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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日志

 
 

道统的式微与学术的堕落(大学问.之三)  

2015-07-05 08:52:08|  分类: 经济学教育改革探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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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统的式微与学术的堕落

朱富强

作为“道统”的承继者和阐释者,传统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以追求学问为志业、以承担社会责任为天职的一群人,他们考虑问题不是从一己私利出发,而是站在社会和公众的角度,旨趣和使用就在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是,随着知识生产的逐渐专门化和学院化,知识分子就逐渐囿于大学以及特定的学术机构内;同时,在政治的干预和商业的渗透下,大学以及其他学术结构都逐渐组织化和世俗化,从而导致现代知识分子也越来越失去其应有的本色。相应地,社会大众对知识分子的本质也产生了严重误解,进而严重玷污了知识分子这一称号:似乎能够读书看报就成了知识分子,或者把站在高校讲坛上的就称为知识分子。正是由于对何谓真正学者或者知识分子都认识不清,社会上也就充斥了鱼目混珠现象,一些不学无术之徒可以在学术界招摇过市。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就跟当前大学所“制造”出来的“学人”特质有关:大多数人不仅抛弃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理念,而且也为传统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而感到气馁和沮丧;相反,他们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性事务,尤其偏好于利用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来实现两大诉求,一方面将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相结盟,另一方面从中寻求许多切切实实的物质收益。[1]因此,现代学人往往呈现出明显的双重特性:(1)他们往往屈从于现实势力,失去了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从而变得越来越没有自信;这样,就出现了知识分子的自暴自弃,乃至社会上也充斥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论调。哈耶克就指出,即使是“在所有民主国家里,尤其是在美国,(也)存在着一种强烈的信念,认为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2]2)他们内心逐渐为功利主义所填塞,以短期回报来决定学术的取向,并以利益的大小来决定其行为选择;结果,学术也就越来越功利化,越来越短视化。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受到政治和商业的影响,现代大学也就日益组织化和世俗化了,进而知识创造也日益学院化了,教学方式日益程式化了。相应地,大学不再是热衷思辨和批判的人文殿堂,而逐渐蜕变为过时思想和世俗观点的双重堡垒,形式主义和媚俗主义倾向在大学中日益显现。福柯就指出,“知识不去致力于经验这本大书,而是陷于旧纸堆和无益争论的迷津中。正是由于虚假的学问太多了,学问才变成了疯癫。”[3]同时,正如蛙跳效应所揭示的那样,由于已经逐渐适应了这种环境,以致“组织化的人已经失去了不从的能力,甚至尚未意识到他在顺从这一事实”。[4]结果,就如福柯感叹的,知识分子从此销声匿迹了,只剩下在各专业领域忙碌的“专家”。

显然,学术组织化、大学世俗化的日益强盛对学术发展和思想交流造成了严重的窒息:(1)此时崇尚学问探索的学者逐渐为热衷知识贩卖的教师所取代,大学课堂上盛行的就不再是思辨和交流,而是灌输一些流行的理论,从而导致了学术的庸俗化;(2)原本追求思辨的学者也已经变得越来越迟钝了,因为正如古德纳所说,“学院化经常取消对主要社会危机的关注,把它转化为对令人困惑的难题的解决,转化为对‘技术的’兴趣。顺从的教授们也许会教授社会懦弱的高级课程,专家们则传播官僚们所需的狭隘技能。”[5]事实上,在当前的中国大学中,寻求真理的学者不见了,承担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不见了,留下的是一群摘章逐句的经院派教师,拥有话语权的是一群热衷“拿来”而不知“甄别”的学术买办。

在很大程度上,学术的堕落在现代经济学的教学中得出充分的展现:现代经济学的教学不再是为了提高学生的认知,而是学习炮制一篇八股文的技巧;同时,这种八股文式研究范式的基本特点就是,它往往是套用某种成规的方法并用某种复杂的数学符号将肤浅的思想表示出来,而不是针对问题来寻找解决的方法。事实上,随着现代经济学科研和教学的学院化和组织化,局限于私人领域并追逐个人发财致富的新古典经济学逐渐确立了其主流地位,而古典时期那种对制度的批判精神则逐渐消逝了;同时,现代主流经济学更是蜕变成为维护既有制度或者对既有制度作注解的工具,甚至离开现实的关注而专注于无聊的文字游戏。

