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日志

 
 

如何审视新制度主义的企业理论  

2016-09-18 07:44:56|  分类: 《协作系统观的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如何审视新制度主义的企业理论

朱富强

笔者以为,研究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应该遵从从本质到现象的分析逻辑,其研究的一般路线是:首先,透过现象去探究经济现象的本质,辨析事物的本质应该是什么;其次,分析事物的现实状态,阐释事物的现状实存怎样;再次,考证引起表象和本质相脱离的因素,探析现状的异化形态因何形成;最后,揭示异化了的事物现状导致的危害,探究如何防止和纠正这种异化趋势。显然,经济学从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其研究的经济现象也属于社会现象,因而经济学根本上也应遵循这种研究路线。实际上,这也是古典主义的基本研究路线,因为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都把经济学视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来加以研究,都关注事物的本质。然而,自一群从事自然科学(工程学、数学及其他)的学者发起边际革命以来,经济学就开始把研究对象日益局限于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层面,新古典主义范式也带上了深重的自然主义思维,并把这种思维推延到社会现象之中,把社会现象及其内在的关系也看成是不变的。正因如此,源于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现代主流经济理论基本上都是发展了功能主义的分析思路,它仅仅分析事物的外在表象,而没有揭示其内在实质。

即使就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而言,它开始批判新古典主义对制度的舍弃和对人性的抽象,但基本上还是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基本思维,是将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理论运用于对法律制度的理解和改进;其理论基础依然是把人视为“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实现者,并以经济效益贯穿于其制度分析的始终,从而诸如机会成本、价值、效用、效益、效率等微观经济学理论的一些概念术语都成为制度经济学家经常使用的术语。正因如此,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就存在严重的局限。(1)它对企业组织的分析基本上都仅仅着眼于企业运行的表象,对企业组织的结构、扩张、治理、产权以及效率的分析都是基于力量博弈的考虑;相应地,它仅仅从市场的交易成本的静态比较中说明企业存在的原因,这不仅没反映出企业组织从其他生产组织演化而来的史实,而且也没为企业组织的运行机理提供真正的认识以及可操作的建议。(2)它承袭了新古典主义把企业组织视为追求股东利润最大化的工具,而把雇佣工人以及管理者都视为外在于企业组织,从而没有真正打开企业“黑箱”,没有分析企业内部真正的运作和生产过程,而仅仅考察企业内部的契约关系。显然,这种组织契约与市场契约并没有实质的差别,以致当前包含在企业理论标题下的内容远远少于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为重要角色的市场理论。(3)它没有揭示企业组织的实质,更也就没有真正去剖析现状偏离本质——即企业组织本身发生异化——的原因,而是想当然地把基于力量博弈的均衡存在视为合理;因此,尽管当前有关企业的理论和分析视角精彩纷呈,但由于它并没有为观察企业现状提供一个支点(参照系),从而基本上都无法真正预测企业组织的走向,也无法提高对企业组织的实质性认识。

赫胥黎曾指出,一般真理的命运是,以异端邪说开始,以迷信告终。新制度主义企业理论的命运也大致遵循了这一规律。因此,在以交易成本为核心的新制度主义甚嚣尘上的中国经济学界,我们有必要静下心来对这种思潮作一深入的反思。

 

一、主流企业理论的发展背景及简要评价

目前,中国研究企业理论的学者大多信奉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并且以科斯为宗。人们称赞科斯、崇拜科斯,为他作为年仅21岁的本科生就洞察出企业“黑箱”内幕的智慧而鼓舞,为他在高手云集的芝加哥大学舌战群儒的气概而振奋,以至现代制度经济学领域言必称科斯。[1]正因为“科斯开启先河的分析”(埃格特森,1996139),使得这篇“湮没多年而又终显不朽辉煌的文章”(费方域,199818)在那次舌战群儒之后的影响“与日俱增”(张五常,1996;威廉姆森,1996a)。人们开始把科斯描写成一个英雄、一个伟人,一个难得的智者;他具有坚定的意志而在得不到承认的情况下默默追求自己的信念,具有骄人的智慧而在很早的学术生涯就确定了自己毕生的研究方向。[2]例如,布劳格就高度评价了科斯开拓性的两篇论文,他(布劳格,200357)说:“仅仅一篇论文就产生一门经济学分支的事例已属罕有;产生两个分支更不待说;而产权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乃是近10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两个经济学分支,它们的产生可以直接追溯到科斯关于社会成本的论文。”

