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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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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经济学的“理性”分析   

2014-02-16 09:03:59|  分类: 《经济学说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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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朱富强:《经济学说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10

如何看待经济学的“理性”分析 - 曲阿野逸 - 朱富强的博客
 

4.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马尔萨斯以人口理论而出名,是成功创立人口理论的第一人,此后人口理论成为经济学说史上的另一基本课题。当然,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之所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主要不是作为研究人口统计学的一种科学贡献,而是作为对葛德文、孔多塞和欧文等关注用社会立法手段能来改善人类社会的乐观主义的一种驳斥,并为维持生存工资理论提供了理论支持。马尔萨斯认为,无论是葛德文还是孔多塞,他们关于共产主义可以实现的理想,都建在人类理性可以完善的假设基础之上;正是由于人类理性是可以完善从而不断进步的,因此人类有能力控制人口增长,实现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的平衡。但是,马尔萨斯却强调,尽管人类的理性能力是上帝赋予的,但上帝并没有承诺给予人类充分的理性。例如,就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言,上帝赋予人们生育的能力,同时给予人们满足生存的生活资料,但他从来没有承诺二者的平衡。

为此,马尔萨斯反对葛德文和孔多塞的乐观主义,而是充满了悲观,认为没有任何希望可以通过人们的理性决策来解决社会问题;而且,他确信人口超出粮食供给是不可避免的。马尔萨斯的分析存在两个基本假定:(1)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而提供食物的土地数量有限且土地边际收益的递减;(2)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会保持现状。相应地,马尔萨斯(1960:5)也就提出两个基本命题:(1)当人口不加限制的时候,将以一种几何级数增长,因而每25年人口总数要番一番(相当于年增长率为3%);(2)甚至在最好的情况下,生存资料也不可能以快于算术级数的速度增长。正因如此,马尔萨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人口具有高收入弹性的情况下,潜在的人口增长和食品供给之间将会越来越不协调,并呈现越来越大的差距;显然,这种发展趋势最终会引发社会危机,从而人类社会就必须要避免人口的过快发展。正是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这个两难引发了马尔萨斯在理论和现实上的两大问题思考:现实问题集中在人口增长的实际约束如何,即大自然是如何推动人口与生活资料平衡的;理论问题则是我们应该采取何种措施来解决人口数量与生活资料的失衡

在现实问题上,马尔萨斯认为,对人口增长的最终限制除了有限的食品供应外,还有其他两种基本手段:(1)积极的限制,也即所谓的真实的抑制,这实质各种各样的灾难能够直接提高死亡率,如传染病、战争、饥荒、灾殃等;(2)预防的限制,它是指通过晚婚或禁欲以达到对于性生活的自觉和有意识的限制而降低人口出生率,这又包括道德抑制(如节欲、推迟结婚等)和罪恶抑制(如避孕、堕胎独身主义)两个方面。在马尔萨斯看来,罪恶和灾殃是古代社会的抑制方法,而现在社会中则是道德抑制占优;同时,他一方面把“道德约束”看成是减少人口压力的一种方法,却又特别怀疑自愿的计划生育,因为这需要理性的完善,而马尔萨斯对人类理性并不信任。马尔萨斯认为,没有多少指望这种约束是自愿的,直至晚年仍坚持“没有任何理由假设,除了获取足够的生活必需品的困难以外的任何东西,能使这么多的人不早早结婚,或阻止他们建立尽可能大的健康的家庭”(森,2002:216)。正因为对人口抑制的自愿方式持不信任的态度,因而马尔萨斯强调通过强制方式来减少人口增长率的必要性,而表现两种途径:(1)通过大自然的强制提高死亡率,(2)通过贫困等迫使人们缩小家庭规模。显然,前者就预示了人类社会所逃脱不了的如此命运:人口过剩——饥荒、瘟疫、战争——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平衡——人口过剩……;而后者则意味着贫困与人口舒缓增长之间存在因果联系,这马尔萨斯反对济贫法以及扶助穷人的主要原因。问题是:人类的发展是否真的如此悲观呢?

