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日志

 
 

马克思经济学的制度研究(分析思维之三)  

2017-01-01 07:43:05|  分类: 马克思经济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马克思经济学制度研究的基本路线

:从本质到现象的五层次分析及其阐释

朱富强

本章导读:马克思经济学在制度研究中发展了从本质到现象的基本路线,它将基于“应然”的规范分析和基于 “实然”的实证分析结合起来。这条制度研究路线可具体分解为五大层次:一是揭示制度的应然本质;二是剖析制度的实然现状;三是探究实然制度背离其本质的成因;四是考察实然制度的影响及危害;五是探究制度改进的方向和措施一研究框架几乎适用于所有公共领域的事务分析,包括所有的社会组织、组织内部的微观制度、一般宏观社会制度、社会经济热点问题,等等,并比现代主流经济学范式更有利于对真实世界的全面剖析。

 

一、前言

作为一门关注人类社会福利的社会科学,经济学不是一门纯粹的工艺学,也决不像新古典经济学所宣称的那样仅仅关注物质资源的配置问题,相反,它的研究对象根本上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行为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社会经济现象。因此,经济学根本上应该关注公共领域的问题,也就是广义制度问题,这也正是早期经济学尤其是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主要对象。从起源学角度看,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对象是组织,首先是有关家庭组织的管理原则,后来组织的范围从家庭拓展到了城邦和民族国家,从而出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应地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公共领域,尤其关注具体的社会制度问题,为社会制度的改进和完善付出了巨大的热情和智慧。这意味着,政治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具有很大程度的等同性:两者都研究社会制度的产生、演化、缺陷、完善以及制度变迁对个体行为并进而对社会经济现象的影响,从而也应该采用相似的研究方法。为此,要探索和构建合理的制度研究路线,就应该回到古典经济学中去。

其实,基于对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长期研究,古典经济学家已经自发地使用了一条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只不过,该路线并没有发展成熟,尤其是还没有转向更为具体的微观经济制度研究时,就由于种种原因而逐渐式微了。因此,本文重新挖掘马克思等古典经济学所开创和使用的制度分析思维,同时借鉴现代经济学以及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知识发展,而将业已存在的制度研究路线微观化、系统化,从而形成一条相对简洁而有效的制度研究路线。

二、从本质到现象的制度研究路线

马克思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不仅关注社会经济现象,更注重透过表象去探究事物的本质。正是通过将现象和本质结合起来,马克思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识到了现实社会的异化,发现了现实社会的问题,并由此探索改造世界的方向和途径。1.在探究货币的性质和功能时,马克思不是简单地从交易的现状而将货币的作用局限于降低交易成本这一方面,并把它视为货币的本质,而是从起源学角度分别探究了货币的产生、发展和形变;同时,不仅揭示了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这一本质,而且还从其媒介功能角度分析了现实中货币是如何离开其本质而蜕变为一种符号的。2.工资和雇佣劳动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也努力透过现象揭示工资的本质,并根据社会条件来分析现实工资率的大小和演化趋势;同时指出,工人要打破“神圣”的供求规律,关键在于消除劳动之间的分化和竞争,而走联合和合作的道路。例3.在分析劳动问题时,马克思首先将劳动的本质视为一种自我创造的活动,是人成为人并实现真正自由的途径;同时,又揭示了人们视为一种人们努力逃避的负担以及外在的强制的异化劳动,并剖析了劳动异化的社会原因;进一步地,正是基于异化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表现为对物的占有,从而就出现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等。所以,海尔布隆纳指出,“马克思的首要目的是表明,我们用来解释社会的那些常用概念,比如‘劳动’和‘资本’,其实都是骗人的表象,如果我们想要理解社会存在的真实过程,我们就必须学会透过表象、深入探查其本质。”[1]

不仅马克思如此,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大家如配第、斯密、李嘉图以及穆勒也持有和使用相似的研究路线。事实上,他们不仅关注由交换决定的价格,而是要进一步关注决定和影响商品交换的内在原因,从而都区分了商品的自然价格(内在价格)和市场价格(名义价格)。显然,这种二分法的分析贯穿于他们对所有商品的研究之中,并典型表现在对工资的理解上。马克思等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和制度分析反映出,他们自发地使用了一条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并且,这条研究路线还可以具体细化为这样5大层次:(1)透过人的知性思维辨识特定制度的应然本质;(2)基于实证分析来描述制度的实存形态;(3)分析制度的实然形态偏离本质的原因;(4)分析实然制度的影响及危害;(5)确定制度改进的方向和措施

显然,这一研究路线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因为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局限于社会经济表象的描述和解释,局限于对现实社会经济现象的合理性分析,局限于事物之间的功能性联系;相应地,它不仅看不到现实社会经济中存在的问题,而且还由此失去了改造世界的基本能力和目标。同时,由于结合了体现现象的“实然”与探究本质的“应然”,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更符合经济学的学科特性,更能体现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要求,尤其适合于社会制度等公共领域问题的研究。这里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是考虑经济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应该与研究对象相适应;二是考虑制度研究的基本要求,社会制度制定和变迁不同于个人理性选择和行为。

