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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日志

 
 

一个学者的学术生涯和思考  

2018-03-11 12:02:56|  分类: 经济学研究方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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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术信念思考

笔者的学术生涯并不长,原初的人生规划中也没有学问追思这一项,因为儒家历来崇尚立功、立德,而立言则等而下之了,深受儒家熏陶的我自然不能免俗。但是,由于笔者生性木讷,不喜应酬,既不就阿堵物,更不附中山狼;因此,在博士毕业后经过短暂的彷徨之后,还是进入了高校、踏入了课堂。也正是自入高校那一刻起,笔者就决心以追求知识、探索学问为己任,把人生的主要精力都寄托在思辨的追寻之中,希望能够踏寻孔老夫子的人生轨迹: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难以企及而又是读书人不忍舍离的自由王国境界。基于这种旨向,近年来,笔者几乎把所有能够支配的时间都用于经典著作的广收博览和基础理论的深思苦索上,希望通过对古典文献的系统梳理来与古之仁人进行不断的神交而逐渐提高对社会发展的个人认知。也正是由于长期的静坐悟修以及种种的生活压力,以致身体状况在2007年左右就已渐感不支。然而,笔者固然“不是为学术而生”,而今却“宁愿为学术而死耳”,“为往圣继绝学”乃中国知识分子之传统和本职。正是基于这种信念,在略显贫乏的物质生活以及极其边缘化的学术环境中,笔者花了几乎全部的十几年时间对自身所读、所思、所悟的东西作了梳理和总结,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著作文稿以留后来者解语。


一、笔者的研究思维和内容框架

笔者相信,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合理发展路径在于学科交叉和知识契合,而这又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庞大的工作,需要尽可能地继承和吸收人类所积累的丰富思想和高超智慧。为此,十几年来,笔者埋头于对整个社会科学理论的文献耙梳、思维比较和知识契合,由此大体形成了以协调为基本视角的社会认知思维和理论分析框架。笔者的认知大体可概括为这样两点:(1)社会发展将从涂尔干意义上的机械团结状态向有机团结状态演进,这也是分工半径逐渐扩大和深化以及劳动协作日益和谐的过程,其关键是分立的劳动之间的协调水平能否获得持续而不中断的递升;(2)在短期的演化过程中,社会发展往往会受现实中各种异化力量的影响而可能呈现出内卷化倾向,这是分工出现失范、社会陷入无序的基本原因,其关键在于人类社会的协调机制是否得以顺利调整和变动。为此,笔者矢志于协调机理及其变异形态的探索,努力发掘协调机制演化的一般趋势以及剖析那些诱发异化发展的社会因素。

当然,基于协调视角可以分析的领域非常广泛,既可以是对微观组织(如企业)内部运行机理的探索,又可以是对宏观社会发展协调机理的思考。从起源学的角度看,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对象就是组织,而经济增长、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制度建设则构成了四位一体的经济学研究主题。笔者的研究也就大致围绕这些基本方面展开,迄今已经展开的研究主要涉及这样几大领域:资源创造和配置机理、组织运行和治理机理、财富生产和交换机理、社会分工和收益分配机理、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机理、制度变迁和法律设计机理、人类行为和社会合作机理、社会秩序扩展及可持续发展机理等。这些分析的基本思路和总体框架最初就体现在笔者的博士论文中(后来在此基础上以《博弈、协调与社会发展:协调经济学导论》为书名出版),随后的十几年则致力于从不同方面展开更深入而系统的探索,从而形成了近30部较为系统的理论文稿。

首先,就人类资源的创造和配置机理而言,笔者试图把资源(财富)的创造和配置统一在单一理论体系之下。经济思想史表明,古典经济学关注财富的增长和资源的创造,从而深入探究了分工和合作问题;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却完全抛开了这一诉求而将资源看成既定的,并从效用最大化角度局限在资源配置问题上。即使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貌似复归到了财富创造问题,但也与古典经济学存在根本性差异:古典经济学关注组织运行的有效性,从而关注社会劳动的有效配置,涉及到分工和分配机制问题,进而又与社会制度有关;相反,凯恩斯经济学关注个体财富的总和,从而关注孤立资源的投入,而很少考虑这些既定资源之间内在的配置机理及其对财富创造的影响,更少涉及制度性安排议题。其实,在较短时期内,由于受人类使用能力的限制,资源确实可以被看成是既定的;但长期来说,随着人类使用能力的提高,自然资源又是不断增长的。显然,正是由于资源的配置和资源的创造这两大问题长期处于割裂状态,两者的统一也就成为当前经济学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相应地,人类社会的发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就在于:如何不断提高人类利用资源的能力、技术和效率?这就涉及如何有效配置有限的人类劳动或劳动时间这一根本问题。

