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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日志

 
 

理论研究的森林观和树木观  

2016-09-22 14:52:31|  分类: 《协作系统观的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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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协作系统观的企业理论:基于协调机制演化的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8月版。

理论研究的森林观和树木观 - 曲阿野逸 - 朱富强的博客

 

尾论:理论研究的森林观和树木观

朱富强

正文洋洋洒洒近80万字基于协作系统维度论及了企业组织的起源轨迹、本质内涵、异化发展、规模扩张、所有权归属、产权安排、治理机制、效率来源、伦理因素以及结构演变等内容,这实际上涵盖了企业理论相关的几乎所有基本问题。我们知道,当前新制度主义的企业研究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领域:(1)以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探究企业组织的本质及其规模边界问题;(2)以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探讨企业组织的治理机制及其效率来源问题。显然,这两个问题分别对应于本书的上卷和下卷的内容,因而可以说,本书提供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企业分析框架。其实,主流经济学的企业理论的根本性缺陷在于它仅仅以静态地考察企业组织的现状,以致理论探索与现实发展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裂痕,从而也就无法有效地把握企业组织的变动;相反,本书却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既揭示了由内在结构规定的企业本质,又分析由现实力量左右的企业现状,特别通过本质和现状的对照来剖析现实企业存在的问题,并以本质这一奇怪吸引子来预测企业组织的未来走向。

一般来说,本书的研究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本书探究作为协作系统的企业组织的产生动因、形态结构、协调机制以及影响运作有效性的主要因素;其次,通过对现实因素的分析阐述了企业组织的过度扩张、产权异化、治理扭曲以及相应的低效率等问题;再次,对不同文化下企业组织的认识以及由此造成了本质与现象之间脱节的程度差异而对不同类型的企业组织也作了深层次的比较制度分析;最后,基于大历史发展观探究了如何促使企业组织向本质回归的路径和要求。正是由于本书把企业组织视为一个协作系统而不是为特定集团尤其不是为物质资产所有者服务的工具,这种分析基本视角和假设基础就与主流经济学存在很大差异,并由此得出了一系列相异于流行企业理论的独特论断。正因如此,对那些长期受主流企业理论和分析思维熏陶的人而言,本书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往往就是难以接受的。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书中所有观点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建立在对以前各种理论的吸收、整合和提炼的基础之上,是对各学科领域中有关企业知识进行契合的产物,是基于相当严密的逻辑推演的结果。举例说明如下:(1)本书在探究作为体现协作系统这一本质的企业理论时,实际上就广泛吸收了分享经济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合作博弈理论、分工演化理论等新兴学派的一些思维和分析;(2)在分析现实企业的规模拓展、治理机制以及效率衡量时,所采用的基本工具和分析框架则主要是承袭了新制度主义的基本范式;(3)为了剖析企业组织的异化成因及其后果,积极引入英国古典学派和美国老制度学派所强调的利益和冲突的权力结构分析;(4)为了对企业组织发展趋势进行分析以及为中国企业制度改革提供借鉴和指导,广泛借鉴了最新发展起来的新比较制度分析的思路。也正是由于本书尽可能地吸收和采纳前人所积累的理论和方法,从而使得这里提出的有关企业分析的基本框架更为全面和系统。

 

一、针对两个潜在批判的初步预答

本书尽可能地对相关研究提供细致的理论分析和资料佐证,尽管如此,由于本书所涉及的内容太多太广泛,这些分析又是建立在一个与流行理论很不同的崭新理论体系之上,因此,这种庞大分析体系就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些学者的批评和反对。就过去几年与人交流而收到的反馈意见来看,主要的批评归结起来大致有二,因而这里作一简要说明。

(一)缺乏实证的分析

对本书提出的一个批评就是本书的很多观点都是源于逻辑的推理,而较少用到实证分析。其中,有学者认为,本书的研究缺乏基于大规模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而在既定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下进行计量实证当前经济学研究的流行范式;另有学者则认为,基于本书分析框架所得出的相关结论需要作进一步的案例研究,这种案例研究是当前新制度主义框架下研究企业问题的基本范式。例如,国内一位著名经济学家2005年就曾对笔者说,“你所作的分析大致是不错的,不过还需要对现实中的具体实践作微观分析,这样才更有说服力,影响才更大。”不可否认,这种建议是中肯的,本书的许多研究工作还有待于在今后作进一步展开,尤其在实证检验方面。问题是,(1)任何理论本质上都是形而上学的,首先需要逻辑推演上的严谨,人类思想史上的洞见往往都是逻辑思维的产物;(2)理论往往是实践的先导,实证没有展开并不意味着所提出的理论就没有意义;(3)实证检验并非一定要理论提出者亲自展开,实证的材料更不一定要亲自收集。事实上,就目前而言,笔者也确实还没有这种精力和财力,甚至数据处理也不是自己的强项,因而首先是处在逻辑思维的层次上;同时,经过近10年思考,本书也就是希望能够启发更多人的思维,促使更多人去关注它、探讨它。当然,也有学者对本书所提出的偏离主流企业理论的分析框架不以为然,认为这里的分析太过理想化了。例如,几位专搞企业内部委托-代理治理的同人就跟笔者说,“你沉浸在书本中太久了,如果你去企业中看看,就知道企业治理并不完全是你所描述的,或者会有更深的认识”。问题是,尽管这些同人热衷对企业搞调查研究,但企业组织的现实情形并不代表这种现状就是合理的,而本书的研究正是要揭示现实的问题,并思考未来的发展或改革。因此,笔者不敢完全苟同逻辑推理无用的论点。