笔者无意贬低科斯的贡献以及科斯本人的出众智慧,但还是感到纳闷:如果科斯从年轻时代就认识到自己研究的价值并把它作为毕生科研的目标,那么何以在此后最富学术思想的二三十年间,没有就此展开一系列的相关研究、发表一系列的理论文章来宣扬自己的洞见?我们知道,大凡具有一定坚定信仰的人,一定会为自己的识见摇旗呐喊或者埋头苦干,以孜孜追求其思想的传播。例如:李斯特发现了当时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狭隘性,从而在整个世界巡回鼓吹自己的国民经济学;马克思认为英国的古典主义走向了错误的道路,从而毕生埋头于构建自己的批判理论体系;戈森、杰文斯、瓦尔拉斯以及威克斯蒂德等人没有因自己的理论无法为时人所理解而放弃进一步的探索,他们的努力最终改变了经济学;凡勃伦则洞悉马歇尔开创的新古典经济学中抛弃制度、文化分析的错误,从而宁愿终其一生郁郁不得其志而不放弃其批判;哈耶克断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存在“致命的理性主义自负”,从而作长期的孤独的呐喊;布坎南在自己的观点没被接受之前一直颠沛流离,但也没有改变自己研究的思路和主题。同样,近期中国经济学界引以为傲的杨小凯也因认定自己的分析是对新古典的修正而一直致力于自己的超边际经济学体系的构建工作,更不用提顾准等那一批先辈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还尽最大可能以尺牍留人间。

同时,尽管自边际革命开始的经济学专业化和学院化以来,职业经济学家的知识结构就越来越狭隘,但即使如此,绝大多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都是理论体系的构建者。像萨缪尔森、阿罗、哈耶克、缪尔达尔、弗里德曼、西蒙、布坎南、贝克尔、诺思、卢卡斯以及斯蒂格利茨等哪个不是硕果累累?仅有的例外——纳什也是因为他几十年的精神问题才没有著作等身,但其在短短的几年里也发表了好多高质量的文章。但是,科斯却是仅有的例外,它仅有几篇文章。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文章没有广为认知之前,科斯显得似乎对这些早先研究也并不上心;他在《科斯的自述》(以下简称《自述》)中承认,如果不是当时编辑指出他《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的一个错误,可能永远不会写出后来被广为引用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更进一步地,从科斯的经历来看,长期以来,与他交流的主要是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教授的课程也是新古典经济学。既然如此,又如何让人信服科斯很早就有这样的远见:相信交易费用理论将为经济学带来一场革命呢?科斯在题为《生产的制度结构》的诺贝尔颁奖演说中就承认,“我从未想到约60年后,(30年代的)这些思想将变成授予我诺贝尔奖的主要根据”。

所有这些困惑实际上在《自述》中就可以找到答案。科斯在《自述》中承认,“如果因他(沃因)的介绍而认为我是从一个比较简单的理论开始,然后逐步有计划地添加砖块,一直累积到建立制度性结构理论所需的数据俱已齐备才告罢手,那么实在是误解了我个人思想发展的过程”;因为“其实,我也直到最近这几年,才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我一直都是在到达之后,才了解自己到了哪里。在每个阶段中,我个人思想的形成,都不是按照事前的宏图伟略而来的。不过到了最后,我发现自己所搜集的砖块拼凑起来,虽然谈不上是完整的理论,但如沃因所称,是一种完整理论的基础。个人认为,自己思想的发展,似乎接近生物界的演化,由各种偶发事件而带来了改变。”事实上,“撰写《社会成本问题》这篇文章,以及在20世纪60年代和张五常所作的后续讨论”,才让科斯“了解到交易对经济运作的广泛影响”;但是,即使如此,科斯“还未曾有系统地评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科斯尽管在早期凭借自己的敏锐性发现了新古典企业理论的缺陷,但一直都没有形成较为明确的理论,只是在交易费用理论大行其道,诺贝尔奖委员会已经赋予了他“为建立制度性结构的理论提供了砖块”的贡献后,他才感觉到“找出些砖块的相互关联,以建立起这样的理论体系”的重要性。

科斯是幸运的,如果他1937年的文章遭受了塔洛克、阿克洛夫等一样退稿的命运,他也许将永远不会为后人所提起;如果生活在崇尚匿名审稿的今天或者不是幸运地遇到像迪莱克特这样的编辑,他的《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根本就不可能发表,更不要说还会有一帮经济学顶级精英有此“闲情”来与之辩论。而且,如果不是科斯恰好有幸很快接下了《法律与经济》主编的职务,《社会成本问题》一文就不可能得到如此的关注,更不容易催生如此多的引用《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的文章(可参见易宪容,19982132);那么,交易费用的视角引入经济学中也许就要等待更长的时间,所谓的新制度学派的出现至少要推迟很长一段时间。布劳格(2003127)说:“经济学家如果想对当代经济学产生影响,他一定要在适当的时候和适当的地点,而且一定要用适当的语言发表著作。”显然,科斯及其论文适逢其时,从而开创了新的科学分支。譬如,卡莱茨基甚至在凯恩斯发表《通论》之前3年就发现了凯恩斯理论体系中的许多基本要素,并且在把那些基本要素放入一个体现不完全竞争现象的模型方面超过了凯恩斯,但他是在华沙用波兰文把这些思想表述出来的,而在1935年当他终于用法文和英文发表他的著作时,又由于他使用深奥的代数表述而被人忽视了;同时,他的英文著作《经济波动理论论文集》和《动态经济学研究》问世时,则正逢凯恩斯学说处于全盛时期。