事实上,有关人口膨胀以及抑制的自然途径早在马尔萨斯之前很久就有很多学者加以了描述。例如,在古代中国韩非就第一次提出了人口倍增问题并把人口多看成是祸乱的根源,到明末的徐光启则进一步描述了“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这一初步的统计现象。而且,中国的历史经验也表明,人口的增长与社会的动荡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关联,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周期性的人口波动中达到的高峰:第一次是汉至魏晋时期,人口在3000-5000万之间;第二次是南北朝至五代,人口保持在1600-5000万之间;第三次是宋朝到明朝,人口在5000-6300万之间。一般地,当人口激增时就通过屯垦开荒等方式以保持人口增长与耕地增长的吻合,除个别时期外,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从未降到10亩以下;但是,到了康乾盛世期间,人口再度爆增到1.43亿,直接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洪亮吉1746-1804系统地阐述了人口增长问题,并断言生物界相杀的现象“不过恃强弱之势,寡众之形”;正是基于康乾时期人口快速增长的现状,洪亮吉发现房屋和土地的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户口的增长速度,并提出了天地调剂法(即水旱疾役)和君相调剂法。同样,曾任胡林翼、曾国藩等人幕僚的汪士铎则把太平天国运动的原因归之于“人多之患”,并主张用残暴的手段减少人口,包括:1用溺女的办法减少女人,穷人不许生女,富人只能生一女,对妇女征丁赋,“家有两女者倍其赋”,以使得“天下之贫者、以力相尚者、不才者”都不能娶妻而使人口减少;(2)“生子而形体不端正,相貌不清秀,眉目不佳”以及生子超过二人的也要溺毙;(3)鼓励做僧尼,禁止有子的鳏夫、寡妇再婚以减少婚配;(4)大量采取死刑,“复族诛之法,推广连坐之条”等。显然,这些人口认识以及相应的措施与马尔萨斯几无二异。当然,尽管洪亮吉比马尔萨斯出生更早,却常常被人们称为“中国的马尔萨斯”;而且,赫胥黎只是在他几十年以后才在《天演论》中提出“优胜劣汰,弱肉强食”。

即使在西方社会,也有很多学者对人口问题的过快增长做了描述,并根据不同时期的特定以及个人的社会观而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措施。例如,孟德维尔就提出了用罪恶来限制人口增长的思想,他把外科医生和吸毒者都包括在对人口增长的抑制措施之中;同样,坎铁隆也提出,如果缺少生活资料的限制,人就会像仓中的老鼠一样倍增。尤其是,早在马尔萨斯之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孔多塞就已经关注人口问题。孔多塞认为,人口的增长特别是“人口数量的增长超过他们的生存手段”就会导致“或是幸福和人口的持续下降的一种真正的退化运动,或者至少是在好与坏之间的某种徘徊”;但同时,孔多塞预见到自愿的生育率减低,并且预言基于“理性的进步”将会出现较小家庭规模的新范式。并且,孔多塞还展望了一个时代的到来:人们“将认识到,如果他们对未出生者承担一种责任,这个责任并不是给他们以存在,而是给他们以幸福”;这种类型的理性思维主要是通过教育,特别是妇女教育来促使人们的自愿选择这么做。事实上,现代统计资料就表明,决定出生率下降的第一位因素是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汪丁丁,2008:34)。显然,马尔萨斯的理论是建立在对前人思想的极端批判之上,从而更容易吸引眼球而最终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而且,马尔萨斯的思想也很少超过150年以前威廉.配第的内容,配第在《人类与政治算术》一书中描述了17世纪中期人类的繁殖问题,但由于当时美洲几乎还未开发,因此,配第推测世界大约要经历2000年才能住满居民。

