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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日志

 
 

“主流”经济学人为何“反穷人”(学术问.之七)  

2015-12-21 08:52:10|  分类: 经济学教育改革探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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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主流”经济学人为何“反穷人”

:个人利益还是理论信念

朱富强

当前一些中国经济学人所开出政策主张很多都不利于穷人,如高房价、高水费、高学费、靓女先嫁、国人仇富以及反对《劳动合同法》等。那么,这些经济学人为何有如此不人道的主张呢?基恩认为,这不是因为他们动机不良,相反,“他们中的大多数真诚地相信,如果人们遵从经济理论原理,世界将会更加美好。对一批信奉个人享乐主义哲学的人而言,在他们献身于被他们视为社会公益的事务时却是相当得利他”,“他们推荐市场解决方案,不是因为他们本人是亲资本家派分子,而是因为经济理论证明了市场是决定经济事务的最佳机制。但事实上,他们所推荐的每一件事情,至少显得有利于富人而不是穷人,有利于资本家而不是工人,有利于特权者而不是弱势者”,因为,“他们表现出如此反对知识的、具有明显社会破坏性以及显而易见的意识形态行为,有着比表面上的个人反常更为复杂深刻的原因。实际上,他们收教育的方式赋予他们的不是冷静客观的知识分子个性而是狂热分子的行为特征。”[1]

根本上,这些中国经济学人的言论与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维密切相关,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坚持又在于它根基于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自然主义思维将丰富多样的社会人还原为同质的原子个体,同时,将纷繁芜杂的社会现象化约为原子个体的互动。显然,正是由于被还原主体在交易起点上是同质的,因而同一交易程序的作用下的结果也就是公正的;相应地,由于个体的“无知之幕”下的原初状态是平等的,他们所达成的契约和规则也就是公正的。正是基于自然主义思维和自由放任的政治哲学,现代主流经济学相信并坚持:不受干预的市场交换本身就是自由而公正的。

然而,现实世界中的人类个体根本上是异质的,社会权力分布是不均等的,从而必然会产生强势者剥削和掠夺弱势者、强势者压制和控制弱势者的结果。(1)在交易规则上,强势者有更大的影响力来左右制度的制定,从而产生有利于强者的交易程序;(2)在交易起点上,强势者往往占有更大的优势,从而使得强迫弱势者接受他的交易内容。这意味着,现代主流经济学所谓的自由而公正的市场机制就是相当肤浅的:(1)市场交换的自由至多是消极意义上的而在积极意义上却相差很大;(2市场交换的公正至多是形式程序上而在起点及后果上却相差极大。[2]

当然,现实市场的运行也不完全是基于力量的博弈,而往往包含了源自于习惯、习俗的伦理价值,从而包含了对弱势者的利益考虑。因此,对于对市场机制的理解,我们不能基于静态的抽象理解,而是必须从演化的角度来关注它所包含的两方面内容。(1)市场机制根本上包含了两个维度:一是抽象的一般规则,二是具体的市场伦理;而且,两者的相互补充和促进,才促使市场的不断成熟。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仅仅强调一般规则这单一维度,从而导致社会同理心的丧失、导致社会关系的僵硬化。(2)一般的抽象规则根本上是首先为了对强者行为的约束,因为强者更有能力和意愿实行机会主义行为。

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简单地以力量博弈均衡来设计和阐释一般社会规则,从而就强力地为强者行为和现实制度进行辩护。[3]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把市场机制等同于单纯得力量较量而抽象掉了丰富的市场伦理,使得当前中国社会缺乏一种良性而健康的市场,或者说只有一种极不成熟而被扭曲的掠夺性市场。无疑,这种基于力量博弈决定的社会制度和市场机制总体上都体现了强势者的意志和利益,市场机制运行的分配结果也无疑地利于强势者;此时,强者可以任意地剥削和掠夺弱势者,因而“虐穷”心理和“虐穷”行动在当前中国远比“仇富”心理要严重和广泛。