其实,只要不把财富或价值的创造视为孤立的活动,而是在一个协作系统中考虑社会迂回生产的价值创造问题,那么,即使沿着古典经济学开辟的劳动价值论思路,我们也需要考虑从劳动投入到劳动凝结的转化,需要考虑劳动之间的协作状态对这种转化进而价值创造的影响。为此,笔者基于协调视角考察了社会化生产中的劳动价值创造问题,不但分析了组织内部的生产协调,而且阐述了生产与需求之间的流通协调的意义。正是基于协作系统的视角,我们就可以把资源的创造和资源的配置统一在同一分析框架下。当然,在协作系统中,由于价值创造是各类劳动合力协作的结果,在价值创造出来之后就衍生出一个收益分配问题;同时,基于各类劳动及其所有主体的地位和力量不同,在社会化价值创造过程及其随后的分配中都可能出现异化和剥削现象。基于这种分析思路,笔者在2004年和2005年分别出版了《有效劳动价值论:以协调洞悉劳动配置》和《有效劳动价值论的现实阐释》两本专著:其中,前者探究社会财富创造的一般原理,后者探究财富创造与应得权利之间增长速度和方向相脱节的现象和原因。

其次,就微观组织的运行和治理机理而言,笔者试图把社会组织当成一个协作系统并从协调机制的演化角度加以剖析。显然,这是以组织(包括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为基本分析对象,以协作系统的演化轨迹为基本观察角度,以从本质到现象范式为基本分析路线,以探究组织的本质及现状为基本研究内容,以对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力量对比的考察来阐明组织的产生和发展,从而将协调机制的演进、分工的深化以及组织形态的变迁联系起来,特别是反思了现实组织偏重于监督和竞争而忽视协调和合作的制度安排。这种研究思路显然不同于基于新制度主义的主流企业理论。后者的基本特点是:(1)它基本上只是着眼于企业运行的外在表象,对企业组织、扩张、治理以及产权结构的分析都是基于力量博弈的考虑,并试图从市场交易成本的静态比较中说明企业存在的原因,从而不仅没反映企业组织从其他生产组织演化而来的史实,而且也没为企业的运行机理提供真正的认识以及可操作的建议;(2)它承袭了新古典主义的基本思维,不仅把企业视为追求股东利润最大化的工具,而且把雇佣工人以及管理者都视为外在于企业,从而没有真正打开企业黑箱,没有分析企业内部真正的运作和生产过程;(3)它基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抽象化思维而仅仅考察企业内部的契约关系,而这种契约与市场契约并没有实质的差别,以致当前包含在企业理论标题下的内容远远少于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为重要角色的市场理论。

也就是说,基于新制度主义的主流企业理论不仅没有揭示企业组织的实质,更没有真正去剖析现状偏离本质——即企业组织本身发生异化——的原因,而是想当然地把基于力量博弈的均衡存在视为合理。因此,尽管当前有关企业的理论和分析视角精彩纷呈,但由于它们并没有为观察企业现状提供一个合理支点(而非基于纯粹假设之上的参照系),从而几乎都无法有效地预测企业组织的走向,也无法提高对企业的实质性认识。为此,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的分析路线,笔者分别考察了企业组织中体现协调本质的协调收益和体现控制现状的转移效应,从这两个视角分别剖析了企业组织的运行状况以及相应的效能和效率,并基于协调的视角探究了企业组织内部的显性协调和隐性协调的特征和影响因素以及它们对企业效率的影响。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一套80多万字的《协作系统观的企业理论:基于协调机制演化的分析》已经在2004年左右完成,只是2016年才偶然获得资助而出版。随着对企业理论探索的总体框架之完成,笔者希望有时间对企业簇群内部的合作和竞争机制作更深入的剖析,也希望有机会对组织内部的文化伦理做更深层次的揭示;同时,在计量实证和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对簇群企业、网络企业以及家族企业的适应环境、治理特点及其相应优劣等多方面一一加以剖析。

