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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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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统式微的文化和制度基础(大学问.之四)  

2015-07-13 07:43:14|  分类: 经济学教育改革探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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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统式微的文化和制度基础

朱富强

政治和商业的勃兴造成“道统”的失落,并进而窒息了学术的探索和思想的发展,这很大程度上是众所周知的现象。首先,就政治对学术的干预而言,这从历史实践中可以领悟惨痛的教训。例如,针对国民党政府对大学的干预和控制,徐复观就写道:“国民党人开始似乎只信任在组织以内的学术文化工作,继则许多人凭藉组织之力以夺取学术文化中的地位。其结果,便是以组织代替了学术。这样一来,学术研究工作者,不断感到国民党对学术是一种干扰、压迫。真正读书的人,在国民党势力范围之内,并不能出头。于是由抗战所形成的全国大团结良机,不久即演变为国民党和绝大多数学术工作者的对立。”[1]其次,就商业对学术的诱导而言,这对现代社会造成的弊病已经日益明显。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和重视商业带来的庸俗化、功利化问题。利奥塔尔写道:“知识的唯利化不可能不触动现代民族国家在知识的市场和传播方面过去掌握、现在仍然掌握的特权。知识从属于社会的‘头脑’或‘精神’,即从属于国家,……一种‘交流透明性’的意识形态与知识的商品化一同出现,对这种意识形态而言,国家开始成为不透明性‘噪音’的制造者。”[2]

显然,就当前中国大学的情势而言,组织化、商业化以及庸俗化、功利化取向如此突出,几乎所有的学术界人士都心知肚明,再迟钝者也会有所感觉。笔者无论是在与学界同仁与还是青年经济学子的面对面交流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一篇《当知识分子成为小丑》的文章描述了当“道统”为“治统”所支配的20世纪中叶,知识分子的各种丑相:甘为小丑成了知识分子苟且求生的普遍方式。但试问:当“道统”为“利统”所支配的当前社会,又有多少知识分子没有小丑化?甚至说,又有多少“知识分子”不就是由“小丑”包装而来的。事实上,在政治之风鹤唳的年代,知识分子的小丑化很大程度上是被迫的,是基于求生的本能;但是,在“利统”风行的当前,“知识分子”的小丑化往往却是主动的,是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而刻意地迎合社会大众的趣味,在各种舞台上竭尽表演之能事,而学术的严谨和思想的深刻则荡然无存。

事实上,绝大多数人认识到当前社会中以及学术界的问题存在,却没有多少人拥有改变困境的志向,从而形成一个日益坚固的社会困境。正如科兰德所说,“大多数经济学家却宁愿忽视它,这或是因为他们卷入了终身职位——出版的过程中,或是他们发现他们的训练没有给他们充分的准备去做好应用政策工作。考虑到个人动机,我能理解这种立场。但是,制定方法论规定的目的不是为使人们生活得更容易,或是为让他们得到终身职,而是为了使经济学所努力实现的目标同个人努力的目标,在特定的制度激励下和谐一致。”[3]那么,在经济学教育和研究体系已经高度组织化和形式化的今天,为什么很少有学人真正愿意花时间和精力来作系统的反思呢?究其原因,中国目前的学术已经与其他社会制度安排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中国学术的问题也是一个文化和制度的问题。试想,这些社会问题不解决,中国如何能够出现真正的学者,如何能够产生真正的学术发展!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学者行为和学术取向与社会整体文化有关

在一个功利主义文化以及由此塑造的扭曲性制度中,一个学人既要反对这种文化和体制又要在这种文化制度下被认可并发挥影响力,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此时,这个学人要么改变自己的学术取向而附和现行体制,要么就失去话语权。正如麦金太尔指出的,“在这种文化中,自我知识的缺乏已经被系统化地制度化了。成为教授中的一员,或者成为其信徒中的一员,而不是反对成为这一成员,就是成为一个被扭曲的人。不论这种扭曲的驱动力是什么,它的禁令和歪曲都导致一种在压抑和控制的系统中没有公开承认的共谋关系。”[4]显然,在学术界有话语权的大多数学人往往都选择了前一条道路,从而也就会努力为当前这种状态寻找合理化的理由,强调所有的存在必然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因此,当前的学术话语权就为典型的自然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所控制,它推崇的是:“存在的必然是合理的”。问题是,果真如此吗?例如,一个强者与一个弱者相遇,强者能够理所当然地把弱者置于奴隶的地位吗?尽管在没有其他的制衡力量的情况下,完全凭借双方的力量,强者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当然,迄今为止的社会现象往往在很大程度上都体现了力量结构,从而有利于强者;但是,这种现象却不一定是合理的,相反,这往往是一种被异化了的状态,从而需要进行改革。然而,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看来,人们利用其可得的资源进行最大化选择和行动是合理的,而社会现象绝大多数都“仿佛”是人类理性地最大化行动的结果;为此,它想当然地把所有的既存制度都视为外生的合理因素,并努力为其寻找合理的理由。

