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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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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的寿命为何越来越高  

2014-07-30 08:17:14|  分类: 《经济学说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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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朱富强:《经济学说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10

思想的主流化与经济学家的寿命 - 曲阿野逸 - 朱富强的博客
 

思想的主流化与经济学家的寿命

戈森是德国莱茵人,他一生孤独、贫穷、多病,主要从事律师和地方税务官,最后依附自己姐妹生活并从事研究和著述,并离职隐居4年后写成了《论人类交换规律的发展》一书,但这部被他视为无比成就的书却没有受到重视。最终,戈森在贫困、绝望中患肺结核去世。而且,在经济学说史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在经济学科专门化和职业化之前,在经济学能够获得稳定的讲席和收入之前,很多经济学者都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其寿命也不长,如达德利.诺思、李斯特、巴斯夏、马克思、韦伯、戈森、杰文斯、凡勃伦等。而且,在古典主义时期,经济学还没有从道德哲学中独立出来,此时的学者需要广博的知识结构。为了知识的追求,很多思想家都终生不娶的,代表性的人物有斯宾诺莎、洛克、休谟、斯密及康德等,后来的埃几沃斯、庇古也没有结婚。而且,即使一部分思想家结了婚,但也往往因埋头科研而穷困潦倒,以致严重影响了学术研究,典型人物就是马克思。

马克思一家长期生活在饥饿的边缘,这导致了马克思三个子女的夭折:第4个孩子(次男)圭多(Guido)和第5个孩子(三女)弗兰西斯卡(Franziska)都只活一岁多就夭折了,第3个孩子(长子)埃德加(Edgar)则在8岁时夭折,同时,1857年还生下一个死婴。马克思(1973:126)曾写信给恩格斯说:“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病了,琳蘅患一种神经热。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也不能请,因为我没有买药的钱。八至十天以来,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同时,这种拮据的生活还造成了夫妻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写道:“我妻子每天都告诉我说,她希望她和孩子们都死掉,而实际上我不能反对她,因为我们忍受的羞辱、折磨和恐惧其实是无可名状的”(转引自麦克兰伦,2008:84)。正是由于贫困的生活带来了家庭的摩擦,马克思1858年在给他恩格斯的信中说:“对有志于社会事业的人来说,最愚蠢的事一般莫过于结婚,从而使自己受家庭和个人生活琐事的支配”;1866年在致未婚女婿拉法格的信中说:“要是我重新开始生命的历程”,“我不再结婚了。”此外,出于生活的需要,马克思被迫为报刊写文章,这些不务正业也常常令他痛苦不堪,他(1973:599-600)写道:“经常给报纸写乱七八糟的东西已经使我厌烦。这占去了我许多时间,分散注意力,而到头来一事无成。不管你怎样力求不受限制,总还是被报纸及其读者困住了手脚,特别是像我这样需要拿现金的人。纯粹的科学工作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深刻体会:为何那么多的思想大师会孑然一身?

当然,随着经济学的专业化发展,经济学家的生活变得稳定甚至报酬丰厚,现代主流经济学家的寿命也越来越长,以致流传开了长寿的经济学家之说。例如,美国著名经济思想史学家斯皮格尔在《经济思想的成长》中介绍了从配第以来到凯恩斯的120位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寿命在80岁以上者29人,占24%。另外,根据著名经济学说史学家马克.布劳格的《凯恩斯以后的100位著名经济学家》的统计,凯恩斯以后100位经济学家的平均寿命为81.36岁:其中,80岁以上者59人,占59%90岁以上者16人,占16%。而且,经济学家的寿命还变得越来越长,如斯皮格尔的《经济思想的成长》中介绍的120位经济学家中,按其去世年份,1800年之前23人,平均年龄为64岁;18001900之前63人,平均年龄为66.7岁;19001946年之前34人,平均年龄为75.45岁。尤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平均寿命非常高,如哈耶克活到了93岁,萨缪尔森活到了94岁,弗里德曼活到了94岁,丁伯根活到了91岁,舒尔茨活到了96岁,加尔布雷斯活到了98岁,哈维默活到了99岁,阿莱斯活到近100岁,而科斯活到了103岁。

经济学家在专业化前后的寿命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变化,很大程度上与生活的稳定和学术的倾向有关。(1)经济学专业化带来的教授讲席为现代经济学家提供了较为丰厚收入,经济学家可以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有闲的学术思考,从而得以摆脱生活琐事的干扰;(2)经济学专门化使得现代经济学者集中于某一狭隘领域,经济学家不再需要为获取更为广博的知识耗竭精力,也更容易出成果;(3)经济学主流化使得现代经济学者大都对社会现状持肯定性态度,经济学家省却了原先的否定性和批判性所带来的身心焦虑,从而得以处于一种闲适的研究和生活之中。其实,与英美经济学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欠发达国家以及非主流的经济学的寿命要短的多,比较典型的就是拉丰、杨小凯等人。究其原因,他们都具有焦虑性和紧张性:一方面,他们要努力模仿发达国家的主流学术,另一方面,他们还试图在现有学术基础上进行某种创新。当然,中国一些老经济学家也活得很长,如马寅初活到了100岁,薛暮桥活到了101岁,陈岱孙活到了97,张培刚活到了99,刘国光已经89岁;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们也很早地在中国社会确立了权威地位,从而缺少学术的困惑和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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