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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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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为何要独尊儒学  

2017-01-03 08:29:42|  分类: 儒学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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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为何要独尊儒学

朱富强

在中国,取代秦王朝的不是分裂和混乱,而是一个新的统一帝国,并且,此后帝国的统一占据了中国社会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初创的汉王朝面临着这样两大社会情势和要求。1)多年的战争使得百业荒废、社会无序、百姓流离失所,因而帝国统一之后的百姓极其渴望社会稳定;在这种情势下,体现强烈争斗性的工具理性在某种程度上就显得与形势不太适应了,这是新取得政权的王朝一般都会强烈主张实行偃兵息鼓、放松管制、与民生息之政策的原因。正因如此,出生草莽的汉王朝开创者在取得了政权以后,对先秦盛行的工具理性有意识地加以抑制,并承袭了黄老之术而崇尚清静无为,以与民生息。(2尽管统治者希望通过“无为”而息止纷争,进而维护新王朝的秩序稳定和既得利益;但是,无为而治并不可持久,从而在诸多方面又一依秦旧而承续法治之轨辙。更重要的是,承袭秦制的同时必须防止因秦旧峻法而导致新的民怨,同时也必须给新王朝所推出的新法制以一定的合理性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汉王朝就重新到儒家经典的天道性理中去寻找典章制度之依据,这是两汉一代重视儒术并且强调治经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一旦秦王朝崩溃而汉王朝确立,当时亲历秦王朝兴衰的一些思想家就开始总结秦王朝的经验教训。例如,陆贾就提出了天下能“马上得之”而不能“马上治之”的看法,稍后的贾谊更进一步提出了“取与守不同述”的论点。在这种情况下,汉王朝虽然在基本制度和体制上“汉承秦制”,但同时又在“汉惩秦失”的基础上调整了统治思想。特别是,它充分吸收了秦王朝忽视价值理性的教训:为了维持长治久安,除了初期延续一定的黄(帝)老(子)之术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依据外,不久就有意识地推行安分守己的适世教育,努力形成一套自觉实施的社会等级制,这就需要重新挖掘儒家中的心性内涵来弥补法家的不足。当然,需要指出,尽管汉王朝极力提防秦王朝的教训,但实际上,大多数政治制度都是“汉承秦制,如萧何定律令、叔孙通定仪法、张苍定章程、韩信定兵法等都是王官治学。而且,像秦王朝一样,汉王朝也设立了博士官职,只不过是将典章制度建立在儒家学说之上;同时,这些博士广治五经,并相互争论,从而重新出现了战国时期的士子文风。

不过,随着大量的士子集中到诸侯王下,中央朝廷与地方诸侯之间开始萌发了政治争斗,并波及到了学术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对策,认为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和张仪的学说会扰乱国政,当今之际就是要去刑法而任教化;进而,如果要任教化,则必须以儒家学说为指导。因此,汉武帝不但设置五经博士,“复古者王官之学之旧,以更易秦廷末世之所建”,[1]而且,最终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

在很大程度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推出也顺应了时代的需要,这里简要说明两点。

1)如果说在先秦时期由于列强纷争导致诸子百家相互竞起,“各欲揭其主张以为一世之蕲向”,此时“先秦儒为自身争存,亦相务于树新义、肆博辨。故其贡献,主要在理想方面者为多”;因此,在“汉代统一,局面大变,当时主要论点,在为此天下求实际之治平”之际,一些学者就积极从儒家经典中探寻建制之途。在这种新形势下,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创造性地发展了孔子《春秋》中的建制思想,将原儒思想与社会体制共融在一起,把原儒所倡的礼仪转变为社会制度而建立了大一统的君主体制,从而有效地解决了春秋至汉这五百年间中国社会所渴求的政治文化复位与政治制度重建问题。即,所谓“定法制、垂规模,坐而雁,即继以起而行。两汉郅治,永为后世称羡而效法”。

