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日志

 
 

不见经济规律的计量分析:嘲讽计量经济学之四  

2016-01-22 21:47:31|  分类: 计量经济学批判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不见经济规律的计量分析

朱富强

(中山大学  岭南学院,广州  510275

现代经济学人越来越热衷于使用统计工具以及更为精良的计量分析手段来描述和解释社会经济现象间的关系,并试图从中发现经济规律而建立经济理论体系。但在实际中,迄今基于经验材料的量化分析所揭示的根本上都只是具有特殊性的统计规律而非普遍性的经济规律:前者主要反映变量在数量上的某种相关性,最多体现了特定时间或范围内的变化趋势;后者则主要反映事物之间在相互作用上的因果关系,需要深入事物的内在结构和作用机理。事实上,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帕累托法则、鲍利定律、康德拉耶夫周期、库兹涅茨周期等都只是统计定律,主要体现了各种具有相反趋势并相互抵消的事实的一个巧合。斯皮格尔就写道:“谈及消费者收入与支出之间关系的恩格尔定律和关于收入分配的帕雷托定律,与厂商的增长有关的吉布拉特比例效应定律也是经验的。经验法则的特性使它们只能具有或然性的有效性”。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来理解这一点,这里以被现代主流经济学视为规律的几个收入分配“常数”作一剖析。

首先,帕累托曾将一个社会中较高收入个体的收入分布用公式表示为:,其对数形式为:;其中,Y为一定的收入水平(帕累托用的是高于社会全部收入的众位数),N为收入大干Y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帕累托集中讨论了α值,估计的值在1.5-1.7之间;而且,收入越平等,α值越大。帕累托的计量结果表明,不管考察哪一个国家,所形成的曲线总是与Y轴大体成56度角;也即,不管一个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高低如何,收入的分配总是一样的。这就是帕累托收入分配定律,它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很大兴趣和很多批评。帕累托的继承者、美国数学家H.T.戴维斯对该定律作了改进,使之成为社会稳定的一个条件,并称之为对历史的数学解释。戴维斯推测:当α值显著高于1.5时,会导致右翼发起的贵族阶级革命,因为如此之高的α值预示着有特殊才能的人缺乏足够的空间;当α值显著小于1.5时,会导致左翼发起的无产阶级革命,因为如此之低的α值预示着社会底层会遭受严重的剥削。后来日本的哈利.大岛等人提供的数据表明,阶级发展的最终趋势是降低不平等程度,故α值会随着时间而增大。

其次,英国统计学家亚瑟.鲍利研究了英国一战前一代人(1880-1913年)的功能性收入分配而首次发现了鲍利定律(Bowley's law):劳动在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中的比例保持稳定;而且,这似乎不仅是短期现象,而且是长期现象。针对鲍利定律,存在着两种看法:(1)最初的看法肯定了鲍利定律,但认为还缺乏足够有效的解释。例如,克莱因就将劳动收入份额的恒定列为经济学的“五大比例”之一,并在建立经济学模型时将其处理为常数。不过,正因为经济理论还无法充分地解释鲍利定律,罗宾逊夫人称之是对整个学科的“谴责”。(2)后来逐渐意识到鲍利定律的错误,把它视为仅仅反映特定时期的特定现象。例如,如果劳工组织逐渐壮大,劳工力量将会且应该提高劳动收入的份额。同时,后来马克卢普对美国的研究也反映了份额的变动性,美国1945-1960年间的劳动份额在63.6%68.9%之间,而1929-1960年间则在58.2%73.4%之间变化。

再次,温特劳布则进一步发展了鲍利定律中的神奇常数,他用表示企业的生产总值,wN表示企业工资;其中,w是平均工资,N是平均就业人数。同时,令劳动份额占企业总产出的比重为1/k。于是就有:PQ=kwN,或P=kw(N/Q)。同时,如果将Q/N定义为A(平均劳动生产率),而w/A定义为R(工资率与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比率);那么,上式就转化为P=k(w/A)=kR。温特劳布通过美国的数据观察到,k是一个介于1.92.0之间的一个常数,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轻微的下降趋势。因此,温特劳布坚持认为,企业国内生产净值中的工资份额是个常数。问题是,在不同时空下,这种神奇常数果真会保持不变吗?显然,只要看看中国改革开放的这30年间资本和工资所占的收益份额就一清二楚了。

