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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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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佛家修行看现代经济学之困(学者问.之七)  

2015-11-23 08:46:20|  分类: 经济学教育改革探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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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佛家修行看现代经济学之困

朱富强


一、引言

按照佛家的看法,一个人的修炼要经历四个过程:闻思修悟。其中,“闻”就是要多听上师的讲解,接受佛法;“思”是思考上师的讲解,认识佛法;“修”通过禅定修行,消化佛法;“悟”则是领悟佛的真谛,求得真知。最为漫长和主要的过程就是“修”,这包括戒定慧三学,由戒生定,因定发慧。其中,“戒”是防非止恶,体现为践行中的自制;“定”是息虑静缘,体现为息杂念而生信心;“慧”是破恶证真,体现为洞见佛法之力和佛法所讲之境。同时,在“修”的过程中,关键“静”和“定”,只有在独处中通过静坐思索才能改造思想。在佛家看来,这几个过程是循序渐进的,如果没有前几个过程做基础和铺垫,直接寻求慧和悟,往往到进入歧途甚至走火入魔。

当然,自六祖慧能以来,禅宗发展并壮大了顿悟之说。不过,所谓“顿”“渐”,仅仅是就学人得道的迟疾而言的,而迟疾又是相对的,与学人本身的秉性有关。而且,即使真有一霎间的“顿悟”,悟之前也必须有渐。因此,南宗所谓“顿”,只是强调了“渐”的一个阶段,是所谓的“言下大悟”。而大凡学而有成,都是先渐后顿,如慧能所说的“听法顿中渐,修行顿中渐”。科学研究也是如此,很大程度上,对事物的内在本质和原初目的的认知往往都有赖于研究者的长期内省和顿悟,但是,这种顿悟不仅来自长期的“孤独默想”,更重要的是建立在广泛知识的契合和各种思维的交锋之基础上,依赖于横向和纵向的集思广益。所以,波兰尼认为,“科学史整合的结果,类似于通常知觉的整合。”[1]显然,佛家的修行观对现代教育尤其是经济学的教研具有重要的启迪,本文作一简要说明。

二、学问探求的三阶段

按照佛修的路径,学术探究也需要经历上述几个过程才能有真正的洞见:首先是“学”和“闻”,要真正理解前人积累的知识;其次是“思”和“修”,梳理和提炼前人的思想;最后才是“悟”和“得”,形成自己的一家之见。

首先,在“学”和“闻”方面。一般来说,一个希望在学术上(主要指社会科学)有所创见的人,往往需要在30岁之前学完所有重要的相关知识,因为2030岁是吸收力和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从20岁到30岁这个十年,熊彼特称为“神圣十年”,是人一生的创造性贡献的基础,绝大多数大师的思想都是在这个十年种下的。例如,奥地利学派的开创者之一的庞巴维克就在29岁那年取得教授资格,30岁那年出版了奠定其学术地位的著作《从国民经济商品学的观点看法律与经济的关系》,熊彼特在为庞巴维克去世写的纪念文章中就写道:学者生命中的第三个十年是神圣的创造岁月,往往是在2030岁之间打下的,而这在庞巴维克身上得到了体现。同样,门格尔去世时熊彼特的悼念文章中写道:“在他生命中的第三个十年,他的努力结出了累累硕果。那个少有的思想丰富的阶段,对于每一位思想家来说,都是出成果的最佳时期。”[2]

事实上,休谟12岁就进入爱丁堡大学攻读古典文学,按照他在自传中的说法,他的全部思想都是在21岁之前完成的;21岁后休谟便开始系统研究和写作,28岁出版了哲学巨著《人性论》,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为此,熊彼特在介绍休谟时也谈到“神圣十年”与学者创造力的关系,“创造活动是三十岁以下的人享有的特权。”[3]同样,斯密14岁就进入了格拉斯哥大学学习论理学、数学和政治经济学,后来又到牛津大学的巴利奥尔学院学习道德与政治科学、语言学;年仅28岁的斯密就被聘为格拉斯哥大学的逻辑学教授,次年又被接替其老师哈奇森而被聘为道德哲学教授。最为典型的是穆勒,他3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希腊语,8岁时已阅读了希腊大学者的希腊文著作,在14岁之前就几乎学完了那时所知道的一切重要知识,在15-18岁时开始编辑并出版了5卷边沁的手稿。