大学的蜕化及其营造的恶劣的学术环境,不仅体现在当前社会中,甚至在大学组织化和世俗化的初期就显现出来了。为此,一些真正的思想者如尼采等都选择离开大学,甚至离开了文人圈。例如,叔本华终身过着孤独的著述生活,而基本上与大学和大学教师的职位绝了缘,因为他相信,“哲学的进步是在学院大墙之外造成的”,[6]而学校里有的是官方哲学和御用教授。事实上,叔本华后半生的27年都定居在法兰克福而再也没有离开过,没有任何谋职的打算和努力而以潜心思考和著述度过了余生;正因如此,他开创了微观心理学和非理性主义的哲学方向,这影响了他身后的尼采、马赫、柏格森、弗洛伊德、萨特以及福柯等人。再如,尽管尼采曾经在瑞士的巴塞尔大学当希腊语言学教授长达7年之久,但他最根本的哲学思考是发生在他离开大学及其严肃的学者圈之后,在他看来,“在大学里,追求真理的任何激进生活都不可能。”[7]同样,罗素因为撰写《社会改造原理》和《自由之路》等反战著作和文章以及持反本国政府的立场而被送进了监狱,但正是在狱中他撰写了《数理哲学导论》和《心的分析》,后者将其经验主义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当然,在学术被严重组织化和制度化的现代社会中,任何离开现存机构的人都注定要过非常困苦的生活;因为各级政府机构乃至民间组织似乎只重视组织之内的学术,甚至把理论研究也要限制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事实上,罗素之所以在其一生中能够出版71本著作和小册子,很大程度是由于生活所迫而赖以写作为生。同样,经济思想史上,很多有才华的人也都选择离开主流经济学界乃至经济学界,如西斯蒙第、霍布森、帕雷托、维塞尔、凡勃伦、哈耶克、弗兰克、格拉诺福特等;而且,除非有特别的境遇,很大一部分都选择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凡勃伦和哈耶克就是典型。事实上,凡勃伦晚年只能孤单一人地住在一个小屋中,经济状况岌岌可危,而主要依赖早年学生和弟子的资助,最后还是穷困潦倒而死;哈耶克后来进入芝加哥大学的“社会思想委员会”,担任没有全职薪水的道德哲学教授,为赡养家庭而不得不努力工作,这种窘迫状况一直持续到他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同时,在那些学术发展落后而又经济增长快速的国家和地区,大学一方面试图通过“引进”而提升国际知名度,另一方面又摆脱不了商业化和实用化的诱惑,因而学术的堕落尤其严重。在20世纪初,美国社会就面临着这种局面,为此凡勃伦在《高等教育在美国》一书中就对当时的美国学术状况提出了尖锐的批判:美国学术研究之所以处于低水平,就在于,一方面,各个大学首先考虑的都是物质利益,至于真正的学术,与其说是被忽略了,不如说是被羞辱了;另一方面,大学的行政管理者们更热衷于搞阴谋诡计,更关心课程以外的事务,而不是追求知识。同样,当前中国也面临着这种局面,因而中国大学也正经受到政治和商业影响的双重煎熬:(1)早期主要是受提供资金的官僚行政约束,迄今思想禁锢依然毫不放松;(2)当前则日益受市场经济和商业思潮的诱导,学术又增加了功利性。结果,两者的结合,就产生了逼良为娼的效果,传统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骨气都消解了,而学术研究则越来越功利化、越来越政治化,逐渐抛离了学术的本质。

可见,正是由于大学蜕变而导致道统式微,现代大学所追求的不再是为了坚持理念而教书育人,而是为了获得社会的声誉和物质的回报;于是,那些基础理论性学科不断遭到缩编乃至取消的命运,而那些时髦性的应用课程、专业则不断出现、扩招,相应地,真正学术交流的氛围淡却了,为了排名的那些指标性论文却不断张贴。同时,由于道统式微带来的学术堕落效应,现代学术就日益庸俗化、实用化和功利化了,短、平、快的实证论文获得了推崇和鼓励;结果,对基础理论进行思考的真正学者少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热衷于现实热点问题,热衷于传播一些“前沿”理论。受此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离开了本职而开始步入了政界、商界和新闻界,高校也以盛产社会“名流”和政府官员为荣;即使那些“名流”还占据学校讲席,也必然要挂着各式各样的行政头衔。关于这一点,只要审视一下以岭南学院为代表的一大批由经济学科改造而来的商学院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如岭南学院在香港猎头公司聘请的海归院长的主政下,除了不惜代价地招聘一些年轻海归来发表英文文章外,所有精力和财力就用于官商学关系

问题是,学者与行政官员果然功能兼得吗?事实上,作为“道统”的承继者和阐释者,哲学王对社会的统治并不体现为对社会事务的直接管制,其思想在影响甚至支配社会大众之前必须经过长期的思辩并逐渐为一般大众所接受,同时经由一定程序将这些反复思辨的思想上升为社会制度,并由此来指导和规划社会个人、组织以及整个国家的运行。这意味着,哲学王掌握的是立法权而不是行政权或司法权,他们通过设立规章来理顺公共领域的关系,而这种规章的执行则也由一套严格规章来保障。[8]但是,由于学术的政治化和世俗化,日益功利的现代学人和知识分子却不再甘愿作为后世定规立制的哲学王,不愿呆在象牙塔里努力发现知识,而是妄图做直接管制国家的“武士”甚至是牟取私利的学贾;究其原因,在没有彻底法理化以及公共领域很不完善的社会里,那些掌握权力的“武士”可以获得许多实实在在的利益。正因如此,现代大学与世俗社会已经没有多少,相反已经俨然地与社会浑然一体了,它成为为社会提供技工的制造工厂;学者也与社会大众一起呼吸、一起沉沦乃至最终走向“涅槃”,以致现在的学者本身已蜕变为“经济人”的典型。不过,社会暂时沉沦了并不非常要紧,但涉及到学术就成了大事,因为学术是要教导我们年轻人的,它涉及到未来几代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气。



[1] 当前,知识分子这一称号已经被严重玷污了,似乎能够读书看报就是知识分子了,或者把站在高校讲坛上的就称为知识分子;但殊不知,这是对知识分子本质的严重误解,使得我们对何谓真正经济学者的认识存在着严重的鱼目混珠现象。


[8] 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社会的民主选举的结果也往往是那些理性程度较高的精英们当选,他们领导国家和社会的前进方向,这是一种变相的哲学王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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