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总效率原则在实践中的问题
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以效率原则来对制度安排进行评估，甚至指导社会制度改革。但是，这种基本成本-收益的分析在现实社会中往往会出现很多问题：一者，任何社会经济活动都具有公共性，都会影响其他人的利益，因而任何经济政策都要考虑其利益享有和责任承担的主体，而不能忽视具体的个体来谈论抽象的整体；二者，人类社会并不是只有经济一个方面，而是一个多方面多层次的综合体，因而任何政策都不能仅仅考虑经济这单一层次，而是要考虑人类社会合理而可持续的发展。
正因如此，尽管西方流行经济学学说注重效率原则，但其社会制度的设计主要并非局限于效率原则，而是浸透了对社会正义的考虑。一个明显的现象是，现代那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绝大多数公共场所都有专门为伤残人士建筑的通道、厕所等无障碍设施。为什么要盖这些设施呢？难道是基于效率的考虑？显然不是，因为这些无障碍设施所占的空间一般要远远大于伤残人士所占的比重。正因如此，当国人出国看到这些设施时，往往感觉很浪费；但欧美国家的人却并不这么看，在他们眼里，每个人都应该获得基本的尊重和平等，即使伤残人士很少，他们也有尤其他健康人一样方便地进出入的权利，因而社会也应该有这样的设施。显然，这里的制度原则不是效率，而是同理心，正是由于这种同理心的存在和传播，以致无障碍的观念早已根植发达国家人们的心中。
那么，为什么现代主流经济学持有这样明显不合理的主张呢？
一者，这与它赋予其所使用的效率概念的内涵有关。一般地，主流经济学所崇尚的社会总效率概念关注的是社会总财富的最大化，对社会总体效率的实证分析也是以大数定律为基础，从而根本无法对成本的承担和收益的具体享受进行分析，相反，还在供求均衡和财富最大化原理的支配下为那些既得利益者进行辩护。显然，这种分析充斥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几乎所有方面。例如，现代经济学在比较一个制度的优劣时往往使用交易成本这个概念，但正如格里高利.道指出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一个核心教条是，对可能采用那一种结构产生影响的只是一个治理结构的总成本，而不是这些成本在行为人中如何负担。……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效率前提的正当性可以在选择的意义上得到证明之前，我们必须在这样的事实面前让步，那就是选择的力量不会对专断的时候集合体所感受到的成本和收益发挥作用。”
二者，这也与现代经济学的抽象量化取向有关。一般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数量化倾向企图将人类所有的需求、追求乃至价值都用统一的货币来表示，从而根本没有考虑到有些价值是根本无法用货币来衡量的，如人类生命和健康之类就很难用金钱来衡量。桑代尔在其哈佛大学的演讲中举了一个例子，福特汽车的刹车有些问题，那么是否应该为提高安全而召回修理呢？按照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召回的成本是：每辆车11美元*12500万辆车=13700万美元，而获得的收益是：180人死亡*20万美元赔偿+180人伤残*6.7万美元赔偿+2000个交通事故*700美元=4950万美元。显然，成本所以分析的结果是：福特公司不应该召回这些有缺陷的车；但是，现实情形却是：绝大多数汽车公司都会召回这些车，而且政府也要求它们召回这些车。当然，对人类生命和健康的重视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汽车召回制度也只是最近几十年才真正推广的。事实上，1971年福特推出的平托汽车在发生追尾时常常会发生爆炸，但获知这一问题后，福特在其臭名卓著的备忘录中却声称赔偿受害者要比修理平托划算得多，这就成为福特身上永远洗刷不掉的“平托门”污点。
可见，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崇尚价值无涉，但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效率概念、术语都存在着价值判断。究其原因，福利经济学本身关注的是个体或社会福利状况，它必然会涉及到利益关系的调整，从而必然不能离开伦理因素；事实上，诸如交易的规则、产权的安排、福利设施的建立、投票的比例等无一不暗含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因为它们都涉及到利益的分配问题。所以，布罗姆利就指出，“判断资源的每一种配置是否有效率得取决于经济深层的制度结构——产品的所有权、经济主体的财富状况和其他界定交换领域和范围的‘博弈’规则”；显然，这种判断本身就涉及到了价值观，即隐含了伦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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