一方面,就经济学的学科性质而言。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人的行为及其互动所衍生出的社会经济现象,这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同时,研究对象的性质又衍生出了相应的学科特性和研究方法,这也与自然科学存在巨大差异。一般地,经济学具有主观性和规范性这双重特性:前者主要是因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外在于认知主体,因而主体对经济现象的认知也不是脱离其经验和感觉;后者是因为人们对社会现象进行探究并不是向自然科学那样仅仅是发现和运用某种不可变更的原理,而是试图对不合理现状进行改造。正因为社会现象的发展和演化本身具有自我预期效应并可能出现异化,因此,经济学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探究一个不变的规律,而是要解释社会经济现象是如何产生的,是什么因素决定了社会事物的变化,社会事物未来又如何发展。这意味着,经济学的研究不应仅限于“是什么”层面,而应深植于“应该是什么”之中。也即,作为一门致用之学的经济学范式贵在把基于规范的“应该是什么”和基于实证的“是什么”结合起来;前者是一个价值观,体现了认知主体的理念和视角,而后者是对现状的描述,体现了对社会现状的考察及其成因的分析。

显然,“实然”主要体现为对现状的描述和对表象的分析,“应然”则源于对实在结构的挖掘和内在本质的揭示,两者的结合就形成了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事实上,正是通过对实然和应然的分析以及对现象偏离本质的表现和原因的剖析,我们就可以寻找到对现实进行改革的方向和途径:(1)实证分析须建立在规范探究之上,没有对应然的探究,实证分析不能提供任何政策指导;(2)规范探究也应面向实证,没有对实然的了解,即使明白应然也无法着手改革。因此,这就引起了对现代主流经济学过分注重实证分析的反思。试想:如果缺乏“应该是什么”的深入探究,纯粹的实证研究有何意义呢?我们可以从中提出任何改良建议吗?萨缪尔森在其教科书《经济学》的序言中就坦白说:归根结蒂,经济科学不能告诉我们哪一种政治观点是正确还是错误。

另一方面,就制度研究的基本要求而言。社会制度不是先验的自然之物,而是人们根据自身的需要所设立的,是人类的创设之物;同时,在制度的创设和演化过程中,社会成员对之的影响力和决策力是不同的,从而就造成了制度本身有特定的利益取向。因此,我们对制度所应持的态度就绝不是仅仅从现实来预测它的发展,更不是对实存制度的承认;相反,我们要从人类的理想以及未来发展来审视实存制度,要发现和挖掘现实制度的不足,并采取措施来解决实存制度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和矛盾。从这个角度上说,制度研究具有强烈的规范性,社会制度的解释和完善不应仅仅依据基于博弈均衡的效益原则,而更应依据体现事物本质的正义原则。一般地,制度研究往往有两大基本原则:正义原则是探究自然法的基本原则,体现了人类对社会理想的诉求,是制度完善的思想基础;功利原则是探究实在法的基本原则,体现了人类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是解释现实制度的理论基础。显然,制度改革既不是追求理想的乌托邦诉求,又不能强化被异化的实在法,而是要体现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因此,需要把对正义追求的“自然法”与对现行解释的“实在法”结合起来,当制度实在偏离正义要求时,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正因如此,适用制度的原则决不能和用于个人及其在特殊环境中行动的原则混淆起来。

正是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笔者对企业组织、国家组织、家庭组织等都展开了非常系统的探究:一方面,将家庭、企业、国家等社会组织的都视为协作系统,将其本质视为合作性的而非冲突性的;另一方面,又探究了现实组织中成员之间冲突性竞争的制度根源,分析组织制度在演化过程中异化的根源。事实上,任何组织的公权力分配往往都是不平等的,强者因拥有更强的决策权而使得组织成为它的牟利工具,从而导致了制度安排的扭曲,并由此于是了制度改进的途径和措施。

三、制度研究各层次的具体阐释

上面提炼出了一条研究制度的基本路线,马克思以此对众多的具体现实制度做了深入剖析,并提出了系统性的观点和论断。但是,受特定的历史背景和个人知识的局限,马克思的具有观点并非总是正确的,或者说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譬如,马克思在分析制度的异化时,往往注重阶级力量的对比及其斗争,甚至把异化仅仅视为资本主义的产物;但相对来说,他却忽视了阶级内部成员间的冲突,忽视了异化的普遍性。[2]为了更好地掌握和运用这条研究路线,从而为经济分析和制度研究提供更清晰的指导,这里进一步对该研究路线的五个层次作细化说明。

(一)如何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

一般地,这就需要运用溯因法和溯源法,其中,溯因法从对经验事实的观察中寻求合理的理论解释,而溯源法则需要考察事物的历史发展轨迹,从事物的源头去寻找,考察事物未被异化之前的状态。同时,如何理解事物的本质,还与人的分析视角和哲学思维有关,而这又涉及所处的社会文化;因此,需要充分使用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知识,需要广泛吸收社会哲学方面的思辨逻辑,而不能局限于数学的逻辑推理。一般地,对事物本质的探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剖析制度背后的力量结构及其演化;(2)比较长期性的文化伦理因素及行为机理。基于两者的结合,我们就可以剖析社会制度的实在结构、运行机理以及变迁发方向,并为社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打下基础。究其原因:(1)力量结构往往决定制度的现实形态,因而从力量结构的演变中将会更容易探究制度形态的演化轨迹,并根据对力量结构的剖析可以预测制度变迁的基本趋势;(2)由于人类对地理和生态因素已经做了巨大的改造,因而它们对当前社会经济的影响已经大为下降,但文化道德因素却是很难在短期内移植或改造的,因而它将对当前经济问题起到重要作用,这是单个人力所无法控制的。例如,尽管中国社会在很多方面已经遭受了西方的冲击,但基于传统的儒家文化却至今仍然深深地根植于中国土壤中,儒家和谐观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政府决策;因此,如果不搞清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制度结构,就解决不了中国经济问题,也形成不了真正根植于中国社会的经济学理论和思维。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说,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而不是一种技术科学,这正如古典经济学家所认知的。

