义的决裂得到进一步强化。”显然,正是基于这种转变,传统以家庭为核心的缘组织逐渐被以分包制为特征的契约组织所取代,从而促使了分工半径的扩展。但是,随着维系传统共同体的缘伦理纽带日益松弛,早期的契约组织中也滋生出了大量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影响了分工的效率,阻止了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在这种情况下,一种特殊的商人就改变了交换过程:他并不是简单地买卖东西,而是购买或租用投入,组织生产过程,然后再售出产品和劳务,从而成为生产过程的领导者、指挥者。显然,这就是企业家角色的出现,他们比一般商人更有力地把正式的组织引入市场。钱德勒(1987:50)发现,在美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有些承包商已经朝专业化发展,只要哪里有工程进行,他们就走到哪里。”并且,这些承包商有的已经开始组成合伙公司。在这种新的组织中,那些大商人逐渐控制了生产和销售,控制了生产者的工作,并逐渐树立了权威;他们可以对生产的过程、产品、质量发出指令,并可以有计划地进行。

与此同时,那些从小群体的控制和应尽义务中解脱出来的人,由于长期定居于另一些群体中,从而与另一些群体的成员建立了关系网络,从而逐渐孕育出了一种新型的秩序。这种扩展秩序不是“因为他们互以邻居相待,而是因为他们在相互交往中采用了扩展的规则,譬如有关分立的财产和契约的规则,代替了那些休戚与共和利他主义的规

作者  | 2017-5-18 8:19:47 | 阅读(1128) |评论(1) | 阅读全文>>

认识介于家庭与企业间的生产组织——分包组织

2017-5-11 6:07:22 阅读1159 评论0 112017/05 May11

弱显性式的契约协调及相应的契约组织

朱富强

我们知道,家庭组织曾是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主要生产组织形态,但由于缘协调受到地域和交易对象的限制,因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创新和行为的变异,市场组织形态也就开始发生演化:由早期基于多缘关系的隐性协调组织向基于普遍关系的显性协调组织发展;这就是基于契约协调的契约组织的出现。显然,契约协调是为适应人类交往扩大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共同体的限制,通过引入一定的外生规则而加强了超越缘关系的协调的力度,从而具有了早期显性协调的特征;与此同时,由于这种组织内部中还没有形成较为稳定和强大的权威关系,从而对契约的执行还缺乏强有力的控制,因而笔者把称为弱显性的协调方式。

其实,正如滕尼斯(1999,74、95)指出的,“默认一致是对于一切真正的共同生活、共同居住和共同工作的内在本质和真实情况的最简单表示”,这意味着,早期缘组织是比较稳定的,也比较容易形成持久的协作关系。但是,在契约组织中,“人人为己,人人都处于同一切其他人的紧张状况之中。他们的活动和权力的领域相互之间有着严格的界限,任何人都抗拒着他人的触动和进入,触动和进入立即被视为敌意”;因此,契约组织往往是不稳定的,以至契约式协调也具有强烈的过渡性特征。特别是,从缘协调组织向契约组织过渡,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原来基于默示一致基础上的隐性协调,从而造成了新的如机会主义等契约的执行问题,因而契约组织本身也处于不断演化的状态。是以本节就此作一说明。

1.3.1业缘的扩展和契约式分工的出现

既然缘组织会逐渐演化为契约组织,那么,我们

作者  | 2017-5-11 6:07:22 | 阅读(1159) |评论(0) | 阅读全文>>

认识早期的生产组织:缘组织

2017-5-4 8:29:16 阅读1904 评论0 42017/05 May4

早期隐性式的缘协调以及缘组织的形成

朱富强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指出,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由于天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而自发地或“自然地”产生的分工。恩格斯则进一步指出,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发生的。显然,基于男女之间的分工而形成的组织就是家庭,这是最初的分工组织形态;并且,随着家庭组织形态的建立,分工就不仅限于男女之间,而是在家庭成员之间基于性别和年龄的分工,也不局限于生育这一个小的领域,而是发展到更为广泛的经济领域。究其原因,人类最原始也是最显著的差别就表现在生理性别上,这种关系是天然的,因而早期的分工也主要体现在男女之间,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家庭组织;后来,随着人类需求和交往的扩展,人类分工逐渐超出了家庭范围,而在社会上以契约形式形成新的分工。所以,梅因(1959:96)指出,随着社会互动的扩展,用以代替缘关系的就是“契约”关系;而在此以前,“人”的一切关系都被概括在“家族”关系中。也就是说,最早的协调形式是发生在小团体之间,它们基于私人密切关系而自发形成,笔者把这种协调方法称为“缘协调”方式。

