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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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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生活与学术自由(大学问.之十三)  

2015-09-29 10:06:42|  分类: 经济学教育改革探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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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物质生活与学术自由的保障

朱富强

流行的观点认为,真正的学者往往能够放弃世俗的享乐而沉醉于学问的追思之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学者就不需要基本的物质生活。究其原因,学者毕竟处于具体社会之中,不但会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而且要承担社会的责任,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家庭责任,从而需要有物质的保障。事实上,市民社会中的市民之所以能够成为自主的个体并在国家权力体制形成自洽的群体,关键就在于有财产的保障,是具有独立人格的财产所有者,因而德语中的“市民”(Burger)本身就可做资产阶级讲。[1]同样,只有一个稳定和体面生活,学者的时间和精力才不会被家庭经济重任的承担而挤占,才不会因生活压力而屈从权力,才不会因追逐财富而功利,才会具有一种淡然的学术心态,从而拥有真正独立的学术自由。罗素就指出,“要做到思想自由,最基本的条件是不因观点的表达而遭受法律制裁”,但“在现代社会中,法律惩罚还是最小的障碍。它的两更大的障碍是,经济惩罚和证据歪曲。显然,如果由于表白了某种信仰而使人难以为生,思想就不能说是自由的。如果论战一方不断提出能引起共鸣的证据,而另一方面只有靠辛勤探索才能找到证据,那思想同样是不自由的。”[2]

(一)生活安定奠定了求索的基础

从学术史上看,沉醉于学问者大致有两类人:一类是家世比较殷实的学者,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达德利.诺思、穆勒、门格尔、瓦尔拉斯、帕累托、马歇尔、凯恩斯等;另一类则是脱离于社会并根本无法享受正常家庭生活而孑然一身的学者,如斯宾诺莎、洛克、休谟、斯密、康德、叔本华、尼采、维克塞尔、凡勃伦等。同时,在学术还没有完全学院化或制度化的时代,一个自由的学者还可以通过学术之外的途径得以谋生;但是,在分工如此细化的今天,追求学术自由的那些真正学者则越来越难以通过发表其被视为“异端”的理论而生存。罗素就举例说:“我应剑桥三一学院的邀请,在那里做了一名讲师,但不是特别会员。是否特别会员的区别不在于钱物多少,而在于特别会员在学院当局享有发言权,而且只要没有严重的伤风败俗的行为,在会员期内是不会被辞退的。我之所以不被接纳为特别会员,是因为教士派成员不想增加反教士派成员的选票。结果是,当他们在1916年厌弃了我的战争观时,就毫不犹豫地把我辞掉了,如果依靠讲师职位谋生的话,我恐怕早就饿死了”,为此,“穷人对自己的宗教信仰就只能讳莫如深了。”[3]

一般地,学术的发展或突破往往依赖于这样三个基本条件:1物质条件,即学者要有基本生活保障,有一个良好的科研条件,当然最好也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从而能值得别人的尊重和追随;2学术条件,即学者要有良性的学术氛围,有一个相互探讨和争鸣的学术环境,只有通过自由的讨论和交流才能最终沉淀下有价值的思想;3社会条件,即学者要有学术自由保障,有一个良好的大环境(政治环境),尤其不能存在一种人为设立的统一学术形态。如果这三个条件得不到保障,往往就很难有学术的持续健康发展,最多只能是依靠偶尔出现的天才般的人物;或者,会导致那些对社会作出重大贡献者处于社会的边缘乃至看不见的状态,不仅自身无法过正常人的生活,更无法养育妻儿及赡养父母。

关于这一点,我们从经济学说史中可以找到大量的例证。例如,斯密因作为“私人教师”陪同年轻的巴克勒公爵游历了法国并由此获得了300镑的终身年俸,这个相当于格拉斯哥大学教授两倍的年薪使他在经济上得以自立并在随后的10年埋头撰写《国富论》,后来巴克勒公爵又为他谋得了年薪600镑的海关专员职位,这样斯密就有了接近于1000镑的年薪,这相当于当时一个王子的收入。其他如洛克、休谟、康德、叔本华、李嘉图、穆勒父子、马尔萨斯、劳德代尔、西斯蒙第、屠能、瓦尔拉斯、帕雷托、马歇尔、霍布森、凯恩斯、科斯等都是如此,他们的工作都是建立在相对稳定而无衣食之忧的生活之上的。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基本的财源作生活的保障,根本就不可能有系统的深入论述和分析,而最多只能有天才的思想闪现,就如尼采一样;或者,往往凭借其个人的聪明撰写一些肤浅的急就章式的文章,以博取社会权贵的赏识。

