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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日志

 
 

高等教育改革的误区(大学问.之七)  

2015-08-01 11:16:24|  分类: 经济学教育改革探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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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两大误区

朱富强

 

一、引言

公共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受教育者的社会性,从而更好地促进社会合作、优化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大学是知识创造和传播的场所,是社会思潮和风气的批判者和引导者。不幸的是,现代大学却日益受到商业和企业的支配,教育的目的不再是教育,而是为公司提供大量训练有素、遵守纪律的专业人员。[1]凡勃伦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一书中就指出,美国大学在商人的控制下运行,从而导致高等教育的目的被歪曲为商业的一种手段,大学开始“注重实效”并成为生产注重实效的知识和注重实效的人。[2]

正是由于商业主义的渗入,现代大学丧失了维持自我的自主性,抛弃了引领社会发展的责任,而蜕化成了社会思潮和风气的追随者和功利主义和犬儒主义的推波助澜者;由此,整个社会的发展也就失去了方向,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角色和思维也越来越低微。同时,西方社会的这种潮流也深深影响了中国的高等教育:(1在实践中,美国社会私立高校的影响,以学徒教育模式取代了学校公共教育,从而使高校教育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宗教或商业团体的制肘;(2)在理论上,受经济学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影响,以价格作为配置教育资源的基本机制,从而导致高等教育越来越受到效益原则的支配。

正因如此,当前高等教育就呈现出这样的两大特点或者说误区。(1)教育中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日益膨胀,学校对学生的培育也从知识水平和基本素养转向了极具个人色彩的技能和社交方面,美国高校中甚至还一度出现“反智主义”思潮;相应地,中国高等教育也逐渐偏离了原先注重基础理论探究的宗旨而日益与社会现实结合在一起,以致人文社科以及基础科学逐渐被边缘化,高等院校逐渐成了技能的训练场所。(2)教育产业化趋势取得跨越式大发展,学费开始比录取分数线在高校的招生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相应地,中国高等教育也逐渐偏离了公共教育的宗旨而与运营方式逐渐市场化,以致各种高收费的教育项目不断排挤基础教育,教育也成为现代产业的一个重要内容。这里作一剖析。

二、高等教育的实用化取向

长期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存在这样的问题: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落后和思维方法的封闭造成了中国国内教材与社会实践之间的严重脱节,以致大学毕业生获得了“眼高手低”、“华而不实”以及“读死书而无用”之类的评价,近来甚至还出现了“山寨版大学”或“山寨版大学生”的讽刺;另一方面,社会大众对技能工作的轻视态度导致相应的职业学校发展明显不足,以致接受国际产业转移而急需的技能型人才供应出现短缺,近来又出现了“大学生工资不如保姆或农民工”的调侃。同时,基于对这种现实的反动,中国大学或高等教育转而产生了矫枉过正的改革取向:开始片面强调技能的训练,而对本来也是严重匮乏的人文教育却置之一旁。

(一)实用化改革取向的反思

近年来不断有一些大学校长、教育部官员以及所谓的教育学者振臂高呼:应该借鉴欧美国家教育中面向市场的实用主义取向,来对当前中国高等教育进行革新,从而解决所谓的“上不入天,下不落地”问题。这些教育“精英”们提出的这种市场化改革措施往往会获得社会大众以及青年学子的热烈欢呼。但殊不知,这种改革思维却很可能导致另一极端,从而严重背离了高等教育的初衷:高等教育根本上要提高公民的社会性并进而培养一群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社会精英,否则,就仅仅是传统社会中的那种学徒教育,而不是大学的高等教育。事实上,当前教育界中这种功利主义改革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现象,而没有深入地看到教育的实质要求,也没有全面考察欧美社会的教育制度。结果,这种改革往往既缺乏合理性,也不可能成功。这里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首先,既然现代高等教育出现了“上不入天,下不落地”结果,那么,教育改革为何专从“落地”一处着眼?难道所有的中国大学不分层次地都要教人“落地”而不能鼓励一些人“入天”,做真正的大学问以及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吗?特别是,那些所谓名牌大学能够像春笋般出现的学商合办的“独立学院”一样局限于给学生灌输一些“落地”技能吗?事实上,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基本素质,要夯实学生做人、做事的基本功。同时,如果具有这样基本素质,根本上就不愁无法胜任具体工作。究其原因,那些具体的技能在工作岗位上往往很容易学会,相反,做人则需要经过漫长的学习和修炼,特别是需要经过长期人文的熏陶;而且,离开高校后,尽管依然可以积累一些具体的感性经验,但要训练自己系统的分析思维则会非常困难,而这些都需要在学校期间获得训练。