其次,在“思”和“修”方面。一般来说,社会现象是复杂多变的,社会科学理论之间也是充满了互补和对抗,而20-30岁的青年学子还主要处于对各种不同、甚至相互对立和矛盾的知识进行吸收的时期,此时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清晰认知,甚至还没有真正的独立思考。正因为如此庞杂的知识都一起交织在脑海中,必然就会出现所谓商的困惑和紧张,如怀特海所说的,“独立思考之前的状态就是头脑糊涂”。事实上,休谟很快便厌倦了学校教育,以致在没有获得学位就离开大学而到了法国,但其思想却一直无法获得主流的接受和认可。同样,斯密也认为牛津大学的教育是敷衍马虎的,因而更喜欢泡在图书馆里读书。特别是,穆勒则因为对各种学术的困惑,自20岁开始就经历了一场精神危机,开始变得忧郁和绝望,几乎没有感到快乐的存在。然而,尽管在形成自身思维之前往往会长期处于困惑状态,但这正是求知的一个必要阶段。例如,被称为哲学界伟大天才的维特根斯坦去听摩尔的课,罗素便问摩尔对维特根斯坦的看法,摩尔回答说自己对维特根斯坦很赏识。罗素问他为什么,摩尔回答说:因为在我讲课的时候只有他的表情是困惑不解的。

事实上,学术探索的过程本身就是从一个困惑走向清晰的过程,而要完成这一过程,在将重要的理论知识吸收之后接下来的3040岁期间在学术生涯就变得非常重要,因为这是静下心来对以前灌在脑中的知识进行系统梳理并形成自己认知的时期。事实上,绝大多数大师的思想都是在这段时期得到阐述和完成的,如斯密、穆勒乃至马克思等都是如此。当然,由于持有困惑型思维头脑的人毕竟在很长一段实践内需要忍受难以获得明确认识的困惑和煎熬,因而他能否最终取得成就,关键在于其本身所具有的学问探究的强烈兴趣和坚忍不拔的高度毅力,需要有真正学问的精神作支撑。譬如,尽管凡勃伦一生穷困潦倒,但他对自己的思想充满信心。其弟子米契尔就说,“一个异教徒需要高度运气和决心,尽管他相信他具有永恒的真理并确信他在来世将得到回报。一个认为他自己的观念将仅仅在明天才能成为流行的思想的异教徒,将需要有更坚强的勇气。这种勇气凡勃伦是有的。在他充满曲折的一生中,他以一种怪异的微笑来面对来自外部的敌意和内在的怀疑”。[4]

最后,在“悟”和“得”方面。一般地,只有以上述两阶段为基础,我们的研究才可能有真正的创建;同时,在此过程中必然充满了“惑”和“烦”,从而需要修行的勇气和意志。正是基于学术探索的这一特征,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就将做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经历划分为三个阶段、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为第一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为第二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为第三境界。第一个境界要求我们起点要高,看得要远,也就是要对理论总体把握;第二个境界是要求我们能够大胆质疑,想别人所不想,思别人所不思;第三个境界也就是达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显然,做学问首先要能够达到第一境界,而那些一代风气的开创者则最终达到了第三阶段;钱穆就指出,那些开创风气的先驱们往往能够“言人之所不言,为人之所不为,在旧风气中,彼乃一孤立者,彼乃一独见者,彼乃一叛逆者,彼乃一强固数异者。彼之一段精神,一番见识,必然因于其处境孤危,而历练奋斗出格外的光彩来。但追随景从他的,处境不如他孤危,觅路不如他艰险,他早已辟了一条路,别人追随他,纵能继续发现,继续前进,所需的精力识解,毕竟可以稍稍减轻,因而光彩也不如他发越。如是递下递减,数量愈增,气魄愈弱,每一风气,必如是般逐步向下坡。待到多数景从,而风气已弊,又有待于另一开创者来挽救。”[5]

