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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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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掠夺的公共资源:从“草原天路”收费谈起  

2016-08-11 09:55:32|  分类: 民生问题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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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掠夺的公共资源:从“草原天路”收费谈起

朱富强


201651日,张家口张北县政府确定对位于河北张家口张北县和崇礼县交界处的“草原天路”为风景名胜区并开始收取50/人次的门票价格,因为此路沿途蓝天、草原、风车,风景旖旎,自2012年建成通车以来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发烧友。其理由就是:纷至沓来的游客随处停车导致道路拥堵严重、乱扔垃圾以及随意踩踏庄稼和毁坏树木等现象,因而为保持草原天路景区的原生态风貌,张北县人民政府授权张北县草原天路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北京宏美龙脊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开发建设游客服务中心、观景台、服务营地、停车场、垃圾点、星级卫生公厕等项目。其实,“草原天路”只是被媒体曝光的一个微小个例,而这种现象数不胜数。例如,江南水乡四大古镇周庄、同里、乌镇和西塘,只要进入古镇都要收100元的门票,不管你去不去景点。在同里,当围镇收费受到游客的质疑时,古镇门口的一个女查票员就叫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历古如此。试问,目前这种圈地收费的方式与古代土匪在山路口设立关卡宣称“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此路过,留下买路财”有何不同呢?面对游客的诘问,同里的女检查员的回应是,“土匪当然可以这么做”。呜呼哀哉,在人权和法治已经推广和盛行的今天,竟然还有如此的念头。

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当今中国社会还存在根深蒂固的山寨王念头,从而就滋生出了各种扭曲性的乃至匪夷所思的收费制度。那么,如何深刻地认识这种现象的不合理之处呢?根本上需要梳理和剖析私人产权的起源。西方社会广为接受的观点就认为,产权或所有权起源于劳动,其首倡者是洛克。洛克率先基于劳动来解释人之应得权利及其相应产权,他说,尽管“土地和一切低等动物为一切人所共有,但是每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除他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他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所进行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是正当地属于他的。所以,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的和那个东西所处的状态,他就已经掺进他的劳动,在这上面掺合他自己所有的某些东西,因而使它成为他的财产。既然是由他的劳动加上了一些东西,从而排斥了其他人的共同权利。因为,既然劳动是劳动者的无可争议的所有物,那么对于这一有所增益的东西,除他以外就没有人能够享有权利,至少在还留有足够的同样好的东西给其他人所共有的情况下,事情就是如此”。[1]

在洛克看来,财产是一种自然和技术的产物,如洛克从原始树林的果子掉到地上开始分析,如果一个人弯腰拾起它们,则果子中就注入了劳动,从而成为那个人的财产,对整个掺入劳动的财产所有权也就构成了他的应得权利。正是在这种劳动权利的思想支配下,美国的早期殖民者在那些被视为无主地、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开始了土地、矿产的抢购活动,通过劳动来占有宅基地也被公认为一个美国神话。在这里,洛克的逻辑是:(1)每个人拥有自己的人身,因而(2)拥有其人身所从事的劳动,因而(3)拥有已渗入其人身之劳动的任何东西。相应地,卢梭也提出了类似主张:“一般说来,要认可对于某块土地的最初占有者的权利,就必须具备下列的条件:首先,这块土地还不曾有人居住;其次,人们只能占有为维持自己的生存所必须的数量;第三,人们之占有这块土地不能凭一种空洞的仪式,而是要凭劳动与耕耘,这是在缺乏法理根据时,所有权能受到别人尊重的唯一标志。”[2]问题是,这种界定合理吗?