至于这种协调方式的特点,正如滕尼斯(1999:72)曾指出的,在以缘关系为基础的共同体中,“相互之间的——共同的、有约束力的思想信念作为一个共同体自己的意志,就是这里应该被理解为默认一致的概念。它就是把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成员团结在一起的特殊的社会力量和同情。也就是说,默认一致是建立在相互间密切的认识之上的,只要这种认识是受到一个人直接参与另一个人的生活及同甘共苦的倾向所制约,并反过来又促进这种倾向。因此

作者  | 2017-5-4 8:29:16 | 阅读(1904) |评论(0) | 阅读全文>>

如何认识生产组织的嬗变

2017-4-26 16:42:45 阅读1010 评论1 262017/04 Apr26

理解企业组织的产生和演化

--分工深化、协调增进和组织嬗变

朱富强

一、引言

有效劳动价值论指出,价值增进是社会上各分立劳动间的协调水平不断提高的产物,而协调水平的提高则来自协调机制的深化和转换;因此,人类社会的一切机制和组织之所以会出现并发生演变,都源于人类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增进劳动间的协调,也即,组织的嬗变是协调机制不断增进的结果(朱富强,2004:第4章)。关于这一点,康芒斯也较早地就认识到了,他指出,建立经济组织绝不是主流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单纯是为了解决各种技术上的问题,如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其他物理的或技术方面的问题;相反,建立经济组织的目的往往是为了协调交易双方的矛盾,以避免实际的或可能发生的冲突(转引自威廉姆森,2002:11)。显然,企业组织作为生产组织的一种基本形态,其本质就是一种协作系统;关于这一点,钱德勒(1987:578)也写道:“毫无疑问,产品流量通过生产和分配的速度和均衡性、以及组织这些流程的方式必然影响到产量和单位成本。除非经济学家能够对管理协调的功能加以分析,否则公司理论将仍然基本上是一种生产理论。组织结构(生产要素通过它才能得以结合)不仅调节着主要经济部门中当前产品流程,它还要为未来的经济活动分配资源,因而更值得经济学家注意。”

问题是,既然“在现代公司出现之前,这种小规模的、由个人拥有和经营的企业的各项活动是市场和价格机制来协调和控制”的,那么,又是如何演化到在现代工商企业中雇佣的“各种层次的中、高层支薪经理来管理并协调在其控制下的各单位的工作”呢?要理解这一问题,就必须真

作者  | 2017-4-26 16:42:45 | 阅读(1010) |评论(1) | 阅读全文>>

两类思维和两种经济学说

2017-3-31 8:05:39 阅读1633 评论6 312017/03 Mar31

经济学说的两类特征及其价值

:兼论分析和综合两种方法

朱富强

摘要:学术研究有两种基本思维:(1)“分”析思维,它基于特定前提假设进行形式逻辑推理;(2)综“合”思维,它基于对不同侧面的分析思维及其相关认知的契合。相应地,就形成两类基本科学命题:(1)由“分”析思维得出分析命题,它注重逻辑一致性;(2)由综“合”思维获得综合命题,它主张理论与现实的一致性。进而,在“分”析路线中,假设前提改变往往会带来完全新颖的结论,这就产生了“革命性”学说;但同时,这种学说只是基于特定视角和假设而忽视其他,从而就具有片面性。相反,在综“合”路线中,各种不同侧面的学说被契合在统一框架下,从而产生了“综合性”学说;但同时,各种不同的思维和假设往往很难有机统一起来,从而就具有逻辑模糊性。在经济学说史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两类学说的存在,如斯密和穆勒的学说就属于综合性学说,而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的学说则属于革命性学说。对学说特性的区分,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两类学说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进而更全面地审视当前流行的经济学说。

一、引言

一般地,具有科学内容的命题有两类:(1)分析命题,即关于“观念间的关系”命题,依靠形式逻辑或“单纯的思维运算”来判别其正确与否,这是一种根基于逻辑一致性的命题,追求的是所谓的逻辑真理;(2)综合命题,即关于“事实间关系”命题,依赖经验事实来确定其真或假,这是一种根基于现实相关性的命题,追求的是所谓的事实真理。显然,由于逻辑一致性与现实相关性之间并不总相一致,因而逻辑真理与事实真理往往会发生背离。这里涉及何种逻辑,核心是要区分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