其实,即使从事基于实践调查的研究,首先也是必须要有个理论作指导,否则,很有可能流于形式或者涉之不深。(1)所谓的调查和实证只是对逻辑推理的结论进行印证,而根本不可能取代逻辑推理而得出广泛性结论。(2)即使实证与理论逻辑不一致,也应该反思我们的实证过程:方法是否科学?数据是否正确?解释是否合理?所以,熊彼特(2003222)说,“没有‘理论’,就根本不存在实证研究或‘测量’”。尽管当前的学术界如此强调所谓的“实证”研究,但我们知道,当年康德几乎一辈子不出小城哥尼斯堡,更没有像今人那样专注于所谓的“调查实践”,却为人类留下了不尽的知识,甚至提出了具有无限想象力的批判实践理性。布劳德(2002910)称他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最富原创的思想家”,“在哲学的任何分支科学中,没有任何重要的问题未经康德讨论过,他从来没有在研究一个问题时没有得出某些启发性的、根本的观点”。同样,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基本上都是根基于前人书籍的基础之上,他在大英博物馆里待了将近40年。而且,在笔者与一些学者进行交流时,其中颇多的学者都劝笔者说,“你首先需要依据自己提出的理论,就某一具体问题展开研究,能够解决别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你的理论才有价值,才能使人相信。”但扪心自问,目前那些铺天盖地的“实证主义”文章又解决了多少具体问题呢?再试问:像康德、马克思等人提出的理论都不是着眼于具体微观问题的解决,但却引起整个人类思想和文明的进步,难道就没有价值了吗?

现在的教育往往要求我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免陷入本本主义。固然,对处理具体实践问题而言,这是个箴言;特别是,对那些钻进象牙塔里搞数字游戏而企图转用到实践的人,更不啻是个警钟。其原因在于,具体问题产生的具体条件不同,这不是抽象的一般理论已经能够加以考虑和分析的,这也正是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根本特点。但是,就理论研究而言,这不免有失偏颇,反而往往会陷入琐碎之中,将理论研究庸俗化了。所以,李敖先生说,搞研究要“行零里路,读两万卷书”。其实,中国古话也有相对应的说法:“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尽管这在今天往往成为揶揄那些迂腐秀才的讽语,但这句话实际上包含更多的是智慧箴言:秀才之所以不出门便能知晓天下事,就在于他能不断地从书本中汲取人类积累的智慧,以书为媒介与那些人类史上的智慧人士不断进行互动和交流。因此,笔者坚持认为,理论的发展根本上是基于对前人思维及其大量文献的梳理,并结合社会发展所提供的新实践、新信息而进行修正和完善。

尤其在现代社会,绝大多数知识特别是理论化的知识更主要地是凭借抽象思维对广泛的社会实践进行深入思考的结果,同时,这种实践的内容主要不是基于研究者的实际经验和调查,而更主要是由其他社会成员所提供的,也是整个人类社会所不断积累的。相反,如果一个研究者将过多的精力用于所谓的具体实践的话,思维就会被琐事所牵涉和网罗,不但无法通晓理论的发展以及问题所在,而且也无法把从自身实践中获得的知识上升到理论的层面。究其原因,现代理论的发展需要非常广博的知识,靠亲身实践所获得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这种获取知识的方式仅是前现代社会知识积累的途径。当然,不是说亲身调查实践对理论不起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它确实可以启发人的思维,甚至可能促动研究者跳出原来可能陷入的教条主义窠臼;但是,作为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必须清楚,这决不能成为积累知识以推动现代理论发展的主要途径。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当前中国经济学界那么多人整天在承接各类课题,作各类案例研究,又有几个人能够在理论上作出了微小的发展呢?恰恰相反,由于目前中国学人(尤指经济学人)大多积极投身于致用之学的研究,结果,我们的学术非但没有什么发展,反而使得理论的进步大大被窒息了。事实上,正如默顿20014849告诫的,“科学家在评价科学工作时,除了着眼于它的应用目的外,更重视对扩大知识自身的价值。只有立足于这一点,科学制度才能有相当的自主性,科学家也才能自主地研究它们认为重要性的东西,而不是受他人的支配。相反,如果实际应用性成为重要性的唯一尺度,那么科学只会成为工业的或神学的或政治的奴仆,其自由性就丧失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许多科学家对三个世纪前由弗郎西斯.培根所提出的观点表示担忧的原因,培根由于提出科学具有实用性价值,因而使科学具有了社会价值。”因此,笔者坚信,理论的深化和学术的发展更主要是建立在梳理前人思想的基础之上,而不一定非要从个人实践中去摸索;否则,就落入林毅夫1994257所指出的,这种以经验为基础的知识获取方式是前现代社会的主要方法。