2由于“周代绵历八百年,而秦则不二世而亡”,[2]因此,汉代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吸取秦之教训而复(周之)古更(秦之)化,有意识地抑制秦广泛推行的硬法。在这种情势下,尽管汉初承袭秦制,但随着汉武通过对外征服而版图大为扩张,原儒中重视价值和心性方面的内容也被重新提出来,并得到宣扬和发展。实际上,正是基于心性儒学的社会整合,在汉武帝时期,尽管“军事力量离首都的距离比罗马军团离罗马城更远,虽然地中海地区的海上交往要便利得多”,[3]但这个庞大的汉帝国却长时间地维护了统一和稳定。

也就是说,正是由于时世的差异,儒学在不同时期的发展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在春秋时期,由于制度开始衰败,儒学最为重视的是社会制度的建设;而在汉武之后,随着典章制度的基本完成,心性价值的社会整合作用日益凸显。

我们知道,孔子本身就是一个崇尚改革的政治学家,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本来就涵盖广泛,而又最终归属于政治一途。如钱穆所言,“言语即今之国际外交……德行一科,乃抱更高政治理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非一意于仕进,而更多恬退。其文学一科,则不汲汲于仕进,而更用心在古籍中,熟悉历代政治往迹,培养政治理想,主要则仍在政治上。然则孔门四科,其最高目标,岂不全集中在政治上。”[4]然而,尽管孔子有志于为万世立法,但他并没有这样的机会;同时,他也不是一个脱离实际而好作形而上思考的人,从而并没有留下详尽的制度构建。特别是,由于孔子本身就是孟轲所称的古代思想的“集大成者”(《孟子.万章下》),而自己又往往“述而不作”(《论语.述而》),从而也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学说。在这种情况下,孔子不同领域的思想往往就为不同倾向或偏好的门人所继承,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思想流派。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孟子学派和荀子学派:相对来说,荀子学派偏于政事文学科,特别强调对制度建设的重视;孟子学派则直承德行言语科,从而就相对更关注心性的完善。

针对战国时期的无序状况,孟子和荀子基于不同的理念而提出了既然不同的治理主张:孟子重“天下归仁”的社会理想,从而告诫各诸侯要讲究修身养性以及推广仁义,从而重新回到以前的王道或圣道的途径上来;荀子则重“礼治天下”的社会现实,他针对当时制度崩溃以及相互争斗的取向,吸收盛行于三晋之地的法家思想,他的思想后来被其弟子李斯和韩非等发展成为诸侯所采信的霸道之术。显然,在整个春秋时期,荀子发展的儒说及其极端化的法家获得了实践上的应用,特别是成为了秦王朝统一中国的思想武器。事实上,荀子光大的政治儒学具有非常强的批判性,他自身就用“王制”来批判当时的政治制度,继承荀子学说的汉之公羊学也用新王受命所改之制(复古更化之制)来批判当时暴秦留下来的严酷吏治,因而政治儒学又往往被称为制度儒学或批判儒学。[5]不过,尽管荀子一派的批判儒学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法家为秦朝赢得天下立下了赫赫功劳,但在天下统一之后却无法帮助维持持久的统治;同时,由于“其时新遭秦火,儒家唯以抱残守缺为事,其为诸子之学者,亦但守师说,无创作之思想”。[6]

其实,随着西汉政权日益稳固,社会的典章制度已经大体成熟,政治儒学的使命似乎也达致完成。在这种背景下,汉以后的儒学发展就不得不有所转向:自汉武实行“举孝廉”以作为取士标准开始,儒学的发展就逐渐偏向了强调心性义理的孟子学派。正因如此,随着王权的日益巩固和增强,儒学也变得越来越政治化了:(1)儒学逐渐丧失其批判性特性和功能,而开始退化成为政权服务的工具;(2)在政治儒学逐渐萎缩的同时,心性学说却日益得到重视和宣传。究其原因,在一个相对统一和太平的社会,(1)社会的整合和维系更主要是要借助价值伦理,从而统治阶层会大力提倡之;(2)由于其他诸如社会、政治领域的思考往往受到专制帝国的限制,从而社会精英的思维主动地转向当时容许的心性方面。显然,孟子学派的主张恰恰与这种社会需要相适应,这也是为什么当时董仲舒提出的主张能与汉武帝一拍即合的社会基础。事实上,孟子的心性学说本身就是针对战国时期你争我夺的社会状况而提出,它试图以此来平息当时盛行的基于功利主义的争斗之心。只不过,在战国时期,孟子的心性儒学没有适用的社会环境,但在天下统一之后找到了实践的舞台。