显然,也正是由于“虐穷”行为在当前社会中的严重存在,受压榨的弱势者就表现出不满情绪,甚至被迫起来采取反抗这种现实的行动。一般地,当制度不公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压榨越严重时,弱势者就越会采取诸如暴动、革命等激烈手段;相反,当矛盾并没有发展到尖锐对抗的程度,弱势者更愿意采取协商、请愿等相对平和的措施。斯科特就描述了作为弱势者的贫穷农民所采取的反抗手段:“农民叛乱是相当稀少的——更不要说农民革命了。它们大多被轻而易举地粉碎,即使非常罕见地成功了,令人悲哀的是其达到的结果也很少是农民真正想要的”,而农民进行反抗的更主要是“日常形式的斗争——农民与试图从他们身上榨取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平淡无奇却持续不断的斗争,……这些相对的弱势群体的日常武器有: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会在税收、耕作模式、发展政策和繁琐的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与当局直接对抗;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政策。他们宁愿一点一点地挤占土地而不是直接侵占土地;他们选择开小差而不是公开发动叛乱,他们宁可小偷小摸也不是抢公共的或私人的粮仓。而一旦农民不再使用这些策略而是采取唐吉可德式的行动,这通常是大规模铤而走险的信号。”[4]也就是说,这种日常的小反抗恰恰是舒缓社会矛盾的一个途径,同时也预示着,要对现实制度进行修正以防止矛盾的累积以及更激烈的对抗形式之出现。

一般地,社会制度和市场机制的成熟和完善本身就有赖于人类自觉的理性意识,这种理性意识又源于对社会矛盾的洞察以及对社会正义的关注。既然如此,为何中国一些经济学人如此信奉现代主流经济学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思维呢?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们狭隘的知识结构。知识结构的狭隘使得他们缺乏审视和批判流行学说和思维的学术能力,从而只能从流行的传统智慧中寻求支持。加尔布雷斯就写道:尽管现代经济学致力于将实用性的经济理念灌输给千百万学生,但“当我们开始思考经济学的工具作用的起源时,决不应当把它归结为某种共谋,也不应该将其归结为一种别有用心的设计。经济学家并非刻意奉迎并屈从于经济利益。几乎没有哪个经济学家会不遗余力,而且是有意识地甘愿做经济利益的‘帮凶’。确切地说,在经济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利益,是社会公认的货真价实的评判标准,它不仅认可一切具有使用价值的经济政策,而且认为这样的政策才是最可靠的政策。”[5]

同时,正是基于这种狭隘的思维框架,尽管存在诸多的非正统经济思想,大多数经济学家却“拒绝对经济理论的任何批评,即便这些批评来自其他经济学家,并且符合严格的学术标准。”[6]显然,这研究制约了这些经济学的视野,也窒息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为此,哈耶克强调,仅仅知道经济学知识的人绝不可能成为好的经济学家,任何具体的政策都涉及到其他众多社会科学的知识;而且,社会科学的知识也绝不仅仅“敢想,独立思考”就能取得的,而是要充分梳理和比较前人积累的思想。很显然,当前中国社会这些经济学人恰恰就属于哈耶克所贬斥的那个群体:他们往往只是凭借经济学初等教材上的一些抽象原理,就以为掌握了真理,就可以指导社会实践了。

例如,“仇富说”倡导之一的茅于轼先生在人文社科方面的学识就非常狭隘:工科出身以后主要依靠哈佛访问时受过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理性选择理论的熏陶,从而就开始信奉自由市场可以解决一切经济问题,并以此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出谋划策。正如茅于轼自己所说:“在经济学社会学方面,我不是科班出身,基础知识很不够,重要的书都没有读过,中国的文史我只念过《论语》和《古文观止》,外国大学者的著作我也没有多看,但我的自然科学非常好,数学力学都不错,我的经济学就是建立在数理基础上的”;而之所以能够在这个领域有成就,“是因为我敢想,独立思考,我写的文章很少引用别人的材料,都是自己想出来的”。[7]正因为知识太狭隘了,也真的太“敢想”了,茅于轼于是将市场经济视为“人权的平等”,而“收入的不平等”则是追求人权平等的必然结果。他写道:“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不同,前者是人权的平等,它必然造成收入的不平等,因为人与人不同,能力有大小,运气有好坏。后者是经济的平等,它必然有人权的不平等作后盾,只有强制性地压制优秀分子才能做到经济上的平等。经过20多年的试验,我们放弃了计划经济,转制到市场经济,效果果然不错。既然如此,我们就得接受经济上的不平等。市场是变化多端的,几年之内集聚巨大财富是完全可能的,当然反之一夜之间从富豪变赤贫也有可能。”[8]