经济学也是幸运的,如果不是那么多像西斯蒙第、古诺、戈森、杰文斯、霍布森、维克塞尔、凡勃伦、哈耶克、布坎南等一大批学者即使在不被理解之时也默默笃行其志,并最终使得自己的洞见得以流传,那么,今天的经济学思想将黯然失色。例如,哈耶克早期的一些文章如《经济学与知识》等一直得不到重视,而现在被挖掘出来后则成了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乃至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戈森本人也自负地认为自己的学说在经济上和哥白尼的学术在天文学上有相等的荣誉,但他的思想过了20年以后经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的重新挖掘才为人们所认识。当然,不仅经济学如此,甚至大多数其他科学的发展也是如此。例如,出身并不宽裕的休谟为了从事自己喜欢的研究工作,不得不到生活费用不高的法国去谋生;并且为了坚持自己的研究理念,甚至一辈子都没能取得大学的教授职位。再说斯宾诺莎,他最初阅读希伯莱神秘哲学著作,最终却蔑视这些著作,他阅读笛卡儿著作却大肆抨击笛卡儿,但也从中获得自己的哲学思想;为了坚守自己的理念,不惜被犹太教会开除教籍甚至面临被暗杀的危险,他的代表作也无法出版。

上面讲了那么多,并不是要否定或苛责科斯及其理论,而是尝试更全面、更客观地认识科斯及其科斯理论。事实上,科斯对经济学的发展也是有巨大贡献的。我们知道,社会科学的特色在于思想的多样性,因为它体现了不同主体对同一事物的观察,每个人的视角不一样,那么赋予事物的含义也就不一样,从而产生不同的理论和方法。科斯的贡献正是如此,他在年轻时代敏锐的洞察力为经济学注入了新的营养剂,交易费用这个长期被忽略的范畴从此成为经济学分析的一把利刃,从而使得经济学似乎重新焕发了生机。那么,科斯为何有这样的敏锐性?为何能够提出有别于主流的观点?沃因(2003)提出了三方面的理由:(1)他总是反对任何的想当然,他对看起来正常而适用的传统常识总是采取怀疑主义的态度:如果事实和这些常识不一致,他相信事实;(2)他一直坚持经济学家的基本任务是解释我们身边的现象,对我们生活的世界更多的了解是规划更美好经济世界蓝图的前提;(3)他顽强地坚持古老的“奥卡姆剃刀”原则,除非必要,对简单解释和简单理论的复杂化以及为了使问题的表述更深奥和精美所附加的所有精心安排都是无益的。

显然,如果要进一步追究科斯何以能够跳出教条主义的窠臼——不惟古、不惟书、不惟权(威)——的深层原因,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学术背景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正如科斯所说,“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对学者的生涯感到懵懂,也无人指导阅读,因此无从分辨严谨的学者与浮夸的术士”;因此,科斯漫无目的地学习了历史、拉丁文、数学、化学、法律以及商业知识。尽管科斯没有“成为编篮工人、历史学者、化学家、工厂经理人或律师”,但是这些知识却极大地促动了他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正如他在自述中所说,“像我这样未受过正规训练而踏入经济学的世界,事后证明反而占了便宜。由于未经正规的思考训练,让我在处理经济问题的时候,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实际上,其他能够取得相当贡献的经济学家也与科斯有大致相似的经历、知识背景和学术取向。例如,新制度经济学的另一发扬者和集大成者威廉姆森(1999:译者前言)就说,“我成为一名具有跨学科兴趣的经济学家,这是因为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经历过程中,这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林德伯格(1998)也认为,“在经济学家中,威廉姆森极为不同寻常,他愿意吸收许多其他学科的内容,包括‘公正意识’‘人的尊严’和韦伯式的描述如‘计算关系’。”

 

二、主流企业理论的主要缺陷及理论契合

科斯的经历令笔者想到了斯宾塞。这位出身贫寒、体弱多病而没有受过正统的系统教育(仅仅是他的叔父当过他的三年家庭教师)的传奇人物,仅仅凭借自己时断时续、漫无系统的自学竟然决心要将他那个时代的所有理论科学综合成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体系,并真的在饱受疾病折磨的有生之年完成了《第一原理》、《心理学原理》、《伦理学原理》以及《社会学原理》等十卷巨著。而且,斯宾塞在人生的后期负享盛名,并在学术上也确实影响了涂尔干等一批学者;但遗憾的是,人们对他学术的盖棺定论远不如他生前,有人甚至指出,斯宾塞的胆大妄为部分是因为他的无知。同样,笔者也联想到,黑格尔生前在学术界享受极大的尊荣,但死后批判就随之而来;究其根源就在于,其学术的说教色彩居多,而内在逻辑不足。之所以说这些,就是想表明那些暂时获得巨大声誉的思想和理论并不一定能够持久。同样,如果科斯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简要的梳理,我们从思想发展历程的角度同样可以发现其引领的新制度主义仅仅强调交易成本的分析同样可能存在的内在逻辑缺陷。