当然,从协作系统的角度看,家庭组织、国家组织等与企业组织具有相似的本质特征,并遵循类似的演化轨迹;因此,除属于传统经济学领域的企业组织外,笔者还进一步思考了家庭组织和国家组织,并规划了《国家性质与政府功能:有为政府的理论基础》和《性·生育·婚姻:家庭那些事的经济学解说》两本书稿协作。尽管这些研究早在2004年左右就开始酝酿、构思了,但随后因兴趣旁移而致使研究进程停顿下来。其实,早期社会科学大师们往往会不断地转换他们的研究领域,在搞通了一个领域或者取得了自我洞见后马上就会转向另一领域,而不会在一个狭隘领域皓首穷经,这就使得他们在短短一生中尽可能地思考整个人类社会。这种取向明显不同于现代社会科学者尤其是经济学者:绝大多数经济学人一辈子都集中于非常狭隘的领域反复地搞一些数理模型、计量实证和实验检测,相似的文章发表了一大堆,于是就被称为“专家”;进而,在“赢者通吃”规则的作用下,这些“专家”越来越能够并且热衷于对其他领域发表意见,尽管他们并没有对这些领域根本没有什么系统的见解,更谈不上有什么实质性的创新。笔者的研究取向显然类似于古之仁人,而与现代社会的学术达人相距甚远。

再次,就社会秩序的扩展机理而言,笔者主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次去考察维系和推动社会秩序持续扩展的伦理基础。其实,《国家性质与政府功能》一书对国家组织展开考察时,实际上也就是要对社会这一大协作系统的运行机制进行剖析,要对这个大协作系统中的协调特征和治理特点进行考察,特别是要挖掘促进社会秩序扩展的基石。为此,该书从本体论、起源学和演化论角度对国家性质及其相应的政府功能进行了探究和界定,并由此来对照社会现实;这样,不仅全面解释了国家组织和政府机构的异化发展历程,而且系统地梳理了政府功能在显性协调与隐性协调之间的更替,进而清晰地洞察了国家和政府的未来发展方向。其实,对社会协作系统的有效性之评估必然涉及社会秩序的扩展特性,也即,涉及社会秩序的扩展机制问题。同时,在国家组织这一协作系统中维持日常社会秩序的有两个基本机制:市场和法制。其中,市场机制是人们日常经济交往的基础,而法律不仅构成了市场交易的基础,而且也调节更广泛的社会交往行为。因此,笔者又专门对法律和市场展开系统研究,在2005年左右大致完成了两部书稿。这样,社会秩序的扩展机理丛书就包括了3本著作:《国家性质和政府功能:有为政府的理论基础》《真实市场的逻辑:基于异质性市场主体的剖析》和《法理的经济分析基础:社会协作系统中的行为规范》。

其中,《真实市场的逻辑》一书通过改变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从人的有限理性和人际相异性来分析市场竞争中的盲目性和不平等性,尤其是剖析了私(金钱)权力的不平等性所导向的市场竞争之后果,进而对“无形的手”原理、福利经济学定理、边际生产力分配原理、帕累托优化原则以及自发秩序原则等流行定理和命题都做了深刻解析;由此,区别了主流经济学教材宣扬的逻辑化市场和现实世界中的真实市场逻辑,挖掘了市场机制的两方面内容:抽象规则和市场伦理;进而,剖析了基于纯粹抽象规则的资源配置所存在的缺陷,揭示了市场运行的伦理基础。事实上,基于自然主义的思维,现代主流经济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如同自然世界一样的方案,基于自然神学而强调一般性的抽象规则之建设,但由此却忽视了市场秩序所内含的市场伦理,这反而片面理解和扭曲了市场机制,导致了社会秩序扩展的内卷化现象。为此,《真实市场的逻辑》一书强调市场机制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而绝不等于一般抽象规则,从而注重市场伦理的塑造。《法理的经济分析基础》一书则将法律置于社会协作系统地规范角度分析法律的起源、演变及特性,集中剖析了社会规范的应然形态和实然形态以及两者发生背离的社会历史原因。事实上,西方社会强调基于市场和法制的自发秩序是建立在对“经济人”认可的基础之上的,但这种行为必然会产生机会主义而不利于社会契约的自动履行,从而会导向法律失败。为此,《法理的经济分析基础》一书的主要内容就包括这样几方面:(1)梳理了法律的两类基本渊源,特别关注法律的非正式渊源,这主要是习惯、习俗和伦理的转化;(2)辨析了法律制定的两个基本原则,特别是强调正义原则,而正义本身就与特定的文化和习俗相联系;(3)剖析了伦理与法律在规范社会秩序方面的互补性,以及未来法律在功能上的变化。