(二)如何分析事物的现实存在

一般地,这就需要运用权力分析和结构分析,权力分析和结构分析都着重在于剖析影响供求力量背后的因素。从这个角度上说,现代主流经济学主要从供求关系、并基于成本-收益分析来解释事物的现状,但这还远远不够,还需要进一步了解影响供求关系的深层次的结构性因素。譬如,就当前的房价问题而言,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供求来说明房价的居高不下,而是要分析为什么房价的供给不足而需求又那么旺?这就涉及到我们的土地政策、收入分配状况、市场信息的不对称以及其他的税收政策等各个方面。一般地,决定组织制度之现实形态的有三大基本因素:长期、中期和即期,其中,长期因素决定了它的基本走势,而中期和即期因素则影响它的变动性。按照布罗代尔的看法,一个社会事物的现状是由结构、局势和事件引起的,其中:“结构”是指长期不变或者变化极慢的,但在历史上起经常、深刻以及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这包括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以及思想传统等;“局势”是较短时期(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以至一二百年)内起伏兴衰、形成周期和节奏的一些对历史起重要作用的现象,这包括人口消长、物价升降、生产增减、工资变化等;而“事件”则只是转瞬即逝的突发性事变,如革命、跳跃、地震等。[3]同时,广义的社会结构又可分为政治结构、经济结构以及文化习俗等,其中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在短期内往往会会表现出巨大影响力,而文化习俗则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和社会的舆论,从而从根本上型塑了社会状态、维持了社会连续性和指向社会进程的方向,从而起到更根本性的作用。因此,在对当前中国社会的制度进行分析和解释时,我们就应该且必须作这样三个层次的分析:(1)几千年来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如何影响中国人的意识;(2)近现代以来(19世纪)西方文明冲击下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如何影响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处事方式;(3)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各种政治经济形势如何影响中国人的行为选择。

(三)如何分析实在制度危害

一般地,这就涉及到制度的微观基础和宏观影响,其中,微观基础主要是现实人是如何行为,而宏观影响主要在于制度如何影响人的行为并由此衍生出其他社会效应。事实上,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热衷于运用统计信息来研究经济变量之间的功能关系,但制度经济学根本上却是要分析在不同制度下的人类行为,分析制度对人类行为的激励和制约,并进而剖析可能产生的利益分配等后果;同时,分析人类互动行为的后果对现实制度演化的影响,以及其他相应的一些制度安排的出现,从而揭示制度之间的共生性问题。譬如,我们可以分析在当前的科研奖励体制、课题申报机制以及赢者通吃等学术“潜规则”对高校教师尤其青年学子的研究选择之影响,从而可以探究当前学术倾向遭到严重扭曲的原因。同样,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不同体制产生的机理动机来理解企业组织的现实规模:在工人自治型企业中,由于工人主导了剩余索取权的分配,从而使得企业的规模相对较小;相反,在中央计划体制下,国有企业是极端化的经理管理型企业,经理们所追求的社会收益与企业规模联系在一起,因而这类企业的规模较大。显然,基于对人类行为及其后果的研究也正是比较制度分析的核心内容,通过这种研究才可以更好地理解现实制度的存在及其合理性问题,发现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譬如,基于中、西方银行体制的差异,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它与房地产商之间的关系,从而可以更好地理解房地产价格的变动情形:中国社会的房价涨得比欧美早得多、快得多,而下跌的幅度却小的多、慢得多。一般地,由于中国社会的银行基本上是国有的,存在着负盈不负亏的“潜”传统,因而在房价不断高涨之时银行热衷于大量贷款以获得更多的可分配利润,而在房价下跌之时因不存在倒闭的分享而没有收缩银根的强烈意愿;相反,西方企业的盈利在用于局部而短期的分配方面受到很大限制,从而即使在房价高涨之时也会考虑风险而不至于疯狂,而在房价下跌之时则积极收缩银根以防止可能的倒闭。当然,中西方的银行制度之所以存在如此差异,又与包括整体在内的整个社会制度有关,也与长期的文化以及其他具体制度有关,这都涉及到制度之间的共生性问题。

(四)如何对现实制度进行评估

一般地,这就涉及到制度的本体论认识:制度的根本目的如何?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基于效率原则来评估组织制度,把这种效率往往等同于配置效率,它强调生产要素组合的合理性;但显然,相同生产要素的不同组合往往带来完全迥异的产出,这就是非配置的X效率问题,也是笔者一直强调的协调效率问题。同时,现代主流经济学对效率的衡量对象不是组织系统的有效性,而往往以掌控监督权和剩余索取权的主权者的效用最大化为基准;结果,这种效率往往是反映社会上的强势者的利益状况,而把构成组织的其他要素都仅仅视为任意配置的工具或投入品。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偏好于采用社会总效率和帕累托效率等概念,却并不考虑具体的租金分配以及成本-收益的具体分担等问题;结果,规范性的分析往往只是维护了现状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从而无法真正发现现实制度的问题,无法推进制度的变革。事实上,按照巴纳德的观点,在现实生活中的组织制度往往存在三种特性:道德性、有效性和效率;其中,道德性是强调协作系统的各要素之间相互依赖的责任问题,有效性是指完成协作系统原初目的的程度以及自身维持问题,而效率则是指个人满足的充足程度。显然,现实中的企业目标实际上蕴含了寓意不同的双重特性:前两者反映了作为协作系统的基本要求,而后者则是现实企业被当作私人牟利工具时的基本诉求;而且,在不同时期,随着企业组织的现实与本质相背离的程度不同,企业日常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追求目标也不同。一般来说,在这多层面的绩效中,哪个层面在现实中占主导地位则主要取决于相关者的力量对比以及社会认知;因此,我们在对一个组织制度的绩效进行比较时,就必须充分地考虑这三个层面。当然,个体之所以参与协作就是以满足个体动机为寄托的,因而协作系统内的个体首先关心的是效率问题,而不是整个协作系统是否有效的问题,这也正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制度评估的出发点。[4]