作者  | 2017-3-31 8:05:39 | 阅读(1633) |评论(6) | 阅读全文>>

企业家精神能否带来有效市场

2017-3-1 13:33:39 阅读1724 评论0 12017/03 Mar1

企业家精神能否自动带来有效市场

--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观审视

朱富强

摘要:奥地利学派将有目的的人类行为视为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单位,强调要集中分析行为的动机而非行动的结果;同时,将对市场环境中的利润机会保持警觉的特性视为企业家精神,而将充分利用这些信息的能力就是企业家才能。奥地利学派认为,正是由于企业家的作用,市场经济中的分散信息得以发现和利用、进而实现市场协调和市场秩序的扩展。正因如此,奥地利学派高度推崇企业家的作用。然而,由于正统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才能理论根基于“套利”说,它无法界分企业家行为和非企业家行为,无法界分垄断行为和非垄断行为,无法认识销售成本和产品差异,也无法甄别企业家的欺诈和强制;相应地,也就无法区分不同企业利润的性质,无法区分不同市场行为的作用,进而不能理解市场的非效率存在。

一、引言

在引起广泛关注的张维迎和林毅夫之争中,张维迎诉诸于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哈耶克分析范式来反对林毅夫的产业政策。张维迎认为自己信奉的是“米塞斯-哈耶克范式”,这是一种“演化范式”;相反,林毅夫信奉的是“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是一种“设计范式”。[1]按照米塞斯-哈耶克市场理论,市场最重要的特征是变化而非均衡,市场竞争是人们发现和创造新的交易机会、新的合作机会的过程。相反,市场竞争所依赖的行动或条件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之间却显得不相容。例如,米塞斯-哈耶克范式的创新一定会导致竞争的不完全,甚至导致所谓的“垄断”,这显然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假设不相容;再如,米塞斯-哈耶克范式将信息的分散性、主观性和不对称性视为需要

作者  | 2017-3-1 13:33:39 | 阅读(1724) |评论(0) | 阅读全文>>

有为政府的概念能否自洽:林田争论之二

2017-2-27 7:39:13 阅读1300 评论2 272017/02 Feb27

政府功能及其限度

:田国强和林毅夫之争的逻辑考辨之而

三、有为政府的概念是否自洽:田国强的逻辑审视

上面从广泛存在的市场失灵对“为何需要有为政府”作了理论上的论证,这有助于我们清楚地理解有为政府的含义,进而也就可以对田国强等人的疑问或质疑进行释义和疏通。事实上,田国强就指出,国内学术界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根本上是政府角色和定位的关键性问题:“实现创新驱动的关键到底主要靠的是,通过市场化的改革来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从发展、全能型政府转向维护、服务型有限政府,还是采用政府政策继续坚持有为政府?也就是,是将政府职能导向定位于有限政府还是有为政府?”[1]不过,在田国强看来,“有为政府”一词充满了语义含混和逻辑矛盾,从而强烈反对使用“有为政府”一词而主张使用“有限政府”一词。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有为政府”一词呢?本部分紧扣田国强的分析逻辑就“有为政府”概念的自洽性作一解析。

(一)如何定义有为政府

林毅夫对有为政府的定义可以从正反两层面加以概括:(1)从肯定角度,有为政府是指在经济发展结构转型过程中,当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出现了市场不能做或不能为的市场失灵时,促使无效市场变成有效而采取因势利导的行动以推动经济结构按照要素禀赋结构和相应的比较优势变化而调整的政府;(2)从否定角度,有为政府是与无为政府及乱为政府相对应的政府,只有一个行为主体所为的结果是好的,符合社会预期的,这样的行为才是“有为”,因而“有为政府”必然是给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做出贡献的政府。[2]总体上,这两方面的界定本身没有明显缺陷,不过,正面定义主要从产业政策着手,似乎比较狭窄;反面定义则从词义着手,又似乎显得比较宏大和含糊。

作者  | 2017-2-27 7:39:13 | 阅读(1300) |评论(2) | 阅读全文>>

朱頠玥画作拣选之八(油画人物11张)

2017-2-20 14:58:01 阅读1105 评论2 202017/02 Feb20

第三期的油画:人物11张留存

作者  | 2017-2-20 14:58:01 | 阅读(1105) |评论(2) | 阅读全文>>

特朗普的保护主义能否成功?

2017-2-11 10:10:55 阅读1105 评论1 112017/02 Feb11

特朗普的保护主义能否成功?