最后,就真实世界中的人类行为机理而言,笔者主要通过引入嵌入在社会人身上的亲社会性来反思“经济人”概念中的无伦理性,通过引入交往理性来审视主流博弈论运用的工具理性。事实上,人类行为机理不但是所有协作系统中隐性协调的理论基础,也是整个人类社会以合作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秩序不断扩展的行为机理;同时,基于对人性的考察,也构成了笔者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之抽象范式进行反思的出发点,因而也成为20032007这几年的研究重心。为了探究人类行为的协调机理,笔者从人类本能之扩展的微观视角入手,通过揭示人类倾向合作以及合作得以扩展的亲社会性的人性特征,期望挖掘出与分工演进相适应的协调机制及其演化规律。一般地,基于生理的需要,人类的本能性冲动首先在于实现自身不断提升的需要,但单个人的生理条件往往又限制了其需要的实现;因此,在长期的社会互动中,人类的亲社会性开始孕育、萌发并成长,而这种亲社会性的基本特征就体现为通过与他人的合作来更有效地实现“为己”目的。相应地,基于将人的先天本能与后天生成的亲社会性相结合这一思维角度,笔者认为,“为己”是人类行为的(生物性)基本目的,而“利他”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亲社会性)有效手段,即“为己利他”就成为人类合作秩序得以形成和扩展的基本机制;同时,“己”本身具有圈层扩展性,“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也就可以揭示出人类社会关系中的差序性,克服“社会人”的社会过度和“经济人”的社会化不足这类人性设定的弱点,从而可以更好地分析具体社会环境中的人类行为特征。

为此,基于协调视角,笔者在2005年前完成了考察人类社会隐性协调运行机制的两卷本书稿《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反思和人类行为分析》:第1卷为《基于真实人性的经济学反思:以协调探索真实世界中“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第2卷为《面向人本主义的伦理经济学:基于“为己利他”机理的一个分析框架》。其中,第1卷是从本能与亲社会性相结合的角度探索真实世界中人类的“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特别探究了以伦理认同为基础的隐性协调如何形成和发展;第2卷则是基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对人类行为展开分析,并分别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构建出一个基本分析框架。也即,上下卷都是基于共同的人性分析框架:一个是探索机理,一个运用此机理进行行为分析;不过,这两卷很大程度上又是独立成册的,它们更像姊妹篇,具有各自完整的结构。显然,“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不仅揭示了人类作为自我保存的生物性本能,也反映人类在长期合作互动中孕育出的亲社会性,从而更全面而科学地反映了人类理性的根本特征;同时,“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探究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人类行为,而不是抽象的经济人行为,它将社会文化伦理内化在行为者的偏好中,而不仅仅将之视为“经济人”这一先验目的的约束条件。正因如此,“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更贴近社会实际,有助于具体剖析不同社会环境下的人类行为;同时,建立在“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上的社会科学理论也更为可信,这也是笔者倡导用“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来修正传统的经济人假设,并把它作为经济学理论之硬核的根本原因。

 

二、经济学反思系列和丛书结构

在某种意义上,针对人性假设展开的探索也就开启了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研究思维、研究方法以及整个分析框架的反思。一般地,任何“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社会科学学说体系都必须根基于问题意识。问题意识主要包括两大方面有:(1)理论问题意识,它强调理论体系必须具有自成一体的严格逻辑关系,因而注重理论的内在逻辑一致性;(2)现实问题意识,它强调理论必须来自经验事实,并且能够解决现实问题、指导日常生活,因而就体现为理论与现实之间的一致性。同时,对一个具体理论进行审视和修正往往又可基于这样两大视角:(1)逻辑前提,主要体现为理论知识的具体性和现实性,它关注逻辑推理据以依赖的基本假设的现实合理性;(2)逻辑关系,主要体现为理论知识的抽象性和完备性,它关注推理逻辑的严格一致性。同时,审视学术体系和具体理论的这两大维度也是互为交叉的:对逻辑关系的一致性检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学说体系推进过程中的理论意识问题,对逻辑前提的合理性检验则体现了学说体系推进过程中的现实意识问题。从学说发展史看,每当一个学说体系或具体理论遇到现实意识和理论意识的挑战之时,就有待于方法论的突破,从而最终导致新的研究范式之出现。

