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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日志

 
 

人类思想的成长与学者信念(学者问.之一)  

2015-06-19 08:34:40|  分类: 经济学教育改革探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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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思想的成长与学者信念

朱富强

一般地,一个社会中学者的学术精神早就了特定的学术风气,这种学术风气进而又影响了整个社会面貌,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其逻辑关系是:社会的进步依赖于好理论的指导,好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又有赖于自由思想,而自由思想有赖于好的学术风气,好的学术风气则与学者的学术精神和社会的整体面貌密切相关。同时,学术精神并不是被动地对社会面貌的反映,相反可以引领社会面貌的革新和发展,可以塑造新的社会面貌,而好的社会面貌体现为宽容性,允许自由交流和多元竞争,从而也有助于社会发展和进步。因此,以学术精神为出发点,我们就可以提炼出两条引导社会发展的逻辑关系:Ⅰ.学术精神——自由思想(学术风气)——理论革新——社会进步;Ⅱ.学术精神——自由交流(社会面貌)——多元竞争——社会进步。

(一)思想的起源和成长轨迹

马克思曾指出,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阶级通过控制物质生产资料,并把这种经济权力上升为政治权力后,就逐渐控制了媒体、学术机构等精神生产资料,从而进一步生产出反映其意志的社会思想。正因如此,特别是当学术规范化、知识生产学院化以后,学术与政治就开始联结在一起,进而思想便开始遭受压制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写道:“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瞻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表现为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1]问题是,正如埃尔斯特指出的:“统治阶级是如何确信在理论上占统治地位的观念至少最低限度地符合了其自身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的呢?问题不在于一个阶级如何选择其意识形态,而在于被选择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凭借这个阶级的阶级权力获得精神霸权的,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何以应该是统治阶级的观念呢?”[2]

其实,就统治阶级对现世学术和思想的影响以及控制的现状而言,马克思的论述固然不差;但从思想的起源看,统治阶级与思想演化之间的关系却往往相反:先有某种思想为社会所接受,才逐步演变成统治阶级的思想;而不是先有统治阶级的思想,然后才逐步成为社会统治的思想。无论是西方的基督教还是中国的儒学都是如此,他们开始都萌芽和壮大于民间,甚至在遭受当局者的迫害和扼杀,只是在特定情形下有利于新兴统治阶级的统治,才还是转型和蜕化为新的思想形态。例如,早期基督教只是流行于罗马世界内诸多彼此竞争的宗教中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和受到压迫的教派,主要在显赫者不予关注并且受到奴役的社会底层进行传播,也曾遭受罗马政府的严酷迫害,后来在保罗的强有力领导开始传入富人和知识阶层,只是由于野蛮人的不断侵扰,罗马皇帝才决定昄依基督教以借助它来对抗野蛮部落。

因此,思想的成长就经受这样的历程:首先,漫长的人类互动萌生出了新思想,而随着新思想的传播,产生并壮大了与此相应的社会阶层;其后,当这种思想逐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以后,与这种思想相适应的新阶层也就适应时事所需而转化成了统治阶级;最后,作为统治阶级,它又会进一步宣传和抬高这种思想的地位,此时“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做谋生的主要泉源),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他们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3]

根本上说,思想首先诞生于知识阶层,无论是希伯来的先知、古希腊的智者还是中国的春秋诸子,抑或印度的乔达摩悉达多以及伊斯兰的穆罕默德,都是当时杰出的知识分子。首先,这些具有高度敏锐性和洞察力的开风气之先的先驱者发现了传统社会和学术中所存在的问题,从而开始了孤声的呐喊;尽管经历了常人所无法忍受的困苦和煎熬,但凭借其坚忍不拔的意志而最终获得了少数聪慧而有远见之士的追随和继承,并在这些追随者的积极传播和完善之下而终于使得这些思想逐渐为社会大众所普遍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与此思想相适应的阶层也开始从社会边缘上升为统治阶层,[4]这也是为什么与统治阶级世界观相应的思想往往会在知识分子中赢得特别多支持的重要原因。所以威廉.H.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尽管有些含糊不清)是,一个阶级的思想反映了其特有的社会经济地位。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思想最初一定是由该阶级成员创造的。”[5]

