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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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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庸俗不堪的计量分析:嘲讽计量经济学之二  

2015-12-29 08:46:41|  分类: 计量经济学批判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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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庸俗不堪的计量分析

:嘲讽计量经济学之二

朱富强

(中山大学  岭南学院,广州  510275

 

一般来说,计量工具的发展是经济学研究日益实用化的推进剂,泛滥的实证分析也是经济学实用化取向的明显表征。显然,要防止经济学研究的庸俗化,就需要对实证分析本身的特点及其要求进行审视。事实上,笔者曾经在一系列的文章中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内在逻辑作了深刻的剖析,挖掘了逻辑实证主义在解释、确证和理论构建上的逻辑缺陷;并且,还对实证经济学在解释上的合理性、预测上的可信性以及指导实践上的有用性进行批判,指出了实证分析内含的“致命自负”当然,计量只不过是处理经济数据以分析经济现象之间关系的一个手段和工具,因而应用于经济研究本身是无可厚非的,这里也不存在价值判断;同样,数理模型也是有益于思想严密化、精确化的一个手段和工具,并有益于思想的发现和传播。问题是,尽管手段和工具本身无所谓对错,但不同学人对它的使用往往出于不同目的;相应地,同一分析手段或工具在使用过程中往往会得出不截然不同的结论,从而也就会对理论发展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显然,如果基于不纯的目的来使用计量工具,那么,就可能使得这些工具遭到滥用,并进而庸俗化实证分析。

关于实证分析的适用性问题,这里作两点说明。

第一,理论探索并非不要进行实证研究,但确实不应过分强调实证的理论意义。

事实上,正如J.内维尔.凯恩斯指出的,“如果清楚地认识到统计的局限,如果它们是在足够广的范围内准确地收集,如果它们的运用是不带偏见而全部的调查深入到其真实的意义中,并且如果它们是完全和合适地进行收集和分类,那么,它们的价值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在揭示了事物的本质以及考察了事物的现状以后,就必须对现状何以偏离本质的原因进行探讨,需要对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同时也必须对纠偏的措施及方案进行实证考察。例如,韦伯就强调,“绝不是由于价值判断归根到底立足于某些理想,从而具有‘主观的’起源,就可以摆脱科学的讨论……问题毋宁说是:对理想和价值判断所做的科学批判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对此需要做更为深入的考察。”在他看来,对有意义的人类行为的终极要素所做的任何有思想的探索,都首先与目的和手段这两个范畴密切相关。

显然,手段和目的两方面都可以进行科学的考察。(1)手段对于给定目的的适当性问题是绝对可以进行科学考察的,这包括哪些手段适合于引向一个前定的目的,哪些手段不适合于引向一个前定的目的,或者权衡可利用的手段达到某个目的的可能性,从而判断目的设定自身在实践上的意义,这些方面都需要充分使用数理逻辑和计量分析的方法。(2)当达到一个前定目的的可能性看来已经存在的时候,还需要进一步确定运用必要的手段可能产生的除希望达到的目的之外的其他可能后果,因为所有事件都是普遍联系的;这样,研究者就可以进一步考虑:就预料中将会出现的对其他价值的损害而言,达到希望目的的“代价”是什么?显然,对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学者而言,他不能忽视对行为的目的和后果作出权衡,这是哈耶克所强调的社会科学家应该具有的知识和素质,而这些方面是无法通过数理推理和计量实证而获得的。

第二,实证研究强调“是什么”也并非就没有思想,但确实要提防当前的庸俗化现象。

事实上,经验数据的统计不仅可以检验核修正理论的假设前提,还可以对理论本身进行检验和发展;因此,笔者坚持认为,实证的前提和方法中都充满了思想,从来就没有纯粹的实证分析。这就如历史学家考证历史事件就充满了思想,否则就成了图书资料整理员了。历史哲学家克罗齐就强调,史实只有通过史学家本人心灵或思想的冶炼才能成为史学,而离开思想只能是史料编撰者而不是史学家。同样,没有思想的实证在经济学中就只能仅仅作为统计员而存在,他无权发表意见,惟一的职责就是为他人推理和建立理论收集证据。萨缪尔森就嘲讽说,“给魏德纳图书馆的猴子一个包罗万象的数据库,你不会得到一个经济史专家。你得到的事一个数据库和一个图书馆馆长。”所以,我们在应用数学、计量乃至各种软件等工具作实证分析时,首先必须通晓相关的知识,必须有相应的理论为指导或者事先有一个合理的研究思路,否则,肯定是无意义的。

