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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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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共和制的古罗马起源(宪政之二)  

2016-02-26 08:13:52|  分类: 《经济学说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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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权力制衡政体的建立和影响

朱富强

西方权力制衡体系真正建立是在古罗马共和政体中。波里比阿在《罗马史》中对当时的罗马政体和罗马宪法的研究后发现,其治理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政体循环论,二是混和政体论,三是制衡原理。而且,波里比阿认为,最优良的政体应该是三种政体要素的结合。譬如,斯巴达政体就是混和各种政体要素而组成的,在该政体中,每一种个别权力都受到另一种个别权力的制约,而不会受到另一种权力的侵犯。事实上,斯巴达政体中存在着一种制衡:公民参政可以防止君主专制,君主可以牵制元老院,而元老院中的掌握贵族的保守性又可以防止公民大会的激进。而且,波里比阿认为,最能体现制衡原理的是罗马政体,它有三种要素:一是执政官,具有君主政体的性质;二是元老院,具有贵族政体的性质;三是公民大会,具有民主政体的性质。正是这三种相互牵制的势力防止罗马的蜕化和衰败,并对后来整个西方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罗马奴隶制曾经历过君主(公元前753-500年)、共和(公元前501-31年)、帝政(公元前31-公元476年)三大不同时期。大约公元前754年-753年,古代罗马人罗慕洛斯在台伯河畔建罗马城,开创了王政时代。当然,氏族部落组织尚完整存在,因而即使在君主时期,古罗马的统治阶层也包括了王、元老院库里亚会议(公民大会)。其中,元老院由三大部落三百个氏族的族长组成,它有权通过或否决国王的任命以及判定国王的立法和诉讼;库里亚也就是罗马所称的胞族,每10个氏族组成一个胞族(后为百人长会议取代);则掌握绝对的权力,他是大立法官、军队的首领、大祭祀长,其权力仅仅受到来自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遏制。但到公元前六世纪,不属于罗马氏族成员因而没有政治权利的平民在数量上占居了优势,成为罗马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强烈反对氏族贵族统治而争取自己的应有权利。

大约公元前550年左右,罗马执政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在平民支持下实行社会改革:凡罗马居民(含原来的氏族成员和具有自由人身份的平民),按照财产的多少分为六等,自备武装组成各自的百人队,推举出自己的百人长,财产越多占有百人队名额越多,无产者只准成立一个百人队;同时,创立百人长会议,具有宣布战争、选举官吏、最后审判等职权。但是,傲王是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的女婿卢修斯.苏佩布却杀死了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而自己当上了王,但他当政后却暴虐无道。为此,大约公元前510年,罗马公民在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的儿子卢修斯.布鲁特斯的带领下驱逐了卢修斯.苏佩布,并且废除王政而建立了共和国:百人长会议从贵族中选出两名执政官行使最高行政权力,为期1年,第一任执政官是卢修斯.布鲁特斯和卢修斯.柯拉汀;管理国家的主要机构则为元老院、高级长官及公民大会,负责保护平民的权力不受贵族侵犯。

当然,到共和初期,政权仍由贵族掌握,由元老院推举的两名执政官代替君主行使统治权,元老院是国家统治的核心机构,并是国家行政和军事指挥中心。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当全体人民握有最高权力时,共和国就是民主政治;当只有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时,共和国就是贵族政治。显然,早期罗马共和国就是奴隶主贵族政治。为此,古罗马共和国成立后,平民继续进行反抗贵族压迫和奴役的斗争。大约公元前494年,在对外战争中平民们的百人队退出战争而撤到罗马城外的“圣山”,面临大军压境的贵族就被迫与平民进行谈判并让步,平民们获得了选举护民官的权力,同时召开平民会议讨论和平民利益有密切关系的重大问题。平民会议具有公民大会性质,立法规定两名执政官中必须有一人出身平民,取消债务奴役制。接下来,平民们继续向掌权的贵族斗争,要求制定成文法。大约公元前451年,在平民保民官的强烈要求和平民的努力下,罗马执政的十人委员会颁布了十二铜表法,规定了罗马公民的财产权、人身权等,贵族不能再任意解释法律,从而成为后世罗马法的渊源。