(五)如何识别现实制度的异化程度

一般地,这主要是借助于权力分析,分析不同权力结构产生的结果差异。事实上,事物之所以出现异化发展,主要在于事物受到特定力量的操纵,而这种特定力量的产生则源于不平等的加剧;因此,事物的现状主要就由力量结构决定的,力量分配越不平均,异化程度就越大。一般地,人类社会的力量结构在演变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倒U特征:早期社会主要体现为由天生体力或智力差异造成的自然不平等,因而这种不平等的程度是相对有限的;随着人类的不平等从自然转到社会方面,一些人可以凭借特殊地位而掌控社会机器,从而使得不平等程度急速拉大;最后,随着知识凝结于人体上而扩大人际相异性和异质化,个人性的人力资本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个人可以对其拥有处理权,从而使得社会不平等的程度开始出现缓和。与此相对应,社会事物的异化程度也呈现出倒U型特征,事物的形态演化呈现出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发展轨迹,因而,我们可以通过梳理事物的起源及其发展轨迹而探究其本质。事实上,只有在力量对比极端不平衡的时代,私有财产才得到毫无顾忌的强调,把员工当作一个零件的泰勒科学管理方式才可能得到施行;更甚者,美国内战时期的铁路巨头范德比尔因为收购了纽约市中心没有成功,竟然可以切断了他的铁路和纽约市场中心的联系,而使州议员和其他人不得不拖着行李在州首府的哈得逊河大桥上徒步行走。相反,在现代社会中,是人的生存权和安全权而不是财产权越来越得到认可,我们不但可以通过较高的税负将那些富者的财产转移出一部分给那些也许根本没有工作的人;同样,现在的任何企业主都不能随意使用或关闭他的企业(即使是家族的),因为这个企业已经不完全是私人性的而具有了公共性,它的生存状况与利益相关者密切相关。洛克就指出,自然状态是“自由的状态,却不是放任的状态。在这状态中,虽然人具有处理他的人身或财产的无限自由,但是他并没有毁灭自身或他所占有的任何生物的自由,除非有一种比单纯地保存它来得更高贵的用途要求将它毁灭。”[5]

(六)异化现状回归本质的路径如何

一般地,异化要缓和,根本上就要消除其产生因素,要解决组织制度内的力量分布不平衡问题;而力量分布的不平等往往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认知的提高而逐步解决,从而促使被异化了的组织逐渐向其作为协作系统的本质回归。一般地,社会发展对制度异化的缓解有三个基本的动因:(1力量结构的变动,如原先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的力量增强而使得组织的公权力在协作系统的成员之间日益分散;(2)弱势者的觉醒,如同一社会地位的个体意识到了现状的困境以及自身的长远利益而自觉地结合起来而形成新的阶级力量;(3社会认知的提高,如立法者对本质认知的提高而开始有意识地关怀弱势群体。具体而言,第一点是强调,社会制度的改进往往是人们基于力量而互动的无意识之结果。这一点可以从企业组织演化中窥见一斑:随着物质资本日趋饱和以及人力资本日益重要,原先处于被雇用地位的生产者和职业经理人的权力就得到了增强,从而他们对企业所有权以及剩余索取权的要求也就日益强烈,这样通过长期的抗争,企业组织就逐渐回归到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服务的层面上。第二点是强调,社会制度的改进往往是人们基于力量联合而进行有意识的抗争之结果。事实上,尽管同一共同体、阶层或阶级的成员往往有共同的客观物质基础,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只要这些成员意识到自己的阶级特征时才会展开集体行动,才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阶级;而那些未能获得这种意识的阶级,即使在结构上可以看作一个阶级,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阶级。这也就是马克思的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理论,只有当自在阶级转化成自为阶级,弱势者才可以形成真正的力量以促进社会制度的改进。马克思写道:“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6]第三点是强调,社会制度的改进往往是有远见和理性的个体所作出的有意识之反应。事实上,尽管任何现存的社会制度确实都更大程度地体现了强势者的意志和利益,但任何制度又不等同于基于力量博弈所产生的均衡,相反,社会制度的设计和完善往往是一群对人类长期发展充满关怀的“哲学王”促发的,他们首先洞悉了事物的本质,从而通过各种力量来推动社会事物向其本质复归。当然,认知本身就主要源于社会经验,因而两者本身也是相互促进的。例如,在早期社会由于权力的集中就导致了弱势者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人都用一些残酷的规定来“解决”残疾人的问题,同时也不关心女性的要求。不过,有些先驱者往往能够看得更远、认识得更早,从而社会需要存在一个有效的信息传播机制。譬如,就国家组织而言,正是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激发了社会大众对国家性质的思考,而随着第三阶级力量的崛起,现实生活中的君主主权也逐渐过渡到人民主权。