当然,找两个数据借助于计量经济学测算一下相关性,这并不是真正的实证分析;相反,真正有价值的计量涉及非常多的知识,否则这种实证的结果和建议必然会引起强烈的谴责。也就是说,要进行真正的实证分析是非常困难的。(1)必须对统计数据进行考订,这包括数据的筛选、填补:如信息太多,变量怎样选择,个案如何处理;而如信息太少,数据如何变更和添加。(2)还必须对数据产生的相关背景进行分析,这包括战争、灾荒、国内政策、世界市场等,否则,仅仅在数据上作文章是得不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的。事实上,曾经一段时间作过的经济史研究使笔者深深地认识到,每一次的数据统计都是一个异常艰难的工作。例如,新中国成立之前各时期中,统计最为完好的经济资料是1933年的国民生产所得,但即使如此,不同的版本相差也非常大。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计量本来就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1)如果证实了某规律,其贡献也归该规律提出者所有;(2)如果证伪某理论了,却没有提出相对应的新理论,也引不起其他学者的兴趣。更为艰难的是,在国外学术界,只要计量过程中出现一点纰漏,譬如,数据的选取、方法的采用等,那么,所有的工作就会被根本否定掉。

不幸的是,尽管审慎的实证分析非常有意义,也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但是,目前中国社会流行的实证分析倾向却忽视了这些基本要求,以致往往徒有其形而无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学者之所以热衷于实证分析,往往只是将之作为发表文章以获得各种私利的手段,从而存在明显的庸俗化表征。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如下三方面加以剖析。

第一,当前实证分析中形式化和庸俗化取向明显体现在实证比较的逻辑及相应的解释上。

事实上,要依赖实证分析的结果来对经济现象加以解释,需要非常严格的逻辑关系,而目前的实证文章恰恰是逻辑不严密的。譬如,在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以及2010年广州举办亚运会之际,一些从事计量分析的人就敏锐地发现了这一获取课题的寻租机会:通过各种统计数据之间的计量分析来解释、预测奥运会对全国经济发展、以及亚运会对广州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以此申请了新的课题。当然,为了迎合主旋律,这些研究一般都是在论证奥运会或亚运会的举办对一些重要产业的发展乃至整体GDP的增长有正面效果;而且,在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的当前时期,基于数字之间简单联系所得出的研究结果确实能够给出两者之间的正相关性。但试问:这种实证分析有任何意义吗?对社会发展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其实,只要对这种分析逻辑作一最初步的深究,其内在的牵强附会或空洞无物就是显而易见的了。

穆勒曾提出比较研究应该遵循的差异原则:在抽出其他社会因素而保证只存在是否举办奥运会或亚运会这一种情况不同的条件下,对举办前后的经济发展情形进行比较。根据这一原则,在通过实证来获取一般性的研究结论时,我们就应该反思:由于奥运会或亚运会举办前后的社会环境存在明显的差异,即使经济发展速度在继续发展或者更快发展,这就能够说明是举办奥运会或亚运会所推动的吗?一般地,如果发展速度下降了,这并不能说是奥运会或亚运会的举办抑制了经济增长,因为如果没有举办也许发展速度下降更快;同样,如果发展速度上升了,这也不能说是奥运会或亚运会的举办推动了经济增长,因为这也许本身是其他社会环境改变的结果。况且,如果把因举办奥运会、亚运会而投入的资金用于其他方面的建设,也许可以获得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流行的计量分析往往都没有作这方面的比较,就得出了大型运动会举办推动经济增长的结论,不亦太荒谬了点吗?否则,我们年年举办大型运动会岂非最佳政策选择?