当然,经济学范式的反思和发展是个非常宏大的工程,它涉及众多领域并需要广泛的知识。在随后的十多年里,笔者几乎花了所有时间和精力,基于上述两大维度和四个层面对现代经济学思维和方法的实用性展开剖析并由此形成了六大批判:《思维逻辑批判》《分析范式批判》《研究路向批判》《核心假设批判》《普适性批判》和《纯粹市场批判》。相应地,这六大批判也就大致对应了这四套丛书的基本主题:《思维逻辑批判》和《分析范式批判》是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反思,《研究路向批判》和《核心假设批判》是对经济学中人性假设这一硬核的反思,《普适性批判》是对经济学本土化范式的探索,《纯粹市场批判》则是对社会秩序扩展性的审视。同时,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不能局限于批判,相反,只有能够提供一个更为合理和可行的替代方案时,批判才会具有建设性,才会对理论发展产生显著的积极意义。因此,这些丛书致力于将批判与建设结合起来,不仅有解构,更有建构,从而在每套丛书中都沿着从解构到建构的逻辑展开系统探究;因此,基于解构和建构的逻辑就形成了这样四大丛书系列: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及其行为机理、经济学的研究思维及方法论、经济学的本土化及中国经济学范式、社会秩序的扩展性及其协调机制

事实上,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这一核心假设是抽象的,相应地,以此为基础的现代主流经济学范式就越来越不适用于处理更为广泛的由人与人之间互动所产生的社会现象。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学说却为我们分析具体社会经济现象提供了更为合理的研究视角,那么,拥有如此优势的中国学者为何却弃之不顾而盲从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呢?这就涉及当前中国社会的学术风气和学术精神问题,为此,笔者在每本书的绪论和尾论都对这些方面作了阐述。例如,当初为《研究路向批判》一书时就撰写了“跋: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及当前学风”,后来又不断补充和细化以致篇幅不断伸长;结果,又不得不把它单独抽取出来,并结合其他一些书中有关经济学研究思维的一些探讨内容而形成了另外一本书稿——《经济学的理论思维和学术精神》,它有助于为经济学的理论探究提供更为全面和清晰的剖析,从而对那些真正感兴趣于经济理论的读者而言将有其重要价值。事实上,该书根据对经济学科的学科特点深入地探析了其内在的方法论要求,并进而对当前经济学研究的误区和学风上的扭曲作了剖析,特别是,它将经济学理论研究所需的学术素养与目前中国社会的学术环境、社会风气以及共生的制度安排结合在一起作了交叉性的思考,从而有助于激发有兴趣于此的读者更为全面而深入的思考。

首先,感于当前中国经济学界的功利主义和媚俗主义学风,笔者花了大量时间来深思钱学森之问(尽管这些思考早在钱学森之问提出之前已经完成),这使得文稿内容不断细化,以致《经济学的理论思维和学术精神》长达近200万字;因此,又将该书拆分成四部书稿,分别从经济学数理化的思维问题、数理化的现实范式缺陷、理论发展的契合思维以及当前中国经济学的困境探悉这四个角度对经济学方法论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探索。其中,《现代经济学的思维逻辑批判: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的理论审视》一书是从科学内涵及划界的角度分析了经济学科的特性,从社会经济现象的特性角度提出了整体论的研究思维以及四大层次,并以此对当前相对割裂的基于逻辑主义的数理建模和基于实证主义的计量实证进行系统的剖析和批判;《现代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批判:主流范式的庸俗化及其应用审视》一书则是从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取向进一步对现代主流经济学范式展开批判和反思,尤其集中在具体经济学文章的方法性导向及其内含的庸俗化、一元化弊端;《跨学科发展的经济学:基于知识和思维的契合》是基于整体论思维及与其相应的研究路线来审视现代主流经济学,分析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基本路向以及知识结构要求,尤其是从批判经济人假设这一非现实的抽象入手探究如何完善和发展主流经济学及其引导假定的途径;《中国经济学怎么办?经济学界的学术精神和制度剖析》则是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的基本路线系统地探索当前中国经济学所存在的扭曲性研究倾向及其原因,并试图从社会制度、学术制度、学术认知、人才培育等几方面寻找变革的途径和方向。

