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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日志

 
 

新型极权下的学术困境(大学问.之十一)  

2015-08-30 08:39:15|  分类: 经济学教育改革探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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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极权下的学术困境

朱富强

上面解释了现代学术所面临的新型集权,这种集权极大地压制了学术争论和批判,极大地窒息了思想的成长和发展,验证打压了青年学子的创造精神和学术理想。这里再次作一剖析。

一般地,在精英学术年代,人们倾向于从知识渊博程度来评估一个学者的水平;因此,尽管那些特立独行的非主流学者往往因其道德、立场和观点而可能受到非难和排斥,但这种推崇精英的评价体系也会使得不少“异端者”也可以争取到那些很少甚至惟一的教席。例如,在历史学派领袖施穆勒影响了整个德奥经济学并控制了德国大学的讲席后,奥地利学派的开创者门格尔依然可以获得奥地利自由党总理的亲睐并成为奥匈帝国王室哈布斯堡王位继承人的老师,最后由约瑟夫国王亲自任命而成为维也纳大学政治经济学讲座的终身教授。再如,对主流学说持批判态度的西斯蒙第、康芒斯等尽管因其观点而被他所在的大学解雇,但毕竟后来在另一个大学找到了教授职位;即使是被当时视为道德败坏的休谟,他毕竟还具有争取格拉斯哥和牛津大学教授讲席的机会。

事实上,在盛行精英治理的学术界,学界乃至政商界的人士相互之间都是知根知底的,他们清楚各自的学识和观点;因此,尽管精英们之间的观点可以不一致,但往往却因“风水轮流转”而使得那些原先的异端者也得到受用。然而,在大众学术时期,由于庸俗民主制的实行使得众多的平平庸庸之徒控制了学术委员会;结果,那些具有前沿性的学术思想和理论往往不能得到大多数平庸者的理解,甚至反而会遭受学术“多数暴政”的压制,从而普遍存在着滥竽充数的现象。结果,多数“民主”下的学术压抑甚至比学术独裁下的压抑还要更加严重,更加坚固,以致具有真正“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的学者在大众学术时代更加不可得。

显然,大众时代对学术的窒息充分体现在现代经济学的庸俗化和世俗化中,也可从笔者所处的岭南学院近年来所施行的大众学术制度窥见一斑。至于其内在机理,我们可做如下几方面的分析。

首先,我们可以借鉴寻租理论来对学术精英在不同时代的境遇作一分析。

从寻租成本看,不同时代的寻租成本是不同的。(1)在精英学术的时代,一个特立独行者只要说服一、两个当权者(学术的或者主管单位的)就可以了,但在大众化时代,必须说服众多的深受主流影响或拥有强大既得利益的人士;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学术范式更换”的寻租成本要高得多。(2)在大众学术的时代,不但那些具有高水平的特立独行的精英可以展开游说,而一般的甚至不学无术的人也可以进行游说;特别是,由于这些不学无术的人更愿意也更善于花时间和精力在人际关系上,因而在导致了租金的极度耗散的同时也产生了学术寻租领域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正是由于不同的学术导向,那些学术精英在不同时代往往就面临截然不同的生活境遇:纯粹从学术的发展来说,以前那些先驱者的学术处境虽然艰辛,但比现代那些真正有志于探索学问的学者所面临的环境还是要好些。(1)在精英学术的时代,那些知识渊博的学术精英,即使其观点可能暂时不被认可,但也可以为社会所认知;同时,他往往也可以吸收一些追求认知的弟子,从而使其思想逐渐得到传播,并最终为社会大众所接受。(2)在大众学术的时代,学术看似学术是“民主”的,但由于本来非常专业的学术发展却由太多的“外行”来决定,这实际上导致了学术陷入了“多数暴政”统治之中;结果,那些思想先驱更难吸收到一批敏锐而具有学术理念的弟子,从而起思想更难得到传播。