然而,当前中国经济学界的风气却似乎是好动不好静,那些急急乎的功利之徒竟为学术界之普遍推崇,而能够静下心来坐在书桌前真正梳理几本书的人真真非常地罕见的。君不见,那些所谓的知名学者整日现身于报纸、电视、论坛乃至各种新闻发布会上,成为社会热点的制造者或者新闻的中心人物,俨然成了大街小巷的谈资和社会娱乐界的角儿。即使被他们称为理论研究的也不过是庸俗和肤浅的所谓的“实证研究”,但必须明白,大多数并不是真正的实证研究,而仅仅是用几个数据来装装门面而已。笔者曾经一再指出,理论研究存在四个层次,而实证分析仅仅是最后的检验层次,而且,只有形成了自己真正的认知后才进入实证层次;但是,当前充满功利色彩的实证研究却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能够找到一些数据,即使对两个也许风牛马不相及的事物进行计量分析一下,就当作学术研究乃至理论研究了。事实上,正是在这种崇尚“拿来主义”的学风支配下,中国经济学界的绝大多数实证研究都只是将外国的量表和问卷翻译成中文,然后雇一些研究生依葫芦画瓢地充实数据,但这些文章竟然可以发表在专业权威刊物上,并引起新的一代学子跟风研究。显然,这种文章不但无用,甚至往往还会误导实践,扰乱社会。

譬如,就当前的企业研究而言,流行的路线就是,把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作为研究的前提,“主流的股东价值观和委托-代理理论都是对的”则成为学者们的“大胆假设”,而利用基于中国企业数据所作的分析就是“小心求证”,如果中国企业的现状与西方理论不符就需要“改变”这种现状,把西方社会的制度存在视为中国企业的改革方向。正是基于这种研究路线,无论多少人从事所谓的实证分析检验,几乎所有的研究结论都是强调如何使得产权“明晰”,如何深化委托-代理的治理机制,因为他们的研究本身就是从出资者的角度出发,并把“产权私有促进效率”作为基本前提假设,所谓的实证仅仅是寻找一些数据亦提供支持而已。然而,难以理解的是,这种研究竟然广受教师、学生、企业主乃至政府官员的青睐,并且,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课题。由此可以追问:尽管国家为此投入了巨大的资金,但这些研究又能够提供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其实,在如此功利主义的学风下,那些“学以致用”的经济学研究根本不是为了求知,而仅仅是为了“蒙得”一些金钱;或者,为了迎合课题发放者的意图,以基于统计数据的所谓实证来为那些当政者的决策提供支持。试问,那些绝大多数的实证结论几乎没有任何的逻辑和学理性,却要由此而提出政策建议,这岂不是痴人说梦乎?说实在的,目前这种抛开前人所积累的知识和思想,更缺乏其他领域专门性的研究,而专注所谓的实地调查或者在摆弄几个数据作所谓的实证分析,最后能够得出何种洞见?

因此,就中国目前的学术氛围而言(尤指经济学领域),我们并不缺乏热衷于世俗实践的学人,反而是没有多少学人能够真正静下心来认真梳理一下前人的文献、反思一下传统的理论。我们真正缺少的是真正的经院学派学者,而目前那些尽管栖身于大学和科研机构但醉心于“时务”的新闻型学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院学者。事实上,新思想的产生首先要建立在对前人大量文献梳理的基础之上,这就得有坐得“冷板凳”的学术精神,只有如此才可以有所成就,才可能有稍许的洞见,所谓“板凳不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嘛!其次又要与同人作真诚、广泛而深入的交流。钱穆(2002:自序)就指出,“思想必然是公共的……凡属大思想出现,必然是吸收了大多数人的思想,又必散播到大多数人心中去,成为大多数人的思想,而始完成使命……某一时代思想家或学派思想,其影响力最大者,即其吸收多数人之思想者愈深,而其散播成为多数人思想者愈广,因此遂成其为大思想。”正因如此,中国传统上历来都非常重视沉思默想和思想交流。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又说,“吾曾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究其原因合理的理论必须以坚实的逻辑推理为基础,这是理论应具有的基本学理性。而且,任何可取的创见都必须通过慎重的分析和逻辑的支持。宾纳(K.Brunner)甚至宣称,未经慎重的逻辑推理就不应该有任何结论。当然,这里决不是要完全否定实证分析,因为实证分析有助于提醒我们对逻辑推理中可能隐含错误的认识。但不管如何,现代理论的发展首先必须存在理性思维,其次才有实证材料的验证,而不是相反。

