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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和古代中国的大学和教育比较  

2016-04-13 10:25:47|  分类: 《经济学说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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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和古代中国的大学和教育比较

朱富强

一、教会的学术垄断

由于整个中世纪都处于相互争斗、抢掠的环境中,而学者和知识分子只有在修道院里才能安下心来做学问;结果,当时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修士或者是托钵修士,中世纪的经济学也是牧师的产物。事实上,在当时,图书馆都设在修道院和大教堂里,绝大部分有文化的人也都是僧侣。一方面,这些修士讲相同的非古典拉丁语,听相同的弥撒音乐,所受的教育在所有的国家也是相同的,信奉相同的基本信仰体系,并承认教皇的最高权威;另一方面,教会取得了诠释知识,决定其使用和影响其发展方向的权力。

正由于没有信仰上的对手,天主教垄断了宗教,教会成为一个权力越来越大的组织。从此,僧侣的经院哲学成为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教皇也取得了在宗教和世俗事务方面的无限权力。实际上,在整个中世纪,天主教会在整个西方都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天主教会都几乎完全垄断着学术,教皇的权威是国际性的。究其原因,修士或者托钵修士的国土是整个基督教世界,他们的政府是教会;而且,他们的国际化影响还因为封建社会本身也是国际性的而得到加强,因为当时也并未有出现非常明确的民族划分。

与此同,学术上的垄断也导致了“高等”教育上的垄断,自7世纪以来由世俗领主和宗教领主建立的学校中,都是由教士来讲授希腊-罗马科学的知识以及他们自己的神学和哲学学说。因此,除了意识形态外,教会还控制着教育和科学,神学成为众门科学之首;所有的知识都源于基督教的信仰之中,只有通过教会及其显要人物的干预,人们才有可能趋近终极真理。实际上,为了控制教育和科学,到1213世纪,教会开始建立“自治”的大学。

例如,被誉为欧洲大学之母的博洛尼亚大学建立于1088年,皇帝费德里克一世于1158年颁布法令,规定了大学不受任何权力的影响,作为研究场所享有独立性;但后来博洛尼亚大学限制学术自由且不能保证师生基本的公民权利,因而大批的教授和学生从博洛尼亚大学脱离出来并于1222年建立了帕多瓦大学。再如,巴黎大学的前身是索邦神学院,1180年法皇路易七世正式授予其大学称号,后来英法关系恶化使得英王亨利二世1167年禁止英国学生到巴黎大学,这些学者从巴黎回国而聚集于牛津从事经院哲学的教学与研究,从而形成了牛津大学;1209年一批为躲避殴斗而从牛津大学逃离出来的老师又建立了剑桥大学。到1300年左右,在拉丁欧洲已有12所类似的大学,如法国的巴黎大学、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大学、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和罗马大学等,到1500年几乎已经达到100所。

这些大学开始分成了神学、哲学(文科)、法律和医学等“学院”,那些建立者与大学的关系仅仅是被授予法人特权或进行宗教上的监督。因此,中世纪大学可以享受很大的学术自由和独立,给予每个教师的自由也要大于现在有仪器装备的大学给予教师的自由;它们是社会各阶层聚会的场所,从而本质上是国际性的(熊彼特,1991123)。同时,这些中世纪大学是今后思想发展的基础,譬如,路德就是一所大学的一名教授。当然,14世纪以后,政府创办的大学越来越多,从而政府逐渐控制了以前独立的学府,结果,政府不仅使纯粹的功利主义目的在大学占了上风,而且还限制了大学的自由,特别是讲授政治学说方面的自由;当然,在此过程中,由于宗教界教师有所依仗,因而大学还是保持了相当大的独立性,直到16世纪宗教分裂为止。

二、中世纪和古代中国的教育异同

在中世纪,修道院和教会大学是西方社会的知识和思想传承之所,文艺复兴时期的但丁、彼德拉克、丢勒、伊拉斯谟、哥尔多尼、伽利略、哥白尼等都曾在博洛尼亚大学学习或执教。相应地,中国古代的知识和思想传承之所则是书院,中国后来的一些大学也是在书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那么,中西方的古代大学有何异同呢?

1.中世纪大学和古代中国大学的内容差异

中世纪大学是在仿照行会组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一种专门的、独立的学术与教育机构,这些机构是民主、平等,大学里没有特权阶层,教师人人有权竞选校长或院长;大学生更多的来自市民或农民家庭而不是贵族家庭,上大学同当神职人员一样,成为普通人子弟跻身上流社会的途径。因此,中世纪大学是近现代高等教育的直接渊源,其组织形式、管理制度、教学方式等都为近现代高等教育活动所直接继承。同时,中世纪大学继承了古希腊-罗马的传统课程,形成了专业学科的教育活动:一般设有文、法、神、医四科,文科是基础科,学习拉丁文和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等七艺(其三者是智者们的教学科目,后四者是柏拉图的教学科目),而法、神、医是高级学科,在具备文科的基础上学习。古代中国的大学则是与小学相对的:小学是专治文字考证、章句训诂、版本校勘等方面的知识;而大学则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义理之学。

2.道统(精神)与治统(世俗)的关系共性

天主教会将精神权力和政治权力分开来,避免出现集政权和教权于一身的恺撒罗马天主教;同时认为,一切权力来自上帝,教皇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教权高于君权。相应地,儒家也确立了“道统”和“治统”的分离以及道统的独立性。其中,“道统”是指管理社会、指导社会中各种关系的思想和理论,是有一种话语权和立法权,由学者和知识分子来进行阐释;“治统”则是指控制社会的实际政治权力的传承,是一种治理权和行政权,由由掌握强大国家机器的君王们传承的。孟子就把政治比喻为盖大房子和雕琢璞玉,需要专业人士,而统治者不应该干涉,就像他们不会去指导木匠和玉匠的工作一样。同时,在两者关系中,道统决定着治统承袭者权力的合法性,而不是由治统承袭者来阐释道统。因此,道统可以对治统进行审视而批判,但治统却不可以反过来支配道统。很大程度上,自“圣贤而王”被“王而圣贤”取代之后,儒者就一直在试图为恢复圣贤政治而努力,但已不再奢望圣人能执掌政权,而是转而希望执掌政权的领袖能成为圣人,即所谓“致君尧舜”。正是基于道统和治统的关系,历代知识分子都以专门传播知识、思想为己任,秉承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针砭时事、监督当政者。


本文摘自朱富强:《经济学说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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