其次,我们也可以从不同时代的评价标准和学术资助机理作一分析。

不可否认,在专制和经验时代,学术界也存在着压制“异端思想”的学霸和威权。这些学霸之所以成为学霸,往往有两个条件:(1)受到一些实权人物的青睐和资助;(2)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真实才学。究其原因,任何有教养和追求的贵族或当政者往往都不会情愿资助一个不学无术的人。例如,小巴克勒公爵之所以愿意聘请斯密作私人教师,就在于他发表了《道德情操论》一书而建立起了学术声望;后来之所以又为他谋得海关专员的职位,因而后来发表的《国富论》更为成功。同样,门格尔之所以被聘为奥地利皇太子鲁道夫大公的私人教师,被约瑟夫皇帝任命为维也纳大学法律系的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也就在于他1871年出版了声名远扬的《国民经济学原理》。

同时,资助者所看重的主要是学者的学术成就,而学术以外的才能在学术职位的获得中往往起不到显著重要;相应地,学术之外的缺点也同样很少受到这些资助者的挑剔,这就使得很多偏执者可以获得教授职位。学说史就表明,人类社会中那些伟大的工作往往都是由一些性格上或生活上有缺陷的人完成的。例如,爱尔兰都伯林大学三一学院的精神病学教授费滋杰就声称,历史上许多名人如科学家牛顿和爱因斯坦、作家乔治.欧威尔和威尔斯、哲学家维根斯坦和康德、音乐家贝多芬和莫扎特乃至政治家法国总统戴高乐和美国总统杰佛逊等都患有包含亚斯伯格症在内的自闭症。

与此不同,大众学术时代却盛行着“赢者通吃”规则,一个在某领域具有某种优长的人往往把在该领域获得权威性拓展到其他领域;于是,那些善于搞各种关系而游刃有余政、商、学各界的“能人”逐渐占据了学术职位,并在庸俗民主制的决策机制中逐渐成为了学霸。相应地,那些掌握资源的当权者们也更愿意与这些平庸的学霸相勾结,从而到处呈现出政客、大贾与学霸相互勾结的现象。究其原因有二:(1)由于高校以及国家资源已经不再属于个人所有,因而那些明智的当权者在资助那些特立独行的学者时就要受到很大的制约,往往只能既定的“规则”办事;(2)大量的当权者本身就相当缺乏素养,根本不能也不愿去鉴别那些学霸的真实水平,从而形成一种共生关系。

最后,我们也可以通过经济学说史来考察学术精英在不同时代的境遇。

事实上,以前那些学识渊博的特立独行者往往依旧可以获得一些有识之士的青睐而享受殊荣。例如,尽管性情孤僻的凡勃伦对当时业已接受的正统经济学理论以及美国社会经济现实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同时还拥有为当时神学所不容的道德倾向和不可知论观点,从而受到当时主流学界的排斥,以致从来没有进入全职教授的行列;但由于他学问渊博,在哲学、心理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都有较深的造诣,因而也负有盛名而甚至被授予美国经济学协会会长一职,条件是凡勃伦加入协会并同意递交会长就职演说,却被凡勃伦自己拒绝了,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在我需要的时候给我”。同样,即使是马克思,在生活非常困难时期,也曾得到《纽约每日论坛报》(New York Daily Tribune)的支持,这家报纸的编辑德纳(C.Dana)称马克思为该报最受尊敬、报酬最高的通讯记者,而稿酬则成了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唯一的固定收入来源。[1]

