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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日志

 
 

中国街头为何需要那么多交警?  

2013-09-17 08:38:44|  分类: 《博弈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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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的主要内容见 朱富强的《博弈论》,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年版。

中国街头为何需要那么多交警? - 曲阿野逸 - 朱富强的博客
 

共同知识与中国街头的交警

有个古董商发现有个老农用来喂猫的破碟是一件珍贵的古董,以为老农不识货而想搞到手,于是,就装作十分喜欢猫的样子要买那只猫。这位农民就以价格低为由不肯卖,为此,这位古董商便将猫的价钱一涨再涨,最后终于以高价成交。而后,古董商又装作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这个破碟子猫已经用惯了,你也送给我算了,拿回去也没用了。”不过,这位农民笑着说:“那可不行,我全凭着这个碟子卖猫呢,不然你会买我的猫吗?”那么,为何古董商投机取巧的计谋没有得逞呢?其缘由就在于,“喂猫的破碟是一件珍贵的古董”这一信息只是一个古董商和老农都知道的知识,却不是一种“共同知识”。即古董商并不知道老农也知道这一信息,更不知道老农知道他拥有这一信息,因而就落入了老农抛去的诱饵之中。

显然,这个例子清楚地揭示了“每个人都具有的知识”和“共同知识”之间的差异,两者在博弈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共同知识在可理性化策略选择中具有核心作用,每个人“都具有的知识”不能成为预测其他人行为的信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看一则笑话:父子俩在林荫道上散步,突然,前面跑出一只大黑狗对着他们狂吠。儿子害怕极了,躲在爸爸身后。爸爸说:别怕,孩子。你知道吠狗不咬人这条谚语吗?儿子用颤抖的声音回答说,我知道,爸爸。可是那条狗知道这条谚语吗?这里,尽管儿子混淆了“人”与“狗”的差异,从而发生了“以己度狗”的谬误,但他却认识到了“共同知识”与“都具有的知识”之间的差异。

一般地,信息结构不同,将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博弈结局。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某些共同知识的缺乏,现实生活中就会出现很多悖象。例如,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许多领导人的腐败无能以及一些教授、博导的不学无术,但绝大多数人同时又会对这些人表达羡慕和赞美之词;结果,那些无能的官员获得迅速升迁,那些不学无术的学人的职称也提升比谁都快,获得的津贴比谁都高,承接的课题比谁都多。为什么呢?关键就在于,目前社会缺乏一个进行合理评价的基本社会规则,从而评价者往往无所依凭;于是,社会影响力就不断渗透,从而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同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属于共同知识的社会道德的缺失,社会大众往往对相识的人保持较高的道德水平,而对那些陌生人则采取非常冷漠乃至非道德的行为。这些都表明将都具有的知识转化成共同知识的重要性。共同知识实际上也就是系统知识,共同知识的创造体现为公共信息和公共规则的建设。

由此我们也可以思考中国街头的警察现象:在中国城市的大街上尤其是繁华地段,我们往往会看到顶着酷日和冒着大雨的交警,不仅有交警,而且还有大量的交通协管。例如,2009年广州市的交通协管员达2900多名,交通协管员的人数与交警的比例将接近112012年北京市交通协管员已有7191人,超过本市交警数量,成为非常重要的一支辅警力量。据北京市相关部门此前通报,北京市有交警7000人,存在警力不足的巨大压力。那么,我们城市需要这么多交警和交通协管吗?这就涉及到交通规则的实际作用效果,涉及到人们对交通规则的遵守问题

现代意义上的交通警察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伦敦,而引进到中国已经是20世纪20年代之后了。但是,自从西方发明交通信号灯并完善了交通规则之后,西方各国交警所承担的角色就逐渐为这些机械取代了,以致西方社会街头的交警现在非常少见。与此同时,中国的交警数量却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为什么呢?事实上,欧洲国家的一些中心城市以及东京、香港等的车流、人流量都比中国绝大多数城市要大,马路则更窄人家;但是,它们的交通秩序却非常好,而且往往没有交警的情况下,更不要说是协管员了。

不用说,大多数人都知道红灯停止和绿灯通行的基本交通规则,甚至大家也愿意遵守这个规则,不过,人们往往又不能确信其他人是否也会像自己一样遵守交通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遇到绿灯行,我们过马路时还是要格外小心,要左右看看以防被突然冲过来的车撞到。然而,一旦马路中间站了一个交警,我们就可以大致确信对方是不敢违反规则的,从而也就更可以放胆过马路了。同样,我们也知道遇到警车、救护车和消防车时,即使处于绿灯行的其他车辆也应该让道;但是,人们往往并不能确信他人车辆是否一定会让道,从而导致警车、救护车和消防车还是无法高效通行。这时候如果马路中间有个交警通过手势的方式拦停其他车辆,就可以有效保障警车、救护车和消防车的有限通行了。

上面的分析表明,每个人都知道并愿意遵守交通规则只是大家都具有的知识,却不是能够引起大家预期的共同知识,而交警的存在使得上述大家都具有的知识变成了共同知识,从而也就有助于协调大家的行动。例如,在2005年之前,广州街头的交警比较少,因而在大多数街头可充斥了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路人,以致广州的交通之乱在全国也比较有名。相反,上海街头的交警比较多,不仅在每一个路口都有协管员,而且还有大量的巡警在流动巡视,因而上海街头就比较有秩序。后来,广州开始整治交通问题,也在市中心主要路口安置了交警和协管员,相应地,以往乱冲红灯、乱过马路、行人不走斑马线等不良现象也就明显减少了。这意味着,如果基本交通规则已经成为指导国人行为的基本原则,那么,目前街头那些维持秩序的交警和协管就是多余的。

将“每个人都具有的知识”转化为“共同知识”、从而协调人们行为和降低社会成本的例子在人类社会中非常普遍,也非常重要。例如,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不会行窃,并不会必然出现夜不闭户的现象,因为每个人并不知道其他人是否会行窃;但显然,在20世纪7080年代,社会秩序要好得多,至少很多农村是日不锁门的。同样,在现代社会中,使用核武器尤其是首先使用核武器将会在政治上置于不利地位,因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倾向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是,这却并不能促使全球各国销毁核武器,也不能促使美国放弃NMD计划。究其原因,各国都无法确信其他核国家是否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从而通过拥有核武器来强化威慑力。这反映出,我们的社会还缺乏基本的互信,人类社会的伦理关系还存在严重的缺失;显然,要将这一都具有的知识转化为共同知识,就需要引入更强有力的国际监督和惩罚措施,尤其是主要核大国必须有更强的自律性,能够起到自我表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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