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朱富强：《经济学说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
如何理解西方文化和经济学的建构性理性特质
（一）西方社会的两大理性传统
从起源学上看，源于古希腊的西方理性有两大传统：一是宇宙论和人类学时期的多元的、批判的和演化的理性，二是体系化时期的一元的、肯定的和建构的理性。
一般地，否定性理性具有这样两大特征：（1）承认人类理性的不足，理性非全能，难以完全认识宇宙问题，更不要说鉴别更为复杂的道德和政治问题； （2）将真理和谬误视为存在或实在的一种状况，理性则是对之进行识别的一种机能，而非存在是一种潜能，是对存在的一种威胁（破坏）。正因如此，理性的否定性与多元性就是相通的：否定性理性认为，本质的潜能不同于既定行为领域中的诸多可能性，真理和现实之间存在差距，从而产生“是”与“应当”间的紧张，体现了矛盾和双向度的思维模式。同时，理性的否定性与演化性 也是相通的：否定性理性注重事物演化和承认人性发展，把存在作为生长的而非形而上学的经验，从而转化为演化理性主义 。
肯定性理性则具有这样两大特征：（1）相信人的理性并强调自我认识的重要性，乃至把现实视为一种理性的因而从理智上可理解的结构；（2）将真理和（现实的）存在等同起来，真理是一种价值准则，因而存在比非存在更为可取，从而就肯定了现实的合理性。--伦理自然主义。相应地，理性的肯定性与一元性是相通的：理性=真理=现实公式把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结合成一个统一体，通过形式和实证逻辑而将经验世界变成肯定性思考对象，塑造出没有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单向度人。同时，理性的肯定性与建构性也是相通的：高度理性的哲学王不仅可洞察杂乱无章的世界背后的明晰秩序，还能设计出完美秩序，从而衍生出建构理性主义。
（二）建构理性向西方文化的渗透
就历史发展而言，西方社会的理性特征有从否性到肯定、从演化到建构的发展趋向。究其原因，西方理性起源于自然哲学流派，其思维具有这样的根本特性：自然和社会可被理性所认知；因此，肯定性理性主义奠定了西方思维的基本特质，偏离了苏格拉底的批判性传统。事实上，苏格拉底的演绎思维为柏拉图所强化，柏拉图将理性意识从人的行为分化出来而成为人类的一种独立的精神功能，并开创了一种新的先验的“宗教”（理想国）；随后，柏拉图的建构理性主义又为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所强化，亚里士多德以本体论方式强化了柏拉图的理性主义，把理性被看作人类品格中的最高部分，科学、哲学、形而上学等成了理性的代名词；最后，亚里士多德的理性逻辑在中世纪得到复活，从而支配了启蒙运动以后的西方哲学和宗教。
事实上，古希腊之后的两千多年间，建构性理性思维一直在向基督教教义和西方社会进行渗透，从而成为西方文化的基本特质。这包括这样几个阶段：（1）4世纪奥古斯丁借助于希腊形而上学概念而把原始基督教义发展为一个完整的阐释体系，建立了接近于新柏拉图主义的系统的道德哲学体系；（2）12世纪的经院科学革命重新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挖掘出了理性思维，从而开启了经院科学革命；（3）13世纪中叶阿奎那将圣经、神父的教义和亚里士多德的注疏组合起来而使得亚里士多德的理性思想与基督教的信仰相一致，从而把理性先验化了，并把先验理性推向了新的高度；（4）15世纪的文艺复兴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使得西方社会重新复活了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传统，不仅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与教会思想相分离，并且使得源于古希腊的建构理性全面支配了西方的哲学和世界观。因此，西方哲学思维的源头就是形而上学的，理性不仅支配了西方人的生活，而且还为个人主义夯实了基础。
（三）现代经济学的建构理性特质
受自然主义思维的影响，现代经济学思维也呈现出这样几个特征：（1）还原论思维：自然现象可还原为基本粒子（原子、分子等）的作用，社会现象也可还原为基本个体的作用，并进一步还原为动物性本能乃至基因的作用，从而将人类行为与动物的本能等同起来；（2）个体主义和普遍主义思维：自然界中各自然体之间的关系是独立的和普遍的，生活界各社会体之间的关系也被视为独立的和普遍的，从自然界获得的普遍主义和个体主义就被拓展到对人类社会秩序的分析中；（3）均衡主义思维：自然和谐是一种均衡状态，因而均衡也是经济学追求的理想状态；（4）伦理自然主义哲学观：自然界存在优胜劣汰和弱肉强食的规律，生活世界也存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经济学发展出了理性假设（as if）来对实存进行解释。