首先,这种劳动渗入的财产所有权说存在严重的逻辑缺陷,尤其是从命题(2)推导到命题(3)存在明显的社会冲突,因为这涉及到劳动所与之相混合的东西之界限。试想:一位私人登山者在一个迄今无人踏至的高山上插了一面旗帜或者开辟了一条小道,那么他使自己的劳动与之相混合的是整座高山还是仅仅一条小径?例如,诺齐克就指出:“把我拥有的东西与我并不拥有的东西混合在一起,为什么不是我失去了我所拥有的东西,而是我得到了我并不拥有的东西?如果我拥有一罐番茄汁并把它倒进大海,以致它的分子均匀地混合于整个大海之中,那么我是拥有了这片大海,还是愚蠢地浪费了我的番茄汁?”[3]针对这一诘问,洛克对财产权利的取得又加了两个限制条件:(1)第一个占有者必须把自己的劳动与他需要据为己有的土地“混合”起来。显然,没有人需要占有大海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也没有人能够在独占的情况下有效地使用如此浩瀚的海洋资源;(2)第一个占有者还必须“留有足够的同样好的东西给其他人所共有”,以此证明第一个占有者的权利要求是善意的。根据这一补充,那些将牛奶倒入大海的人就没有权利占有大海,因为这几乎留不出什么足够、同样好的东西给其他人。

其次,即使引入了上述两个限制条件,基于劳动来界定应得权利的方式还是存在问题。(1)它没有解释个人在没有获得一致同意之前使用公共资源的合理性。斯宾塞指出,既然“土地和一切低等动物为一切人所共有”,那么,任何物件能够公平地从自然状态中脱离出来之前必须得到一切人的同意,而单个人没有任何权利去收集,或者把他的劳动搀和进依据假设先前属于整个人类所共有的东西。[4]而且,即使由于他的劳动而使其对所收集到的事物拥有比其他任何个人更多的权利,但其权利是否大于其他所有人事先存在的权利的总和?(2)它没有确立衡量“留下足够好的东西”的标准。事实上,尽管洛克强调,这种所有权仅仅“在还留有足够的同样好的东西给其他人所共有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但是,我们又如何才能知道还有足够的留下来给他人共享呢?谁能决定留下的东西是否和拿走的东西“同样好”呢?在没有足够的东西“留下来给他人共享”或者留下来的不是“同样好”的情况下又如何行使人的占有权利?

再次,除了上述问题外,基于劳动来界定财产权利还存在这样一系列的逻辑问题。(1)它没有分析共同劳动的收入性质,以及相应的收入分配。事实上,如果两人独立地、未经协议地在某个物体上渗入自己的劳动,那么,财产权应该归谁所有呢?例如,某人钓上一条鱼养在池塘边上的木桶里,而另一人把烹饪成美味佳肴,那么,这条鱼究竟归谁所有?这就涉及到对合作劳动的成果分配问题。2它没有对不同劳动的性质进行界定。事实上,如果行窃和战争也是一种劳动的话,那么,我们又如何将在森林里采集坚果的劳动与随后把坚果偷走的劳动区别开来呢?(3它没有确立在“没有留下足够好的东西”情形下的行动准则。事实上,如果劳动获得收益的同时造成了对自然资源存量的破坏,那么,劳动者是否有权获得这样的收益?例如,一耕夫通过耕作而破坏了土壤结构,造成的损害甚至超过了所带来的即期利润,那么,他是否有权拥有这块土地?为此,洛克所提出的第二个限制条件“只有在物质极大丰富、产权已经无足轻重、产权是否有效也已无关紧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达到”。[5]

最后,就现实而言,目前那些最初获得有无使他人的境遇或生产条件变得更坏?诺齐克认为,市场制度的自由运行不会与洛克的限制条款发生实际冲突。[6]果真如此吗?事实上,在资源日益稀缺的情况下,就如德沃金所说,任何个人的任何超常的努力或技能都会影响到其他人,影响到稀缺性自然资源的平等使用。[7]譬如,市场中任何生产和消费行为都具有强烈的外部性,这不仅体现在即时的岗位争夺,也会影响未来的发展空间。正因如此,西方社会常常通过法律的形式对人们的劳动量和劳动时间进行限制,尽管他们拥有自身的身体和劳动权。显然,洛克的第二个限制条件在现实世界中根本无法实现的,因而我们无法简单地以劳动来界定产权。譬如,大自然孕育的山河胜地自古以来就是对所有游客开放的,任何能够来到此处的人都可以免费享受此种美景。但是,随着游客的增多,相应的问题就应运而生了。一方面,游客的增多带来了道路的拥挤和环境的污染等,这些现状显然损害了当地人的原有利益;另一方面,当地人修筑更好的道路吸引更多的游客并将景点围起来向游客收取费用,这种改变显然又损害游客的利益。在这里,当地人收费的理由是,我为游客的游览修筑了道路和设施等,因而就应该为此劳动而获得报酬。问题是,如果你只是修筑了道路,你收取的就只是通行费或买路钱,而不能将整个景点围起来;同时,你收道路通行费不能损害那些不使用你所筑道路的人的利益,也即你的路不能损害原有的道路。如果考虑这些,目前那些自然风光景点的门票收费显然不符合洛克的产权原则。