(七)如何理解制度变迁的滞后长短

即使出现了缓和异化和促进制度变革的力量和意识,社会制度也不会即刻获得变迁,而是会存在相当长的时滞。诺思就认为制度变迁一般要经过5个阶段:1形成制度变迁的初始行动集团;2制定有关制度变迁的方案;3根据制度变迁的原则对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4形成次级行动团体;5两个集团共同努力去实现制度变迁。[7]同时,上述每一过程都受诸多条件的制约,如集体行动的初级单位能成功运行就受制于这样一些先决条件:1成员们关于成员资格的权利和义务的共同认识;2以互惠为特征的集团的相互作用;3获得不受上级管理单位控制的某种自治;4规模较小以防止逃避义务和“免费搭车”行为;5集团成员可以一个合理代价进出入这些集团以增强组织的监督机制。显然,这些条件在现实生活中往往难以获得充分满足。例如,当前中国社会的医疗、教育以及住房等基本生活设施之所以得到保障,正在于中国社会不存在满足上述一些基本条件;特别是,当这些作为基本公共品的社会福利保障主要体现的是弱势者的需求时尤其如此。事实上,尽管弱势群体具有这类需求,但他们本身却不具有这种主导制度变迁的力量,而且,一些国家的法律对这些弱势者壮大自身力量往往会加以限制,如不许建立农会、工会及其其他组织;正因如此,社会制度变迁往往又不能单纯地依赖于这些弱势群体的自发性需求以及变革力量,而要靠那些所谓的精英阶层(知识精英或官僚精英)来主动供给的;而精英阶层要替代那些真正的需求主体来进行制度供给,就必须对人们的需求有切实的认识。显然,弱势群体力量的壮大和群体意识的形成、社会精英对弱势群体权利的认识和满足其权利的意愿等方面都需要时间,不同社会在这些方面的差异是造成制度变迁时滞长短的重要因素。

四、该制度分析路线的适用范围

上面的制度研究路线承袭了马克思经济学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思维,并结合现代经济学中的其他经济学流派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对该路线进行了系统的分解阐述,从而更有利于对微观具体制度的分析。事实上,这一制度研究路线几乎可以适用于所有公共领域中的事务,这包括所有的社会组织、组织内部的微观制度、一般宏观社会经济制度以及社会经济热点问题等。这里作一简要的说明。

(一)所有社会组织

几乎所有的组织如国家组织、家庭共同体、企业组织、合作社组织等都是人类创设之物,都被赋予了一定的目的,同时在演化过程中又会发生异化。

譬如,就国家组织的属性而言。首先,剖析国家组织的本质:自然状态下相对平等的个体为了维护自身的长期利益而通过理性契约形成了一种社会机构,其根本目的是要保障所有社会成员的利益;其次,了解国家组织的性质及相应的政府功能的蜕化和变异:不再是社会大众服务,而成了社会大众的主宰,国家机关成了具有暴力潜能的控制机关;再次,探究这种蜕化的原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公权力为不同的特定个人或群体所占有,甚至将这种现实通过“法制”而合理化。显然,只有对国家组织的本质进行深入的了解,同时又清楚不同阶段的社会力量结构,我们才能明白国家在不同时期的行为和表现,并预测它的发展趋势。

再如,就合作社组织而言。首先,任何合作组织本质在于:自愿进行合作的个体之间通过互惠合作形成的一个协作系统,其管理方式体现为:所有成员的工作都有利于增进系统的协调,部分被选出来的管理者并非独立于或高于被管理者,而仅仅是被管理者的代表并需要受到被管理者的监督;其次,理解20世纪50年代农村合作社的异化及其原因:管理者的任命和罢免都是由政府“由上至下”进行安排,农户处于被管理的地位而不能对合作社的管理者进行制约和监督。显然,只有作这样系统的研究,我们才能更清楚地明白:20世纪50年代农村合作社的失败原因根本上不在于缺乏退出机制,而在于呼吁机制的缺失,因而如何建立健全的民主选举制度以选择合适的管理者以及如何建立完善的监督体系以保证管理者不滥用权力是合作社组织健康发展的中心课题。

(二)组织微观制度

组织内部的微观制度往往是与组织本身相适应的,当社会组织出现异化时,这些微观制度也往往就会服务于强势者,因而同样适用于从本质到现象的分析路线,诸如企业组织中的治理机制、独立董事制度、工资体制、雇佣体制、工会制度、银企关系,教育体制中的教授终身制、入学考试制、文凭获得制、研究生教育、科研奖励制、课题承接制。

譬如,就企业的治理机制而言。首先,剖析组织的治理机制之本质:保证每个成员能够尽其责任并享权利,从而要求能够对每个人的机会主义行为都起到制约和监督;其次,了解现代企业机制的蜕化:企业的治理逐渐向出资者倾斜,甚至由一小撮股东垄断了企业的决策权,从而出现了委托-代理这种单向度的监督机制;再次,挖掘这种治理机制流行的原因:出资者在特定时期凭借资本稀缺性而获得了企业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从而导致股东价值最大观成了支配性的企业理论。显然,如果我们能够更清晰地认识到企业的社会属性,那么,就能够更容易地洞悉目前流行治理机制中存在的缺陷,从而为更为健全而合理的机制提供思路。

再如,就经济学教育而言。首先,剖析经济学教育的本质:如果基于培养理论研究人才这一目的,应该多开设训练思维的学术思想史和研究方法等课程,如果基于培养从事社会事务这一人才,也应该多开始提高思辨、扩大视野的交叉学科课程;其次,理解经济学研究生教育的现状:一方面国家和院校在强调实务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却几乎将所有精力放在抽象的“三高”上;再次,分析产生这种悖论的原因:大量数理出身者占据了经济学院系的决策权,他们希望招收一些受过良好“三高”训练的学生来撰写符合“国际刊物”需要的论文,于是那些今后不会从事“理论”研究的大量学生就成了“陪太子读书”的牺牲品。显然,从这一角度,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当前经济学教育(无论是本科还是研究生)上的弊端,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学生很少热衷于经济系课程的原因。