其次,方法论探索不仅需要解构,更需要建构。于是,笔者又转向马克思经济学,通过辨析马克思经济学中嵌入的高次元分析思维并由此提炼出更为合理的研究路线和分析框架。同时,针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现状,又对其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作了深入的剖析,挖掘了马克思经济学在演化过程中的路径锁定,从而得以真正识别和发扬马克思经济学的精髓。很大程度上,这两大部分也就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学时代化研究”系列的2本书稿:其中,《从本质到现象: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范式》辨析马克思在经济分析中有别于哲学的高次元思维,由此提炼出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和相应的分析框架,并以此来发现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蜕”与“进”: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之路》则运用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现状、问题及其成因做了系统剖析,进而思考和探索了马克思经济学的合理化发展路向根本上马克思主义体现为一种观察和改造现实世界的思维和方法,而本研究系列则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现实化、时代化和本土化,从而极有助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构建。

其三,受马克思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的影响,笔者还确立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对象——组织,进而探索了政治经济学乃至一般经济学科的四位一体的核心议题:经济增长、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制度变迁,进而形成相互关联的四部书稿。其中,《重新定位经济学科: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和分析框架》从起源学和本体论上确定了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科的一般名称,进而系统探究和辨识了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对象、主要内容、分析方法、逻辑思维和逻辑前提等;《经济增长的逻辑: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深入从劳动分工和生产率角度为经济增长确立了基本理论依据,进而探究了制定产业政策的基本要求和方向,并由此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和政策做了审视;《分工与协调:如何提升组织的有效性》一书致力于剖析分工和协调的关系,并从协调机制的演进角度揭示了企业组织的有效性根源;《收入分配的现实机制:蟑螂性生存法则与收入再分配的基础》一书致力于揭示现实市场中的收入分配机制,并由此剖析了中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源;《社会制度的研究思维:制度不及的主流经济学及其问题》一书则探究公共领域中制度等社会事务的一般研究方法,这根本不同于现代主流经济学集中于工程学和个人行为等私人领域问题的研究。

其四,探究了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之后,笔者还进一步对经济增长中的波动展开研究,由此形成了《物价与危机:内生于市场体系的经济周期》一书。该书逻辑性地论述了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差距带来的价格分层,进而从价格分层中剖析了对高级产品的过度投资和消费,并由此揭示内生于市场经济的经济危机。当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在组织,因而政治经济学探索也离不开系统的社会组织理论,这涉及组织的形成、性质、目标、演化和行为等。为此,笔者早年就致力于对三大组织——国家、企业和家庭——展开研究,分别著有:《国家性质与政府功能》《协作系统观的企业理论》和《性·生育·婚姻》。后来,基于对奥地利学派偏重于市场竞争和企业家精神的反思,笔者又对企业组织的治理逻辑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做了更进一步的探索,从而形成了《企业治理的逻辑:企业家精神和有为政府》和《国企改革的逻辑》两书。

其五,上述的分析几乎都关涉现代经济学范式在当前中国社会的适用性问题。如《社会制度的研究思维》一书就是致力于基于中国社会的具体现实问题来对制度研究的基本路线的探讨,收入分配的现实机制一书也是基于现实意识将收入分配作为中国经济学的核心议题,《经济增长的逻辑》一书也集中围绕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而展开。事实上,正是基于理论和现实两大问题意识,笔者早先就系统地审视中国社会问题和中国经济学范式并撰写了《中国经济学的范式探索: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的适用性分析》一书,它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又被进一步拆成了五部书稿:它们分别从经济学范式的双重要求、范式本土化的理论意识、范式本土化的现实意识、社会制度的分析思维、收入分配的现实机制以及经济增长的政策基础等方面对现代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现实问题中的适用性以及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特点展开分析。其中,《现代经济学的普适性批判:中国经济学的范式探索》一书致力于从两大问题意识对现代主流经济学进行审视反思,这涉及中国人的心理意识和行为机理,也涉及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本属性;《儒家的高次元认知思维:中国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则集中于理论问题意识方面尤其集中在行为认知的文化意识方面,它通过中西方的系统比较而挖掘出嵌入在儒家社会的高次元认知思维,由此来夯实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民生保障与财税改革:中国经济学的现实基础》则集中在现实问题意识方面,它深入剖析了当前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公共属性和制度结症,由此来为财政制度尤其是个税体系改革提供指导;另外的《社会制度的研究思维》和收入分配的现实机制》也可以归属于这个研究系列

最后,基于假设前提的维度,笔者还对作为现代经济学硬核的经济人假设及其行为机理展开系统的审视,并致力于探询现实社会中人们何以进行合作的内在机理。这套人性反思丛书包括四部著作,分别是:《经济学如何关注“人”:经济学的研究路向批判》《经济分析的人性基础: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批判》《协作的策略:基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博弈思维》和《合作与文明:基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社会规范》,它们分别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路向、经济人假设的时代脱节、真实世界的行为机理以及伦理文明的社会塑造等五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剖析,并着重解决了这样五大问题:经济人假设为何必须修正?经济人假设如何修正?“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为何更为有用?“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如何塑造伦理文明?