而且,这些异端者即使因失意而不为世所重、所用,却也可以像一般的平庸之士那样过安稳的生活。究其原因,以前的教授席位本身就极少,在这些异端者之上的也只是少数。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尽管边际效用学派的先驱屠能、古诺、杜普伊特、戈森以及杰文斯等人的著作在诞生时期都饱受冷漠和歧视,但他们生活的处境要远远好于今日经济学的新思想和异端经济学。例如,屠能可以过安定的地主生活,杜普伊特是法国当时最知名的工程师之一,杰文斯则获得了曼彻斯特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的职位;最幸运的古诺则不但很早就取得教授职位,而且长期担任几个大学的校长和教育总监;而即使最不幸的戈森也可从事律师和地方税务官的工作。然而,现在教授职位却满天飞,似乎什么人都可以成为教授,而其中大多又为那些庸俗者所占据,而真正的特立独行者则越来越找到空间;因此,那些具有高水平的特立独行者必然要比早期异端者受到那些庸俗主义教授更多的排挤,甚至连一般平庸学者的生活也无法获得,他们必然生活在学术的最低层,因为在他们上面是无数的多数。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再次审查少数专制和多数暴政的潜在效应。一般来说,社会上存在少数剥削多数的情况下,这个社会还会维持相对长期的稳定和发展,这是因为少数进行剥削所基于的基础是广泛的,因而多数只要付出一点就可以让少数过上宽裕的生活。譬如,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存在的基本上都是少数专制体制,但那些被剥削者只要交一定的税赋就行了,如什一税乃至三十分之一税。然而,在多数剥削少数的情况下,多数要获得满足就必须采取竭泽而渔的方式全部剥夺少数人的财产甚至是生命;不过,多数人在满足一时之快之后很快就会发现没有其他的可以供其剥削了,于是在多数中又会分化出少数,新的多数又会对新的少数实现严苛的剥削。这样如此往复,整个人类社会将会陷于崩溃,从而社会发展很难得到维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看到的危险,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就会出现拨乱反正的中兴人物,人类近代历史事件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可见,通过系统的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出庸俗民主制对学术的危害和窒息。事实上,人类社会中真正具有洞见的人毕竟占少数,因而在这种庸俗的多数民主制下,受到尊重的往往就不会是那些具有独到见解的思想大师和学术精英,而是能够满足各种考核指标的庸俗主义者;决定一个人之学术职位也不是一个的真正知识水平,而是由一大群俗流者的投票决定。因此,当前学术界尤其是中国学术在某种程度上就深处多数暴政之中:一方面,它假借“教授治校”之名而在许多方面展示出了某种“民主”决策倾向,但另一方面,这种庸俗民主制滋生的往往是那些既无知识素养更无学术理念和社会责任的“学者”,以致“民主”决策结果往往就是造成目前这种僵化的利益集团体制。

顾准很早就指出,“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2]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种自由的缺乏,当前中国学术界就很难产生真正的思想洞见,甚至也根本没有什么真学术;即使偶然有一些天才的思想,也难以得到有效的传播,甚至被扼杀在萌芽之中。而且,即使引入了由教授投票的所谓“民主”,这也往往会产生“多数暴政”的结果:那些特立独行的思想者不仅无法获得认可,而且还要受到更多庸俗者的“压制”。同时,也正是基于这种庸俗民主制,传统智慧和主流范式就得到不断强化,学者的思维更趋单一,学术环境更趋僵化,整个学术界处于一种单向度状态。

显然,正是基于这种主流化的学术取向,中国学者对海归经济学人学术水平的高低评价不再基于他的知识广度,不再基于他的思维深度,也不再基于他所引发的思辨,而是基于他构建模型的技巧,基于他作为引进西方范式的桥梁角色。在这种情况下,数学或理科出身的学人越来越多地占据了经济学专业的主要讲席,相关的形式文章充斥于经济学界的“一级”理论刊物;这样,“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也就大量显现:具有创见的新思想越来越被排挤,而空洞无物的数量文章大行其道。事实上,目前整个经济学界的现状就如当年尼采所感叹的一样,“自我知识的缺乏已被系统地制度化了。成为教授中的一员,或者成为其信徒中的一员,而不是反对成为这一成员,就是成为一个被扭曲的人”;而且,“从认识论上看,这种缺乏自我认识以及支持这一点的论据维护了这样一种盲目,即他们无视于世界能够从多种角度观察,并且能够用多种习语来描述;或者毋宁说,他们无视于他们的世界或他们关注的世界存在着角度和习语的多重性事实。”[3]



[1] 参见加尔布雷思:《加尔布雷思文集》,沈国华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页。

[2] 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4页。

[3] 转引自麦金太尔:《三种对立的道德探究观》,万俊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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