(三)宏观社会制度

一般社会制度都是社会规范体系中的一部分,整个社会本身是一个协作系统,因而社会协作系统中的具体规范也面临一个产生、发展、变异和修正的过程;相应地,诸如公共决策、选聘制度、法律规章、再分配制度、知识产权体制、专利制度、信息机制、汇率体制、价格体制、资本市场等都适用于从本质到现象的基本路线分析。

譬如,就民主决策机制而言。首先,剖析民主决策的本质:它作为公共领域中的一种集体决策方式,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权力不受到私人的篡夺;其次,理解现代民主制的蜕化:多数暴政、寡头决策、庸人当政,等等;再次,挖掘产生这种蜕化的原因:民主机制涉及到两个问题——民主决策的内容限定和民主决策的成员限制,但目前却把它简单化为“多数至上”,而且常常混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界限。显然,如果不搞明白民主的目的和适用领域,不提防各种多数原则中潜在的问题,那么,就必然会退化为少数寡头专制或者多数民主暴政。

再如,就立法者选任而言。首先,要剖析立法者的本质特色:作为为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发展立规定制的立法者应该具有广博而高深的专业知识、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社会责任,从而能够担任这种职务的人往往是德高望重的长者,这与执行既定之法并使之有效贯彻的行者者所应有的资质是有所差异的,后者需要的是拥有高超的管理艺术、拥有克服困难的毅力,能够担任这种职务的人往往是意气勃发的年轻领袖;其次,对比现实中的悖论:大量的文体明星以及电台主持转而成了议会议员、立法委员、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而且越来越追求美女和帅哥,以致立法院常常成为打闹和爆料的场所;再次,探究这种悖像产生的原因:本来应该具有特定资质的立法者却由简单的民主选举产生,甚至由某些行政者“钦点”。显然,基于这一思路,我们可以深入地认识现代人类社会制度中存在的根本性缺陷,这种缺陷并不仅仅体现在中国社会,也体现在大多数民主国家和地区中。

(四)社会经济热点

当前的社会经济热点问题,如教育科研体制、社会保险、医疗卫生、住房制度以及可持续发展方式等,都属于公共领域中的事务,从而也都适用于从本质到现象的基本路线分析。

譬如,就公共教育而言。首先,剖析公共教育的本质:其根本目的是提高个体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前者主要是提高个体的技能,是理工科教育的目的,而后者则涉及到个体之间的合作,根本上在于提高人的社会性和社会责任,这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其次,了解公共教育的现实情形:教育产业化、实行“谁得益谁交费”原则,以及基于“学生为客户”原则根据学生需要开设课程等等;再次,探究这种悖像产生的原因:实践上受美国社会私立高校的影响,以学徒教育模式取代了学校公共教育,理论上受经济学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影响,把价格视为资源配置的最佳方法。显然,如果不搞明白教育的本质,而是简单地照搬西方已严重功利化的私人教育体系,并由此来指导当前教育制度的改革;特别是,把自然科学的教育方式简单地推广到社会科学领域,那么,就必然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失范,这是当前的现状所显示的。

再如,就住房制度而言。首先,剖析住房的本质:居住本身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之一,从而也应该被视为现代社会的个人基本权利,因而现代政府往往会努力加以保障,从而也会对恶意窖藏和房产炒作进行遏制;其次了解住房的现实情形:房价高张、投机和投资之风盛行、越来越多的人买不起房;再次,分析这种乱像产生的原因:制度扭曲、政商勾结、收入差距不断拉大。[8]显然,基于这一研究路线,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当前房地产市场混乱的原因,并从中梳理出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

(五)反思流行观点

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局限于现象的描述和分析,并运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之提供合理化解释,从而就看不到实存制度的问题;因此,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的基本路线,我们就可以对一系列流行的观点进行反思。这里以独立董事制度作一说明。

根据协作系统观,企业组织的本质是一种增进所有成员利益的共同体或社会机构,其活动必然涉及到众多相关者的利益;因此,它不能仅仅为股东或企业内部人的利益服务,而是有其独自的目标、利益、行为方式乃至社会赋予的道德要求,如保障员工安全或者保护社会环境或者服务消费者的义务往往就比股东的利益更为优先。一般来说,在现有的企业组织中存在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来保障内部人的利益:就出资者的利益保障而言,存在董事会、股东大会;就管理者的利益保障而言,管理者本身就是企业的决策者,且很多高层管理者还兼任董事;就生产者的利益保障而言,存在职工代表大会、工会组织。即使为了保障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遭受大股东和管理者的侵犯,当前企业的制度安排中也存在着各种类型的监事会;同时,股东还可以自由买卖手中的股票,而自由退出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中小股东的利益。事实上,监事会就是在股东大会领导下独立地行使对董事会、总经理、高级职员及整个公司管理的监督权的常设监察机构,因此,监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监事也是由股东大会选出,是为了防止董事会、经理滥用职权而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而设立的。