关于悲惨的经济生活条件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和障碍,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的人生经历中略见一斑。除了大学毕业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简短担任《莱茵报》的编辑和主编以及后来的一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作欧洲通讯记者外,马克思一生都没有任何固定收入来源,其他创办的《德法年鉴》、《新莱茵报》以及《新莱茵报评论》等不是因为被当局查封就是缺乏经费,都在发行没多久后就停刊了。正因如此,出于生活需要而被迫为报刊写文章的不务正业常常令马克思痛苦不堪,他写道:“经常给报纸写乱七八糟的东西已经使我厌烦。这占去了我许多时间,分散注意力,而到头来一事无成。不管你怎样力求不受限制,总还是被报纸及其读者困住了手脚,特别是像我这样需要拿现金的人。纯粹的科学工作完全是另外一回事。”[4]例如,由于没有钱支付租金,马克思到达英国后不久就被从坎伯韦尔的住处赶了出来;后来,马克思一家搬到索候地区的迪恩大街的两个小房间里住了6年多,只是后来继承了燕妮母亲的财产后经济状况稍有改善才搬进梅特兰公园路地租住房。

正是由于长期过着拮据而困顿的生活,不仅导致了马克思三个儿子的夭折,也造成了夫妻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写道:“我妻子每天都告诉我说,她希望她和孩子们都死掉,而实际上我不能反对她,因为我们忍受的羞辱、折磨和恐惧其实是无可名状的。”[5]马克思晚年经济状况的相对改善也源于一些遗赠:他母亲去世时给他留下了400镑,其朋友沃尔夫的遗嘱中也给他留下了两倍于上述数目的款项,同时,恩格斯来到伦敦生活又给了他一份年金,这样马克思一家才得以搬到位于哈弗斯托克小山的更为宽敞的房子里。纵观马克思的一生生活,主要是依赖一些同仁微薄的捐助和接济:不仅每次被驱逐或者居住地转换的行程费用往往都依赖于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的捐款活动,而且还因为缺钱居住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就无法出席在伦敦召开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届代表大会。正因如此,尽管马克思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探索了一生,但他一生都是在极其困顿的生活中度过的,1883年在伦敦的一个穷困区过世时只给最小的女儿留下区区250英镑。[6]

(二)物质保障有助于学者的务实

一般地,学术要取得实质性的发展,就必须存在一批具有务实态度的学者,他们能够扎扎实实地理顺自己的学术认知,而不是人云亦云地鹦鹉嚼舌或者“与不惊人誓不休”地到处放空炮。这对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尤其如此,因为社会科学家的认知根本上体现在个人性知识而非公理性知识,从而需学者有要更为广博的知识。同时,学者的务实又不像商人的务实:商人是在市场上通过为社会提供有价值的商品而直接获得回报,因而商人的务实主要依赖社会所提供的自由的交易环境;相反,学者的务实体现在学问的求索上,通过提高个人的识见而促进整个人类社会的持续进步,因而学者的务实是难以通过自由市场交易以获得认同的。正因如此,基础研究不可能是完全私人性的,它需要有一个较为健全的报酬体系为学术研究提供保障,这种社会制度必须体现了实质正义的要求,有利于引导学者追求真知的务实之途。

实际上,如果把学者的务实等同于随波逐流以适应社会或者是追求金钱的功利务实,那么,学术就成了政治和商业的奴仆,从而必然是庸俗的和世俗的。正因如此,哈耶克强烈主张,要通过一系列的社会制度来保障这些具有真正学术兴趣的人拥有基本而有体面的生活,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学术研究过于功利化和政治化。而且,正如熊彼特指出的,有创造性的思想家的第三个十年是“神圣的不可超越”的十年,在这十年之中,创造力将达到此后年份再也达不到的顶峰,此后他所能做的一切将只是润色和修饰他过去的观点而已。凯恩斯甚至对年龄超过“神圣十年”的人是否具有吸收新思想的能力都表示了怀疑。正因如此,一个国家必须关注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的生活安定问题,这是关系到一国是否会有真实学问的一个重要保证。