然而,为了解决大学生暂时的就业难问题,当前大学采取的唯一对策似乎都在于强化自己职业教育的色彩,把大学都办成职业技术学院,并跟中专技校进行竞争就业机会。于是,那些重点名牌大学中的人文学科(文、史、哲)和部分的社会科学基本学科(社会学、政治学)就不断萎缩,甚至一些传统强系、强院也被取消了。更为甚者,尽管这些名牌大学大肆鼓吹所谓的“落地”教育改革,但有多少人明白什么“落地”的真正含义呢?当前高校中的那些老师有“落地”的技能吗?其实,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目前那些老师所掌握的知识与现实也脱节了很多年,更不要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教师往往还更糟糕,因而过分强调所谓的“落地”往往只会强化目前这种毫无用处的庸俗实用主义。吴冠中老先生就强调:文化水平低决定了大学只能培养出工匠,培养不出艺术家;当前美术界大部分画家的文化水平都不高,他们的作品情怀和境界上不来。譬如,就经济学领域而言,那些从事实用课程教育的老师有几个懂得现实经济问题?往往是用那些两天就可以看完的培训性书籍来浪费学生宝贵的一个学期。

其次,尽管公共教育的首要使命在于培养学生的心智、提高学生的社会性,而不是为了职业的技能培训;但是,近300年的功利主义发展却使得西方社会的教育本身已经蜕变成一种的普通行业:不仅学生来求学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谋生,大多数人选择教师这一职业也是为了生计。相应地,西方社会就用学徒教育模式取代了传统的公共教育,这导致了注重技能传授的私立学校之大量出现,而传导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的学院和课程却不断减少。与此同时,学生的专业选择也越来越实际,日益偏好于实用性专业,而思辨性课程则越来越受到忽视和排斥。例如,曾经非常重视教育的美国,目前有1/5以上的本科生选择商务或和商务相关的专业。同时,这些私立学校在不同程度上还受到宗教或商业团体的制肘,以致美国大学在20世纪下半叶就出现一股“反智主义”思潮。

显然,欧美大学的现状所呈现的实际上是高等教育的一种异化表征:原先独自观察社会而坚守理念的学者逐渐为追随和传播主流思潮的教师所取代了;相应地,西方知识分子阶层在近现代也就迅速式微了,这导致整个社会的日益失范和无序。因此,我们在改革当前充满问题的教育体制时,就不能简单地照搬所谓的欧美经验。事实上,每当有人援引国外经验而欲大加效仿时,笔者就不免感到异常忧心,并常常苦口婆心地劝诫说:不要总是讲别人是如何做的,也不要总是照搬别人的做法,而是要认真思考自己的认识。实际上,别人或他国的做法一定就是完全对的吗?你真正了解别人行为及其制度中的精髓了吗?同时,你又看到了他国制度中的缺陷了吗?要知道,任何制度都需要一系列相容的配套措施,而有些细微方面根本是难以察觉的,而如果这些隐性的东西有稍微的变化就会产生蝴蝶效应,这就如当前中国社会盲目照搬西方“经验”造成的这种现状;更不要说,很多制度本身都必然会潜含着某些缺陷,因为它们都或多或少地被异化了,从而偏离了其内在本质。

(二)全面看待欧美大学体制

尽管当前的欧美教育存在种种缺陷,但毕竟它已经经历了一、二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演化,因而欧美教育体系已经非常复杂,其精微之处远非当前一些主政者通过几次官方考察就能洞察得了的。事实上,尽管西方大学中的实用主义风气日趋严重,但欧美大学总体上还是涵盖了教学、研究和服务三大功能,只不过具体高校的定位存在差异而形成了有序的分工,并形成了综合型大学、研究型大学(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教学型大学(以本科教育为主,有些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以本科教育为主,特征是注重全面综合教育)和社区学院(以二年制大学教育、专科及职业教育为主,授结业证书或转学的副学士学位)这几类不同的层次。其中,综合性大学、研究型大学和文理学院属于高层次大学,主要注重于研究型和领导型人才的培养;社区性学院或职业性学校则属于低层次大学,主要是满足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的需要,主要培养技能性人才,并专注于为一些在职人员提供某种培训。