事实上,尽管科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敏锐地发现传统企业理论的缺陷,并天才地提出了“交易费用”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视角;但是,科斯的主要贡献是批判性的,在于他发现了传统分析中的缺陷,而不是建构性的,更没有提出什么完美至善的新理论。而且即使科斯的洞见后来经过众多学者的进一步阐发和修正,已经逐步发展起几门声势颇为壮大的经济学分支;但是,这些新兴学科的缺陷依旧存在,如所谓的法和经济学实际上在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的供求原理为实在法作辩护。就企业理论而言,新制度主义企业理论与传统理论具有同样的缺陷,甚至比古典主义企业理论的缺陷更大;因为它重视了交易而忽视了生产,分析了现象而舍弃了本质。正如赫胥黎的告诫所言:新的真理的通常命运是,以异端邪说开始,以迷信告终。这句话同样适合科斯及其所开创的交易成本理论,正如科斯自己(2008)所说,“我的文章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前辈中受到的是毫无兴趣的冷遇,经济学界中其他人的反应也相差无几。”但是,它现在却成了无数组织分析文章所必引的文献。

这里可以简要说明如下。

一方面,尽管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企业组织的“暗箱”,开始触及企业内部的运作方面;但是,新制度主义企业理论不仅沿袭了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理论的分析框架和分析方法,而且两者对企业组织本质的认知都是一致的:它们都是简单地假定企业所有权归属物质资本所有者所有,企业组织的目标都是为了股东的利益。相应地,公司的治理也是从股东的角度着手,而把雇佣工人以及管理者都视为外在于企业组织的,公司从市场上招聘员工只不过是实现股东利润最大化的工具。不过,尽管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目前盛行的交易费用分析神话作了批判性分析,同时,强调公司管理者自治作用的“管理学派”也提出“增长最大化”以及“销售最大化”的新企业目标;但是,所有这些分析都并没有对新制度经济学构成致命的有效挑战。究其原因有二:(1)绝大多数批判忽视了对其理论的假设前提和理论逻辑中缺陷的剖析;(2)也没有形成一个新的更具说服力的分析框架(刘元春,19912)。事实上,所有这些理论都把企业组织视为仅仅为特定个人或群体实现其目的的工具,而忽视了企业组织作为分工深化所衍生的协作系统这一根本性的源目的。

另一方面,尽管交易费用理论确实弥补了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企业理论的一个缺陷,但它却强调过了头,产生了“矫枉过正”的效果,以致流行的企业理论忽视了企业组织的核心功能——生产方面。这一点威廉姆森(200229)也承认:只有采取这种“极端”的态度才能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从一个成熟的或者科学的理论发展角度而言,这种态度显然又是成问题的。事实上,我们应该认识到,尽管生产效率的提高来源于分工的深化,而分工又和交易存在密切联系;但是,交易不等同于分工,因为交易本质上属于流通领域的范畴,是对既存收益的交换以获得交换双方主观效用最大化以及交易损失最小化,而分工则是属于生产领域,是为了收益增殖。人们之所以参与生产的分工(无论是市场分工还是企业内部分工)根本目的是为了能够获得更大的收益,而这种收益增殖的基础则在于分工的有效性,即分立劳动间的协调性;也就是说,分工是有条理协作进行的,人们的生产也就是协作系统中的团体活动。

其实,就企业理论的发展而言,在经济学说史上有两个基本流脉:(1)强调生产功能的组织分工理论,将企业组织视为一种协作系统;(2)偏重契约性质的交易成本理论,将企业组织视为实现特定个体的特定利益的工具。古典主义企业理论承认企业组织是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服务的,但它却缺乏对企业内部治理关系的系统分析,更缺乏一个可操作的治理机制;相反,承袭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思维的新制度主义企业理论对企业内部的微观运行的研究以及激励机制的设计上越来越深入,但它却撇开了企业组织的本质,从而难以基于大历史观的角度看待企业组织的变迁。即使就微观分析的对象而言,两种思维也各有利弊。事实上,新制度经济学家批评古典和新古典企业理论只重视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而将资源配置的交易成本忽视了;但是,他们自己提出的企业理论却从相反角度极端突出了交易成本而将生产成本给抹杀了,这是另一种误导。因此,企业理论的真正发展有待于将两种思路统一起来,结合交易和分工的两种视角形成古典理论和新制度理论的真正契合。

笔者一直强调,前提假设的拓展正是理论发展的基础(朱富强,2004:前言)。同时,理论的发展往往是多方面知识契合的结果,威尔逊(20028)就写了影响深远的《论契合:知识的统合》一书,强调契合通过将跨学科的事实和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理论联系起来,实现知识的“统合”,从而创造出一种共同的解释基础。显然,如果说自然科学之间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需要契合,那么,社会科学内部就更应如此,因为在不同社会科学领域所研究的最终行为主体——人——本身是统一的。具体到社会科学内部的某一具体理论,更加必须全面而认真地对待理论的发展历程。例如,马歇尔就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信奉“自然不会跳跃”的格言,坚信经济世界是不断变化和缓慢演进的,认为各种不同的流派只不过是经济思想演进长河中的一些支流,最终将汇合在一起。

