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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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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究现代经济学思维  

2013-10-29 11:05:30|  分类: 《经济学说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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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朱富强:《经济学说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

现代经济学思维如何形成 - 曲阿野逸 - 朱富强的博客
 

古希腊的理性演化和现代经济学的思维特质

整个古希腊思想的中心人物是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年),他介于智者和柏拉图之间,人们常常把希腊哲学分为前苏格拉底时期和后苏格拉底时期,以后的学者在很大程度上都可看成是苏格拉底的继承者。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希腊哲学主要是自然哲学,是对自然世界的关注,因而社会经济思想并不丰富。但是,由于这种自然哲学奠定了西方思维的基本路径,因而自然哲学流派的思想对后来的经济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公元前570-490年)在“数”或“数学”中寻找永恒的实在,认为万物按数的比例相互调适,彼此补充以达致和谐,这影响了柏拉图国家分工的理念,其对数字的偏好后来成为亚里士多德所发展的公平交换理论的“数学”方法的基础。再如,赫拉克里特(Heraclitus,约公元前530-470年)关于宇宙和社会组织充满斗争和冲突的观念,成了19世纪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中有关竞争性斗争保证适者生存理念的思想先驱,也是霍布斯野蛮丛林的先驱。此外,苏格拉底同时代的德谟克立特(Democritus,约公元前460-370年)的著作中则隐含了效用的相对性和效用递减的思想,他关于赞成私有财产的观点鼓舞了亚里士多德,甚至是伊壁鸠鲁的灵感源泉。

从根本上说,西方社会的理性主义就源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流派,从而带有强烈的自然主义特质。实际上,西方原初的求知动机是出于好奇心而对自然展开探索,例如,爱奥尼亚学派的泰勒斯(Thales,公元前624-546年)和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公元前610-546年)、爱利亚学派的塞诺芬尼(Xenophánes,约公元前570-480年)和巴门尼德(Parmenides,约公元前515-5世纪中叶以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毕达哥拉斯和希帕索斯(Hippasus,约公元前500)以及以弗所学派的赫拉克利特和原子论派的德谟克立特等。而且,尽管在此之前的荷马神话中把历史看成是神的意志的产物,但荷马的诸神不制定历史发展的普遍法则。正是基于对自然规律的研究,自然哲学派把世界看成是一座以物质性的东西为建筑材料的巨型大厦,从而奠定了古希腊人最初的科学和理性。同时,随着希腊城邦生活的稳定和城邦制度的健全,自然哲学流派的思想被逐渐地运用于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上。譬如,当时的智者学派就从一个整全的宇宙秩序中划分出一个人类自身活动创造的社会秩序的领域,并根据自然哲学的思维又在人类社会中划出一个高于人为法的自然法的领域,认为自然法是本源而人为法是派生的,自然法具有普遍必然的有效性而高于人为的法律。

1.多元而批判的理性主义思潮

尽管早期的古希腊哲学家强调,人能够发现有关自然科学的知识;但是,他们并不认为人的理性是全能的,特别是,道德和政治问题更加难以像宇宙问题那样进行鉴别。因此,古希腊哲学家往往专注于研究知识的性质、推理的方法(论理学)和推理的工具(演说术)。在这种情况下,古希腊哲学家用推理方法潜心检验一切的事物,并形成了自由研究和自由讨论的学术精神,思想的竞争和交流得到推崇,从而形成了波普尔所称的“批判理性主义”,伯里将公元前五世纪的后半期称为启蒙时代。

一方面,就自然哲学流派而言。在古希腊时期,就存在着爱奥尼亚学派、埃利亚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以及赫拉克利特学派等多种流派的竞争;在争论中它们也相互吸收。譬如,塞诺芬尼就将爱奥尼亚传统带入了埃利亚学派之中。而且,除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强调尊重权威和长者以外,其他学派内部也存在不同的争论,即使对其宗师的学说也要进行变更、修正,以及提出新观点和直率的批判。譬如,泰勒斯就他的学说宣称,“这就是我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是我相信那是何物的方式,而你们要试图改进我的教义”,而他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则在自己的导师泰勒斯活着的时候就公然开始对他的思想展开了批判。[1]