由于欧美那些高层次大学的本科办学目的就是为国家培养文化、知识、经济和政治等领域的领袖,因而具有这样两个特征。1)它严格控制学校和学生的数量,注重少而精以保证学校的质量和水平。事实上,尽管这些高层次大学从19世纪70年代就开始大发展了,并在科学研究水平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质量上都有严格要求,但招生数量却长期没有明显变化。(2)它注重夯实学生的思维能力,通过广博的课程来拓宽学生的知识素养。事实上,高层次大学大多非常注重人文教育,都将人文素质的培养作为终身教育的主要内容,甚至将导读东西方的古代经典作为培育学生的重要手段。例如,哈佛大学规定,本科生在校四年中除在一个主要领域中学习外,还需要进行跨学科专业的学习,一般包括必修810门的核心课程[3]再如,斯坦福大学要求学生不能局限于一个专业,而是接触不同学科,了解不同文化的经典、观念与价值。[4]同样,芝加哥大学要求学生的毕业学分中有一半以上是涵盖六个领域(人文类、外国语文类、数理科学类、自然科学类、社会科学类、文明研究类)的通识课程,名为共同核心课程。

对欧美高层次大学来说,教育的基本特征就是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或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其要点就在于,教给人们运用理性思辨,探索真理,参与公共事务等方面的知识与能力。相应地,一个“博雅人”必须具备批判能力,能够透过心智的发展与理性运作来脱离蒙昧或修正偏狭观点,相应地,人的视野因此而开朗,心灵因得到解放而自由。通识教育尤其在在文理学院得到重视,它目标不在于教会学生某些具体的谋生的技能,而是从多方面对学生进行教育,使其成为一个高素质、有教养的文化人,从而注重素质、能力和思想这类软性能力的培养,其设置课程包括艺术、人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各门类。在大部分美国人心目中,文理学院往往代表着经典、小规模、高质量的本科教育,是美国教育最引以为豪的精髓。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文理学院的教育,就没有美国今天的成就,美国很多领袖都毕业于文理学院。实际上,美国最好的大学教育通常是在文理学院里进行的,学生在接受了四年高质量的通才教育后,或进入社会,或进一步进入研究生院深造,都相当受欢迎。

同时,当前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层次分布呈较明显的金字塔结构:层次越高的大学所占比例较小,层次越低的大学所占比例越大。其中,低层次大学大多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以后才迅速发展起来,学校数目和招生规模都日益扩大,以致到1998年社区学院数已占美国高等院校总数的43.2%。但是,中国社会那些教育主政者在欧美的游历和考察主要是针对低层次的教学性大学和社区大学,而很少去认真研究欧美的高层次大学如何建设;究其原因,对这些改革者而言,似乎社区型大学还可以加以仿效,而那些研究型大学和文理学院就显得高不可及了。正是由于这些主政者的改革以欧美教学型和社区型大学为目标,结果,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使得几乎所有的高校都成了一个技工培训场,而社会的教育理念已经荡然无存。也正是基于教育大众化、技能化的理念,中国大学热衷于以规模取胜:不仅一个个新校区、大学城拔地而起,而且各种网络教学、异地办学、合作办学风潮涌涌,出现了各种在职研究生、周末学位班以及论文学位班等。

三、高等教育的产业化取向

随着教育费用不断增加,在财政压力下,一些欧美大学开始尝试创办一些高收费的教育项目,甚至出现日益增多的与公司、企业的横向联系和合作的教育和研究项目,从而开始了高等教育产业化尝试。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教育改革的尝试缓解了大学的财政压力,同时也有助于为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也有助于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例如,一个较为成功的例子就是英国的开放大学,它是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的产物,为大批过去无缘于高等教育的人提供了正规而稳定的学习机会。但同时,这种产业化的取向也导致大学日益世俗化以及学术日益实用化,从而进一步导致基础研究和人文学科的式微。