(二)缺乏实践的价值

构成对本书的另一批评是,本书所提出的理论体系是大而无当的,因为流行的实证主义强调,“遵照‘科学’标准,我们只能研究整体的片断”。例如,一些学者就认为,本书基于协作系统来分析企业运行乃至治理机理可能太过理想化,而对现实企业制度的改造没有什么用处。其实,姑且不说本书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建议基本上是基于各国实践比较的基础上,仅仅就理论的构建和发展而言,它本质上就是理想化的和超越现实的(当然,这不是脱离实践的抽象);而且,只有在严格逻辑的基础之上给出理想的状态,并通过比较现实与理想状态的差异而去寻找改进现实状况的途径,从而才有研究现实的必要。事实上,主流经济学中的阿罗-德布鲁模型、科斯定理、霍姆斯特姆机理不相容定理、M-M无关性定理等都是提供了一种理想状态,但是,本书提供的理想状态与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存在很大的不同。究其原因,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想状态仅仅是建立在抽象假设之上,这种假设完全可以脱离事实经验和事物本质,也是根本无法做到的,而本书的理想状态是建立在对事物本质的揭示之上,它提供了发展和改进的方向。

其实,学者的根本价值就在于能够为人类社会的合理化发展提供方向和指导,为此,他就需要能够挖掘事物的本质,并考察现实事物的异化状态及其成因,而不是简单地从事所谓的实证。科塞(2001:前言)就指出,“知识分子是从不满足于事物的现状,从不满足于求助陈规陋习的人。他们以更高层次的普遍真理,对当前的真理提出质问,针对注重实际的要求,他们以‘不实际的应然’相抗衡”。相反,一味的实用主义倾向只会带来适得其反的后果。正如C.弗兰克(20039)指出的,“一个只看到眼皮底下的直观事物的人并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他充其量只是个死抱住教条不放的人,因为他看到的不是真实存在的整个大统世界,而仅仅是被本人利益及个人地位所限定的一个人为的小圈子;真正的现实主义者是一个能登高望远、全面客观地洞察现实的人。”试想,如果对企业组织的基本性质都没有识透,对现状的实证又能说明什么呢?没有对自身文化环境及行为机制的探究,又如何保障从欧美搬来的治理机制能够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呢?奈特(2005:第一版前言)在几乎一个世纪前就告诫,要提防学术中的实用主义和平庸的倾向,并认为“‘实用主义’只是暂时的,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在装腔作势”。事实上,除了研究的视角、方法以及个人的理论素养之外,当前这种“实证主义”倾向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学问的基本取向问题:“是要献身于知识系统的增进,还是追求应用科学”(M.波兰尼,200249),抑或仅仅是获取研究者的个人私利。

显然,那些长期着眼于微观实证的人,往往陷入“盲人摸象”的认知误区,最多看到了表象,甚至是局部的表象,而无法深入企业组织的本质,因而也就无法在动态发展的过程中理解企业组织的结构演化。究其原因在于,正如弗兰克(20056465)所说的,“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如果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那么整体本身也会造成整体的部分和片断之间的差异。总之,他们或者由于不愿看见整体,或者由于看不见整体,因而不去看整个画面。因此,他们甚至也无法理解他们考察的那个片断或者他们想加以比较的两个或更多的片断的基本要素。”当然,任何一个社会现象都是复杂而细化的,作为经济活动细胞的企业的相关问题更是如此,这不是一本书所能完全做到的。因此,就一个新的分析体系而言,它往往只能从宏观角度着眼于一些基本问题,而将其他更为微观而具体的问题留待今后。关于这一点,弗兰克也深有感触,他在《白银资本》中构建其宏观历史分析体系时也遇到了类似的反对意见。为此,他作了非常精彩的反驳,这种反驳也真正道出了笔者深深的体认,因而这里不吝笔墨大段引述如下,希望也对读者能有所启发。

“有人会挑剔地指责说,我没有使用(甚至没有能力使用)原始资料。对此,我有几个理由进行反驳。1966年,我把一份有创见的批评墨西哥历史研究中的传统说法的稿件寄给一位墨西哥史专家。他很客气地给我写了回信,但是在信中说,我的稿子没有发表的价值,因为它不是基于原始资料写成的。我把这篇稿子放在抽屉里13年之久,后来因沃勒斯坦邀请我把它纳入由他主编的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一套丛书中才发表出来。此时,那位专家写了一篇书评,认为我的这本书不应该出版,因为我所说的东西已经陈旧了,其他学者的新的研究和分析成果已经把我早先提出的看似稀奇古怪的世界经济观变成了公认的流行理论。”

“这段经历表明,作出一个历史阐释,尤其是范式阐释,需要什么样的资料。用显微镜进行档案研究会很自然地造成一个问题:它不可能给历史学家提供一个广阔的视野。另外,如果历史学家希望跳出公认的范式,甚至向微观研究的范式发出挑战,那么他们最需要的就是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当然,如果历史学家迈得步子太大,不可能用望远镜来考证资料,那么他们必然会遗漏某些细节。这就引起下面这种指责。”

“有人会指责说,尤其因为缺少足够的原始资料,甚至根本没有察看原始资料,因此我的知识不足以考察世界整体,甚至不足以考察世界的若干部分。……然而,正如世界史专家威廉.麦克尼尔在为我的一本书写的前言中指出的,无论我们把研究课题规定得多么狭窄,我们不可能洞察一切,甚至不可能对任何一件事有‘足够’的知识。”