事实上,计量分析所揭示的经济关系只有在社会制度等大环境保持稳定的情境下才会存在,而这些社会经济环境恰恰是不稳定的,它会受到人类行动有意识的改造。为此,萨缪尔森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写道:“半个世纪以来,各种具有相反趋势并相互抵消的事实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巧合,并且无法保证它们将重复发生。(我)意识到经济学‘法则’在经济生活中时多么的变化莫测:例如关于工资份额为常数的鲍利定律、关于劳动力的参与率为常数的龙氏法则(Long’s Law)、关于不变的收入不等式的帕累托法则、关于财富-收入常数比例的莫迪利安尼法则以及关于真实工资和(或)利润率下降的马克思法则、关于资本-产出常数比例的无一例外法则(Everybody’s Law)。如果这些都是法则,那么大自然就是一个罪犯。同时经验也告诉我需要对巧合保留必要的怀疑,在许多情况下,即使它们不能解释事实,它们也能描述事实,直到他们丧失描述的功能。”

最后,我们再以库兹涅茨的“倒U型收入分布”曲线为例加以说明。新古典经济学者往往将此当作市场经济收入分发展的基本规律,不仅为市场经济的有效性辩护,也为当下巨大的收入差距辩护,因为市场总会解决一切问题。问题是,“倒U型收入分配”曲线果真是自由市场自发作用的结果吗?库兹涅茨的“倒U型收入分配”曲线主要是以西方社会近百年的历史数据资料为依据。库兹涅茨的分析是:“没有足够的经验证据来检验这个反应长期收入不均等程度的曲线,也无法划定各阶段的准确时间。但是,为了让这一曲线看起来更为明确,我将把收入不均等可能扩大的早期阶段进行如下划分:英国在1780-1850年间;美国在18401890年间,尤其是在1870年后;德国在18401890年间。我会把美国和德国收入不均等缩小的阶段划在英国之后,美德大概始于一战,英国始于19世纪最后25年。”进一步的问题是,尽管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实行的是自由市场,但现代社会的市场机制还是早期“普力夺”的市场机制吗?

其实,库兹涅茨描述的“倒U型曲线”前一阶段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反映了早期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现象,是在市场机制很不完善的情况下完全由力量博弈的结果;“倒U型曲线”后一阶段收入分配差距逐渐缩小则是人类对市场机制的干涉结果,因为在社会主义学说引发了体制外抗争以及改良主义学说主导的体制内变革之共同作用下,在社会底层阶级的对抗压力以及开明立法者的有意识努力之共同努力下,西方资本主义制以及相应的市场机制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也就是说,“倒U型曲线”中前一段的扩大主要源于自发市场的马太效应,这种马太效应最终会导致社会收入分配两极化,这也是坎梯隆、马克思等很早就提出的所有权集中规律;相反,“倒U型曲线”中后一段的缩小主要源于社会干预的转移效应,这种社会干预主要促使弱势者的力量联合和直接的立法来保障弱势者的基本诉求,这也是康芒斯、加尔布雷思等强调的抗衡力量。

同时,迄今为止针对“倒U型曲线”的检验结论也各不相同。例如,GalorTsiddon1997)利用技术进步决定工资不平等的发展路径的假设,论证了收入不平等倒U曲线的存在性。Lin et al (2006)利用与Huang同样的75个国家数据,设定GINI系数半参数模型,将人均GDP作为非参数部分的解释变量,其它控制变量作为线性参数部分的解释变量,由径向基(radial basis)惩罚样条(penalized spline )逼近未知的非参数函数,考察KuznetsU型曲线的存在性问题,结论也是支持倒U型假说。但是,DeinigerSquire (1996)设定的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表明,对于大部分国家样本数据来说,倒U型曲线的假说不成立;只有约10%的样本(仅5个国家的样本)的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结果支持倒U型曲线假说。事实上,对KuznetsU型曲线的估计和检验往往依赖于数据类型:对于横截面数据模型,检验的结论大多支持倒U型曲线假说;而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结果常不支持倒U型曲线假说。同时,对KuznetsU型曲线的估计和检验还依赖于模型的设定形式:模型形式的简单性可能导致模型设定的偏误,导致经验论断产生差错。