究其原因,社会科学具有明显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征:自然科学家的兴趣是集中在一般规律上,社会科学者所感兴趣的则主要是那些特殊的、个别的和独特的事件。相应地,两门学科对知识结构的要求也有很大区别:自然科学的特点在于运用基本的知识去分析大量的问题,因而要求的一般专业基础知识比较多,这要求更扎实和更严格的训练;社会科学的理论则距离现实更加遥远,社会科学的理论在能够应用于具体的事例之前,需要更多额外的知识,分析任何一个小问题也都需要运用大量的知识。因此,搞社会科学的人需要知识不断地积累和沉淀,所谓“活到老,学到老”用在社会科学领域更加贴切,这就更加需要对前人知识的继承。正因如此,哈耶克(2000a448)指出:“人类智力产生最佳劳动的年龄与一个人成为合格专家而必须积累知识的年龄之间的距离,随着我们从纯理论学科转向具体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领域,会变得越来越长”。可以说,在自然科学中有大量的天才涌现,而社会科学领域的天才则是罕见的,因为它需要的知识是后天学习的,而且需要建立在今后不断学习之上;如数学家或逻辑学家也许18岁就可以做出最辉煌的成果,而历史学家有可能在80岁才能成就其最好的作品。

事实上,不管现代经济学如何强调经济学的科学化和客观性,但从根本性质上讲,经济学毕竟是社会科学,它具有鲜明的“人文特性”。显然,研究任何具体的社会现象都需要比自然科学更为广泛的综合性的知识,也更需要对前人知识的继承;也就是,经济学根本的发展道路在于不同知识和理论的契合,这对企业的研究也是如此。S.T.鲍曼在《现代公司与美国的政治思想》一书的前言中就深有感触地写道:“起初,我打算分析美国政治思想和政治学中有关公司权力的概念和学说,并评估它们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的学说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性。我的研究最终使我转向了别的学科——史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这些学科包含了大量有关现代公司的研究。我发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社会学家并不对其本学科或者本专业之外的学科进行综合、分析,甚至谈都不谈。考虑到许多不同领域的研究所共有的密切关系,这种情况是不应该的。”

不可讳言,正是由于科斯较那些执着于摆弄数理模型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具有更为广泛的知识,使得他更能够发现前人所熟视无睹的真实世界。正如科斯(2003)所说:“一种对真实世界中发生具体事件的蔑视态度,已成为经济学家们的习惯,且他们自己也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合适的,……主流经济学向来重理论而轻事实。”并且,由此科斯能够开辟出新的视野,他在《自述》中就写道:“我把这一切归诸于自己并非一开始就主修经济学,而是先接受商科教育,因此我在开始展开经济学研究时,是希望以此来了解真实世界发生的事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是唯一的,也不意味着科斯理论已经达到了真理的光辉顶点;恰恰相反,科斯的经历启发我们应该吸收更为广泛的知识,从更为多样化的视角审视企业理论。霍姆斯特姆和泰勒尔在其著作《产业组织》中评论企业理论时就说,“目前,在这个领域内,事实依据与理论的比例非常地低。”沃因(1999)曾对阿罗-德布鲁模型评论道:“一个真实的制度模型应该不考虑细节。阿罗-德布鲁模型肯定做到了这一点:它将所有的契约看作是简单的价格-数量交易,是在没有混乱和干扰的情况下参与并完成的。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大量的契约与这些简单的契约安排并没有相似之处。而由于来自经验精确性的要求,它甚至越来越重要,又由于最近各种契约分析流派的快速发展,模型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差距变得越来越令人担心。”显然,沃因的评论对科斯开创的新制度主义企业理论也同样适用。因此,如何把当前各领域有关企业组织的研究知识契合起来就是企业理论发展的基本路径。

 

三、社会协调发展观的思路及其相应研究

如同科斯一样,笔者也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在本科时学习化学等理工科知识,在企业工作期间感兴趣于中国的古代文学、儒家文化以及中国历史,在硕士研究生期间对中国近代史和经济思想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学习,博士研究生期间则耳濡目染了导师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追求。此外,迄今为止,还作了漫无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学习,这几乎包括了所有可能接触的经济学理论和流派;并且,进一步广泛涉猎了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心理学、人类学以及其他交叉学科的知识。一旦遇上喜好理论或学术之人,不管它是何种经济学领域的,或者是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乃至历史或宗教,只要对方有同样的“闲心”,总喜欢“高谈阔论”一番,以至往往被人嘲弄为“杂家”。此前,笔者曾遗憾自己没有接受过目前甚嚣尘上的计量经济学等课程的系统训练,但有感于科斯的启发,从学科契合的角度,现在倒觉得自己的这种知识背景反而可能是另一种优势。