“因此,知识的匮乏(我很愿意承认这种缺点)实际上并不取决于研究课题的狭窄还是宏大。相反,正如本书第5章所援引约瑟夫.弗莱彻的说法,正是由于人们普遍不愿意作‘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研究,才导致了历史狭隘乃至极其匮乏”(弗兰克,20057172)。

弗兰克的描述之所以引起笔者的由衷同感,是因为笔者也曾经从事过一段时期经济史的研究,硕士论文就是有关近代中国经济史的。为此,笔者在上海档案馆以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南京)待了近一年的时间,努力寻找能够反思流行理论的第一手材料。尽管导师也对笔者的工作深表赞赏,说“学界一看你的文章就知道是下了功夫的”。但是,功夫确实下了,不过自我感觉在这么长的时间内自己对社会的真正认识却似乎并没有提高多少,这也导致了笔者内心的焦虑和痛苦,并最终决心转向理论的研究。舒尔茨(200138)强调,“经济史的作用不是重写历史。它应该分辨特定的历史经济环境,以达到拓展我们关于经济行为的知识的目的。”也就是说,经济史的研究不是为了基于考据,而是提高认知,特别是要从中发现理论。当然,目前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中也普遍存在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倾向。试问,那些执着于摆弄数学模型的人有几个能够对经济现象发生的机理有较为清晰的认识?

总之,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困难的,被认识的过程更为漫长和艰难。这种状况不仅在经济学界是如此,整个社会科学界几乎都是如此。胡塞尔(198811)就指出,“如果说十八世纪的人还相信理论将趋向统一,还相信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能建立起一个经得起任何批评的理论大厦的话,那么这种信念没有能够持续下去。”究其原因正在于,19世纪下半叶掀起的实证主义运动不但否定主体在理论构建中的作用,甚至把一切精力都限于琐碎的经验事实,以致“受到崇高精神激发并享受幸福的那代新人……对自己理想的普遍哲学和这种新方法的范围失去了热情的信仰。”自从经济学逐渐走上了专门化生产道路之后,经济学家的知识就越来越窄,越来越局限于一些细节的修补,从而也就难以出现整个经济学的革新,正如海尔布伦纳指出的,当代主要经济学家的工作与过去的传统不一样了,因为今天像斯密或马克思意义上的伟大思想家太匮乏了(曾伯格,2001:导言)。特别是,在功利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今中国学术界,更少学者情愿舍弃名利的诱惑而静下心来作理论构建的尝试。为了说明此言不虚,笔者这里引用王海明(2001)在其《新伦理学》的自序中写的一段话:当前的中青年伦理学者“有几个不是一直在照着葫芦画着瓢呢?他们付不出创新所必须的数十年潜心研究的苦辛,避开人类世世代代一直求索而至今未决的难题,讥笑今日寥若晨星的苦苦求索者为陈腐过时,而竟至以‘不奢望科学、不探索规律、不创造体系、不确定原则、不承认真理、不追求创新’的时髦而否定精神自诩。可惜!可叹!可悲!”

 

二、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基本思维

本书之所以反对当前盛行的庸俗实证主义而强调要探究企业组织的本质,是因为实证论源于西方自然主义的基本思维,而经济学本质上则属于社会科学,它研究由人的行为所产生的社会现象,而不是一门纯粹的工艺学。因此,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的首要研究目的,就是要解释社会现象是如何产生的,社会事物的发展有何规律,如何预测社会的发展。显然,这实质上就是要揭示事物的本质以及现象之间的因果机制,本质是事物的根本属性,是隐藏在事物表象后面的内在性质。也就是说,理论研究就是要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既不是它们的可能面目,也不是大家所认为的那种样子——来认识它们。正因为如此,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就需要能够透过纷繁芜杂的表面现象,不能仅仅停留在经验数据之上,而是要充分借助人类的知性思维;而且,要能够深入地探究事物的本质,就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能够充分借鉴和利用人类社会所积累的材料和思想。正是由于一代代学者对人类所积累的思想作潜心梳理,使得“往圣之绝学”得以流传,也正是在梳理的基础上,后人不断修正或补充新的思想,从而使得人类的认知不断深入。而且,遵循本质到现象的研究传统,可以更好地探究当前社会中的热点问题,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说明。