相应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也具有明显的建构理性特质，表现在它强调所谓的最优设计，并根据抽象的成本-收益原则不断地设计出一个个相互矛盾的新的替代方案，而不是努力挖掘现存制度中的问题及其成因，通过对各种因素的改变来促成问题的解决。一百多年前，凡勃伦就感慨：经济学为何还不是演化的科学；显然，迄今的情形依然如故，甚至偏离演化的道路和方向更远。究其原因，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学术名称“新古典宏观”似乎是继承了英国“古典”或“新古典”的传统，但其基本思维已经被法国的唯理主义传统改造了，从而具有了强烈的建构理性特征。事实上，数理经济学最早就是法国人发现的，它基于笛卡尔建构理性主义传统而把构造深邃思想体系的任务交托给人类的头脑，而不是像英国的经验主义者那样依赖观察和经验。
之所以如此，又在于，古希腊的两大理性思潮在英伦三岛和欧洲大陆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英伦三岛残留的演化理性主义痕迹更深，而欧洲大陆则被建构理性主义塑造得更为成功。相应地，英国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演化特性，无论是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还是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是如此。新古典经济学的创立者马歇尔信奉“自然不会跳跃”的格言，认为社会发展“只有渐进没有突变”，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同时，也强调经济思想的连续性，甚至强调经济学的麦加在生物学而非热力学。相反，法国经济学根植于笛卡尔的唯理主义传统中，无论是魁奈的中诺学说还是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都是如此。
（四）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内在紧张
正是由于根植于这种肯定性理性主义，西方社会哲学以及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往往内在了明显的矛盾和紧张，乃至往往趋向两个极端。一方面，它是对现实世界的肯定，尤其将自由竞争市场所呈现出的视为展示上帝意志和理性精神的自然法则和正义秩序，从而产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显然，这种思潮将使得我们丧失对现实世界好坏的辨识力，倾向于将社会存在和社会制度合理化，乃至对周遭现实采取毫无批判的接受态度，而不再思考去追求一种更高水平的生活和文明，最终陷入马尔库塞所讲的单向度状态。另一方面，它是对人类理性的肯定，尤其认为人类理性可以洞察杂乱无章世界背后的明晰秩序并设计出完美秩序，从而产生了唯理主义。显然，这种思潮促使现代主流经济学通过抽象的理性建模来设计理想的社会，热衷于激励理机制和社会制度的最优设计，乃至成为社会变革和经济计划的理论基础，而不再关注和提防理性的弱点，最终陷入哈耶克所讲的“致命的理性自负”。事实上，经院学者的自然价格、重农主义的自然秩序、巴斯夏的和谐秩序、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斯密的无形的手原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说、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以及现代福利经济学定理都根植于肯定性理性主义之中；同样，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卢梭的社会契约、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马克思的社会决定论以及现代激励理论也根植于肯定性理性主义之中。
同时，现代主流经济学内在的矛盾和紧张也根植于西方文化之中。事实上，希伯来宗教精神与古希腊理性精神的结合奠定了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的基础，由此西方社会一方面注重科学，一方面信仰宗教。问题是，神学的“天启”和哲学的“理性”之间却存在明显的矛盾和冲突。那么，如何化解这种矛盾和冲突呢？西方社会又指出，人的理性是上帝赋予的，尽管上帝赋予了人类以理性，但只有上帝才具有完全理性，而人类理性是有限的；为此，人类并不能凭借理性认知所有的事物，而只能凭借理性认识世界知识中属于经验性的那部分，而另一部分属于先验性的东西只能依赖上帝的启示。这样，就产生了西方社会的二分法认知观。相应地，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存在这种二元观，产生理论思维和政策主张间的紧张：一方面，它的思维和学说具有强烈的建构理性主义特质，这种建构理性特质根源于西方社会的自然主义思维；另一方面，它的实践和政策却崇尚基于无形的手的市场机制，这种无形的手原理根本上诉诸于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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