第二,实证分析中形式化和庸俗化取向更明显体现在数据的搜集方式及对待数据的态度。

事实上,大量的实证分析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各级政府或部门发布的统计数据之上,但当前公布的GDP数字的真实性往往是值得怀疑的,媒体上不是经常报道统计数据打架的情况吗?一般认为,这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1)基于政绩观的数字虚高。中国官员是对上级负责,而上级考核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GDP,在这种政绩观下,地方官员往往会把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设定的预期目标作为基准,或者一次作为各地加权的平均数的话,而力图使本地的增长率高于平均数,甚至为追求政绩而不择手段。(2)统计上报中的人为造假。在以GDP为考核指标的末位淘汰体系支配下,各地方统计部门报送数字时也往往左顾右盼,在实际数字中有要向上进行浮动调整;结果,导致了地、市加起来的比省大,各省加起来的比国家大,从而在统计上报的过程中出现人为的虚增。(3)统计口径选择的不一致。目前的地方政府为了凸显其政绩,在统计GDP总量和人均GDP时往往采取不一致的口径:在统计GDP是将户籍与非户籍人口所创造的经济成果一并计算在内,而在计算人均GDP时却仅仅以户籍人口为基数。(4)统计基数估算的不真实。即使以常住人口为人均GDP的统一计算口径,但常住人口的估量本身也往往存在问题,因为往往无法将常住人口和短期的外来打工者分开。(5)按常住人口统计也存在不合理。影响世界各国人均GDP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非就业人口所占的比例,但沿海地区的外来常住人口基本都是青壮年,几乎都是创造GDP的劳动力,而没有考虑到那些没有和他们一起来但生活密切相关的老人和小孩。(6)统计过程中的交叉重复。除了上述人为的因素,中国社会的GDP总量统计过程本身就存在系统的误差,因为中国各地区经济本来就是一个整体,但GDP的统计却是分别统计再相加的;因此,在加总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会重复计算,特别是,在政绩观的指引下往往是多报的。

正因为中国GDP数字因地方官员的政绩观考虑而在统计层面上存在人为调高的现象,国外很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GDP增长速度不是真实的。例如,匹兹堡大学的饶斯基(Thomas Rawski)就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假的。按他的研究,中国20世纪末的发展速度顶多是3%,很可能是接近零增长。但是,如果考虑到大量存在的遗漏而未统计的灰色经济,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又可能远比饶斯基估计的要快。事实上,毕竟中国法制漏洞太多了,以致很多收入都没有公开,也很难被统计。无论如何,当前的GDP统计数据是有问题的。有基层统计人员甚至指出,GDP的统计全是上级领导告诉我们今年GDP 要增长多少,统计人员就出来地区GDP 的值是多少。试想,这种的数字可信吗?在应用数据进行分析和预测时是否要先考证一下这些统计和公布的数字的真实性呢?如果只看数据而不知细节,并且拿一个不准确的数据放进计算机,通过回归统计就获得算出“因果”关系,或者由此对理论进行实证检验,或者由此来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预测,甚至以此指导社会的发展,不亦太荒唐了吗?弗里德曼很早就痛下批评:把废物放进计算机,算出来的当然也是废物。正因如此,一个严谨的学者在面对这些数字时,首先要对这些数据进行甄别;从某种意义上讲,对统计数据的考证本身也就是当前学术界的一项重要任务。显然,如果没有数据考证这个前提工作,那么,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就根本无法做到定量分析,而至多只能作定性的探究,而那些所谓的定量分析都只是自欺欺人的把戏。问题是,如此多的中国学人在GDP数据上进行实证分析,但有多少对这些数据进行了认真的考订了呢?