1.就产权结构安排而言。目前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知道并喜欢运用“产权”一词,并极力鼓吹产权明晰,似乎产权明晰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且,在产权学派观点的支配下,又想当然地把产权明晰等同于产权私有。然而,学界又有多少人能够明白“产权”的真正含义?一般地,我们知道,产权体现了权利的分配关系,而权利必然是相互的而不可能单纯地归一方所有,也即,产权界定的核心是明确当事人之间的责权关系,通过责权的界定来为一组激励和约束机制提供支持以保障物的有效利用。而且,责权的执行以及由此而来的激励和约束的有效性必须由一套相应的执行机制来保障,即,产权安排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方面:责权界定和相应的实施机制。由此,也就产生了产权两个层次的含义:(1)权利是与责任相对应的,没有不承担责任的权利;(2)权利的行使和责任的承担必须由法制来保障,没有相应的实施机制的保障,产权改革仅仅是一句空话。特别是,由于产权反映的是物之属性在人之间的界定,而物之属性丰度往往无法完全测度;因此,产权根本上是无法界定清晰的,而仅仅反映了某些已知或可以估测属性的界定。显然,在传统中国文化中,盛行的是以社会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在这种社会关系中,财产往往无法界定到个体,而是与所有发生关系的人都有牵连。在这种情况下,基于财产共同所有的基本信条,儒家认为,组织是认同通过契约而成立的相对独立的共同体,它仅仅是个人权利的“裁判者”而不是“主权者”,因而作为共同体的组织就无法完全私有化,而往往以产权模糊的状态属于一个所有权体系,模糊产权也是儒家社会中社会组织的基本特征。不过,基于财产的公有观以及相应的社会价值导向,由于儒家社会的组织中形成了一种有序的责权安排,每个成员都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并由此获得相应的权利;并且,在组织社会化的前提下,衍生出了社会共同治理模式,从而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都呈现出了一种高效率的状态。然而,在市场化的今天,主流学者开始抛开了传统社会中的治理基础而盲目搬用西方社会产权清晰化的思维,却常常忘却完备的产权必须要有一套相应的执行机制来保障责权的施行;结果,在法制不健全、特别是缺乏有效实施机制保障的情况下,那些弱者根本无法有效保护自己名义上的产权,而那些强势者则利用产权改革之名大肆掠夺和侵占国有或其他人的财产而不承担自己应尽的责任。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没有什么清晰产权。

2.就企业组织而言。当前对企业组织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使它成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主体,因此,企业及其从业人员并不直接关注伦理道德,认为只要不违法,企业组织的任何逐利行为就都是无可厚非的,而在企业经营活动中进行伦理道德的考虑则是不合时宜的。问题是,果真如此吗?正文指出,企业组织的本质内涵体现为增进生产要素协调分工的协作系统,具有强烈的社会性,这种社会性的存在使得企业行为充满了社会责任和道德要求。例如,正是基于协作系统观,企业组织就不仅为股东的利益服务,而且要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服务,甚至保障员工安全或者保护社会环境或者服务消费者的义务往往还比股东的利益更为优先。但是,基于主流经济学却集中于特定时期的企业外在形态的分析,这种分析的基本框架是供求关系,而供求状况又是由社会各界的力量决定;因此,在主流经济学看来,企业组织的外在性质就表现为企业组织实质上的控制权、支配权和剩余价值索取权,并进而为法律所承认、界定和维护,在利益分配上则体现为股东价值观。也正因如此,主流经济学极力主张依靠基于力量对比的契约来分配社会创造的财富:在完全信息情况下,依据夏普利权力指数来分配各生产要素协作创造的收益,并且,由于在迄今为止的社会中资本是生产的关键加入者,因而股东将获得全部的剩余索取权;而在信息存在严重偏在的情况下,就存在严重的收入转移效应,这主要体现在员工进入企业并与企业主签订契约时的不平等,这涉及了弱势与强势之间不完全信息下的博弈。而且,基于股东价值观,企业组织片面施行所谓的委托-代理机制以及相应的买断年薪制。当然,在西方社会,由于市场信息比较健全,因而经理人员和一般工人的工资都有一定的市场参照,一般都接近于边际生产力工资。但是,在中国,由于信息极不对称,而盲目搬用西方的治理和激励制度,反而导致了整个生产和分配秩序的失范。一方面,那些管理者由于本身垄断了信息而又缺乏来自下面的监督,因而可以获得极高的年薪,不仅如此,他们还可以享受各种职务消费和收益,甚至可以大量转移国有资产;另一方面,由于一般工人越来越成为流水线中的一个零件,不但没有组织力量与企业谈判的权力,也没有监督上级之权,因而工资就非常之低,甚至还会承受频繁解雇、提前退休、延长工作日的风险,这实际上已经是当今社会非常突出的现象。

3.就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而言。当前,一些学者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个人消费品按劳分配这一理解出发,认为,判断社会主义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依据就是国有资产的比重是否增进了;相反,另一些从个人是利益的自然主体以及政府不应与民争利这一理解出发,强调国有经济成分的下降是改革成功的标志。[1]正因为两者在出发点上存在根本性的差异,从而也就必然缺乏交流的可能,这也是为什么当前经济学界会被截然分成两个对抗性团体的原因。而要缓和目前这种局面,就不能简单地停留在观点的陈述和主观的愿望上,而是需要进一步深化对国家组织及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当前,两派人士对此的理解视角是截然不同的: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国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实行暴力统治的工具,而社会主义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就是掌控大部分的生产资料;相反,接受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人士则把国家权力视为是全体人们转让的,但由于其代理人本质上是性恶的,因而必须对他们的权力进行限制,不能侵犯社会个人的财产权。然而,两派理论都还没有追溯到国家的起源,从而他们所理解的国家本质都各有其片面性。实际上,从国家起源之初,基于个人权力转让给对象差异形成了两类性质不同的国家:(1)作为主权者的国家是掠夺性的,体现为阶级统治工具,对这种国家的主权者权力就必须进行限制,这种限制主要来自被统治的另一方,从而“坏人也会做好事”;(2)作为协调者的国家是服务性的,体现为社会协调的社会机构,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经济功能,但对其代理者的行为必须进行监督和限制,否则也可能偏离作为协作系统的本质,从而“好人也会做坏事”。因此,在讨论改革的判断标准时,首先必须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进行定位,同时,也要分析特定时期的国家类型和功能是否体现国家的一般本质,要关注如何防止“好人干坏事”。其实,从全体社会发展的角度上讲,社会主义要体现其存在的合理性,就必须能够促进人们的应得权利和社会财富的同步发展,衡量当前改革的标准也是如此;而产权也仅仅是提高人类社会生活的机制和手段之一,人类福利的提高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正因如此,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实际上,这已经站在历史和本质的高度看待社会主义了,基于这一本质也就更容易认识改革的方向问题。