(一)欧美教育产业化的教训

教育产业化源于欧美诸国,但它提供给我们主要是教训而非经验:它所基于的利润原则逐渐侵蚀了进行知识和思想探究所必不可少的中立空间,从而严重影响了基础理论和基础学科的研究和发展。事实上,在高等教育市场化过程中,各高校为了为竞争“精英”学生而努力进行自我品牌化以增加吸引力,甚至对学术超级明星开出天价工资以提高大学的知名度和声望。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属于公共品的思想在使用上受到限制,而且那些成果周期长的基础研究和人文科学也快速萎缩。大卫.科伯就通过对十二个案例(除英国开放大学外都是美国案例,且不仅包括麻省理工学院、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纽约大学、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等名满全球的大学,也包括随着商业化浪潮而出现的优尼泰克学院和迪弗莱大学等新贵学府和高等教育公司)的剖析,就揭示了高等教育在市场和金钱力量催逼下的窘况,并由此强调教育的市场化不能超越其底线。[5]

纵观欧美教育产业化历程,很多名校在市场化的冲击下都面临着痛苦的抉择和身份危机。例如,曾长期主宰美国思想领域、在人们心目中最像古雅典的芝加哥大学就在赤字中为理想而挣扎:它一如既往地反对过早专业化,坚持公共核心课程不可动摇、不可削减,看重批评性思维而不是实用性;但这种坚守的代价是:申请者减少、捐款减少、财政上越发捉襟见肘。再看一个更典型的例子:费城郊外的海狸学院原来是一所女子文理学院,由于生源和捐赠的减少,1972年便开始降低标准招收男生,在接下来的15年里又不断地增加了医师助理、物理治疗、遗传咨询员等职业课程以及只要付得起钱就能入学的合作学位课程;特别是,在毕马威(KPMG)咨询公司的建议下,学校1992年聘请了一位懂得技术和市场技巧的学务管理副校长以负责招收更多更好的学生,甚至将学校的名称都改了。

事实上,教育的市场化和产业化在西方已经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和非议。不过,市场化理念却在中国社会得到大规模的实施或实践:不仅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该校改名和升级运动,而且各种收费班甚嚣尘上。显然,正是基于实用主义的教育理念,当前中国各高校都把主要精力用于大肆兴办高盈利课程,而很少关注教育的质量,结果,中国教育产业化就成了当政者和一些企业相互勾结利用学校的声誉和国家的投资为自己赚钱的借口。在功利主义勃兴和关系主义盛行的今天,很多大学还将课程班教育外包,而自己只收管理费和冠名费而不承担任何教学管理。尽管如此,很多人还是争着报名,因为他们已经把高校继教的各类总裁班、研修班当作了社交的舞台。问题是,当一个高校将主要精力投在这方面时,显然已经完全将大学宗旨主次颠倒了。

关于这一点,我们举一个曾闹得沸沸扬扬的事例。北京大学继续教育部的中间供应商”-“北京大学变革管理与领导潜能开发高级研修班项目负责人张家麟就出示了他和北京大学培训中心签订的有关协议:作为甲方的北京大学培训实收学员学费的72%,而其主要义务有:审查学员入学资格,负责为学员发放录取通知书并备案;审订乙方提交的教学课程方案;审查乙方所联系的师资人选;负责学员的成绩考核,向全部课程合格的学员颁发北京大学结业证书。但实际上,北大培训中心基本上只做了两件事:盖章和收钱,以致学员里有的只有小学文化,有人一天课没来上也拿到了结业证书。而且,约定的北大老师嫌一天12000元的课酬低而不来,一流院校的博导每天的报酬15000元到3万元,上过电视的更贵一些,于丹6万,张维迎8万,郎咸平10万,易中天12……。《南方周末》的一则报道就曾列出了2007年各主要高校继教(不包括MBA教育)盈利情况:清华大学6.9亿;北京大学5亿元;中国人民大学3亿元;浙大和南开同是过亿元的大户头……[6]试问,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状况及其发展导向能不令人悲叹乎?

(二)回归公共教育的宗旨

前面一再指出,公共教育的基本宗旨在于提高社会的总体生产力,这种教育宗旨要求:关注学子的人文道德素养,提升学子的亲社会性,增进学子与其他人、组织以及社会间之合作关系。正因如此,高等教育的目的不应也不能仅体现在“使受教育者发财致富”这一层次上:(1)除了接受自然科学训练的人实现致富的途径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技术技能的提高之外,接受人文社会科学熏陶的人实施致富的途径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合作租的不合理分配或者直接就是赤裸裸的财富转移,这种致富并不是建立在社会财富增长的基础之上,从而对社会发展并没有多少好处;(2)除了利用职位信息进行不正当的致富外(如寻租、贪污、受惠、违规操作等),工商业的致富需要随时敏锐地把握不断变动的市场机会,而经历长期系统理论训练的人不仅会失去这种灵敏性(缺乏经验),甚至因在接受教育也会失去这种把握机会的时刻(缺乏时间)。