然而,一旦新兴统治阶层开始掌握了经济和政治权力,它就会对这种思想进行选择性发展和改造以更好地为其利益服务,以致原先的思想开始被扭曲和异化;这样,原先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思想往往逐渐退化成了俗套,其维护者蜕变成为了势利者。关于这一点,威廉.H.肖写道:“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学校接受教育……(从而)吸收了一些基本态度和价值……后来,统治阶级的思想便再次基础上扎下根来。……学术界的存在依赖于发表思想、出版刊物、资助学位计划、资助研究、建设新楼、聘用师资和资助研究职位。所有这些都需要钱,而不管是国家、公司还是个人,都不是均等地把钱投向所有值得研究的领域”,“教育系统之外,公司、政府机构和各种利益集团也都自觉花费财力来塑造符合其口味的大众意见。当今世界,各种宣传铺天盖地。尽管这些‘公共关系’信息各有不同,但在那些喧闹和持久的宣传中,没有一个是敌视现存秩序的。特别是广告,尽管没有自觉地从事意识形态宣传,但它却对支持现状的价值和信念起到强化作用”,“传播有很强的激励去避免得罪潜在的资助商和社会上的有权势者”。[6]

正是对这种统治思想的刻意维护,那么,曾经具有先进性的思想就开始与变化的社会环境开始脱节;而且,随着社会的推进,思想就日益被扭曲,与社会的新变化也越来越不相适应。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待于新的先驱来开创更新的思想和学术风气,从而推动社会新的发展,而这种推动则需要这些先驱者具有坚韧的意志。究其原因,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思想的正统性和支配地位,会利用各种工具和手段对那些与之进行竞争乃至构成威胁的社会思想进行压制。事实上,尽管阿奎那因创立了天主教的官方教义和官方哲学而在死后被罗马教廷奉为圣徒,但这些思想在其有生之年却备受某些宗教权威的谴责;同样,尽管宗教大法官莫尔因《乌托邦》一书而备受世人称赞,其本人却因尖锐地批判了当时都铎王朝统治下英国的生活和经济秩序而被杀害,只是在他“殉教”400周年之际才被罗马教廷追认为圣徒。

即使在以宽容著称的早期荷兰共和国,它是最早滋生思想多元化的地方,也为当时受到其他国家和政府迫害的加尔文主义者提供了庇护之所;但是,一旦当正宗加尔文主义在取得支配地位之后,它就开始对其他一些新兴思想进行一系列的压制。而且,这种压制不仅体现在人文社科领域,还进一步扩展到自然科学领域。例如,在人文社科领域,斯宾诺莎就因其原创性观点而被逐出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教区,享有鹿特丹州长之尊的格劳修斯也被逮捕入狱,只是逃到法国后才得以写出其巨著《战争与和平》。再如,在自然科学领域,如西班牙医学家和神学家塞尔维特(M.Servetus16世纪上半叶在《基督教复兴》一书中发表了人体血液循环的理论,列举了加尔文的种种过失和错误并表示要与他展开争论,结果加尔文两次将塞尔维特入狱并以“传播危险异教”等罪名处以火刑,而血液循环理论则到大约一个世纪后才由英国的内科医生威廉.哈维完成。

(二)学者的信念坚持与命运

一般地,要维持思想的良性发展,就有赖于这样两个条件:(1)出现一群真正的知识分子,(2)存在一种相对宽松的思想和学术氛围。事实上,思想的自由交流和自由竞争往往有助于在争论中淘汰错误的或无价值的东西,而将精华沉淀下来成为人类的财富。马尔库塞就写道:“思想、言论和信仰的自由,正如它们曾经促进和保护的自由企业一样,本质上是一些批判性的观点,是更有生产效率和更合理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用以取代已过时的文化的观念。”[7]在学术史上,启蒙运动以来几乎所有的思想家如休谟、穆勒以及马克思等都强调思想自由的重要性,只有坚持“精神之独立”和“思想之自由”的才能成为真正的学者或知识分子。相反,思想压制将直接窒息人的创造性,毁掉发现人们真正思想的最后可能性,从而毁掉知识,其结果就是对社会的最大损失。20世纪的哈耶克甚至把思想的统一性称为“当代的蒙昧主义”,是极权主义统治的精神支柱。而且,人类社会发展史以及思想发展史也都表明,思想的发展实际上就在于对传统的批判、反思和突破,那些盲从者实际上只不过是前人及其思想的奴隶。为了追逐真理之光,苏格拉底自始至终地劝诫人们不要听从权威、习惯和大多数人的结论,而是要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不断提问的检验,并由此出现了色多芬、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这样思想大师。