显然,只有结合事物本质的探究和现状成因的分析,我们才能提供更为全面而系统地改革建议。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研究者能够厚积薄发,注重知识的继承和积累,能够旁征博引从更全面视角分析问题,并剖析社会现象的本来面目以及现状产生的内在机理。正因如此,长期以来,笔者一直试图向学界特别是经济学界的同人们说明,理论研究实际上包含了四个轻重不同的层次。首先是方法论层次。这是研究者观察和思考社会现象的哲学理念和基本视角,只有形成一个较为明确的方法论,才可以着手有条不紊的研究。事实上,方法论可以为我们接受还是拒绝一个研究纲领提供了标准,也帮助我们在区分精华和糟粕时有章可循。其次是理论素养层次。有了一定的观察视角和分析方法之后,就可以对某些具体的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形成自己的认知。显然,不同学者由于所处的地位、观察角度以及哲学理念上的差异,从而对同一社会现象的研究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一个良性理论的发展应该能够将不同角度的看法、理论契合起来以构建一个日趋完善的理论。再次是表达工具层次。基于理论契合的基础形成自己对某一问题的观点乃至系统的理论后,就需要表达出来便于与他人交流和传播,这就需要借助恰当的表达工具。显然,目前经济学界教学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重视数学建模的训练仅仅是一种表达或分析工具,特别是在教学上有所裨益,而基本上不属于方法论的范畴。最后是实证检验层次。有了自己的观点和理论还必须进行检验,从而可以进一步提炼理论。当然,不仅检验并不必要是由理论提出者自己展开,而且也不能仅仅限于以局部的数据为依据,相反需要广泛收集学界其他的实证资料,因为个人就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特定资料以及特定方法下的实证并不必然是可靠的。

基于上述基础理论研究的层次,笔者强调,理论的基本范畴包含方法和内容两个范畴,而另两个方面则是辅助性的。因此,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认识,决不是停留在华丽数学符号的表达上,也不能通过某些局部的数据的处理而得出数字上的某种联系,特别是不能就此而得出一般性的理论,这实际上也就是波普尔证伪理论的基本含义。既然一般性科学理论无法通过经验材料得到证实,那么我们就必须考察事物之间作用机理,也即,理论的构建更重要的是要探究何以存在这种关系的内在机理。事实上,在社会现象的对内在机理还缺乏真正的理解的基础上,片面追求所谓科学化的数学模型反而窒息了理论的发展。特别是,目前经济学界趋之若鹜的计量经济学实际上仅仅是一种检验方法,它属于理论研究的最低层次,甚至根本不是理论性的研究。而且,正如杜恒-奎因命题(Duhem-Quine thesis)指出的,确定地证伪一个假设与证实一个假设一样困难,因为每一个假设的检验,实际上都是关于所谈论的假设的数据资料的质量、使用的测量仪器以及对检验的特定环境进行规定的附加假设的一个联合检验,如果证伪发生,我们不能将罪过明确地归因于待检验的主要假设。因此,我们就必须重新反思理论的逻辑推理和检验之间的关系:当检验结果与理论发生差错时,首先是要反思检验的方法、数据是否合理,而不是简单地抛弃理论,以为理论被证伪了;其次,需要展开多层次的检验,因为不同情况下对同一理论的检验结果往往相差很大,只有在确认检验方法、数据等都没问题的情况下,再反思理论得出的提前、逻辑是否有所差错,从而进一步完善理论。一般地,所谓的调查和实证只是对逻辑推理的结论进行印证,而根本不可能取代逻辑推理而得出广泛性结论。因此,只有以具有深厚学理性的理论为基础,我们才可以有针对性地对社会现象进行考察。