确实,通过几年来对经典文献的梳理和思考,笔者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种社会观,并由此发现了一些问题:笔者对社会发展乐观地相信,社会将由机械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逐步向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演进,这个过程也就是分工不断深化且和谐的过程。当然,分工不是简单的劳动或者岗位的分立,分工的和谐来源于对分立劳动的协调,没有协调的分工是没有效率的,只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社会的失范;而且,在现实的短期演化过程中,社会发展也可能发生异化,从而使得社会发生失范、分工出现无序。基于这一思路,笔者逐步形成了自己观察社会的一种思路,这就是协调的视角:人类社会的演化史就是分立的劳动者不断加强协调的历史。因此,笔者也锐意探究人类社会中的协调机制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特别是,从微观角度的人类本能之扩展入手,期望挖掘与分工演进相适应的协调机制及其演化规律

至于研究协调的基本思路,笔者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为了满足人类不断上升的需要。对个人而言,人类本能性的冲动首先是为了实现自己不断增长的需要,但个体的生理结构往往又限制了这种需要的实现。那么,人类如何实现自己的需要呢?笔者认为,在不断的社会互动中,人类的社会性开始萌发并生长,而这种社会性的基本特征就是通过与他人合作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的。显然,与他人合作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在获得自己的目的的同时也增进了他人或社会的利益。因此,从人之本能和社会性相结合的思维角度,笔者认为,“为己”是人类行为的(生物性)目的,而“利他”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社会性)手段;因此,“为己利他”成为人类合作得以形成及扩展的基本机制,“为己利他”波及半径的扩展也是协调范围的衍生,由此也就出现了新的协调机制。事实上,“为己利他”机理得以施行的半径也就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合作范围和领域,“为己利他”机理的扩展也意味着人类社会分工的扩展和深化;而且,基于“为己利他”的合作出现意味着人类协作系统的形成,而不同的协作系统中都有其相应的协作机制来增进分立劳动间的协调。因此,笔者目前的中心工作就在于通过研究协调机制及其演化规律来增进社会分工。

自从在博士论文《博弈、协调与社会发展》中以协调为视角构建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和范畴以后,着眼于协调的视角,笔者已经就相关领域作了更系统的分析,并试图将《博弈、协调与社会发展》一文中所涉及的每一个方面发展成一本专著。事实上,笔者目前的众多研究也都是循此思路进行的,经过几年的埋头梳理和发展,也已经形成了几部较为系统的书稿。例如,200412月出版的《有效劳动价值论:以协调洞悉劳动配置》就是从协调角度分析基于协作系统中的社会化生产的价值创造问题,并应用“奥卡姆剃刀”原则,将传统价值理论的不必要假设逐步砍去,从而发展出一个更为一般的有效劳动价值理论。而20056月出版的《有效劳动价值论的现实阐释》是在《有效劳动价值论》一书揭示了社会化生产中协调对价值创造的意义后,对协作系统演化过程中的异化倾向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剥削现象进行剖析,并进一步探索了和谐社会发展的途径。而且,基于协调的视,笔者还完成了考察人类社会隐性协调运行机制的系列丛书,它们分别从经济学当前的发展趋势、人性假设的转变脱节、行为认知的社会背景及其对社会发展的错误导向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剖析。

此外,在上述研究已经完成的情况下,笔者打算在未来几年进一步把社会现象和社会行为置于不同层次之协作系统的框架下进行分析。也即,对主要社会组织进行研究。譬如,就家庭组织而言,笔者把它置于男女分工乃至基于血缘分工的框架内进行分析,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在已经完成了《女性行为与婚姻家庭经济学: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研究路线和“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分析一书中;再如,就国家组织而言,笔者把它置于协作系统的框架内也可以更好地认识国家的本质以及界定政府的作用域和度,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已经完成的《国家的性质和政府功能勘定:作为协作系统的国家和协调者的政府》一书中。同时,就社会协作系统而言,无论是企业、家庭还是国家组织,都处于一定的交换关系和社会规范之中;为此,笔者又分别对市场机制和法律制度这两大协调机制展开系统剖析,主要内容在已经完成的协调、正义与法律秩序的基础:作为社会协作系统中行为规范的法律》以及《自由、公平与市场的现实逻辑:质疑自生自发的市场秩序》两书中。