不幸的是,人类社会中真正听从苏格拉底之睿见的人却少得可怜,以至人类总是要不断地犯下相似的错误,以致于整个人类社会也只能曲折地前行。纵观经济学说发展史,那些真正具有智慧和创见的大师及其思想无不遭此命运,苏格拉底、萨伊、李斯特、马克思、古诺、戈森、门格尔、瓦尔拉斯、西斯蒙第、维克塞尔、霍布森、凡勃伦乃至现代经济学中的哈耶克、科斯、布坎南等都是如此。例如,凡勃伦一生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学术上都是艰难坎坷:学术上从未晋升至助理教授之上且不得不经常从一个学校转到另一个学校,生活上穷困潦倒并在大危机爆发前夕凄惨而死。同样,休谟也因其非正统的宗教思想而两次被爱丁堡大学拒绝聘为哲学教授,而后只能作为一个苏格兰侯爵的家庭教师、一位陆军将军的私人秘书以及一个低级政府官员而度过一生,并只活了65岁就匆匆离开人世。正因为天才人物在其生活的时代往往是少数派乃至异端者,其思想往往不为社会大众所知乃至所谅解,而当经过几代人后社会条件日益成熟而日益感受到其思想的魅力时,已经往往无法获得其思想的全面,从而增加了思想发展的曲折性。萨缪尔森写道:天才人物似乎只活在他们自己的时间里,他们匆忙着在书页边上记下喷涌而出的思想火花,根本来不及整理便向前赶路,结果让我们这些后世学问家们忙碌几百年,只为了要证明那些偶然被我们窥见的天才猜测是合乎我们普通人理性原则的。[8]

当然,尽管这些思想先驱者生前往往备受既得利益者的排挤和打压,但在其死后,由于这些既得利益的逝去,其思想价值就会不断被挖掘出来,从而逐渐又会赢得越来越高的声誉。事实上,在休谟去世不久,功成名就的斯密就发表纪念休谟去世的文章“休谟生平”:“不论在他生前还是死后,我始终认为他是最接近完美智慧和德行的人”。[9]而且,尽管斯密的赞扬也曾受到当时英国社会的广泛抨击,但现在休谟却被公认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从重商主义向古典主义过渡的一位重要的承前启后的杰出人物,是经济思想史上第一位开辟道路将经济学作为更广泛的社会科学一部分建立起来的伟大人物。同样,凡勃伦去世后不久,其学生米契尔就纪念说:“没有一个生长在残暴苛政下的思想解放者像他一样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名声卓著,且探究的领域之大以致无人企及”;[10]而他在斯坦福大学时的经济系主任杨格宣称,凡勃伦是“我(杨格)所认识的最有天赋的人”。[11]而且,凡勃伦的学术声誉也在不断提升,加尔布雷斯写道:“在凡勃伦的整个学术生涯中,他从康奈尔游历到芝加哥,到斯坦福,到密苏里,又到纽约的新学院;当时,他要离开时,大家都欢欣鼓舞,可现在他们都以凡勃伦在他们那里呆过为荣。”[12]