当然,要真正遵循理论研究的四个层次,特别是形成一定的方法论和理论素养,要求我们能够静下心来对人类所积累的文献和知识进行梳理。显然,这就需要有良好的学风和相对合理的社会制度,而不是追求所谓的功利主义指标。然而,我们当前的学术不是为了学术本身,而是为了那些异化的目的,是为了指标,为了评比,为了瓜分资金;为此,拼命地追求所谓的前沿,极端地从事所谓的实证。其实,尽管当今欧美学术盛行求新求异之气,但又有多少真正的理论发展呢?或者真正解决社会问题了吗?斯诺登就指出,自20世纪6070年代红极一时的凯恩斯主义和经济学实证主义二者的内在缺陷及其在实践中的失败而导致旧的正统的死亡,同时又没有被任何具有绝对优势的新方法所取代,不同的宏观经济理论之间的竞争就变得公开和激烈。斯诺登(1998495)写道:“宏观经济学家大都热衷于强调他们之间的区别而不是他们之间的相似性。他们常常更为关心的是使他们的智力产品在学术界与众不同,在公共场合则就政策建议也与人展开争论。各宏观经济学流派的存亡必然取决于其成功地标榜自己的能力。在宏观经济学中有一种强调自己与众不同的倾向,这反过来,又导致了多义性和贴标签。”也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审产生了质疑,因为它激励人们不断推出新的却根本无法解决问题的“理论”,这导致了经济学的理论不断反复和轮回,却几乎没有实质的进展。甚至有人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所取得的进展中许多都是杜撰出来的而不具有长期意义。

总之,对社会事物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不断地渗入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对事物之间作用的内在机理进行探究,而不是仅仅限于事物之间的功能联系或者数字联系,更不是当前的这种庸俗实证主义;而且,人类不能穷尽真理,个人更不能发现终极真理,而只能向真理不断逼近,而这需要相互争鸣和交流,如此理论才能不断发展和完善。因此,如果先验地以某种理论和某一人的观点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会窒息理论的发展。然而,当前中国学者却极力模仿和照搬盲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心安理得地从事所谓的实证研究。其实,主流经济学本身就是建立在建构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在极端的抽象化路径上进行均衡模型的构建,根本上已经把学术作为一种显示智力的游戏。然而,尽管西方的经济学家已经开始把经济学视为与现实无关的游戏或艺术,但中国学术界中庸俗实用主义的取向却极力夸大它的应用价值,并在市场机制如此不完善的情况下试图把它用于引导中国的改革实践,从而造成愈益突出的社会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当前绝大多数的研究就必然只能是停留在经济现象的表面,对经济的探讨往往就是由社会产生的直接问题引发的,解决的方法也是就事论事或者机械的;并且,由于缺乏对本来面目的探讨,也就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甚至表面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因此,中国学术界不但形不成真正的理论,反而还误导了改革实践;而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我们学界本身就缺乏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认识,从而也就不可能对经济的发展有真正的长远指导。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关于理论研究的基本思维、学术研究的基本任务以及当前学风的扭曲等问题,笔者也曾多次与多位学者进行了交流,并不断强调树立良好学术风气和理念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而且,大部分学者对笔者的观点大多比较赞同,但又都感慨改变目前这种风气太艰难了,因而都不愿身躬亲践。笔者深知“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道理,因而只能沿着一个新的视角默默地独自思索;正是在大量文献梳理的基础上,逐渐厘清了自己的分析思路,不断提高自己的社会认知,而基于企业组织的思索就逐渐形成了上述看似庞杂的与流行理论不同的分析体系。正如科塞(2001:前言)所言,“大多数人从事专业时,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一般只为具体的问题寻求具体的答案,知识分子则感到有必要超越眼前的具体工作,深入到意义和价值这类更具普遍性的领域之中。”特别是,正如李泽厚(2003:后记)指出的,“对于创造性思维来说,见林比见树更重要”。因此,笔者坚持认为,理论的发展首先要对相关的实质有更广的认识,要识别森林性知识,只有这样,当我们走在森林中的时候,才不至于迷失方向。

当然,上面说本书缺乏原始实证的分析,但并不是说没有实证分析;而是承认大量的数字上的实证资料来源于其他学者的处理,是用其他学者的分析来佐证本书的观点。事实上,正如米塞斯(200170)指出的,“重要的不是资料,而是处理资料的大脑。伽利略、牛顿、李嘉图、门格尔和弗洛伊德得出他们伟大发现所用的资料是他们同时代每一个人和许多前几代人都拥有的。”因此,笔者更愿意采用他人已经收集的数据,甚至是绝大多数人熟视无睹的数据,并用自己的思维来进行剖析。而且,作为探究社会现象之间机理的经济学家,并不是要独自去考察和处理每个细节问题,而是要能够对众说纷纭的计量结论进行解释,探讨业已存在的大量实证分析得出不同结论的背景,通过对数据来源的取舍以及处理方法的选择方面探究各自在分析可能蕴含其中的偏误。不过,也正如弗兰克所说的,研究树林的步伐迈得太大,就必然会遗漏某些细节。这就是要求我们增强理论微观机理的探索,这也正是新的理论提出后有待进一步发展的地方。事实上,原创性理论往往都是不完善的,只有这样才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加入研究的队伍,理论才有发展的空间;而且,细节的遗漏总是可以不断弥补的,而方向的迷失只会在原地打转。这是大历史的研究思路,是理论发展的需要,同样可以为当前经济学的发展所借鉴,希望本书的研究也能为广大同人和青年学子提供一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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