另一方面,就智者学派而言。他们主要是以在各地讲学为生,为了吸引听众当然也就会相互辩论,正因如此,这些智者不但发展了“辩论术”的知识,而且还进一步发展出了以人自身存在为基础的思辩传统。譬如,赫拉克里特就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他的学生克拉底鲁(Kratylos)则进一步认为“人连一次也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而且,由于后来智者学派的兴起,整个古希腊开始掀起了求知的欲望,承认知识的相对性和自身的不足也成为当时的基本风气。譬如,第一位把自己称为“智者派”的思想家——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进一步以“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名句表达了认知的相对性,它把人在自然中的存在提高到从来没有的高度,从而强调了认知的主体性意识

同时,作为古希腊思想的中心人物,苏格拉底在教授时往往采取讨论的形式,并且一般都不会形成某种定言的结论,而只是说明某种固定的意见是不可靠的而真理是很难决定的;为此,他还把“认识你自己”规定为哲学家的基本使命,并一再强调自己的“无知”,认为“承认无知乃是智慧之源”。实际上,苏格拉底的知识大多是在大街上、市场里以及运动场里通过与不同情况的人谈话和讨论中获得的,特别是通过反驳智者学派的论点而逐渐成熟的;而且,不同于智者学派强调只有相互对立的意见而没有真理的观点,苏格拉底强调,诚然思想有差异,但学者的任务就是要在对立的意见中找到一致的地方,从而形成大家所依据的共同基础和所同意的共同原则。

正是基于这种宽松和思辩的学术氛围,尽管色诺芬和柏拉图虽同学于苏格拉底,并逐渐演绎出了普遍的思维体系,但他们的观点却大相异趣。在许多学者的眼里,色诺芬继承了苏格拉底的反思传统,而柏拉图的思想则进一步强化了苏格拉底的演绎思维,开创了一种新的先验的“宗教”(理想国)。同样,亚里士多德学于柏拉图,并且是柏拉图最得意的门生,但两人的观点又存在很大的不同。实际上,苏格拉底、色诺芬、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因如此,海德格尔主张回到希腊去,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把自己研究的主要精力转向了希腊最早的思想家们,以期重新找到存在的非形而上学的、本真的思想的轮廓。事实上,正是在前苏格拉底思想家身上,海德格尔首先发现了一种把存在作为生长的而非形而上学的经验,这也就是演化理性主义的传统。

2.一元化和建构的理性主义

其实,自古希腊自然哲学流派开始,西方社会就萌生了强烈的归一论思维,它在强调世界由物质构成的同时又强调社会的变动性。例如,赫拉克利特就把世界设想为一切事件或变化或事实的总和,一切物质实体无论是固体、液体还是气体,与其说是物体,不如说是过程,它们都是火的变形,而火本身则依据一个明确的法则而发展。显然,这些思想都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认为自然世界存在一定的发展规律,从而出现了自然主义发展观的萌芽。

基于自然主义的基本特质,源于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一般来说都包含这样四个核心原则:(1)人们只接受经过彻底地、批判地考察的证据和正当的推理之上的真理,反对信仰、偏见、习惯和任何被认为是非理性的信念的根源;(2)现实是可知的,因为它具有一种理性的因而从理智上可理解的结构;(3)作为第一个原则的扩充,强调自我认识的重要性;(4)强调人类在选择手段和目的方面合理地指导自身行为的能力。因此,正是由于古希腊思想首先起源于自然界,试图依据自然秩序来构建社会秩序,从而古希腊人一开始就把大部分政治精力放在法律的建立和施行上。例如,梭伦、伯里克利等都是伟大的立法者,即使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看来,具有道德和理智的哲学王的领导若要完善也必须体现于法律的理念。

同时,随着智者们对人类理性的强调,人们逐渐不再把法律看成是恒定不变的,相反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法律完全是一种人为创造的东西,不但为权宜和便利而制定,而且可以根据人的意志而更改。特别是,一旦立法之权或者司法之权为某一利益集团控制,那么,就没有其他手段来阻止这些掌权者借以打击其对手而维护自身的权力。在这种情形下古希腊智者卡里克利斯(Callicles)等开始把“强者之权利”视为与“约定”法相对应的“自然”法的基本原理,认为,动物生活和人类生活的本质是建立在强者对弱者持有先天优势的基础之上的,而人之法例规定则是由弱者和多数人制定的;显然,弱者总是占多数,因而法律总是试图使人平等。再如,斯拉雪麦格(Thrasymachus)就极力鼓吹“强权即公理”,他强调,法律乃是握权在手的人们和群体为了增进他们自身的利益而制定的;不过,这种强权显然已经不再是多数的弱者,而是少数的帝王及其他统治者。这种强调人之理性的做法后来被柏拉图发挥到了极至,以致在柏拉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这种批判的理性主义逐渐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具有越来越强烈的先验色彩的绝对理性。

