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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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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学院派经济学家更为保守  

2015-05-29 08:49:22|  分类: 《经济学说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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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朱富强:《经济学说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

为何学院派经济学家更为保守 - 曲阿野逸 - 朱富强的博客

 

学院派学者和职业经济学家的保守性及其原因

18世纪末兴起的美国学派关注社会现实并倡导贸易保护主义,但美国学派的成员基本上都处于当时的学术界之外,尤其是在大学中没有根基。相反,大学里占优势地位的是英国的意识形态并以此组织课程教学,经济学教授的主要就是引进的英国经济学权威思想,而当时广有影响的雷蒙德、凯里、李斯特等人的保护主义不仅被大学所忽视,甚至还得到轻蔑性的报复。之所以如此,当时的美国大学大多是教会办的(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由公理会创办,普林斯顿大学由长老会创办,英国国教会任命了由富兰克林创立前身的宾夕法尼亚大学领导,哥伦比亚大学由圣公会控制,布朗大学由浸信会创办,罗格斯大学由荷兰宗教改革会创办,达特貌似大学由公理宗教会创办),主要讲座则是企业家设立的;南北战争后,主张自由贸易的共和党又建立了具有非宗教性质的增地大学和商学院。因此,当时高等教育的职责是保守主义的和安分守己的,目的是灌输一种与现存和社会权力分配相一致的道德和政治观;相应地,当时大学所教授的经济学主要就是宣扬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学说,以致“除了耶鲁大学的弗朗西斯.沃克外,几乎没有哪个人在学术上的贡献明显超过教材中重新包装的英国经济学权威思想”(罗杰斯,2011:78)。

而且,基于落后国家对先进国家的迷信和盲从,自由放任思想在美国大学还得到比英国更大程度的宣扬。1880年代阿尔伯特.萧就指出,“所谓英国政治经济学在其本国的教条主义信徒没有像美国这么多”;弗朗西斯.沃克则评价说,“虽然自由放任的思想在英国被广泛肯定”,但没有一个英国经济学家“用美国这么严格的定义来理解它。在美国,它不仅成为经济学整体思想的检验标志,甚至成为判断一个人能是否可以称为经济学家的标准”(罗杰斯,2011:79)。正因如此,正统学术界往往拒绝美国学派,乃至将这些保护主义者视为反学术的、自满而俗气的商人。事实上,马修.凯里提出每年出资500美元为雷蒙德设立教席,却被马里兰大学拒绝;凯里及其友人也曾努力帮助李斯特谋求教职,也不成功。相反,由于萨姆纳宣扬自由放任政策,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从而很轻松地从主教牧师转到耶鲁大学当了首位政治与社会科学教授。这种对抗性也构成了后来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普遍特点。

同时,在同一时期,主张自由放任的英国经济学也进入了相对落后的欧洲大陆。在法国,人们就迅速且充满热情地接受了这个学说,如萨伊学派以及萨伊定律就广泛盛行,巴斯夏的自由意志主义比英国更为强烈。同样,在抗拒声音相当强烈的德国,英国政治经济学也深刻地渗入到自由派政党、大学和官僚阶层之中,不仅李斯特无法谋得大学教席,而且是穆勒在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劳工问题》中也认为“自我帮助和自我负责是解决我们时代困境的唯一办法”。当然,由于德国的政策传统与英国的差异比其他欧洲国家以及美国都更为明显,因而英国经济学所遭遇的反对声音也最大,后来年轻的德国经济学家成立了与自由贸易主义抗衡的经济组织:社会政策协会。

纵观学术发展史,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相对于社会活动家,学院派学者往往更倾向于维护现状;相对于其他社会科学家,职业经济学家也显得更为保守。经济学说史就表明,理论经济学家尤其是职业化的数理经济学往往善于理性建模和数学逻辑演绎,都支持市场竞争和自由贸易;相反,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则倾向于探究社会发展,更同情保守主义。那么,职业经济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以及社会改革者之在制度安排的原则主张上为何会存在这种差异呢?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们在审视制度所采取的基本视角是不同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基于现状评价未来,以期望获得高效率的福利结果,从而热衷于使用帕累托效率概念;相反,其他社会科学家以及社会改革者却往往基于未来发展来思考现状,以期望在未来获得更好的结果,从而热衷于使用社会正义和应得权利概念。

那么,这两种思维哪种更为现实且合理呢?布罗姆利(2008:37)认为,“公共政策可以被正确地模型化为考虑现在的行为以及它们对于未来的含义。对于公共政策来说,有意义的问题是:遵守现在的制度结构是否能在未来将我们带到我们希望去的地方?如果答案不是令人满意的,那么,人们就会要求采取一项新的制度安排。我们能够通过目的因——一项新的制度安排所达到的目的——这个概念来理解这个过程。……未来希望得到的结果构成了行动的原因,而行动的结果是调整制度安排”。显然,“目的因启发我们,生活在贫困中的儿童能在学校中得到早餐(或者可能是午餐)不是因为他们不能从家中得到,也不是因为这样做社会最优的。学校为贫困儿童提供早餐是因为显而易见他们会更开心、更健康,并且如果他们不感到饥饿的话会更好地学习”;同样,“目的因能让我们理解规定儿童在校学习而不能在工厂中工作的法规不是基于逻辑提出的,对它的指责也不能基于是否提高或损失经济效率。”显然,关于目的因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主张所依据的也就是正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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