朱富强

(中山大学  岭南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当前社会上广为流传着“中等收入陷阱”说,但实际上,“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源自一国经济和产业政策的失误,并且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以及需求结构转换而得以摆脱,从而不具有必然性。与此不同,发达国家面临着更为一般的经济增长逐渐下降和收入水平停滞的困境,经济长期衰退不仅已经或正在成为发达国家的新常态,而且也反映了一种更为普遍的经济现象乃至一般规律,这就是“高收入陷阱”。事实上,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采取积极的和非积极的保护主义政策试图重建美国制造业进而维持美国的强大,这只不过是对突破“高收入陷阱”所做的挣扎,尽管可能会产生一些短期效果,但长期上根本无济于事。究其原因,“高收入陷阱”具有很强的必然性,因为它受困于发达国家政策的二难困境。不仅美国如此,其他发达国家近年来都在不同程度上转向保护主义,但几乎都无法扭转困局。这里就其中的逻辑机理作一解说。

一、富裕国家为何趋向经济保护主义

一般来说,经济的快速增长需要有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而这往往又依赖一个不断扩展的海外市场。这已经为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所证实。当然,不同时期以及不同国家在海外市场的扩张和掠夺中所采取的手段存在不同:有的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先导,如西欧各国在重商主义时期就是如此;有的则依靠自身的经济竞争力,“二战”后新兴市场国家大致如此;有的则依靠两种力量的相互补充,美国目前使用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就是如此。不过,在一个自由贸易的国际环境中,经济竞争力往

作者  | 2017-2-11 10:10:55 | 阅读(1105) |评论(1) | 阅读全文>>

马克思经济学如何构造假设(分析思维之二)

2017-1-17 7:36:13 阅读1266 评论0 172017/01 Jan17

约定主义、解释共同体以及两大流派的分析特质

: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假设比较

朱富强

本章导读: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都为其理论研究预设一个参照系,以作为更好地分析和解释现实的标尺。但是,这两类参照系的性质是不同的:马克思经济学的参照系是一种理想状态,致力于对事物本质的揭示或体现,从而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可实现性;相反,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所预设的抽象假设,仅仅是为了解释的方便,从而往往不具有现实性和可实现性。正因如此,两者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蜕变为一种解释性的学科,而马克思经济学则不仅要认识世界还要改造世界。显然,从解决问题这一科学的根本目的来看,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路线比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更全面,它所设立的理想状态也更有意义。

一、前言

迄今为止的经济学各流派的理论体系都是建立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之基础上,从而都是在特定的解释共同体范围内按自身的标准进行自圆其说的演绎和证明的。基于这种情形,有学者就主张将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置于假设的基础上进行讨论,强调马克思经济学也符合假设-演绎分析法。[1]不过,问题并不在于任何理论一定都会以假设前提为基础,而在于不同学说的假设前提在性质上的差异。那么,两大经济学分之所设定的前提假设有何不同特质呢?

不争的事实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假设往往是非真实的,甚至是永远不可能现实存在的。进而,马克思经济学所依赖的假设是否也具有这种非现实性?显然,如果两者的假设都具有同样的非现实性,那么,两大学术体系的差异就仅仅体

作者  | 2017-1-17 7:36:13 | 阅读(1266) |评论(0) | 阅读全文>>

汉初为何要独尊儒学

2017-1-3 8:29:42 阅读1292 评论0 32017/01 Jan3

汉初为何要独尊儒学

朱富强

在中国,取代秦王朝的不是分裂和混乱,而是一个新的统一帝国,并且,此后帝国的统一占据了中国社会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初创的汉王朝面临着这样两大社会情势和要求。(1)多年的战争使得百业荒废、社会无序、百姓流离失所,因而帝国统一之后的百姓极其渴望社会稳定;在这种情势下,体现强烈争斗性的工具理性在某种程度上就显得与形势不太适应了,这是新取得政权的王朝一般都会强烈主张实行偃兵息鼓、放松管制、与民生息之政策的原因。正因如此,出生草莽的汉王朝开创者在取得了政权以后,对先秦盛行的工具理性有意识地加以抑制,并承袭了黄老之术而崇尚清静无为,以与民生息。(2)尽管统治者希望通过“无为”而息止纷争,进而维护新王朝的秩序稳定和既得利益;但是,无为而治并不可持久,从而在诸多方面又一依秦旧而承续法治之轨辙。更重要的是,承袭秦制的同时必须防止因秦旧峻法而导致新的民怨,同时也必须给新王朝所推出的新法制以一定的合理性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汉王朝就重新到儒家经典的天道性理中去寻找典章制度之依据,这是两汉一代重视儒术并且强调治经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一旦秦王朝崩溃而汉王朝确立,当时亲历秦王朝兴衰的一些思想家就开始总结秦王朝的经验教训。例如,陆贾就提出了天下能“马上得之”而不能“马上治之”的看法,稍后的贾谊更进一步提出了“取与守不同述”的论点。在这种情况下,汉王朝虽然在基本制度和体制上“汉承秦制”,但同时又在“汉惩秦失”的基础上调整了统治思想。特别是,它充分吸收了秦王朝忽视价值理性的教训:为了维持长治久安,除了初期延续一定的黄(帝)老(子)之术作为维护社会

