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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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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学人为何缺乏历史阶段观  

2014-01-13 12:05:29|  分类: 《经济学说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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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朱富强:《经济学说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10

现代经济学人为何缺乏历史阶段观 - 曲阿野逸 - 朱富强的博客
 

斯密的历史阶段理论

斯密将人类社会和划分为四个阶段:狩猎、游牧、农业和商业。这四个阶段与一定的社会必需品联系在一起,而必需品的提升又与财产权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因而通过考察一个社会生产和分配经济的必需品方式可以进一步理解各阶段社会制度和政体。

首先,狩猎阶段是“最低级最粗野的”的社会状态,此时“几乎谈不到有什么财产,即使有,也不过是值两三日劳动价值的财产罢了。那种社会,当然也用不着何等固定的审判官,或者何等经常的司法行政机构”(斯密,1974:272)。也就是说,在这种社会中,贫困和生存的不确定产生了原始的平等,这就使得制度化的特权和权力行使没有存在的必要,“在这种状态狭隘,当然即没有君主,也没有国家”(斯密,1974:254)。

其次,游牧阶段是一个“较为进步”的社会状态,此时“整个部落或整个民族,每年因季节不同,或因其他偶发的事故,时时迁移”,而且,“只要他们的进行不受阻碍,他们能够由牧草吃尽了的甲领域,迁到牧草完全没有损耗的乙领域”(斯密,1974:255)。也就是说,此时的生产建立在驯养动物的基础上,并由此出现了一种可以积累的财富形式——家畜;同时,对家畜的合伙拥有形成了最早的财产关系形式,出现了对特权和权力制度化保护的必要;尤其是,开始出现了财产的不平等以及制度化权力机构,斯密(1974:253)写道:“富者随时都有不可测知的敌人在包围他,他纵使没有激怒敌人,他却无法满足敌人的欲望。他想避免敌人的侵害,只有依赖强有力的司法官的保护,司法官是可以不断惩治一切非法行为的。因此,大宗价值财产的获得,必然要求民政政府的建立”。

再次,农业阶段是全社会定居在一个区域而农业成为最重要经济行为的社会状态,此时在既无国外贸易又无精品制造业的农村,一个大地主对维持耕作者所剩余的大部分土地生产物既然无物可以交换,从而就将它花费于乡村式的款客,所以,他周围常有成群的婢仆和门客,他们依赖他的给养而无任何等价物作为回报,从而就会服从他。这样,土地就成为此阶段依据特权和权力区分阶级的最重要的依据,大宗地产所有权成为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利的源泉,而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自由。

最后,商业阶段是经济源自贸易而独立于农业的社会状态,此时财富逐渐脱离土地而依赖于人工制造,资本所有权成为划分社会阶级的依据。相应地,更为宽泛的财产权利得到发展,生产者不仅渴望自己而不是庄园主创造的财富,同时也享有比以往社会更多的自由。

显然,斯密的这四个阶段体现了人类文明史的演进,并社会分工与经济增长的历史过程联系在一起。其中,前两个阶段是前封建主义的狩猎和游牧时期,田园文化时期,这个阶段没有独享的财产权,而全体成员都立足于相对平等的基础上,也绝少需要正式的国内政府结构,而社会主要处于长者和智者的领导之下;后面是农业阶段和商业阶段,此时田园文化趋向于被社会共同体所取代,从而出现了专业化分工,人口也得到增长,私有财产得到正式确立和维护,从而财产的不平等开始出现。斯密认为,文明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私有财产和财富积累的结果,因为财富等级导致权力等级,导致常备军、权力的世袭制度、法院等。事实上,不但政府和法治的建立实际上都是保护富者来反对贫者,保护有产者反对无产者,而且在这种制度下,穷人也只有通过向富人效忠以获得庇护,这产生了西欧的庄园制。此外,斯密认为,如同自有利益是从游牧文化转向农业社会的原因一样,它也是具有作为贸易中心的城市增长的商业社会发展的原因,因为繁荣的贸易使得城市获得了财政上的独立,从而导致了城市自治和法律规则的最终确立,并反过来又促进了商业的扩大。

延伸阅读与思考:

经济学者对历史阶段的划分

早期学者往往热衷于对人类历史进行划分。例如,我们对斯密、马克思的历史阶段划分耳能熟详外,更早的经济学家坎铁隆也勾勒了原始人类向村落、城镇及中心城市逐步转移的过程,其后的德国历史学派学者更是人人都倾向于作历史阶段的划分,美国制度学派的理论也是建立在对历史阶段判断的基础之上。即使进入现代经济学时期后,一些受传统影响的经济学家也拥有划分历史阶段的兴趣,如熊彼特的理论就是建立在其社会发展观基础之上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罗斯托将各国经济增长过程概括为6个阶段: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条件的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道格拉斯.诺斯则将解释了西方世界的两次经济革命:第一次是肇始于公元前第8个千年的农业发展,第二次是肇始于文艺复兴的科学知识在解决经济和人口问题中的应用。

此外,更具历史感的社会学家大都也热衷于社会阶段的划分,如斯宾塞的从尚武社会到工业社会,涂尔干的从机械团结和到机团结,梅因的从身份到契约,滕尼斯的从共同体到社会;更详者,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则将文化看作历经青春、生长、成熟、衰败等过程的一个具有生命周期的有机体。同样,笔者(朱富强,2004)基于物化劳动的主要凝结形态以及主要生产要素的轮替之角度,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划分为劳力社会(主要相应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地力社会(主要相应于西方的封建领主社会和东方的传统亚细亚社会)、资力社会(主要相应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工业社会)、智力社会(即所谓的知识时代或信息时代)以及协力社会(或称序力社会)这几个阶段。

早期学者包括经济学家之所以热衷于对历史发展阶段进行划分,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大都出身于社会科学领域,从而往往拥有渊博的历史知识;正是基于这种强烈的历史感,他们的理论也主要来自对历史过程的总结并试图要要解释历史的发展过程,从而倾向于将人类社会视为一种动态的多维结构。相反,随着现代经济学从其他社会科学中分离出来并走专门化和职业化道路,经济学家队伍就日渐被数理出身者充斥了,以致经济学家的社会科学素养和知识结构越来越狭隘;相应地,他们的理论只是从理性模型中来并着重形式逻辑的解释,从而倾向于将人类社会视为一种静态的平面结构,从而也就根本上缺乏对历史阶段划分的兴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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