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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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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道统与回归学术(大学问.之五)  

2015-07-20 07:20:47|  分类: 经济学教育改革探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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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道统与回归学术:两类人的呼唤

朱富强

大学是人类发展知识、追求真理的主要场所,是人文思想这一“道统”的承载者。一般地,要形成良性发展的学术取向,关键在于有一个自由的学术和思想环境,存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风气;而这又有赖于学术的独立性和大学的自主性,使学者成为学术“道统”的真正承继者和阐释者。然而,日益组织化的现代大学却存在严重的政治化和世俗化取向,以致“道统”逐渐为“治统”和“利统”所支配,无论是学者的个人行为还是整个学术研究都呈现出明显的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那么,如何改变这种局面呢?就当前中国社会的学术情形而言,解铃还须系铃人,“道统”的承继和重塑往往有赖于两类人物的努力。

(一)有赖于一群自我觉醒的具有社会关怀和学术理念的真正知识分子

一般地,这些知识分子勇于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不局限于个人利益或好恶来批判社会问题并提供政策建议;同时,他们也具有谦虚和宽容的品质,能够认识到自身学识的不足,从而营造出开放、自由的交流之风。事实上,正如徐复观所说,“我也发现不出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在学术上的成就,具备了排斥某一门学问的资格”。在很大程度上,这又要向传统回归,尤其是要学习传统儒生的人格特质。

长期以来,儒家社会的“道统”一直独立于“治统”,儒生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和判断标准,自认为对的事往往会据理力争;而且,即使受到“治统”的惩罚,也往往会得到士林的认同、尊重,甚至得到拥戴而流芳百世。例如,1624年,东林党中的75人在一份奏章中谴责皇帝最宠信的一名宦官的罪恶,其中一部分人被处死,但东林党人此后一直成为中国读书人的骄傲。再如,1721年,御史谢济世与皇帝在朝廷上辩论时坚持说皇帝最宠信的一名官员是腐败堕落的,当被问到他与谁勾结时,谢济世答说“孔夫子和孟夫子”,因为他在孔子和孟子的书中读到,一个人应该用一种真诚的方法表示他的抗议,眼见腐败泰然处之就是不忠。后来,谢济世被判定有罪并遭放逐至蒙古,但附近的满洲官员都把他作为他们的教师加以尊敬,1736年又重新复职为御史。[1]

不幸的是,近现代以来,承载已久的“道统”却丧失了,而出现了文人相轻以及惟上、惟利的学术风气:(1)“道统”逐渐依附“治统”,从而使得学术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以致“在长久的中国历史中,可以顶天立地地站起来的知识分子,为数非常有限”;[2]2)“道统”在努力挣脱“治统”的束缚过程中又陷入了“利”的樊笼,以致当前中国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非常强盛。相应地,现代学术就从一个极端走上另一个极端的跟风现象,具体表现为:(1)学术之中掺杂了其他非学术的因素,导致学术不学术,学术也成为结党营私之所,各种利益团体紧密结合在一起使得学术混乱现象的解决变得更为错综复杂;(2)先是一些马克思主义“权威”、接着是一群海归“先锋”在学术界呼风唤雨,而那些跟风者也打着学术“与国际接轨”的幌子对利益放肆窃取,以致学术精神不断沉沦。显然,学术“道统”的重建需要现代学者有孟子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的气概。

(二)有赖于一群高素质的对学术风气具有话语权或控制权的教育主政者

一般地,这些教育主政者能够真正意识到当前学术问题所在,真正明白教育的目的和学术的意义,真正承担起教育家的责职,而不是为个人名利所驱使,不是为特定的政治服务。正如徐复观写道的,“我恳切呼吁已经在学术界中取得了一些地位的先生们,要有学术的良心,要有学术的诚意,要向下一代敞开学术研究之门;这是我们这一代的知识份子必须有的良心上的赎罪。”[3]