正是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近乎200多年的斗争,平民势力逐渐壮大并取得了一定胜利,罗马共和国开始设立了由平民会议选举的护民官2人(即监察官和民政官)。同时,由民主选举的执政官制度也使得罗马变得更加好斗,领土扩展的更为迅速。究其原因,如孟德斯鸠所说,“每个国王在他的一生里都有野心勃勃的时期,但在这之后就会纵情于其他享乐、甚至是懒散的时期了。然而共和国的领袖是年年更换的,他们总是想在他们的任职其间成就赫赫的功业以便重新当选,因此他们每时每刻都不放松表现自己的雄心;他们劝说元老院建议人民发动战争,他们每天都向人民指出新的敌人”;而且,“只有在征服了什么地方或是取得了胜利的时候,执政官才能得到凯旋的荣誉,因此他们把战争进行得极其激烈;他们作战时是一直冲向敌人。”[1]首先,从公元前4世纪中期到公元前3世纪初期,罗马经过三次萨姆奈战争而统一了亚平宁半岛;其次,从公元前3世纪中期到公元前2世纪中期,罗马与北非奴隶制国家迦太基进行了三次布匿战争而成为西部地中海的统治者;再次,与此同时经过三次马其顿战争和叙利亚战争而成为整个地中海地区的统治者。

随着对外侵略和扩张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罗马逐渐脱离了共和政体,帝政本身就是罗马帝国领土扩张和国家权力集中的标志。期间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血腥内战:包括凯撒、庞培和克拉苏之间的第一次三巨头斗争而建立了凯撒独裁,以及安东尼、屋大维和雷必达之间的第二次三巨头斗争而建立了元首政治。公元前27年继凯撒之后崛起的军事强人屋大维被元老院授予奥古斯都称号,罗马历史也就以此为标志进入了帝国时代。不过,在帝政时期,共和原则仍被沿用,如由法律规定把帝国的各种权力集中于独裁者(罗马皇帝)一人,但这种权力却称为是由人民赋予的。此时,独裁者的性质不再表现为自治的才能,而是管理和协调,统治罗马帝国庞大体系内多样化的和分散的各个地区的能力。因此,如何建立一个由帝国官吏并受命于皇帝的秩序就是当时优先考虑的问题。同时,正是凭借在组织、行政和法律方面的杰出才能,罗马人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征服了很多国家而成为地跨欧亚大陆和地中海沿岸的强大帝国,罗马由狭小的城邦扩张为一个庞大的帝国也使得在政治、思想诸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因此,罗马社会的一个重大成就是罗马法。一般地,罗马法典可分为民法(也称人法)和习惯法。其中,民法仅用于处理公民间的关系,它由一个高僧团(Pontifices)和一个负责司法行政的执政官的“解释”发展起来的,这种增加出来的法律材料与英国的衡平法有些类似,但与现在英国的习惯法又明显不同;习惯法则是处理商业和其他非公民之间的关系或公民和非公民之间的关系,它由负责另一行政部门的另一执政官所建立,并与负责司法行政的执政官所建立或创立的法规统称为“执政官法”,因为每一个执政官都在其任期内通过法律公告颁布并实施这种“执政官法”。尽管存在这两类法律渊源,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罗马法逐渐形成这样的观点:习俗未必正确,还有一种藉以做出公平决定的更高的、普遍的法则。因此,习惯法就演化到了自然法。自然法是从人的本性和理性产生出来的,从而为所有人所了解和接受并对任何一国居民都适用,这是万民法的基础;相应地,自然法也强化了“执政官法”的地位,后来一些法学家将就这些法律全面地加以法典化或者汇编在一起,并通过法令融合而固定下来。