事实上,柏拉图在承袭赫拉克利特有关“宇宙是世界过程中各种事件的预定秩序”的历史主义思想之基础上,始作俑地把理性意识分化出来而使之成为人类的一种独立的精神功能,并且取得了至上的地位。柏拉图认为,在人类理性力量的支持下,人的道德意志可以违背历史命运的衰败法则,特别是立法者努力以其推理能力和道德意志结束政治腐败时期而重新回归黄金时代。而且,在柏拉图看来,形式或本质或始基是离开感性事物而先天存在的;正是在这种先验理性的支配下,柏拉图试图详尽地阐明了隐藏在人们感知的杂乱无章和混乱不堪的日常世界背后的一种完美的、合理的和明晰的秩序,在这个秩序下,社会没有邪恶,因为它不衰败,也不变化,这就是他的理想国。显然,柏拉图设想的最优化国家是一种刚性、静态和理想的形态,他反对任何对这种理想国的偏离,从而形成了为波普尔所着重批判的封闭社会。熊彼特(1991:89-90)就指出,柏拉图的目的完全不是分析,而是一种理想城邦的超经验的想象,是一种作为艺术创造的城邦

可见,自古希腊起,西方社会就开始出现了两种理性主义传统,一种是批判性的,一种是肯定性的;其中,批判性理性传统后来逐渐转化为演化理性主义,而从肯定性理性传统中则衍生出了建构理性主义。当然,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思维根本上认为,自然和社会是可以被人的理性所认知的;因此,肯定性的理性主义日后为西方社会的思维奠定了基本特质,并逐渐偏离了苏格拉底的批判性传统。特别是,尽管柏拉图倡导人治,但这种人治也是以人的高度理性为基础的,是高度的建构理性主义的直接应用;因此,后来柏拉图开创的建构理性主义传统得到了不断充实和发展。事实上,柏拉图最得意的弟子亚里士多德认为形式或本质存在于事物之中,这与柏拉图认为它们限于或外在于事物的观点不同。但是,亚里士多德依然强调,一切运动或变化都意味着内在于事物本质中的潜能的实现,包含事物的一切潜能的本质就是某种类似于事物的变化或运动的内在源泉的东西,这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讲的“形式因”或“目的因”,这与柏拉图的“本性”或“灵魂”是同一的。

在随后的两千多年间,古希腊的建构性理性思维一直在向基督教教义和西方社会进行渗透。这包括这样几个阶段:(14世纪奥古斯丁借助于希腊形而上学概念而把原始基督教义发展为一个完整的阐释体系;(212世纪的经院科学革命重新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挖掘出了理性思维;(313世纪中叶阿奎那将圣经、神父的教义和亚里士多德的注疏组合起来而使得亚里士多德的理性思想与基督教的信仰相一致;(4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使得西方社会重新复活了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传统,不仅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与教会思想相分离,并且使得源于古希腊的建构理性全面支配了西方的哲学和世界观。因此,西方哲学思维的源头就是形而上学的,理性不仅支配了西方人的生活,而且还为个人主义夯实了基础。当然,神学的“天启”和哲学的“理性”之间还是存在矛盾和冲突,那么如何化解呢?西方社会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世界知识中只有属于经验性的那部分可以凭借理性加以认识,而另一部分属于先验性的东西只能依赖上帝的启示,这就是西方社会的二分法认知观。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存在这种二元观,产生理论思维和政策主张间的紧张:一方面,它的思维和学说具有强烈的建构理性主义特质,这种建构理性特质根源于西方社会的自然主义思维;另一方面,它的实践和政策却崇尚基于无形的手的市场机制,这种无形的手原理根本上诉诸于上帝。



[1] 如泰勒斯把水视为万物的原始要素,但阿那克西曼德却认为,万物的本质或要素不是水而是无限,因为水本身还必须加以解释,他把无限视为一种无穷无尽充满与空间的活泼的质料。显然,他的思想比泰勒斯前进了一大步,而阿那克西曼德的学生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进一步把这种无限归结为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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