其实,之所以强调学风的改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教育主政者,并且寄希望于他们认知的改变,就在于:(1)如索乌坦所说,“那些掌握权力的人们承担着这项任务,因此,从设计者观点出发的社会科学应被包括在对掌权者的教育之内——在公共政策和公共行政学院、法学院和商学院的课程之内”;[4]2)当前中国高校还远远没有实现教授治校,普通教师乃至教授对学术制度的制定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他们往往只能在既定制度下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事实上,正如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在北大演讲时指出的,纯学术研究是很重要的,如果领导大学的人不强调纯的学术研究,那么没有人会强调这一点。相应地,这也如科兰德所指出的,新的方法论“原则针对的不是年轻的经济学家,而是那些能够决定制度规则的经济学家,是那些杂志的评论员,是那些终身职位委员会的委员,是那些指导论文的人,是那些学术计划的外界评论员。这是一群能够决定制度激励的人。”[5]

不幸的是,依靠校长、院长等主政者的学术制度改进歪歪存在着悖论:一方面,那些当政者就是凭借旧途径上台的,因而并不具备真正学者的理论素质;另一方面,热衷行政的学术官僚本身往往是功利的,因而也不拥有承担社会责任的价值取向。事实上,很早的时候,凡勃伦就指出,大学的统治群体不真正具备学者的素质,即使一个诚恳而优秀的学者在坐上了校长的位子后也很快会变得像商人和官僚一样,而身为神学家和募捐者而不得不遵从校董会中那些工业寡头的意愿。为此,凡勃伦甚至把大学校长也列为像妓女、广告人员、旅店经理、搬运工和零售商等能提供可有可无的服务的人,认为校长们总是在“上帝和财神的边缘游荡,在作为世界共同遗产的科学和日渐令人厌恶的商业文化之间徘徊。”[6]这种看法也的哈耶克的共鸣,他也指出,一旦某个学者当上了大学校长、负责某个基金组织的董事长或者成了主编,就失去了他的本色,不再是根据自己的特长,而是仅仅依据某些时髦的一般观念去判断一切问题。[7]

事实上,马克思曾说,只有存在自主的个体和自洽的群体,才会出现真正的市民社会,也才会真正促进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否则,所谓的城市就只是王室的营地,它的兴衰完全取决于一名君主或一个王朝的命运,而与经济和社会进步绝无关系。相应地,只有存在独立的学者和自主的共同体,才会出现真正的大学,才会真正促进思想的发展和学术的进步;否则,所谓的大学只是一种官僚机构,它的兴衰往往取决于政府或者董事会所任命的官僚,而与思想和学术进步绝无关系。实际上,思想的发展和学术的进步是人类得以不断前行的基础,而思想的发展和学术的进步则有赖于自由的交流和研究,而大学则是思想之自由交流和学术之自由研究的关键舞台。这意味着,一个健全的大学体制,首先应该做到保障思想的自由,保障学术研究、交流和发表的自由。曾任斯坦福大学校长的肯尼迪认为,学术责任和学术自由是一对范畴,学术自由是大学中永久性的讨论话题,这是因为教师所从事的是一种编码程度低的工作,因而大学本身就是一个缺少规则的特殊团体。[8]显然,一个真正大学的建设就需要两类人员组成:独立自傲的研究者和宽容识人的教育家。

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孟子强调,“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孟子.尽心上》)。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刻苦的求索才能有所真正的认知。至于探索的方法,孔子强调,作学问需要拒绝四种倾向: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也就是说,不要凭空揣测、不要绝对肯定、不要拘泥固执、也不要惟我独是。而孟子则强调,“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也就是说,作学问必须经过长期的探索,而不要存有先验的观点,也不要为书本所驱使,更不要为主流所左右。笔者也一再告诫周遭同仁和青年学子,搞学术必须有务实的精神,而不要尽搞那些华而不实的数理模型;当然,学者的务实和商人的务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区别,学术上的务实不是指对功利的追求,而是要回归到学问的目的,要不惟上、不惟书、不惟权而踏踏实实地追求个人认知的增进。显然,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培育真正的学问兴趣,塑造踏实的学术精神,如孔子所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事实上,也只有发自内心的兴趣,才不会热衷于那些做给他人看的“学术”,才会静下心来花费大量的精力对传统的观点进行系统的梳理反思,从而形成自己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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