总之,在笔者看来,协调是研究社会发展的恰当视角,它可以是对宏观经济的分析,更可以是对微观机理的探究,并可以将宏观现象和微观机理结合起来。当然,笔者没有科斯幸运,尽管这些想法已经有了多年,不仅已经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且撰写了系统的理论文稿,甚至在各学术刊物上也发表了大量论文;但是,由于这些文章没有用英文发表在海外,也没有用复杂的数学符号包装起来发表在国内一流数理经济学刊物上,从而也就难以引起那些崇尚数理、迷信英文刊物的经济学者们的关注。不过,既然深信从协调角度可以提高自己对社会的认识,笔者也就一直致力于此方面的思考。由于在目前的学术氛围中,不知如何让那些崇尚主流的学者们和编辑们垂青于一个默默无闻的“学术荫人”的认识;那么,笔者就只能效颦于戈森等人,将自己的想法不断写成手稿,以期成书以后能够与大家见面、交流。这几年来,除了给予妻子和女儿应有的照顾外,笔者放弃了几乎所有的运动、度假和旅游,整日对着书本和电脑。也正由于生活调节的不得法,视力已经急速衰弱;而且,右手腕关节也因为长期敲打键盘而受到很大的磨损,以致简单的弯曲也已经开始变得困难。笔者在学术上提倡折衷主义,提防学术教条主义和异化,但在生活中确实被异化了。然而,在目前这样的学术环境中,要在学术上取得一点真正的认知,生活上不异化又能如何呢?近几年,学界盛名人物杨小凯、拉丰等相继英年去世,这不是为学术而做出的牺牲么?

 

四、协作系统观的企业理论及其分析框架

基于分工的团队生产实际上是一个协作系统,因此,协调的分析往往都是在一定的协作系统中进行;而且,每一类的协作系统都有其相应的协调机制,那么,我们就可以相应地考察协作机制和协作系统的相互演化。显然,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历史角度里看,企业组织也是一种基于协调机制演化和协调水平增进的协作系统;因此,我们就可以从协作系统演化的角度考察企业组织的产生、演化以及相应的组织结构和治理机制。当然,在把企业组织视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有助于分工的协作系统,从而揭示企业的根本性质的同时;笔者又引入了协作过程中出现的权力不对称的结构分析,从而可以进一步剖析企业组织的实际发展。正因如此,目前提供给读者的这两卷本著作——《协作系统观的企业理论:基于协调机制的演化分析》——就是遵从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它把企业组织视为一个人类进行合作的协作系统来进行分析,并逐步形成了以协调来分析企业组织的基本框架,进而构建出了一个有关企业组织的新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

显然,这种理论分析思路和基本前提都与主流的基于交易费用的新制度主义企业理论存在很大不同。(1)从协作系统角度的分析是将企业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分析系统内部的有机团结和演化;相反,从交易费用角度的分析则是将整体拆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个体。(2)新制度主义的企业理论实质上是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把企业组织当成是以财富最大化为目的,而且是以其所谓的所有者(企业主或股东)的财富最大化为目的,并从这个法定所有者的角度考察企业规模的扩张、内部的治理等问题;相反,如果从一个协作系统的角度来看,它追求的就应该是参与协作系统的所有成员的帕累托增进,从而可从合作半径扩展的角度重新审视企业组织的产生、发展及其本质特征。

当然,协作系统论也可以用来分析个体行为,这需要把个体置于不同的系统中,这相当于社群主义考察处于不同首属群体中人的行为。从这个圈层的层次上就可以理解人们的不同行为,正如日本学者饭野春树(2004:前言)指出的,“将视角放在协作系统还是组织系统,根据其系统层面的不同,可以多少能避免管理学和组织理论中出现的混乱,也能整合复杂的道德准则之间的对立”。而且,需要指出,基于协作系统的发展是一个企业组织的理想状态,而现实中它自身也必然发生变异;因此,本书通过分析企业内部的协调性而展开对企业组织相关的系列基本问题进行分析的同时,还特别对现实中的企业组织与理想中的企业组织之间的差别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最终提出一个预测企业组织未来发展的基本思路。

斯蒂格利茨曾指出,经济学要解决人类的两大经济问题:资源配置问题和动力问题。这也是经济学原初研究的两大基本内容。事实上,古希腊人就非常关注对人的控制因素,创造出高超的管理艺术,并在发挥管理配制中制定了对经济理论有重要意义的分析结构,这远远胜过现代经济学。例如,“经济学”一词的最早提出者色诺芬就集中探究了私人和公共事务的适当组织和管理,集中于技能、秩序和分工原理的探究,分析了人口集中和专业技能以及产品开发之间的关系;柏拉图则将这种分析进一步拓展到城邦组织上,分析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探讨最优化的政治经济和公平的道德规则,进一步分析了互惠互利的专业化发展和交换理论。

不幸的是,经济学的这两大有机内容随着边际革命的兴起却逐渐割裂开来: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即使新制度主义重新考虑制度这一因素,它也仅仅是对资源配置方式的比较;动力问题则成为管理学的固有领域,而且管理学把动力视为一种操作艺术问题,而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之所以出现这种现代情形,根本上在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取向转变:它不再关注组织问题,而是转向了个体行为,集中关注个体交换而非组织运行,并且借助日益复杂的数学工具和抽象分析而蜕化为“黑板”经济学;这样,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与社会现实相脱节,从而也就无法为具体的组织运行提供理论指导。