问题是,即使作为企业内部弱势方的小股东和生产者也可能与大股东和管理者进行勾结而损害作为“外部人”的行业、客户、社区以及其他社会大众的利益。例如,奶粉中加入三聚氰胺不仅有利于提高管理者的激励薪资和大股东的利润,也必然会提升中小股东的股票价值以及一般员工的工资水平;不过,这却是以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受损为代价的,事件曝光后也极大地损害了行业、地区乃至国民的形象和利益。那么,由谁以及何种制度安排来保障社会大众的利益呢?显然,由企业内部人员构成的机构几乎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因而就需要引入独立董事以及独立董事制度。事实上,独立董事不仅独立于公司股东、不在公司中内部任职,而且与公司或公司经营管理者没有重要的业务联系或专业联系,独立董事制度的设立根本上是为了保障社会大众的利益不会遭受企业内部人员(如所有者、经营者和生产者)的合谋侵犯。然而,在现实中,独立董事却往往由利益相关者出任,其职责也被扭曲为仅仅代表中小股东的利益,更不要说其任命往往来自于董事会、股东大会或者管理层的。例如,伊利集团的董事长郑俊怀就可以在董事会临时会议上随意罢免不与他合作的独立董事俞伯伟。正因如此,导致了当前独立董事社会责任的严重丧失,试问:当前发生问题的那些奶粉企业中独立董事承担了多少社会责任了呢?显然,这就涉及到对独立董事的遴选、监督机制以及相应责任的重新理解。

五、尾论:主流制度研究路线的问题

上面承袭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思维而细化和发展了从本质到现象的制度研究路线,这条分析路线能够避免为现象所干扰,透过表象而挖掘问题的实质;不仅可以动态地剖析社会经济现象的变动轨迹和发展方向,而且还可以由此提出对社会实践更具指导价值的政策。不幸的是,流行的制度研究却承袭新古典的思维,不仅基于自我收益来分析个体的行为,而且基于理性个体的互动行为来分析制度的演化。

其实,诺思很早就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分析范式的缺陷。1)就个体的行为而言,基于自我利益的不仅无法解释大量的“自利行为(如自愿献血)以及人们自愿作出巨大牺牲而从事无明显报酬的活动(历史上无数个人和集团为了抽象的事业而被关进监狱或牺牲”,同时也无法解释社会的总体稳定现象,因为“对成本与收益的个人主义计较肯定将使欺诈、逃避义务、偷窃、袭击和暗杀到处泛滥”。(2)就制度的变迁而言,诺思也写道:“个人在试图推动社会变化时所承受的净成本是由他们感受到的不公正和异化来度量的。为了解释变迁与稳定,在某些方面超越对成本-收益的个人主义的计较是需要的。当个人深信一个制度是非正义的时候,为试图改变这种制度结构,他们就可能忽略这种对个人利益的斤斤计较。”[9]在很大程度上,考虑到了制度的非正义性,并努力将之推向正义的方向,这本身就体现了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线路。

显然,从本质到现象的线路在研究社会制度等公共领域问题上要比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的现代主流范式更为合理。事实上,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线路,深入到现象背后去探究社会事物的实在结构和内在本质,从事物的内在本质中去理解社会事物被创设的基本目的和功能,并努力剖析现象与本质的偏离及其原因,就可以寻找到制度改革的方向和途径。与此不同,承袭新古典经济学思维的流行制度研究却是静态的、抽象的,具有强烈的功能主义和工具主义倾向,从而无法促使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成熟。其实,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主要偏重于经济问题的实证分析,推崇实证分析的客观性,但根本不存在完全没有感情色彩的纯粹实证分析。克莱默就写道,“经济学家不仅建立模型进行经验检验,他们还需要说明怎样的模型应该是好的模型,而且,他们还作理性推理、诉诸判断并谈论其他的经济学家及其工作。经济学牵涉到说服的艺术。在缺少统一的标准和明确的经验的情况下,经济学家必须依赖判断,他们也进行辩论以使其判断说服人。”[10]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在文章结尾对承袭新古典经济学思维的流行制度研究路线作一简要剖析。

其实,现代主流经济学并不满足于描述“是什么”的纯粹实证分析,而是试图对事物进行规范性评价;这个评价标准就是效率原则:基于特定的效率概念来对实证结果进行评估。例如,根据田国强的归纳,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包括这样五个部分或步骤:(1)界定经济环境,(2)设定行为假设,(3)给出制度安排,(4)选择均衡结果,及(5)进行评估比较。其中,界定经济环境就是对所要研究的问题或对象所处的经济环境作出界定。设定行为假设就是对经济人的行为方式做出假设:一个经济理论有没有说服力和实用价值,一个经济制度安排或经济政策能不能让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关键看所假定的个人行为是不是真实地反映了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看制度安排和人们的行为方式是不是激励相容,即人们对激励是不是作出了对他人或社会也有利的反应。给出制度安排包括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两个方面:制度环境是一系列基本的经济、政治、社会及法律规则的集合,它是制定生产、交换以及分配规则的基础;而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和竞争的规则的集合,可以理解为人们通常所说的游戏规则。[11]选择均衡结果就作出权衡取舍的选择而找出尽可能佳的结果:一旦给定经济环境和经济制度安排(游戏规则) 及其它必须遵守的约束条件之后,人们将会根据自己的行为方式作出激励反应,在众多的可行结果中通过权衡取舍来选定结果。