然而,这种尊崇往往又会走向另一极端,以至这些生前备受折磨的先驱者在死后却被塑造成一种偶像,并由此衍生出了新的偶像崇拜;同时,这种崇拜反过来又限制了新一轮的思想发展,培训出新的一批思想奴隶。正是基于这种两极化史实,赫胥黎留下了一句名言:真理的命运往往是,以异端邪说开始,以迷信告终。在某种意义上讲,现代人对前人思想或权威的崇拜就类似于古人对自然的崇拜,以及类似于宗教的信仰,都源于自身的愚昧和无知。对自然的崇拜反映出古人在能力上的实际不足以及意志上的极度软弱,从而只能处于顺从和屈辱之中;相反,现代人越来越不甘受自然凌辱的人,从而积极站起来进行反抗,努力寻找认识和征服自然的手段。同样,拜倒在主流思想脚下的人,实际上也是由于其知识的匮乏以及学术理念的丧失;相反,那些不甘成为前人思想奴隶的人士,往往会积极进行反思并由此获得自己的洞见。所以,罗素写道,“在自然的强力面前,野蛮人像我们一样感到他的无能为力的压抑;但他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比力量更值得敬重的东西,他自愿拜倒在‘神’的面前,而并不探究‘神’是否值得崇拜。悲惨而又骇人的是,为了抚慰妒忌的神,人忍受了漫长的残酷与折磨、自贬与人性牺牲的历史。……身为奴隶,他甚至在心里也不敢产生它的主人不值得受到谄媚的念头。既然理想的独立性还未被认识到,权力就可能被不加约束地崇拜,并得到无条件的敬畏,尽管要遭受它的反复无常的折磨之苦。”[13]

那么,如何避免受前人思想的奴役呢?这不仅有赖于一种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和多元化的学术态度,而且需要有一群敢于突破现有认知和价值框架的真正学者。事实上,任何理论或学术流派都只是从某个特定角度、使用种特定方法来对客体世界加以解释和分析,这种解释和分析必然具有局限性;因此,当某个理论学派成为主流经济学并具有足够强大的控制力量来压制其他多元化的思维时,就会导致创造力的衰落,于是,人类思想就开始枯竭了,学术发展也就开始停滞了。先驱者具有坚强的意志和毅力,无惧同侪的排挤和迫害而积极发展异端思维,积极突破主流的思维框架而引入不同的解释,从而往往成为思想创新的重要来源。在很大程度上,人类思想的进步都是由这些少数异端思想家的工作所促成的。历史上那些最卓越的思想家,从苏格拉底、阿奎那、西斯蒙第、李斯特、马克思、维克塞尔、凡勃伦、哈耶克到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和叔本华,在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眼里都是十足的异端。因此,这些勇于开拓的思想先驱们才是人类社会的真正英雄,是他们为人类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智慧,从而成为人类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王。

事实上,经济学说史也已经充分表明,异端思维对经济学的发展非常重要,因为任何主流经济学在成为主流之前异端地位。不幸的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经济学却日益朝一元化的方向发展,它在科学至上主义的支配下开始追求所谓的客观和严密,从而为一种追求抽象的数理经济学所统治;显然,这种主流经济学割裂了经济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的联系,热衷于在狭隘领域进行自我演绎,从而离现实越来越远。因此,现代主流经济学也亟需引入异端思维的批判和冲击。当然,要成为一门真正的异端者,不仅需要大无畏的勇气、顽强的意志,而且需要具有独立的学术精神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正是基于崇高的学术理念和社会责任,他们能够克服种种的磨难,甘于忍受误解、歧视、冷落,甚至甘于付出生命。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述而》),“志士仁人,无求以生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而苏格拉底也强调,真正的哲人是随时准备面对死亡的,在所有人类之中,哲人是最没有死亡恐惧的。感怀于古之哲人的意志以及知识分子的理念,更加坚定了当前笔者在当前这种混乱学术中的使命感,更有勇气去承担学者之社会责任,因为我们活在历史中!笔者相信:我的努力终将为后人照亮一片天空,尽管周遭的世人如此嫌它太过刺眼。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2页。

[2] 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何怀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47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3页。

[4] 社会阶层的产生和壮大,从终极原因上讲是由经济基础决定,但从直接原因上讲则是新思想的推动。

[5] 威廉.H.肖:“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载韦尔和尼尔森编:《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鲁克俭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6] 威廉.H.肖:“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载韦尔和尼尔森编:《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鲁克俭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7]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8] 转引自汪丁丁:《制度分析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

[9] 转引自汪丁丁:《制度分析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

[10] 转引自繁人都重:《制度经济学回顾与反思》,张敬惠等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4页。

[11] 转引自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高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4页。

[12] 转引自繁人都重:《制度经济学回顾与反思》,张敬惠等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2页。

[13] 罗素:《自由之路》(上下),李国山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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