(二)学者行为和学术取向本身就是当前社会的集体困境

当前的学风之弊,除了缺乏真正知识分子的操守外,还在于高度组织化的大学中集中了一个具有非常差劲的学识水平甚至是智商水平的学术群体,他们夸夸其谈所凭借的就是那些传统智慧,从而唯一维护的就是传统和主流。哈耶克就曾经指出,“各个人的教育和知识越高,他们的见解就越不相同,而他们赞同某种价值等级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小。”试问: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却一股风地追慕西方主流,特别是那些所谓具有“高智商”的“海归”们更是如此,这难道不是他们实质愚顿的暴露么?确实,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些海归经济学人的支持,正是由于他们缺乏自身的学术理念,也不知如何去追求学术理念,因而只好接受一个现成的标准体系;但是,殊不知,这种群体性地对一种学派的接受只会进一步降低他们的知识层次,并使得中国的经济学永无独立性。

因此,当前经济学界普遍为“传统智慧”所支配,这种传统智慧往往为大多数人所认同,或者与流行的保持一致,或者可以得到更著名人物的支持,但同时也窒息反思和批判思维。哈耶克就指出,“大多数人很少能够独立地思考;在大部分问题上,他们所接受的意见都是现成的意见;他们无论是生来具有还是受人哄骗而接受这套或那套信仰,都同样感到满意,这些都可能是真实的。在任何社会里,思想的自由可能只对很少的人才有直接的意义”,“使思想获得生命的,是具有不同知识和不同见解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果我们试图对它加以控制,那我们只会阻碍它的发展,我们迟早一定会引起思想的停滞和理性的衰退。”[5]因此,为了促进理论的真正探索和学术的合理发展,经济学界必须出现真正的百家争鸣的氛围,社会各界和政府也应该鼓励真正的学术讨论。

事实上,孟子很早就指出,“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孟子.尽心上》)。也就是说,那些一味追求流行而不自我审视的人,就像一辈子在走却不认识路的人,仅仅是盲目的庸人俗客而已。然而,目前的经济学教育体制似乎正在刻意培养这些俗人,并且,庸人俗客在当前的学术界往往如鱼得水。因此,学术的发展和道统的重塑就在于当前学风改变,也就要求学术制度和评价机制的相应变革。穆勒曾指出,个性的泯灭是社会僵化的根本因素,这对学术而言更是如此。在很大程度上,片面重视主流理论的组织化教育进一步强化了学术的庸俗化,因为“人类在有过一段时间不习惯于看到歧异以后,很快就变成连想也不想到歧异了。”[6]近来中国语言界的一些学者就曾指出,如果废除当前英语的四、六级考试,那么外语教学就会迎来大解放,也就不会有目前这种成绩和运用极不相称的局面;同样,如果当前经济学的教学能够突破“三高”的框框,不再是为“炮制paper”而教学,那么经济学的思想以及人们对经济现象的认知也将会突飞猛进。

可见,要真正解决道统式微和瓦解问题,就需要重塑当前庸俗化和实用化的社会文化,需要改造媚俗化和形式化的学术制度。当然,任何制度的设计或完善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不应是革命性的,否则只会陷入恶性循环,因而我们不能指望目前已经累积的这些问题能够在短期内获得解决。相反,“磨刀不无砍柴工”,要改进当前的学术制度,首先要对“应然”制度安排有个清晰的认知,再努力将这种认知逐渐普及而成为世人的共同知识,而制度安排的完善就是在这种“共同知识”的基础之上集体有意识行动的结果。这意味着,任何急功近利的方法都不能根本上解决中国大学所面临的问题,而只有正本清源。显然,这需要我们对教育的作用、内容和方式进行系统反思,并出现一批具有真正担当的知识分子,他们具有勇气和能力对当前大学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进行修正,从而使大学承担起承继和发展学术道统的应有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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