显然,进行评估比较就是对经济制度安排和权衡取舍后所导致的均衡结果进行价值判断和作出评估比较:当经济人作出选择后,人们希望对所导致的均衡结果进行评价,与理想的最优状态结果(如,资源有效配置、资源平等配置、激励相容、信息有效等)进行比较,从而进一步对经济制度安排给出评价和作出优劣的价值判断。[12]譬如,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维兹(L.Hurwicz) 所开创的经济机制设计理论之分析框架就是由这五个部份所组成。机制设计者的目标是要设计某种制度安排使之达到某个既定的目标,因而在机制设计理论与一般均衡理论的最大差别之一,是将制度安排作为内生决定的。为此,定义经济环境:由所有参与者及参与者的经济特征所组成,这里每个参与者的配置结果空间、偏好关系、初始秉赋、生产集、信息结构(如考虑不确定性)等构成了参与者的经济特征。行为假设:每个参与者根据自己的行为对机制以及其他人的选择作出激励反应,以此决定自己的策略使之最大化自己的收益。经济机制:由信息空间,决定信息如何交流的反应函数以及如何决定配置结果的结果函数所组成。均衡结果:所有参与者的最佳策略组成了均衡策略。评估比较:对均衡解进行评价和比较,看是否达到既定的目标,如是否激励相容,是否导致了帕累托最优结果,是否具有最小的机制运行成本等。

当然,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最主要的是界定经济环境,它通常由经济人、经济人的特征、经济社会制度环境以及信息结构等组成,而对经济环境的界定可分为两个层次:(1) 客观描述经济环境和 (2) 精炼刻画经济环境特征。一般地,对经济环境描述的越清楚、准确,理论结论就会越正确;对经济环境刻画的越精炼和深刻,论证起来就越简单,理论结论也越能让人理解和接受。因此,界定好一个经济环境,就是要将这两个层次有机地结合起来。事实上,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实际上也体现了“是什么”之实证和“应该是什么”之评估的结合:其中,前4个阶段主要是对现状的描述和分析,而无法对所采用的经济制度和规则作出优劣的结论,也无法给出改进办法;第5阶段则涉及到评估,而评估一个经济机制或制度安排时所采取的两个基本标准就是效率原则和激励相容原则。

同时,效率原则和激励相容原则也是内在一致的:效率原则是最重要的评估标志,它强调制度安排是否增进了效率;而激励原则则关注制度安排是否给主观为自己的个人以激励而使他们客观为社会而工作。问题是,现代经济学进行制度评估所依赖的效率原则和激励相容原则本身却具有相当的片面性,最终蜕变为对现实制度的维护。

一方面,主流经济学通常所采用效率原则就是帕累托最优(有效) 概念。它意味着:在现有资源约束条件下,不存在改进的余地,即不存在不让任何参与人受损的情况下让一部分人的福利有所改进的资源配置方案。问题是,以效率来判断制度的优劣,首先要确定是根据谁的效率?西方学术界用帕累托效率为标准,而资源配置本身却存在着许多种帕累托最优;因此,帕累托最优概念不但无法提供判别标准,也不一定满足功利主义的最优原则。特别是,帕累托最优概念是以财富最大化为基本价值观的,它不涉及财富的分配问题,从而往往蜕变成为既得利益者强化自身利益提供理论支持,为不平等的交换辩护,为两极分化的社会现实辩护以及为不公正的社会制度辩护。

另一方面,激励相容原则注重自利的个人和人们之间的互利统一,使得每人在追求其个人利益的同时也实现其制度安排设计者所想要达到的目标。但问题是,激励相容也仅仅是在目标设定以后的制度选择问题,是上述分析路线中阐述的现实目的下的制度设计问题;显然,如果现实目的已经偏离了其本质,那么也会造成相应激励相容制度的扭曲。例如,一个组织的现实目标如果仅仅是个人利润最大化,那么,由此设计的激励相容制度往往会造成其他群体或社会福利的损失。

总之,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路线存在根本性的差异,这典型体现在对它努力深入到现象背后去探究社会事物的实在结构和内在本质,从事物的内在本质中去理解社会事物被创设的基本目的和功能。显然,制度研究往往要对社会发展提供建议,而纯粹实证分析本质上仅仅是对是什么的描述,从而不能提供任何政策建议。例如,就法律而言,法律是近现代世界各国调控社会的主要机制和手段,它的效力往往又有赖于专为这一目的而设立或遴选的团体、机构和官员所行使的强力,世界各国都力图通过有秩序地和系统地使用强力来调整社会关系和引导社会行为;基于这一社会现象,人们就把法律视为是对强力的依赖,是运用强力对社会的控制,这就是曾经盛行一时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但是,社会学法学家庞德强调,“在这里‘实际上是怎样’并不能告诉我们全部真相。这里最终的问题始终是‘应当是怎样’的问题。除非政府是为了自己而存在,或法官和行政官员是为了行使权力而进行审判和管理,否则我们就不能回避这样的问题:法律上关系的调整和行为的安排,到底有什么目的和意义?我们不能把强力设想为手段以外的什么东四。”[13]

最后,需要指出,事物的实在结构和内在本质是无法凭借直接的经验感觉而获得,这使得本质认知往往缺乏经验的基础,而主要建立在一整套的形而上思维和逻辑体系之上,这使得认知又很可能会偏离本质。正是基于这一角度,我们说,任何人都不能宣称他完全能认识了社会事物的内在本质;相应地,每一种本质认知都只是一种假说,被称为本体论假设,它有待于随着人类知识和思维的积累而进一步深化。尽管如此,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研究路线所提出的本体论假设与现代主流经济学所设定的引导假定之间还是存在本质的区别:后者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分析和解释社会事物提供一种参照系,这种参照系往往是不真实也是不可实现的,如一般均衡理论中的完全竞争、科斯定理中的交易成本为零,等等,从而可以称为解释论假设;相反,本体论假设体现了对事物本质的真实认知,需要尽可能地符合现实,以此可以预测社会事物的发展方向,或者以此确立了理想状态以引导现实事物的改造。

本文载《人文杂志》2016年第12期

  评论这张
 
阅读(1708)| 评论(1)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