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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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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统的传承与大学的使命(大学问.之一)  

2015-06-24 09:00:43|  分类: 经济学教育改革探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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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统的传承与大学的使命

朱富强

一般认为,大学是保存、传递、创造、更新人类知识和人类价值的特殊机构,是萌生社会公平、正义和自由并进而推动社会发展的思维源泉,从而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承载了重要使命:它给人们提供了改良文化、延续生命和保障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公认和智力的平台。显然,大学要能够长期维持这种本质上的功能和角色,而不蜕化成特定个人或群体牟利的工具,就必须建立一系列的相应制度保障:独立自治、学术自由。这就为大学规定了这样两大基本诉求:

1)大学所承担的不仅是普及现世知识的责任,而是人类长期发展的责任,因而它所鼓励的学术也不能局限于当下的致用之学,更不应成为政治的附庸。事实上,利奥塔尔指出,“大学需要履行的伟大职责是,‘展现全部知识,既展现原理,也展现基础’,因为‘没有思辩精神,就不存在科学’。在这里思辩是关于科学话语合法化的话语所具有的名称。学院是功能性质的,大学是思辩性质的[1]

2)为了保持思想自由和学术的独立性,大学应该为学者提供一个专心学问的象牙塔,使学者拥有免于安全恐惧或物质匮乏的自由学术环境。事实上,时任海德堡大学校长的雅斯贝尔斯曾指出,任何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都必须包含三个密不可分的方面——传授学问、研究学问、创造性的文化生活;而且,大学精神是如此渴望着创造性的思想交流,以致它甚至寻求与那些拒绝交流的人交流,它甚至准备接纳那些以牺牲理智为前提的学者,它试图把最离经叛道的观点引入大学,仅仅为了使高超的学术成就和非凡的智力成为大学唯一的决定因素。

相应地,学者则是具体贯彻大学功能的主体,从而应该是具有高度社会责任心的一个群体。事实上,学者的基本任务就是不断增进自身对社会的认知,通过“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来更好地服务于整个人类社会。因此,真正学者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生产者,他在社会发展上所起的根本作用不是体现即期物质财富的创造上,也不在于为特定利益集团提供理论辩术;相反,他的主要职责和根本任务是在于从人类积累的知识中梳理出有价值的思想,通过不断增进人们的社会认知而更好地服务于人类后代。事实上,任何时代的人们必然都要受到前人思想的指导或制约,也正是通过对世人思想和观点的影响和塑造,学者就成为整个人类社会的中枢,成为真正的哲学王。

当然,哲学王的权力并不体现传统的统治力量或现代的投票权重,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力也主要不是限于当代,而在于左右整个人类社会的走向。哈耶克就写道:“如果这是指知识分子用自己一时的具体想法影响决策的能力,以及当民众就某些问题进行投票,而他们所持的看法不同于群众的流行观点时,他们对投票施加影响的程度,那么以上观点当然不能算错。然而,若是着眼于更长远的时间,他们在那些国家所发挥的影响,大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他们是通过形成公众舆论发挥着这种影响的。”[2]发现思想以开启世人的智慧,照亮社会发展的通途,这也就是笔者所理解的柏拉图笔下的哲学王的真正含义。

从根本上说,人类社会的延续往往依附在人文思想这一“道统”之上,其中,学者是这一“道统”的承继者和阐释者,大学则是学者承继和维护“道统”的重要舞台。显然,大学能够起到庇护学者以维护“道统”的作用,关键在于它是否提供了一个自由的思想和交流的环境;究其原因,“道统”的延续和发展有赖于学者的独立性,有赖于不受外部束缚的自由阐释权。M.波兰尼写道:“思想自由的正当性,一般便可以就我们对思想力量的信念,就承认我们培养内心事物的职责,来得到证明。一旦寄托于这样的信念和职责,我们就必须支持自由。”[3]

根本上,对思想构成束缚的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社会流行观点的束缚,二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