事实上,就像佛家修行中所受的磨炼和煎熬一样,在追求学问的过程中感到困惑或迷茫也是很正常的,这正反映出你已经进入了正确的科研轨道。相反,那些自以为什么都明白了的人,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真正明白。苏格拉底说,“无知乃智慧之源”;海德格尔则指出,“被遮蔽者和迷惘的遮蔽,属于真理的源始本质。”为此,笔者一直强调,理论的进展就是在一些理念之士因困惑而不断寻求解决答案的过程中获得的。挪威学者拉尔森有一句精辟的话,“如果你得到这么一个印象,即理论工作是艰难的,理论决不是明白无误的,那么你离真理就不远了。但是,你的这种困难意识越强,你在研究中把它考虑进去就越容易,从而避免琐细和人为的风险。”[6]也只有坚持这种研究思维,才可以不断体会五柳先生在《归去来兮辞》所描述的状态:“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往事之不可谏,知来者犹可追。实迷途之未返,觉今是而昨非”,并最终真正进入“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自由王国的境界。当然,一般学者能够思别人所不思,想别人所不想,言他人所不曾言,就已经非常难得了;有了这种风气,即使没有带来理论的革命或者范式的新体系,但至少不至于使得学术僵化凝固,主体的认知也可以获得持续不断的增进。显然,这也就是要我们能够站在更高的角度看问题,对任何学科都必须了解它的来龙去脉以及理论的时代背景;在当前这种主流拜物教盛行的学术风潮中,我们即使无法“拨开云雾见天日”,但至少也要有“长安不见使人愁”的感悟吧!

三、现代经济学教研之困

不幸的是,随着功利主义的盛行,绝大多数学人并没有在“学”和“闻”上打下坚实基础,更没有在“思”和“修”上付出努力,而是试图借助某种技巧而直接求“得”。这样,这些经济学人就撇开知识的传承性而热衷于“顿悟”,并将一时兴起的“悟”与特定的抽象方法结合在一起,从而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方法导向的研究。事实上,当前绝大多数经济学人尤其是青年学子都热衷于在大量的社会活动之余“顿悟”出一个“学术”想法,然后用复杂的数学符号和数据进行装扮,从而就形成了一篇“学术研究”文章,并可以在那些主流刊物上发表。正是基于故事编造式的研究取向,现代经济学的主流化现象就越来越明显、数理化道路也越来越偏盛;而且,这种基于数学符号的故事编撰更适合于分工合作:一些学者(主要是具有权威性的导师和“泰斗”)进行故事构思,而另一些学者(主要是研究生或年轻学人)负责将故事模型化或实证化,从而就形成了当前“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的盛况。

正是对学术研究的这种曲解,当前经济学界就塑造出极其功利化、实用化和庸俗化的学术生态,这也严重影响了当前经济学院的教学。例如,在当前的经济学教育中,很多经济学院系都几乎完全不开设经济学说史之类课程,更少学人会对前人知识和思想进行梳理和总结,而是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于所谓的“三高”课程上;随后,就开始寻找一些可得(真假不论)的数据,并利用标准的数据处理软件,基于某些流行的分析工具或特定范式进行“研究”,并由此发布他的“所得”。显然,这种“研究”无可避免地会陷入歧途和伪见,所承接的课题更是误导苍生。同时,正是由于缺乏研究所必的“基础”工作,绝大多数学者往往热衷于现实热点分析,热衷于对一些流行观点的阐释,而很少偏好于对基础理论的探究,更少能够提出整体性的理论体系,从而形成学术的单向度状态。