马尔萨斯的人口人之所以引起关注。就在于它与时代凸显的问题相吻合。到了马尔萨斯时代,有了人口增长的大量资料,并且,英国180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人口增长比想象的还要快;因此,马尔萨斯提出的观点就为当时统治者所接受:广大人们群众想提高生活水平是不可能的,任何提高生活水平的措施都将生出更多的人口,从而又会继续以前的贫困生活。然而,马尔萨斯在论证其理论时所使用的数据显然是很不严谨的,在从而存在严重的夸大其词:(1)他关于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规律是根据当时美国的数字,而当时美国人口增长主要是外来移民激增而不是自然繁殖;(2)他关于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的理论基础是西欧诸国日益显现出来的土地收益递减规律,因为西欧的土地已经基本被开发而呈现出日益的有限和稀缺性。正因为马尔萨斯一方面利用了美国的人口数据,另一方面却利用欧洲的土地数据,从而在数据上就存在严重的张冠李戴现象。同时,即使马尔萨斯所提出的两个比例有一定的创见,其理论也存在很大的草率性和脆弱性:(1)在马尔萨斯时代的农业统计资料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其食物供应的算术级数的证据比人口的几何级数还要薄弱;(2)他也没有预期19世纪的技术变得使得农业生产获得了巨大扩张,也没有预见到生育控制的普及。事实上,如果按照马尔萨斯3%的年增长率,世界人口在2020年将达到110亿;而且,目前世界人口远高于工业革命时期,但生活标准却并没有下降。因此,布劳格(2009:48)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当时“之所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更多的不是作为研究人口统计学的一种科学贡献,而是多为对葛德文、孔多塞和欧文关注社会立法手段改善人类社会的乐观主义的一种驳斥。”

延伸阅读与思考:

经济分析的理性和非理性

熊彼特(1992:159)说,“从《人口论》问世之日起,直到今天,马尔萨斯很幸运地——因为这是一种幸福——是同样不合理的、彼此矛盾的评价的主题。有人说他是人类的恩人。又有人说他是恶魔。有人说他的深刻的思想家。又有人说他是笨伯。”马尔萨斯自己也辩解说,人们将我看成是人类的敌人,其实,我不过是人类非理性行为的敌人。那么,我们究竟如何看待马尔萨斯的理性分析呢?

一方面,马尔萨斯将社会进步方面的每一种努力都看成是将导致人类数量不可抑制趋势的灾难,由国家补贴或私人慈善行为直接救济贫困将清除人口增长的主要障碍;因此,他对穷人抱有一种极端冷漠、残酷甚至有些变态的态度,认为改进人类境况的那些措施包括对穷人的救济其实无济于事。正因如此,马尔萨斯的人口学说一直成为社会改革者和文人的批判之薮,甚至马尔萨斯本人也被视为有反社会和反人类的嫌疑。例如,卡莱尔在一次演讲中对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抨击——“这种社会科学——不是一门快乐的科学,而是令人懊恼的——它在‘供给和需求’中发现宇宙的奥秘,将人类的统治者的职责降低为让人们自行其是,真是再好不过了。我要说,这门科学不是像我们听说过的某些科学那样是令人愉快的科学,不,不是。它是阴郁、孤独而且的的确确是相当悲哀痛苦的科学”(转引自斯考森,2009:80)。雪莱则批判马尔萨斯抑制人口的措施违背人类的道德良知,斥责反对济贫法的马尔萨斯是富人的传道士。

另一方面,基于所谓的理性分析,现代主流经济学家往往极力为马尔萨斯辩护,并提出类似于马尔萨斯的政策。例如,斯蒂格勒(2006:前言)就强调,经济学家工作的科学性要求他们只能“按照经济学的逻辑得出无情的结论”,因此他们总是“一如既往地对各种善意的政策毫不留情地提出批评”,就算提供了坏的消息、做出悲观的预期或者对政策做出尖锐的批判。而马尔萨斯之反对济贫法,所应用的不过是经济学的逻辑,即使他的主张违背了穷人的利益,却符合社会进步的原则,因而应该得到支持。显然,也正是基于这一逻辑,中国经济学家开出了一些非常不人道乃至荒谬的政策建议,例如,高房价、高水费、高学费有助于维护穷人利益,是防止富人搭穷人便车的一种机制;解决适用房不应该有卫生设施,这一措施可以防止腐败;等等。而面对社会大众的质疑和反对,这些经济学者往往宣称,我是理性思考者,我的政策建议都是建立在理性分析基础之上,而那些反对者是非理性的,甚至是真正的反社会者。那么,我们究竟如何理解这些经济学家所宣扬的理性分析?他们的政策建议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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