相应地,正是缺乏积极理论的支持,管理学主要强调组织的设计和变革,强调组织的领导和控制,强调核心竞争优势和战略安排,强调企业文化和品牌建设,但似乎却无法上升到理论层面。于是乎,现代经济学人逐渐局缩在学院课堂里作抽象的数理建模和演绎分析,或者热衷于在给定的统计数据上作机械的量化分析,而越来越不关注现实问题;相应地,管理学人则来往于社会事务间作虚幻的演讲和指导,或者热衷于对各种零碎问题的案例研究和对策分析。究其原因,如吴宣恭所说,“他们大多局限于经验层面的总结,只注重考察企业的内部结构和具体运行的管理,缺少应有的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显然,“理论经济学的上述缺陷以及组织管理学与经济学分析相脱节等造成的空隙,不利于正确认识企业这一重要组织的经济关系实质及其运动的基本规律”(转引自林金忠,2004:代序)。这就需要将两者的知识和思维契合起来。

实际上,要把动力问题的研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首先需要明确谁行动、为何行动以及如何行动,只有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地施加一定的激励和约束。譬如,基于协作系统的企业理论中,我们明确企业效率的增进是企业内外分立劳动之间协调增进的结果,因此,要提高效率,就首先必须关注如何促进协调水平的提高。那么,如何促进协调水平的提高呢?我们又需要剖解协调的内容。一般地,企业内的协调可以区分为显性协调和隐性协调两类。(1)就显性协调而言,主要关注管理者的管理行为。显然,管理者对生产的指挥、市场的估计以及企业发展战略的规划等都是显性协调的具体内容,这里就涉及了当前管理学研究的核心;同时,如果考虑如何提高管理者的协调水平,那么就涉及管理者的筛选机制、激励和监督机制以及组织结构的设计等。(2)就隐性协调而言,关键是信息的沟通机制以及决策的贯彻问题。显然,信息沟通的有效程度主要取决于员工对组织的认同程度,这就涉及企业文化以及行为惯例的培育,涉及组织结构的适应性问题,从而也就是管理学领域关注的动力问题。

可见,基于协作系统的以协调为视角的分析框架,我们就可以把企业内部的激励监督机制建设以及企业文化培育、战略安排、组织变革等都统一到一个理论框架中,从而有效地解决资源配置和动力问题的统一,这实际上也就把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契合起来。也正是基于这种统一,形成了本书的基本框架:上卷主要就是对交易成本学派有关企业性质和规模扩展相关理论的反思,下卷则是对委托—代理学派等集中于委托-代理治理和产权结构安排相关研究的置疑;显然,两卷的分析都是基于共同的理论假设前提和分析视角。为了使读者对本书的意图以及分析方法有个更为清晰的理解,在本书的整个行文过程中,笔者尽量把握逻辑分析的脉络,采取循序渐进的逐步展开式的分析。

当然,需要指出,思想的成长和体系的形成不是空穴来风,而主要是对前人思想的梳理,特别是对各类理论的辨析和综合,这也是经济学发展的基本路径。例如,这里的协调视角与交易视角并不是对立的,因为交易本身也是协调的一种机制,因而本书充分吸收和借鉴交易费用的理论。当然,协调的分析也不是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的重复,因为古典经济学没有深刻剖析分工效率的来源以及如何促进分工效率的进一步提高。事实上,正是基于对古典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的契合,本书形成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也正是基于这一框架,我们可以把当前企业理论的不同分支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使得经济学内部的各种企业理论之间、经济学和管理学之间乃至经济科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形成了较为有机的契合。譬如,就目前企业理论中的关于性质探究的学派和关于现实治理的学派之间就得到了很好的统一。当然,由于把企业组织视为协作系统,这样,从基于分工深化上理解的企业观以及相应结论就与那种把企业视为特定要素所有并从交易的理解之间必然就会存在很多冲突;正因如此,本书从协作系统的角度对企业组织的诸多基本问题重新作了阐释,并提出了诸多与流行的观点不一致的结论。

总而言之,本书从协调演化的视角出发,把企业组织视为一个不断演化的协作系统,从而构建了一个新的企业理论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对企业的相关问题作了系统分析,而这个基于协作系统的企业理论体系是笔者构建协调演化的整个社会发展理论体系的一个分支。因此,如果说对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者而言,交易费用是剖析社会组织的一把利刃;那么,对笔者而言,协调演进思维将成为剖析企业组织所衍生的各类现象的一把坚斧。正是运用这把坚斧,本书揭开了企业组织的本来面貌——既不是它的可能面貌,也不是大家所认为的那个样子,并得出了众多富有启发性的结论。事实上,这也是对社会现象进行研究的一般思路:基于某种视角揭示事物的本质,同时通过功能分析认知事物的表象,再剖析表象偏离本质——事物异化——的原因,最后探索纠正事物异化的途径。笔者相信,通过这种分析路线,我们将可以更全面地认知社会现象,更清晰地把握事物的发展趋势,这也正是本书献给广大读者的有关企业组织这一事物的基本观点。


本文摘自《协作系统观的企业理论:基于协调机制演化的分析》,绪论部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8月版。

反思新制度主义的企业理论 - 曲阿野逸 - 朱富强的博客

 

  评论这张
 
阅读(1106)| 评论(1)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