显然,就草原天路的收费问题,我们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分析。(1)就公路的性质而言,草原天路原本原本就是由财政建设的一条县级道路,基础设施的首要目的在于满足人民群众的通行需要,而不是为了获取门票收入;尤其是,国家法律规定,二级公路以下都是不能收费的,任何缴纳了交通税费的人均可使用。(2)就生态维护的需要而言,即使为了维护风景生态收取一定的费用,也由省级物价部门核定收取,而不能交给企业来做,乃至成为企业谋利的工具;同时,那些盈利性投资能够收费的对象仅限于它所提供的某些便利观赏的设施,而不能扩大到对公路进行设卡收费。其实,为了因应游客的增多,当事人更合理的应对措施不是去圈围,而是供给服务游客的旅社餐厅等,从而不仅可以抵消游客带来的污染拥挤等损失,而且还可以从中获利。譬如,就草原天路而言,如果旖旎风景吸引大量本地人郊游,那么正体现了他们应得的福利;如果吸引大量外地人旅游,则恰恰可以由此带来本地的旅游收入,可以促进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与此相反,竭泽而渔的圈地收费则会导致游客数量的萎缩,从而必然会严重制约旅游产业的发展。正是在“草原天路”收费后,2015年“五一”期间的客流量就明显下降,这直接影响了那些为游客提供服务的农家院的生意;同时,32公里的草原天路周围村落的居民从收费中也得不到任何好处,反而丧失了通行的便利,引起了众多的抱怨。

不幸的是,受商业主义和功利主义的驱动,当前中国各地景区几乎都采取圈围收费的模式。但同时,门票收费并没有使作为“所有人”的居民获利,相反肥了一帮无所事事的人。例如,在古镇同里,就聘用了大量人员在通往古镇的各个路口或桥上进行查票,而这些人上面还有更多游闲的管理者。更有甚者,地方政府相关部门还将这些历史人文景点出让给特定公司进行开发,这进一步使得这些稀缺性自然资源变相为少数人所独占;这种做法或许可以为当地政府带来不少租金,但却严重损害了游客的利益,也会损害当地人的合理利益。这里,我们可以再次回顾曾引起更大轰动的一个典型事例:湖南凤凰古城圈城收费。凤凰因地处偏僻而古城风貌幸存,尤其因出了大作家沈从文和大画家黄永玉而蜚声遐迩;但是,这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文化遗产却成了少数人牟利的依据,当地政府与经营公司联手将9个核心景点与整个古城捆绑在一起,游客在2013410日后进入古城必须购买148元门票。这一政策具有明显的利益导向:富了当地政府与开发商,仅仅增添一些人为景区就攫取了整个古城的收益,而损了商户、游客以及当地居民。相应的结果就是:游客人数骤减,个体商户生意剧降,当地居民的租金收入也顿跌。于是,大批商户和当地居民开始罢市并聚集抗议,而政府则出动防暴警察应对。其实,古城本身属于全体人民,政府却努力不让人民得到些实惠,而是想方设法勾结开发商圈地揽钱,一个好好的自然资源就因一个随意性的政策而酿出如此事来。正因与人民的利益相背离,三年后这一捆绑式门票收费政策就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重新恢复至2013410日前的运营模式。同样,从201651日到523日,仅仅过了三周草原天路收费也被叫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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