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 的主要内容见 朱富强的《博弈论》，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年版。
“剩女”为何多在儒家社会？
现代社会尤其是儒家社会中剩女现象日益凸显，并已经引起当前中国社会越来越大的关注：2007年8月“剩女”一词还被教育部列入171个汉语新词之一。问题是，根据数量守恒原理，在一夫一妻的群体中，未婚女性和未婚男性的比例与这个社会的男女比例必然是一样的。也即，未婚男女的比例并不受婚姻状况（即结婚率）的影响。那么，剩女现象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呢？这就需要考虑男女适婚年龄的差异：如果男女的适婚年龄和预期寿命存在差距，那么，在适婚年龄段中的未婚男女比例就会受结婚率的影响。
假设，女性比男性早婚5年（如女性18岁结婚，男性23岁结婚），且女性比男性多活5年（如女性预期寿命为78岁，男性预期寿命为73岁）；那么，在性别比是1:1且分布均衡的社会中，在这个年龄段的成年女性和男性的比例就成了60:50。我们假设，男性的未结婚率为x，那么，女性的未结婚率就为（1/6+5x/6）。也即，女性的未结婚率要比男性高（1-x）/6，女性和男性未结婚率的比例为：（1/6x+5/6），未结婚女性与男性的数量比是（1+1/5x）。显然，由于x≦1，因而随着男性结婚率的上升（也即未结婚率的下降），女性和男性未结婚率的比例在上升，未结婚女性与男性的数量比也在上升，从而女性的未结婚率就比男性更加突出。
例如，如果有1/100的男性未婚，那么就有105/600的女性未婚，女性和男性未结婚率的比例为17.5，未结婚女性与男性的数量比是21；如果有1/20的男性未婚，那么就有5/24的女性未婚，女性和男性未结婚率的比例为4.17，未结婚女性与男性的数量比是5；如果有1/10的男性未婚，那么就有1/4的女性未婚，女性和男性未结婚率的比例为2.5，未结婚女性与男性的数量比是3；如果有1/5的男性未婚，那么就有1/3的女性未婚，女性和男性未结婚率的比例为1.67，未结婚女性与男性的数量比是2；如果有2/5的男性未婚，那么就有1/2的女性未婚，女性和男性未结婚率的比例为1.25，未结婚女性与男性的数量比是1.5；如果有1/2的男性未婚，那么就有7/12的女性未婚，女性和男性未结婚率的比例为1.17，未结婚女性与男性的数量比是1.4；如果有2/3的男性未婚，那么就有13/18的女性未婚，女性和男性未结婚率的比例为1.08，未结婚女性与男性的数量比是1.3；如果全部男性未婚，那么就有全部女性未婚，女性和男性未结婚率的比例为1，未结婚女性与男性的数量比是1.2（即60:50）。
显然，上述数据反映出，在那些结婚率比较高的社会，未婚女性与男性无论是未结婚率的比例还是未结婚数量比都比较高，从而使得未婚女性显得比较突出；相反，如果结婚率比较低，未婚女性与男性无论是未结婚率的比例还是未结婚数量比都比较低；而且，随着结婚率的下降，未婚女性与男性的为结婚率比例趋向于1，而未结婚数量比则趋向于成年人口比，从而使得未婚女性并不显得突出。这也就可以对儒家社会中的剩女现象尤其明显的原因作一解释，因为儒家社会的结婚率相对与西方社会要高得多。
当然，剩女现象的凸显也是结构性问题：一方面，当前中国社会存在明显的男多女少现象，另一方面，大量优秀女性的择偶范围日益缩小。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女性面临着既难嫁又惜嫁之间的矛盾，“难嫁”现象根源于“惜嫁”心理。这又与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有关：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市场领域、参与社会竞争并逐渐排斥了同层次的男性，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越来越多地进入了社会中层，而男性则越来越出现出处于社会的底层和顶层的两极分化状态；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中的女性往往希望与比自己强的男性结婚，以致中层女性的结婚对象主要是上层男性。这样，一方面是日益庞大的中层女性，另一方面是日益狭小的上层男性，知识女性就越来越找不到合适的结婚对象。
由此可见，剩女主要是针对处于社会中上层地位的知识女性而言的，她们宁愿独身也不愿意迁就。纵观世界各国（地）的女强人，不论是在商界还是政界，往往存在普遍的单身现象，这在儒家社会尤其普遍。例如，在台湾，政界的吕秀莲、蔡英文、陈菊、陈亭妃、萧美琴、刘世芳、陳瑩、高金素梅、洪秀柱、罗淑蕾、徐欣莹、李永萍、李紀珠、王昱婷、赖幸媛、陳文茜以及商界的陈敏薰、殷琪。香港政商界的单身女性也非常多，政界如律政司司长梁爱诗、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交通运输及环保署署长廖秀冬、立法会议员陈婉娴、蔡素玉、何秀兰、陆恭蕙等，商界如香港第一女富商龚如心、香港“水饺皇后”臧健和、“航空餐皇后”伍淑清、“饼食皇后”李超群以及女探险家李乐诗等性。另外，中国的副总理吴仪和韩国总统朴槿惠都是单身。
显然，剩女现象与男女的择偶标准有关，而这种标准又与社会文化传统有关。儒家社会具有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文化传统，这造成了这样两个后果：一者，儒家社会的女性总希望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男性，这种心态使得女性在结婚前对男性总是在不断挑三拣四；二者，儒家社会的女性一旦婚嫁就不愿再离婚，这种社会取向使得女性的离婚社会成本相对较高。显然，这两大因素都使得儒家社会的女性在对待婚姻的态度上更为谨慎和保守，对希望与之结婚的男性总是更为挑剔，以致更容易错过好的姻缘而成为“剩女”。与此不同，基督教社会具有明显的个人取向，这种个人取向注重个体的独立性，不将自己的未来寄托在他人身上，从而具有强烈的平等主义的文化传统。因此，“剩女”现象往往只是突显在当今的儒家社会中，基督教社会并不将独身女性称为“剩女”。
最后，“剩女现象”也是源于一种“心理意识”。如果社会盛行着“男大女小”婚姻观，而，随着公共教育的普及和延长，女性的适婚年龄就日益缩小，从而导致“剩女”现象就更加凸显。例如，根据一项问卷调查：受调查女性对男性年龄的选择范围是，25-35岁的占65%，36-40岁的占26%；而受调查男性对女性年龄的选择范围是，25岁以下占21%，25岁-30岁占65%。也即，女士最佳的适婚年龄是25岁到30岁，只有5年；男士的适婚年龄则从25岁到40岁，有15年。显然，女士适婚年龄范围明显小于男士，这就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总体上男多女少的当今中国社会反而是女性含有更强烈的结婚焦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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