事实上,罗马法经历了这样的几大发展阶段。首先,在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由习惯法演变为成文法,其中公元前449年颁布的十二铜表法是一个重要转折。其次,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27年,由市民法转变为万民法时期,最初罗马法采用属人主义而非属地主义,外来居民在罗马帝国统治下得不到罗马法律的保护,因而引起外来居民的反抗,这是万民法兴起的重要原因。再次,从公元27年到公元3世纪,罗马法学家在罗马皇帝的授意下对法律的解释,从而导致罗马法的发展;并且此后的公元3-6世纪,开始了罗马法典的编撰,其重要成果就是《查士丁尼法大全》。最后,演化为罗马法体系,罗马法分为公法和私法两大部分:公法是与国家组织有关的法律,保护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这是古代罗马社会的法律基础;私法是有关个人利益的法律,如调整所有权、债权、家庭婚姻与继承关系等,这是古代罗马关于个人利益的法律保障。在实践中,两者在司法中归属不同的法律部门,不能相互侵犯。

显然,罗马法深刻地影响和渗透到了西方后来的法律发展中。例如,罗马法依据“一家财产不得转移到另一家”原则而规定了两类继承人:(1)本家继承人,即子女和曾经生活在父亲照料之下的后代;(2)如果这类继承人确实,则由男系中最近的亲属继承。相应地,为避免财产转移到另一家庭,有这样几点说明:(1)有继承权的只有男系亲属,而没有女系;(2)子女不得继承母亲遗产,母亲也不得继承子女遗产;(3)女继承人虽然可以结婚,但财产却永远归属她的娘家,外孙不能继承外祖父。尤其是,罗马私法在西方世界第一次详尽阐述了私有产权观念,用法的形式确立了私有财产权利,并由此产生了自由签约的权利。同时,罗马法还区分了法人资产和法人物主资产,当物主变更时,法人保持不变;这样,罗马人就建立了商法,现代公司学说也可以追溯到罗马法。正因如此,罗马法典成为以后西方世界法律体系的支柱:不仅“大陆法系”成文法起草人就是从中吸取灵感源泉,而且英美法系也受到了罗马财产和契约法律的影响。也即,无论是英语国家的普通法还是欧洲大陆的民法在其形成过程中都受到罗马法的强烈影响。

同时,罗马法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将习惯法纳入到法典中:只有在没有法律的地方才以习惯法为主,而习惯也不得优于法律;这样,随着随着罗马法的法典化转向,自然法在很大程度就带上了建构主义特性。事实上,尽管早期的西塞罗强调,统治者的权威来自“人民”,但罗马法体系的首创者乌尔比安(Ulpianus)却据此主张皇权至上,因为人民已经把自己的权力和权威都赋予了皇帝。从这个意义上说,罗马法更深刻地影响欧洲的大陆法系,《法国民法典》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是罗马人的《罗马法典》的翻版。相应地,也正是由于罗马帝国法律法典化的努力,破坏了宪政民主的制度,如有人指出,采用大陆法系的拉丁美洲等国家修改他们的宪法就像当代农民在自己的田地中更换种植品种一样。相反,英美等国的法律来自习惯法,这种基于习惯的法律是处理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因而相对比较稳定,如采用普通法系的英国等在一个宪法之下已经运作了几百年。

目前西方法律具有两个传统,一是大陆法体系,流行的地区包括早期的法国、德国、俄国、日本、奥地利以及拉丁美洲等;二是普通法体系,采用的国家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大陆法最初就是以罗马法为基础的,后来经过拿破仑在法国及其殖民地恢复秩序时努力推广而发展起来的,其核心要点在于强调主权者的特权以及维护最高立法者的意志,一般特点有:一是确定一个最高的立法权威,法律力求体现立法者的一致;二是明确立法和司法的分工,强调成文法典的权威性,法官只能严格使用法律而不享有自由裁量的权力;三是强调国家法制的统一,尤其强调法典的总则部分的作用;四是注重法典的等级和体系的排列,讲究规范的逻辑性、概念的明确性和语言的精炼,等等。普通法则是11世纪开始在英国形成的,其核心要点在于关注个人权力,它的特点是:第一,注重习惯,强调政治权力来自于社会;第二,法官具有较高的权力,他们通过判决为以后的案件确立规则,因而维护法官在法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普通法精神的核心;第三,注重持续的灵活性,并从中发展出衡平法原则;第四,法律适用于强调个案推理和演绎,注重经验而不是抽象的理论;第五,强调保护个人权力。

本文摘朱富强:《经济学说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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