显然,上述的剖析提醒我们,要注意计量结论的局限性。布朗芬布伦纳就强调,“一个过分程式化的所谓事实将不再是事实。”事实上,奥地利学派就强烈拒绝以计量经济学作为经济理论的工具,认为计量分析并不能发现或确定经济规律。其所持理由有三:第一,由于推论出经济规律的这些公理被当作是断然真实的,除非推论过程有错误,理论自身也必定是真实的,从而无法也无须用统计方法加以证伪;第二,行动往往包含了反事实要素,它无法直接观测到或证实;第三,经济生活中没有常量,因而确定此类常量的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很大程度上,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关注“量”的精确而忽视“性”的意义,热衷于数理的逻辑推理而否弃生活的日常语言,就在于存在韦森所讲的“致命误解,那就是经济学家们常常认为,由于日常语言是模糊的。故用日常语言所写的经济学,自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而还不是‘科学的’。正是基于这一天大的误识,致使当代主流经济学家错误地相信,只有通过数学公式所推导证明的经济学道理,才是‘科学的’。相当多的经济学家也由此错误地断定,一些用日常语言所撰写的经济学,还不是‘科学’。这是当代经济学中数学模型的构建成为时尚、数学推理大行其道的根本认识论原因。”

不幸的是,尽管现实社会经济中并不存在固定不变的神奇常数,但依旧有很多经济学人热衷于去挖掘这种常数,并把它视为一项“伟大”发现。为什么呢?温特劳布就为之辩解说,“很多人对于经济学中的一些重要的具有一致性的证据感到不安……我甚至曾经遇到过这样一种奇怪的观点,认为承认一个函数关系比承认经验上的近似常数更加有意义。这不是等于认为一幅图中的一条水平线的影响力弱于一条定义模糊、位置以及稳定性都不确定的曲线吗?这样模糊的‘函数’是否能够从经验中识别并在分析中利用近似常数推进我们的科学呢?”问题是,模糊的函数关系往往只能给与人们一种思维启发,而所谓量化常数却会给出具体的政策设计,从而影响更为深远。不过,一旦常数本身是错的,那么它造成的后果也将更严重。对此,布朗芬布伦纳评论道:“模糊的函数相对于精确的常数的优势并不在于前者能从模糊的处理、数学上的弱化或者注入x=F(yz)的学究式的论调中提供更多的洞见,而是在于它们可以避免那些仅仅基于某种观测到的比例而得出复杂的理论构架、推广以及‘具体的谬误’。”尤其是,流行的计量分析还以函数关系来代替因果关系以数量关系来取代实质关系,甚至在还没有形成一个可以被事实推翻的假说之前就直接进入到对一个变量作相关性分析,并以此给出相关或不相关的结论

总之,流行的计量分析往往无法全面揭示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逻辑关系以及作用机理,从而必然无挖掘出具有预测力的经济规律。例如,McCloskeyZiliak研究了《美国经济评论》在20世纪80年代所发表的182篇完整论文后就发现,有70%的论文都没有能够将统计意义从政策和科学意义(也即经济意义)中区分出来,有96%的文章误用了统计检测;在那些混淆统计意义和经济意义的70%的文章中,又有约70%错误地报告了他们所调查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影响级数。也即,《美国经济评论》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文章中有大约一半的经验文章并没有建立起他们所宣称的那个经济意义。面对这一研究结果,一些经济学家的反应却是:是的,我们知道把符合标准视同实质重要是愚蠢的,但我们不会这样做,只有一些糟糕的经济学家才这样做。而且,这些经济学家还宣称,1996年后的情况已经开始改观。然而,ZiliakMcCloskey2004年又对《美国经济评论》在20世纪90年代所发表的文章再次作了分析后却发现,情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了:在137篇使用统计检验的文章中,82%的文章将只有统计学意义的发现误解为经济学意义的发现;绝大多数(81%)文章认为,观察到相关系数的信号就足够代表了科学,而这种错误导致了经济遭受损害:工作和正义的丧失以及真正的人类生活。

 

本文摘自《计量结果的基本特性及其实践价值》,《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评论这张
 
阅读(2890)|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