问题是,何谓人权呢?“人权的平等”和“收入的平等”矛盾吗?其实,茅于轼等并没有明白人权的基本含义:人权是人的基本权利,而在这些基本权利中最为基础就是生存权利,这也就是经济权利。正因如此,随着对人权的重视,各国都在关注人的体现劳动和生存,关注人的居住问题。与此同时,基于力量博弈的市场机制必然会导致金钱和财产的集中,因为财产和金钱的多寡决定了市场交易和谈判中的地位和力量。显然,金钱和财产权利的集中也就是社会权力的集中,从而必然会导致无财产者的生活受有财者、少财者的生活受多财者干涉的现象,从而也就必然处于不自由的状态,因为不自由的根源就是权力的集中。由此可见,纯粹的市场经济恰恰是与自由和人权相对立的,又怎能妄称市场经济是“人权的平等”呢?正是为了限制纯粹市场潜在的恶,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往往会对市场施加限制,努力将市场机制与公平正义结合起来。事实上,在任何一个组织良好和制度健全的社会,茅于轼所谓的“几年之内集聚巨大财富”、“一夜之间从富豪变赤贫”都是非常罕见的。但在当前中国社会,暴富遽穷却成了见怪不怪的现象,这实际上反映出我们处于一个掠夺性市场之中。显然,这正是社会大众所批判的,也应该值得我们经济学者的关注。不幸的是,由于受制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教条,中国那些主流学者却熟视无睹的,而且还不允许社会大众自发的“不平之鸣”。

事实上,真正的学者很少会囿于个人利益,却会为其理论所遮蔽。例如,李嘉图倡导的政策就常常与其个人利益相悖:他是英格兰银行的股东之一,却反对该银行过多地盈利;当他不再投资于英国政府债券时,仍然维护其他投资者的利益;他是英国最富的人之一,却倡导对资本征税用以清偿国家债务;他购买了一个代表爱尔兰选区的议员席位,却支持议会改革以剥夺哲学和席位。凯恩斯很早就强调,“和思想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是被过分扩大了……不论早晚,不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9]哈耶克则高度评价了凯恩斯这段话,并指出,“如果一个自由社会要得到维续或得到恢复,那么我们必须传播的就是信念,而不是那种在眼下看似可行的东西”。[10]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出生富裕阶层,却一辈子为穷人呐喊;相反,现代主流经济学人很多都出身于社会底层,却往往坚持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倾向于为现实制度和市场经济辩护。例如,弗里德曼出生于纽约市布鲁克林一个工人阶级的犹太人家庭,父母是俄罗斯犹太移民,这些移民到纽约后在一个血汗工厂工作;弗里德曼16岁前完成高中并凭奖学金入读拉特格斯大学,读书的同时还在当地的饭店当服务员以及在一个百货公司做销售员,1932年又凭借奖学金而去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学并获得硕士学位,1933年在伯恩斯的帮助下获得哥伦比亚的奖学金。但是,弗里德曼却是自由主义的坚定支持者。