事实上,要取得真正的创见,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尽可能多地吸收人类所积累的一切知识,而不能仅仅局限于流行的简洁知识;同时,在这个“学”和“悟”的过程中必然充满了诸多的艰辛和困顿,从而真正的学者往往呈现出困惑型头脑。此外,由于困惑型学者不愿意仅仅停留在流行的说教上,而倾向于作深入的思考,这就增加了他人理解的困难,从而在很长时间内必然是孤独的。相反,随着学术的功利化和庸俗化,大学里就逐渐充斥了所谓的记忆型专家,他们不求对主流理论的反思,反而以作一个“工匠”自豪。同时,在庸俗化和功利化的学术风气中,这些记忆型专家往往可以受到各种源源不断的奖励和荣誉。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是,那些已经越来越少见的具有困惑型头脑的青年学子,往往会被拒于高校和科研单位之外,即使由于某些运气而进入高校,往往也是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地位;这样,拥有困惑型头脑的学者不但缺乏引领学术的舞台,更无法获取少许的研究资金资助。

显然,这种学术风气典型地体现在当前中国社会,流行的高等教育不是引导学生去梳理前人的思想,不是尽可能地先掌握那些重要的知识,而是灌输一些规范化的研究方法和规范,并急功近利地强调要求学生马上能够学以致用。事实上,目前各国高校乃至教育部不是有这样的政策:只有那些有课题的学者才可以成为博导,或者将课题数量与所带的博士数额挂钩吗?其实,学习并记住教材上的一些基本原理就开始就某一非常狭隘而具体的课题进行实验,这在自然科学领域也许是可行的,因为自然科学中除了一小部分在在进行难题攻关外,大多数研究的价值在于其实际应用;但是,这种方式在社会科学领域就决不可行,因为社会科学学习和研究的更为主要的目的是增进自身的认知而不是所谓的难题“攻关”,而即使这种认识也是要建立在掌握越来越多的人类所积累的知识之基础上。而且,社会科学的理论应用不像自然科学的应用性研究那样简单地借鉴那些不言自明的公理就可以了,而是需要非常广博的专门性知识,甚至是需要借鉴所有学科的知识。试问:当前社会科学领域所作的那些应用性课题中几个有真正的实际价值?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当前中国社会独特而怪异的指标性学术,年轻学者包括奖励、职称、津贴等在内的一切东西都与社会课题的承接量挂钩,这逼迫他们不是首先去掌握那些对学术来说非常重要的知识,而是刻意去学一些形式而皮毛的东西以便糊弄人,逼迫他们挖空心思地去承接各类课题而不是真正提炼自己的思想认知。事实上,要使得广大学人能够静下心对理论作系统的梳理和思索,这就需要有一个安宁的物质、社会和学术环境,斯密、穆勒、门格尔以及马歇尔等都得到了这种机遇。如斯密获得巴克勒公爵的青睐和资助,而穆勒则接替其父亲获得了稳定而报酬丰厚的工作,即使是马克思,也是先后在恩格斯以及沃尔夫的资助下才得以潜心于著述的。显然,如何发现和培养真正的科研人才,就是当前中国学术发展的真正关键。不幸的是,目前这种学术环境严重地限制了学术理论的发展,窒息了真正思想的出现,也埋没了大量的具有困惑型头脑的研究人才。

四、结语

从佛修的历程可以看出,当前中国学术尤其是经济学教研处于一种严重困境之中;同时,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创新确立一种合理的学问路径和方法,而这又与当前一系列的学术制度有关,学术制度则是教育当权者所制定的。因此,中国学术尤其是经济学的健康发展,就有赖于出现这样一批掌握学术发展命运的真正教育家:他们必须拥有广泛的知识并勤于思索,对理论发展和社会取向具有真正的认知,并且,是以高度的社会责任心而把教育视为人类伟大事业的理念人,而不是当前那一群“言必称欧美经验”、并以照搬这些经验为能事的、具有高度“投机性”的、以“搞”教育为职业的“经济人”。实际上,只要具有真正教育家的理念和学识,并尽心竭力为中国教育事业着想,那么,不管他是有能力影响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还是仅仅局限于一个学校或者一个学院,也不管其在任的时间是数十年还是几年甚至仅仅是几个月,他们的努力都必将对中国学术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打下深深的烙印,并留下值得赞誉的贡献。譬如,蔡元培基于兼蓄并包的精神而积极聘请了学术观点迥异的各类学者,终于使得北大受益迄今;而德国的威廉.洪堡尽管主持文教事业仅仅6个月,却被视为德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文教大臣,其文教政策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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