不幸的是,当前中国高校却往往将毕业生的年收入、校友的超级富豪人数等视为值得夸耀和宣传的资本,甚至成为大学学术排名的基本要素。但试想:这种教育产业化倾向难道不正是与教育的根本宗旨格格不入或者背道而驰的吗?而且,除了兴办各种类型的进修班外,目前教育部还通过压缩科学学位培养的硕士研究生人数来大肆提高专业学位培养的硕士研究生人数,这种改革方向显然是有问题:(1)教育部以为这样可以提高学生的应用技能,但试问:经济学之类的专业如何提高社会技能?(2)各个院校通过这种招生的转变而获得更多的金钱收益,因为专业学位的学生所缴的学费数倍乃至十倍于科学学位。

同时,接受公共教育的优势主要在于:受教育者可以更好地进行独立思考,能够更系统地剖析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不会人云亦云;显然,这不仅对社会的长期发展是积极有益的,而且,对个人素质的提高和生活品质的改善都非常重要。(1)就人文性教育对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而言,很多西方教育家都强调,任何复杂的文明都不能只重视经济资本,而必须发展社会资本;而且,这个社会资本是看不见的,最佳的教育根本不能以金钱来衡量。例如,美国现代大学的先驱弗兰斯纳(A.Flexner)就指出,大学应该把研究与高阶教学结合在一起,而反对大学成为社会的“服务站”,反对训练“实务人才”,反对大学开设职业训练之课程,甚至认为哈佛商学院是“夸张而危险”的,应该从哈佛大学分开出去。(2)就人文性教育对个人发展的积极意义而言,人类追求的也不仅是物质利益,而在于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思考力的自主人;而且,随着物质财富的日益满足,具有独立思考和自主发展就日益重要。

不幸的是,一些所谓的“教授”对其研究生所提出要求竟然是:40岁时达到4000万身家,否则不要来见我。其理由是:培养其财富意识是我工作内容之一,当然前提是合理合法致富。自己富了意味着创造了很多GDP、税收、就业岗位,社会贡献大,也帮助了低收入者,并避免自己、家属及亲属成为社会负担。对高学历者来说,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7]显然,这种“教授”根本就分不清公共教育的目的了,根本认识不了人类生活的意义,也根本不考虑他所谓的“致富”是如何得来。而且,正因为这种对“富”的鼓吹和崇拜,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处于炫耀和攀比而进行的争斗和内耗,最终严重窒息了社会的发展,而使得社会处于一种异化状态。然而,现代大学中充斥的正是这种对“富裕”而非“思想”崇拜的“学者”,他们极力向学生灌输如何发财致富的“诀窍”,不仅赢得学生们的追捧,而且竟然也可以获得破格晋升;相反,那些潜心于学术并引导学生承担社会责任的真正学者,却不仅在学校中被边缘化,也为大多数学生所轻视。

四、结语

当前中国出现了教育实用化和产业化的改革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教育模式的转变有关,更与日益功利的社会环境有关。其实,目前这种教育发展取向既不符合教育的根本宗旨,也没有全面领会西方的教育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建立在一些掌权者的误解乃至基于私立的激励之基础上。德国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就曾指出,当大学决心于经常为国家和社会利益集团服务的方针的时候,马上就背叛了学术工作和科学自身;而大学如果确定了这样的目标,无疑等同于自杀。这句话对那些重点大学尤其是号称要创世界一流大学的那些大学而言,尤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当前公共教育尤其是人文社会教育的式微,也可以从中国高校的领导特性上看出。前面指出,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人是更应该成为管理者,不仅是社会公共职位,也明显地体现在教育岗位上。确实,从公共教育发展史看,无论是现代大学的发源地德国还是当代大学的榜样美国,高校发展的成功都是一群优秀的人文学者开创的。但是,中国教育的发展历程却与此存在明显的对立:大学的管理者很大一部分都是源于理工科领域,甚至是政府任命的官员,他们不仅以理工科的方式来对待人文社会科学,而且把大学的发展与政府倡导的主旋律结合起来。这样,中国高校充满了官僚主义、实用主义,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激励使得绝大多数教师都以“务实主义”为能事,而人文精神却日益消逝;结果,就滋生出了强盛的功利主义倾向,无论是学生还是其他相关行业人员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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