作者  | 2017-1-3 8:29:42 | 阅读(1292) |评论(0) | 阅读全文>>

马克思经济学的制度研究(分析思维之三)

2017-1-1 7:43:05 阅读1982 评论1 12017/01 Jan1

马克思经济学制度研究的基本路线

:从本质到现象的五层次分析及其阐释

朱富强

本章导读:马克思经济学在制度研究中发展了从本质到现象的基本路线,它将基于“应然”的规范分析和基于 “实然”的实证分析结合起来。这条制度研究路线可具体分解为五大层次:一是揭示制度的应然本质;二是剖析制度的实然现状;三是探究实然制度背离其本质的成因;四是考察实然制度的影响及危害;五是探究制度改进的方向和措施。这一研究框架几乎适用于所有公共领域的事务分析,包括所有的社会组织、组织内部的微观制度、一般宏观社会制度、社会经济热点问题,等等,并比现代主流经济学范式更有利于对真实世界的全面剖析。

一、前言

作为一门关注人类社会福利的社会科学,经济学不是一门纯粹的工艺学,也决不像新古典经济学所宣称的那样仅仅关注物质资源的配置问题,相反,它的研究对象根本上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行为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社会经济现象。因此,经济学根本上应该关注公共领域的问题,也就是广义制度问题,这也正是早期经济学尤其是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主要对象。从起源学角度看,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对象是组织,首先是有关家庭组织的管理原则,后来组织的范围从家庭拓展到了城邦和民族国家,从而出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应地,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公共领域,尤其关注具体的社会制度问题,为社会制度的改进和完善付出了巨大的热情和智慧。这意味着,政治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具有很大程度的等同性:两者都研究社会制度的产生、演化、缺陷、完善以及制度变迁对个体行为并进而对社会经济现象的影响,从而也应该采用相似的研究方法。为此,要探索和构建合理的制度研究路线,就应该回到古典经济学中去。

作者  | 2017-1-1 7:43:05 | 阅读(1982) |评论(1) | 阅读全文>>

三教合流与新儒学的出现

2016-12-27 8:22:30 阅读1093 评论8 272016/12 Dec27

三教合流与新儒学的出现

朱富强

新儒学的出现是儒学批判性学习、吸收和改造佛教和道教的结果,它在佛道的宇宙论、认识论的基础上重建孔孟的道统。从历史上看,新儒学的兴起主要有两个关键时期,这都是发生在儒学出现信众危机的时期。这里再作一梳理。

一、儒学的第一次危机出现在唐代中期

当时有这样两大社会背景:(1)自汉以降,儒学分为两面,其中,北方重治道,南方重治经,而唐王朝乃承袭北方之传统;因此,尽管有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但唐代经术已经衰败不堪。钱穆言,“通论有唐一代,儒学最为衰微,不仅不能比两汉,并亦不能比两晋南北朝”。[1](2)由于唐王室与老子同姓,而武则天又出自佛门,因而唐朝的道教和佛教势力急速膨胀。同时,在学术思维上,佛道逐渐发展出了细密严谨的思辨理论体系:其中,佛教构筑了以“诸行无常、诸漏皆苦、诸法无我”为主旨的宇宙论、世界观和认识论,如基于“人生是苦”和“五蕴皆空”而发展出解脱的一整套认识论,合称“四圣谛”的苦、集、灭、道;道教则以养生为主旨,并由此发展出一套将炼丹、长生、静坐等个人修炼与天地宇宙统合起来的宇宙论和认识论。正因如此,尽管在政治体制、生活行为以及日常观念上儒家还处于支配作用,但在意识形态以及哲学论理上佛道却风靡数百年。显然,正是面对这种情势,从南朝到唐代,一直有一些儒者基于社会效用、现实利害关系角度而发起排佛道运动。

事实上,正是由于原儒面对佛道挑战的无能为力,一些学者也开始对流行的儒学进行改革,强调儒学中“道”的传统。例如,韩愈在《原道》中说:“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

作者  | 2016-12-27 8:22:30 | 阅读(1093) |评论(8) |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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