其中,《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路向批判》一书是对经济学所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的探究,提出的问题是:“经济人”这一现代经济学的硬核为什么必须修正?其实,一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其研究对象以及研究内容应该是相适应的。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已经大大拓宽了:已经从传统局限于人与物之间关系的私人领域拓展到无所不包的社会现象,其中,最根本的特点是越来越关注基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公共领域,着重处理的客体也从稀缺性物质资源的配置转向了社会资源或人力资源的配置和协调问题,并特别是关注人们应得权利与社会财富创造之间的同向发展问题;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还是在刻意遵循并强化传统的自然主义分析路线,在制度既定的前提下考察人之“理性”行为,这就导致了经济学的理论本身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因此,本书通过对经济学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梳理以及对两者内在逻辑的剖析,来揭示现代主流经济学所隐藏的内容和方法之间越来越大的割裂性;特别是,从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和发展历程出发来说明为什么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对象是“人”,是要考察基于具体社会关系下的人之行为,而不是局限于抽象的原子人如何最佳利用或配置自然物这一层面。

当然,经济学之所以沿用传统的自然主义分析线路,关键在于其依旧保持了原先核心假设。也就是说,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视角中,人类在处理与物的关系和与人的关系时所基于的行为机理都是一样的,这个硬核就是“经济人假设”。问题是,在具体社会关系中,人类的互动行为是否如同处理物时一样?因此,接下来的《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批判》一书通过剖析人与人之间发生互动时的行为特征及相应的社会关系中人类理性之内涵而提出了“为己利他”行为机理这一替代,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对经济人这一核心假设进行修正?本书从当前经济学研究内容已经极度扩张的背景出发,指明源于工程学意义上的“经济人”这一核心假设仅仅体现了人的动物性本能,而根本上无法解决人类社会中的合作问题,也无法体现出真实社会关系中的互动理性;相反,基于人类的动物性本能和社会性手段相结合的考虑,本书提出了更为真实而可行的“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它不但可以解释人类社会中的基本现象,也是人类社会中分工增进和合作深化的基础。

基于本能和社会性相结合的角度,该丛书提出基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微观分析范式。究其原因,“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借助于“己”的可塑内涵而实现了利己和利他的有机契合,从而与现实世界中人类的差序性行为方式更趣一致。问题是,“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是否具有比经济人假设更强的分析能力?建立此上的社会秩序是否更为和谐而合理?因此,《协作的策略》和《合作与文明》两书就对此展开具体解析。其中,《协作的策略》以“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来分析现实生活中的协调行为,从而不仅可以有效地弥补主流博弈理论的缺陷,而且也有助于反思人类互动行为中的理性特点及其内涵;《合作与文明》则从人类“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扩展中探究了社会伦理的本质特点,并由此进而剖析了人类文明所内涵的合作性特质,从而可以对现实文明特点及发展趋势进行反思。

由此还会引起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正统经济学的核心假设以及分析线路已经远远不能适合于当前分析具体社会关系下人类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现象,而“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却可以对纷繁芜杂的社会行为以及社会现象展开更有效的分析,那么,为何现代主流经济学人还要如此第固守这种理性经济人分析框架呢?根本上,这关乎西方社会传统中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这种自然主义思维不仅倾向于将具体社会关系下的人还原为孤立的个体,而且还将自然科学视为经济学发展的基本杲矢。很大程度上,《儒家的高次元认知思维》一书就是对西方社会的行为认知特质及其社会背景展开深入的解悉,它揭示了经济人假设被西方社会认可的思维逻辑和文化基础,同时,又对比式地考察了儒家社会的认知思维及其社会背景,并由此提炼出不同于经济人假设的“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并进而对中西方社会的社会关系、文化伦理、组织结构、制度安排等作了全面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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