第三,当前实证分析中形式化和庸俗化取向还可以从研究者的学术态度中以见一斑。

事实上,当前绝大多数热衷于实证分析的学者似乎都不在乎数据的准确性,而仅仅关心是否可以获得数据;而且,即使存在明显的多种数据来源,绝大多数人也没有能力对数据进行甄别、考证,从而很少有人对各种数据进行比较和梳理。特别是,由于绝大多数学人都是按照数据的可得性而不是真实的相关性程度来进行变量的取舍,以致他们可以把GDP数据与任何可想象的事物联系起来,通过功能性的数据处理来计量分析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从而可以围绕GDP数字上作任何可以想象的文章。显然,这样的学者作如此的文章在当前经济学界实在太普遍了,他们很少关注计量分析本身所存在的缺陷,不认真辨析因变量和自变量间的关系;特别是,经济学理论基础越差的人似乎越倾向于搞“高级”的计量实证,这也是目前计量分析文章大多是在读研究生所撰写的原因。根本上,计量经济学本身需要经济学、统计学以及数学等多方面的知识,有鉴于此,萨缪尔森几乎一辈子不太敢用统计方法分析经济问题的潮流,仅有的一篇有回归分析的有关消费函数的数据文章还是错误的。但是,在当前中国社会,似乎人人都热衷于搞所谓的“计量分析”,而且,只要掌握几个计量工具谁都可以搞实证分析,岂不太胆大妄为了!

当前经济学界之所以形成这种“计量盛况”,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很少关心是否可以从研究中获得认知,而主要是为了满足他人的要求以期获得金钱的收益。正因如此,如果有人对他的学术来源提出质疑,他就会搪塞说,这是某某年鉴或协会公布的,如果存在错误,那么你也应该去问他们;同样,如果有人对他们所采用的计量工具或模型提出质疑,他就会说,这是主流的分析模型或者西方某某人或某某文章中就采用了这一工具或模型,如果存在错误,那么你也应该去问他们。呜呼,一个自己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并且试图以换取报酬的研究,却连从研究中获得认知这一基本想法都没有:不但不首先确定先前设定目的的合理性,不探讨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也不对这些数据的真实性和工具的合理性等基本问题进行反思,更不认真分析采用的手段可能带来的坏的后果。相反,在仅仅学了几个经济学概念之后就开始照搬一些模型和定理搞所谓的实证研究,把一切内在的问题都推给别人,却还要由此提出政策主张和建议,那么,这些政策主张和建议还可信吗?而且,这是学者应有的学术态度和学问精神吗?不可思议的是,这些人却往往能够赢得高额的物质回报和巨大的学术声誉,特别是,竟然可以源源不断地承接各种旨在解决具体问题的应用性课题!

总之,尽管实证分析为理论的检验确实提供了一个重要工具,但理论发展根本上不是实证分析推动的,相反,实证分析带来的经济研究中的实用主义倾向往往妨碍了思维的扩展。关于这一点,默顿很早就曾提出告诫:“科学家在评价科学工作时,除了着眼于它的应用目的外,更重视对扩大知识自身的价值。只有立足于这一点,科学制度才能有相当的自主性,科学家也才能自主地研究它们认为重要性的东西,而不是受他人的支配。相反,如果实际应用性成为重要性的惟一尺度,那么科学只会成为工业的或神学的或政治的奴仆,其自由性就丧失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许多科学家对三个世纪前由弗郎西斯.培根所提出的观点表示担忧的原因,培根由于提出科学具有实用性价值,因而使科学具有了社会价值。”特别是,在伦理自然主义思维的支配下,流行的实证主义往往肯定性特征,从而强化了主流学术和现实制度。显然,这与学者发现问题、揭示缺陷这一特质是相冲突的。科塞就强调,“知识分子是从不满足于事物的现状,从不满足于求助陈规陋习的人。他们以更高层次的普遍真理,对当前的真理提出质问,针对注重实际的要求,他们以‘不实际的应然’相抗衡。”不幸的是,目前中国社会的海归学人急急乎热衷于被视为“致用”的实证研究,并以此来维护与中国社会已经严重脱节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说,甚至为现实社会中出现的大量丑陋现象进行辩护;显然,这种实证分析已经被庸俗化了,从而背离了实证分析提出之初的宗旨,并为经济学发展带来了适得其反的后果。

 

本文摘自《经济学研究的实用主义及其庸俗化趋向》,《深圳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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