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
天才而偏至的李嘉图：商而优则学的经济学大师
朱富强
■大卫·李嘉图
自斯密确立了经济学的研究体系之后，经济学便开始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而斯密思想的重要继承者和发扬者则是李嘉图。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在两方面继承和发展了斯密思想：一是劳动价值理论，二是把自由放任推向一个新的高峰。而且，由于李嘉图出色的领导才能，在他周围形成了一群追随者，如麦克库洛赫、詹姆斯·穆勒、托马斯·德昆西以及韦斯特等；他们忠实地传播和捍卫李嘉图思想，从而形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李嘉图学派。然而，尽管李嘉图精炼化了斯密理论中存在的一些矛盾和含糊，却也因偏重于抽象化思维而将古典经济学导向了新古典经济学学派，并最终形成了与现实相脱节的逻辑体系。究其原因，这与李嘉图本人的知识结构和生活背景密切相关。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出身在一个有文化的犹太人家庭，14岁起就被培养从事父亲所做的股票经纪业务而熟练掌握了金融交易的技能；21岁时由于娶了一位贵格会教徒的女子而被逐出犹太教，他的父亲还与其脱离了父子关系，虽然后来得到了和解。[1]不过，尽管失去了父亲的资助，李嘉图却凭借正直的秉性而赢得了一些银行家的信任，正是基于信任他的银行家所提供的资金，李嘉图成为活跃在货币市场上的经纪人而发了大财，26岁便成为富翁，并有闲暇时间开始追逐其在智力和科学方面的兴趣；不过，直到42岁，李嘉图才从该证券业真正退出，并开始全身精力地从事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死后留下了70万英镑的遗产。
显然，李嘉图在证券市场的从事投机时基本上还不懂经济学，这可从两方面加以说明。一者，李嘉图买卖债券所持守的“黄金法则”非常简单：“减少浪费”和“让你的利润持续下去”；他每次都满足于较小的利润，只要有较小的利润，就不会持有商品或有价证券太长时间。事实上，李嘉图相信人们总会夸大事件的重要性：只要有理由导致股票价格的一个小幅上升就会购买，因为他肯定价格会上升到一个过高的水平；只要股票开始下跌就会抛出，因为他确信警惕和恐慌将使价格进一步下跌。二者，李嘉图买卖证券不是基于经济趋势分析而是基于政治形势分析，李嘉图凭借在金融界的威望和良好的政府关系和他的投资伙伴获得了1811年到1815年间几乎所有的政府公债发行任务，在滑铁卢战役前4天政府发行了最后一次也是最大一次的3600万英镑公债，战争临近时胆怯的投资者纷纷清仓，李嘉图却一直持仓观望并乘低价大幅增仓，结果英国在滑铁卢战役中获胜使政府公债价格飞涨。
这也意味着，李嘉图在金融领域的成功与其理论研究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他对经济学的研究是在从证券市场退出之后。其实，李嘉图的经济学知识是非常匮乏的：他自14岁起就没有受过任何正规的学校教育，只是在青年时代，利用业余时间刻苦钻研了物理学及数学；在27岁时，他和妻子在度假时偶然阅读了斯密的《国富论》，从而对经济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10年后，李嘉图开始在小册子和报纸上论述经济问题，就是在这10年里，李嘉图完成了他的许多著作，并在退休之时已经完成了他的分析工作的绝大部分，因而在退休后不久就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由于退休后的李嘉图已经变得很富裕，因而他退隐到乡下而能够继续陶冶他的思想方面的修养。此时，他与詹姆斯.穆勒相识并结下了深厚友谊，在穆勒的帮助和积极鼓吹下，李嘉图在退休后的10年里达到了他声誉的顶峰。
李嘉图的全部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仅是对斯密著作的反应，得自其他作家的东西极少，只是在后来对萨伊和马尔萨斯的研究及其与他俩和詹姆斯·穆勒的讨论才进一步澄清他的思想。斯皮格尔说，李嘉图“所受到的正规教育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所受到的最贫乏的教育，这样，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成就就必须归之于天才”；而熊彼特则认为，“这是他的卓越才能的一个显著证明，但也是为什么他的分析工作除了形式的和技术的意义讲处于完成得很不好的状态以外，从来没有深入到最深处的原因”。正因如此，尽管李嘉图往往被视为经济学天才，尤其以抽象演绎能力闻名于世，但其学术体系中也存在很多问题。