因此,我们认为,正是中国广大版图过早的长期统一导致了社会发展的内向特征:它要防止任何可能破坏当前稳定的行为和思想。很大程度上,任何版图广泛的社会都建立在内向性的价值理性和社会伦理之上,以此来化解人们之间的众多之心,从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明显的例子就是,日本的丰臣秀吉凭借武功统一了日本全境,但是由于没有建立起这种注重价值理性的社会秩序,他建立起的庞大组织很快就分崩离析了。继起的德川家康则吸取了教训,在明末清初大儒学朱舜水的影响和帮助下采用以施礼教育来抑制扩张欲望,并提倡力行勤勉忠实;至此,勤勉躬行成为日本社会的价值基础,儒学哲学成为日本社会的主导思想,德川家族也以此价值理念而控制日本社会260多年。与此相反的例子是,蒙古的铁木真集团始终沉迷于通过扩张来维持部属的斗志,这种扩展理念激励其后辈打下了旷世天下,但这个庞大帝国没有多久就轰然倒塌了;究其原因就在于,整个元王朝都存在着派系斗争和相互残杀,社会秩序的稳定也依靠威权来维持,一旦威权式微,社会必然就不安稳。

可见,正是儒家社会的长期统一和思想控制推进了儒学的价值理性的偏盛和工具理性的萎缩,这实际上也与孔子历来注重基于“礼”的统治秩序和特定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是相一致的。[7]这可从如下四个方面加以说明:

1从文化领域上讲,帝王将源于小共同体的权威和价值观扩展到了整个帝国,从而推进了心性儒学的普及和发展。

2从社会领域上讲,长期的统一也弱化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因而不像霍布斯提出了“野蛮丛林”,中国学者更乐于把原始社会的三皇五帝时代想象为天下一统、休兵偃武的太平盛世。

3从政治领域上讲,儒家强调内心修养的价值和体现等级制的“礼”也特别是适用于社会秩序的维持,从而帝王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学与统治体系结合起来,任何突破旧有体制的主张和行为都受到控制。

4)从经济领域上讲,由于经济上的强大往往导致政治上的权力要求,如韩非所说,“晋之分也,齐之夺也,皆以群臣之太富也”(《韩非.爱臣》),因而出于征服自然的经济工具理性也得到不断的抑制,表现为长期以来的重本禁末政策。

当然这里主要是剖析历史上大统一对工具理性的制约作用,而不是否定大统一对历史发展的意义。例如,当古代中国,一国的水利工程就往往会影响到众多邻国,而相互逐利的结果必然是共损,所以这就依赖于霸主或统一的帝王来协调和解决,如齐桓公就召开“葵丘”之盟来解决这类问题。正因如此,孟子就已经看出了天下“定于一”的必然性,只有统一才可以安定。相反,由于西方社会长期不统一,从而其历史也就是一部争斗的历史,这种斗争磨炼的是人的兽性而不是社会性,即使马基雅弗利机会主义式合作也无法化解潜在的随时可能爆发的冲突。

 

本文摘自朱富强:《儒家的认知与思维》一书

[1] 钱穆:《秦汉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96页。

[2] 钱穆:《朱子学提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54页。

[3] 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张仲丹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7页。

[4]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99页。

[5] 参见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2页。

[6] 王国维:《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上卷),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6页。

[7]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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