同样,目前国内推崇市场、吹捧企业家的那些所谓的主流学者,其政策主张主要也不是出自个人利益。譬如,就茅于轼先生而言,他就曾抨击当前许多有钱人“用违反道德的方式赚钱,用违反健康的方式花钱”,[11]而且也身体力行地进行小额贷款的试验。问题是,这些学者一方面要从事小金融、低信贷等车水杯薪的“高尚”事业,另一方面却又主张为富人说话,甚至要为他们的原罪开脱。显然,这就体现了其价值观中的内在悖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明显的悖论呢?关键在于,理论素养存在严重不足,狭隘的知识结构使他成为单向度的人,而不能意识到其接受的主流经济学说本身就内含了特定的价值观,更无力对之进行反思和批判,从而使得自己宣扬的“无伦理”学说实际上成为强势者的辩护词。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人往往基于自然主义思维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观而将“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与存在主义哲学联系在一起,从而提出所谓的“存在即合理”的伦理自然主义,但实际上,这是对存在主义的严重误解。其实,存在主义的根本特质就在于区分了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其中,自在存在仅仅是自然存在的,并有其存在的现实条件;但是,它并不是人类的有意识选择,缺少符合人的意向性,从而也就不具有社会性的价值判断。相反,人类社会要实现自身的理想,就要通过自身的努力通过改变条件而使自在存在朝满足我们要求的方向发展,这就是自为存在。哈耶克还告诫说,“尽管我们必须把自己从政治家所受制于的那些当下盛行的偏见中解放出来,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明智地认识到劝说和教育所可能起到的作用。”[12]显然,剖析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潜含的思维谬误,也应该成为真正学者的学术取向。

可见,一个学人的学术取向和价值立场,与其说取决于他的个人利益,不如说与其知识结构及其相应的社会理念更相关。正是从这个角度,笔者不是对那些崇尚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经济学人的个人人格有所质疑,相反相信,他们也是一个具有道德而行为得体的人,内心对当前富人的种种做法也甚不赞同。既然如此,他们为何持有对穷人极不友好和伦理的观点和主张呢?这就在于他们所持有的学说。哈耶克在批判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时写道:“凡是不抱这种偏见的人应当坦率面对的第一点是,决定着知识分子观点的,既不是自私的利益,更不是罪恶的动机,而是一些最为真诚的信念和良好的意图。事实,必须承认,大体而言,今天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越是受着良好的愿望和理智的引导,他就越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者,站在纯粹的知识分子论证的立场上,他总是能够使自己处在比他那个阶层中他的大多数反对者更为优越的地位上。如果我们仍然认为他是错误的,我们就必须承认,可能存在着一个真正的错误,才使我们生活中这些占据着关键位置的心地善良而又聪明的人,四处传播那种我们认为威胁着我们文明的观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努力理解这种错误的根源,使我们能够去对付它。”[13]尽管哈耶克所针对的是当时的社会主义者,但这同样可以应用在当前那些社会达尔文主义信奉者和主流经济学传播者身上。



[1] 基恩:《经济学的真相》,霍彦立等译,电子工业出版2015年版,第一版序言第Ⅺ-Ⅻ页。

[2] 朱富强:“市场机制能否保障主体的自由和交换的公正?”《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3] 朱富强:“现代主流经济学对制度‘设计’的误导和扭曲:从法律对强者机会主义行为的约束谈起”,《财经研究》2010年第4期。

[4] 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等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

[5] 加尔布雷斯:《经济学与公共目标》,于海生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6] 基恩:《经济学的真相》,霍彦立等译,电子工业出版2015年版,第一版序言第Ⅺ页。

[7] “经济学家茅于轼称保护好富人穷人才能变富”,http://news.sohu.com/20071123/n253425951.shtml

[8] “富人得到保护 穷人才能变富”,http://maoyushi.blog.sohu.com/47866078.html

[9]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7

[10] 哈耶克:《“自由”企业与竞争秩序》,载《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59页。

[11] 黄有光:“为何应着重于投资 而非鼓励消费?”《中国经济时报》2003411

[12] 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版,第160页。

[13] 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03页。


本文摘自朱富强:《社会达尔文主义信条下的主流经济学偏见:审视时下流行的“仇富说”》,《人文杂志》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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