一方面，尽管李嘉图擅长抽象分析，但其经济学理论依旧没有满足逻辑一致性的检验，内维尔·凯恩斯就写道：他的“主要著作未能满足一个完全演绎体系的要求。……李嘉图对他的不同理论及其相互依赖的方式之间的准确关系从来没有予以足够明确的说明。在某些方面，《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的不同章节读起来更像是独立的论文，而不是具有一个相互联系和完整逻辑体系的连贯章节。”实际上，李嘉图更应该被称为应用政策经济学家，他对经济问题的真正研究主要是在担任议员之后，对货币银行、关税、税收、农业萧条等关键性的经济问题发表的言论；而且，促使李嘉图的思想发挥作用的问题是实际的和政策导向性的，是他对19世纪早期英国面临的特殊和具体的问题的兴趣。例如，内维尔·凯恩斯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中就写道：“尽管他（李嘉图）生活的实际经济世界提出了它的前提，但他的观察是不完全的，并限制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因而致使他在阐释其结论时没有充分的限制条件。而且，对经济科学予以完整系统的说明是否是他深思熟虑的意图是非常令人怀疑的。似乎非常有理由说明他的主要著作原先并不是为了出版，而只是出于系统阐述他自己对不同经济问题看法的目的，并只是在熟人的内部圈子中私下流传。”
另一方面，李嘉图没有读过多少历史著作，没有受到历史学和哲学的训练，大量的历史材料只是被填鸭式地塞进脑袋；因此，李嘉图往往缺乏对社会过程的原动力的洞见，也没有历史感。为此，熊彼特以嘲讽的口气说，“李嘉图通常被称为功利主义者，但他并不是一个功利主义者。这不是因为他有另一种哲学，而是因为繁忙而注重实际的人是根本没有什么哲学的。……同样，不是他的社会学不充分，而是他根本没有社会学”。同样，马歇尔则写道，李嘉图“那卓越的创造力是各国最高天才的标志。但是他厌恶归纳，而喜欢抽象的推理，这不是由于它受了英国教育，而是像白哲特指出的，是由于他是犹太血统。差不多各个犹太民族的分支都有一些从事抽象的特殊天才，其中有几支特别喜欢和货币交易业余股票交易相关的抽象计算；李嘉图经过曲折的道路，而无失足，以获得新奇结果的那种能力是空前绝后的”，“但是他的知识是片面的，他了解商人，而不了解工人。不过他是同情工人的；他支持他的朋友休谟来保卫工人像他们的雇主那样结社互助的权利”。
正是由于青春年华主要花在了实务方面，而能够接受到其他人思想太少了；因此，李嘉图没能够为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夯实足够广博的知识基础，而是试图凭借自身天才式的逻辑思维将一些表面现象抽象掉而“发展出最深奥和最复杂的学科”。在李嘉图看来，他所得出的一般性结论就是自然规律，这些规律在经济学方面的作用如同物理学规律在自然科学方面的作用一样正确有效。正是由于李嘉图对以后经济学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自李嘉图之后，经济学逐渐丧失了以斯密的方法为特征的经验倾向而变得严格和抽象，经济学也丧失了它同哲学的关系而变成了自治的东西，经济学也不再依附于除了从它本身的思想体系的内部逻辑中产生的原则以外的任何原则。
问题是，包括经济现象在内的社会现象具有与自然现象根本不同的特征，所有的社会现象很大程度上都属于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因而理解任何经济现象和解决任何经济问题都需要用到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伦理的、制度的和政治的各种知识。事实上，后来的学者常常指责李嘉图的理论过于抽象和远离实际，并把那种以抽象假设下得出的没有任何意义的结论去解决实际问题的习惯称为李嘉图恶习。不幸的是，当前大量的经济学研究者不仅出身于数学及其他自然科学领域，而且还试图凭借一些基本的数学逻辑训练来解决复杂的经济问题，试想：这不正在重蹈李嘉图恶习之覆辙吗？尤其是，大量青年学子不能安心于学术的寂寞和清贫，而试图效仿李嘉图，先到社会上赚取一大笔金钱后再从事学术研究；试问：如果说这种“曲线学术”在李嘉图那个时代因知识分工和积累的有限而具有一定的可行性，那么在知识分工和积累已经如此深化的当今社会还可行吗？（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1] 实际上，除了斯密没有见到自己的父亲外，马尔萨斯、李嘉图、约翰.穆勒以及葛德文、孔多塞等的父母都对他们的培养基于了厚望，同时也充满了权威；但是，这些古典经济学者最终都反抗了他们父母的权威，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实际上，这也反映了古典经济学者勇于革新而不是因循守旧的精神，这是当时的学术得以繁荣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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