首先,针对流行观点的束缚,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的根本旨趣就在于突破现有的认识,能够引领社会文化的发展,从而应该充分保护那些异端的思想和非常规的行为。事实上,施特劳斯写道:自由教育“要求我们与知识分子及其敌人喧嚣、浮躁、轻率和低劣的浮华世界彻底决裂。它要求我们鼓起勇气,把普遍接受的观点仅看作某种意见,或者达成至少与最陌生的和最不受欢迎的观点一样,可能是错误的极端观点。自由教育就是为了把人从庸俗中解放出来,有一个希腊词巧妙地表达了‘庸俗’这个意思,他们称之为aperirokalia,意为缺乏对美好事物的体验。自由教育就是给我们提供对美好事物的体验。”[4]

其次,针对意识形态的束缚,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的另一旨趣就在于突破特定的价值观,能够“价值无涉”地进行沟通和交流,从而应该避免学术机构受到特定部门基于各种借口的控制。事实上,现代大学的创建者洪堡就强调大学的两个基本组织原则:(1寂寞,寂寞意味着不为政治、经济社会利益所左右,与之保持距离;(2自由,自由意味着大学在管理和学术上的自主性。[5]这种自由和独立性对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尤其重要,因为社会科学的根本宗旨就在于:培养人们自由的学问精神,培育独立思考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讲,自由的学问信念和交流风气是社会科学发展的核心,只要有自由的求知精神和交流氛围,我们对社会现象的认识就一定会深化。

正是基于上述思维,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大学和高等教育的改革方向也就在于:着力培养一种自由思想和交流的风气,改变当前流行的那种填鸭式的教育方式,尤其需要遴选出一批具有学术理念和探索精神的真正学者,而不是那种通过贩卖、包装传统智慧而混荡学术的学棍。爱因斯坦就多次强调,教育是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而不应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并且,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的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1]

显然,将这种思维拓展到现代经济学的教育上,就产生了这样的要求:课堂不是训练学生解数学应用题的技能,而是应该注重对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和反思;相应地,高校需要那种对主流学说和流行理论进行批判性思考的老师,而不是只会鹦鹉学舌地重复新古典教材上的教条并将之当做真理而强灌给学生的教士。事实上,尽管当前流行的主流经济学教学模式可以训练学生写出一些规范性的paper,培养出具有数据处理能力的高级技工;但是,它却不能提高他们对社会的认知,不能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的精神,更不能提高他们的理论素养、学术理念、社会责任以及自身的道德修养,而这些本来应该成为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教育的主要方面。

最后,爱因斯坦的箴言也有助于我们审视当前那些当政的海归经济学人的言行和政策。爱因斯坦强调:我也要反对认为学校必须直接教授那些在以后生活中要直接用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种观点。生活所要求的东西太多种多样了,不大可能允许学校采取这样的专门训练。除开这一点,我还认为应当反对把个人当作死的工具来对待。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照我的见解,在某种意义上,即使对技术学校来说,这也是正确的,尽管技术学校的学生将要从事的是一种完全确定的专门职业。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理论,并且学会了独立地思考和工作,他必定会找到他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种主要以获得细节知识为其培训内容的人来,他一定会更好地适应进步和变化。[2]但是,在海归经济学人的主政下,经济学教育却快速走上了技能化和职业化的发展之路,以致人文性和理论性课程和教师都被严重排挤。例如,基于从理工科转而MBA学习的个人经历以及日益功利的课程班硕士发展的西方现状,岭南学院院长就宣称:我从来不知道经济学硕士研究生还有搞理论的。于是,在他主政下,岭南学院将经济学类大部分专业都由科学学位改成专业学位,而且科学学位研究生数量也不断减少,大学应有的学术氛围也就丧失殆尽了。



[1] 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0页。

[2] 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页。

[3] 波兰尼:《自由的逻辑》,冯银江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4] 施特劳斯:《古今自由主义》,马志娟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5] 当然,自由与寂寞是相互关联、依存的,没有寂寞(独立)就没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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