不幸的是,当前中国社会不但缺乏一个促使学者务实学问的合理报酬机制,反而还试图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学术研究问题,把学术评价建立在市场回报之上。尤其是,一些海归经济学人当政后,为了表明他的政绩,硬将学术活生生地分成不同等级,并给予相差天壤的物质报酬。这在充分体现在当下的岭南学院,新任院长在四年内每年都在下猛药激励所谓一流刊物的文章发表,《经济研究》的奖励从原先的5万元调到6万元,再提到8万元,再次提到10万元。结果,市场上那种物欲盛行、功利膨胀社会风气就支配了整个学术界,从而学者的精力绝大部分放在了有利可图的事务上面。[7]

这种学风在西方已有苗头,因为西方社会本来就盛行着个人主义与享乐主义,不过,经过上百年的发展,西方社会已经逐渐建立起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学术制度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从而可以保障学术的正常开展。(1)西方社会为教师提供了相对较高且稳定的固定工资,这为学者的学术生活提供了一定保障;(2)西方社会保留了一群热衷学问的世家豪族,他们根本不需要为生活担心而能潜心于学问探究;(3)西方社会存在比较健全的市场制度,这使得试图通过“学术浆糊”获取社会报酬的做法受到了抑制。

与此迥异的是,中国社会缺乏使学者安心学问的学术制度和社会环境:(1)就学术制度而言,不但较低的固定工资无法为学者的潜心学问提供基本的保障,而且,一系列不恰当的激励制度反而促使学者做与学术要求相反的事情;(2)就社会环境而言,不但因近代的种种革命摧毁了豪族世家而使得那些能够免除生计之忧而专注于学问的人大为减少,而且,当前蒸蒸日上的经济发展所潜在的盈利机会对那些还需要维生计奔波的学者充满了诱惑。显然,正是由于生活本身并不安稳,而社会上获利的机会又稍纵即逝;因此,绝大多数学者都无法从世俗中解脱出来,而是积极将自己的学术与时事紧密挂钩,试图通过为时事提供短视的服务而获得即期的报酬,从而产生了当前这种学、商、官相结合的局面。

总之,在现代社会中,要使得学者致力于学问,有真正的学术自由,就必须提供稳定的生活保障。相反,如果将学术与市场联系起来,通过市场交换来衡量学术价值并以此作为学者的学术报酬,那么,必然会窒息真正的学术研究,消解学者的务实精神。弗洛姆曾说,“一个社会愈使人变得畸形残阙,人自身就愈加病弱不堪”。[8]不幸的是,当今中国学术界正处于这样的时期:不仅物质成为大多数名流教授首要的乃至根本性的追求,而且,大量的高等院校、学术机关竟也无所顾忌地把金钱回报和学术价值等同起来。显然,这种市场化、实用化取向在经济学、管理学、法学这些所谓的热门学科尤其严重。例如,有不少的经济学教授在研讨会上、课堂上就公然鼓吹,学经济学而不会赚钱就白学了。问题是,学习和研究经济学果真是为了且能够赚钱吗?为什么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都普遍存在如此的观点呢?

当然,这种观点很大程度上也是对社会现象的反应,如在目前的学术界尤其是经济学界,确实就有一大批“学者”开始靠出卖“知识”而快速进入了“富豪”阶层。正因如此,他们在课堂上、媒体上就大肆宣扬,那些不会赚钱的人一定是理论搞得不好的人,而理论研究搞得好的人也一定可以赚大钱。问题是,当前那些赚钱的经济学家果真是基于市场自由交换原则而获得的贡献报酬吗?如果他们的报酬没有体现其贡献或学术价值,那么,他们又是如何赚到钱的呢?显然,这就要从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特质及其研究目的着手。事实上,社会教育原初的根本目是为了提要人们的素质,提高人的需求层次,并增进人的社会性,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而现在却变成了为个体谋取私利服务了;理论研究本身也是最具公共性的东西,它不仅为现世人共享,也为子孙后代所共享。然而,现代的学术体制却试图通过市场机制来引导学术研究,把教育视为私人品来传授,岂非颠倒了黑白!中国学者如此对待学术,如此对待经济学,经济学能有真正的理论创新吗?



[1]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思想,把市民社会看做是市场经济中人与人的物质交往关系和由这种交往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生活领域。

[2] 罗素:《自由之路》(上下),李国山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95页。

[3] 罗素:《自由之路》(上下),李国山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99-600

[5] 麦克莱伦:《马克思思想导论》,郑一明、陈喜贵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4页。

[6] 马克思遗产250英镑 达尔文有14 http://udn.com/NEWS/WORLD/WOR4/5781975.shtml

[7] 朱富强:“国内经济学人的功利性与行为批判”,《学术界》2009年第3期。

[8] 弗洛姆:《人的呼唤:弗洛姆人道主义文集》,毛泽英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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