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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日志

 
 

收入分配是当前的核心议题  

2013-03-13 08:56:48|  分类: 分配制度与收入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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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是中国经济学的核心议题

近20年来,伴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拓展,出现了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不仅与“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改革根本目标相悖,而且也激起了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因此,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就成为当下改革攻坚的重点。问题是,如何为这种改革提供理论支持呢?

一、注重收入分配的学术思潮及其启示

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化现象不仅出现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而是世界各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普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情形类似于古典主义后期的西欧。事实上,尽管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政策在斯密以后的一个世纪内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英国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与此同时,自由放任政策也导致社会财富的分配越来越不公平,大多数英国人的生活反而日趋贫困,以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当时的汤普逊就写道:“目前的财富分配状况倾向于牺牲广大生产者的利益使少数人致富,使穷人陷入更绝望的贫困深渊,使中等阶级沦落进穷人的队伍,以便让少数人不仅能够把真正的国家(它不过是个人的集合体)资本有害地大量积聚在自己手里,而且能够由于这种积聚而支配社会每年的劳动产品。看到大多数人都日趋贫困,而少数人却日益穷奢极欲、愈来愈富,谁能不深感忧虑呢?”[3]现代主流经济学强调,这一社会经济现象是市场机制运行的自然结果,从而也就是合理的。但是,正如汤普逊指出的,“难道我们现在还不该问一问,是不是根据自然和社会的法则,我们注定要忍受这类现存的和可以预见的弊病,而假如我们企图冒昧地消除这些弊病,就会有遭受更大痛苦的危险呢?所以,目前一切道德的和政治的智慧都应该主要致力于解决这一症结问题,即获得幸福的物质资料的公平分配。”[4]

因此,如何将社会正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一直是经济学大家所思考的核心问题。事实上,汤普逊、格雷、勃雷、霍吉斯金、劳德代尔、西斯蒙第、穆勒以及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学者等转而关注社会贫困和收入两极化问题,并由此倡导基于收入再分配的社会制度变革和市场机制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早期古典经济学家们艰苦卓越的探索,才逐渐奠定了西方社会如今这种相对成熟而稳定的社会制度。进入20世纪后,凡勃伦、康芒斯、加尔布雷斯等开创的老制度经济学借鉴了古典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和权力分析方法,将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分析放在主要位置,从而剖析了现代资本主义中的二元体系,揭示了收入不平等的权力渊源,提出通过引入抗衡力量来完善市场机制。同时,霍布森、霍布豪斯、马歇尔等人又进一步发展了19世纪中叶兴起的改良自由主义,努力将古典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的尊重和社会主义对社会正义的关注结合起来;受此影响,随后的经济学沿着穆勒和马歇尔开辟的道路,还发展出了从庇古到勒纳的福利经济学,致力于比较收入分配变化的福利应用。此外,在米契尔等老制度主义者的影响和启示下,凯恩斯创立了引入政府干预的宏观经济学;而琼.罗宾逊、斯拉法、卡尔多、多布、卡莱茨基等则将凯恩斯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结合起来,强调对收入分配不均状况的政府干预和调节。

在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上,目前经济学界就存在这样四大思潮。一是承袭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思潮,包括A.G.Frank、I.Wallerstein、E.Mandel、G.A.Cohen、J.E.Romer、R.Ware、R.Heilbroner、S.Bowles、R.Edwards以及都留重人等;二是承袭早期古典经济学以及康芒斯、加尔布雷斯传统的旧制度经济学思潮,包括C.E.Ayers、K.E.Boulding、B.Ward、 R.L.Heilbroner、D.Fusfeld、M.Tool、D.Dowd、R.Stanfield、W.Dugger、D.Fusfeld、W.J.Samuels、G.Myrdal、G.M.Hodgson、D.Bromley、R.Dahl、C.E.Lindblom、A.Schmid、A.O.Hirschman以及繁人都重等;三是承袭李嘉图、凯恩斯传统的剑桥凯恩斯经济学思潮,这包括A.Eichner、G.L.Shackle、S. Weintraub 、H.Minsky、S.C.Dow、J.Keregel、P.Arisesis以及张夏准等;四是遵循穆勒、马歇尔传统的旧福利经济学思潮,包括Scitovszky、Little、A.Bergson、Kemp、Nielson、Lerner、A.Sen以及黄有光等。这四大思潮都关注社会阶层的分化、社会财富的分配、应得权利的保障、弱势群体的福利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和公共政策,它不仅致力于对现实世界的剖析和批判,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制度的改造和完善,而且致力于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和反思,从而促进了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成熟。例如,伊格尔顿就写道:“马克思总以阴郁的眼光看待人类大部分的历史,是因为历史不过是一种压迫和剥削替代另一种压迫和剥削。西奥多.阿多诺曾经说,悲观的思想家对人类解放作出的贡献比那些盲目乐观的思想家要大。这是因为他们见证了那些等待我们救赎的社会不公,而如果没有他们,这些不公早已被我们遗忘。他们向我们展示显示的残酷,并以此激励我们着手改变。”[5]

那么,中国当前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是如何产生的?又如何通过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来寻求治本的途径?这些都是当代国内经济学人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很大程度上,当前中国社会的收入分配差距之所以出现急速扩大的现象,有其一系列的历史根源。例如,改革初期国有企业的不断亏损,使得国有资产被廉价地出售;同时,改革早期财产法、买卖法以及市场机制等的不健全,又使得少数人占有了大量的公共资源;接着,这些人以早期占有的资源和资产为基础,利用权力博弈机制在市场上又获得更进一步的利益分配。在面对愈益恶化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两极化问题时,我们就面临麦金太尔的提问:“正义允许收入和所有制的严重不平等吗?正义要求对那些作为过去不正义之结果的不平等性作出补偿——即使那些为这种补偿付出代价的人并没有在造成这种不平等(状况)中起任何作用——吗?”麦金太尔的回答是,“在这种特殊类型问题的判断之广泛多样性的背后,乃是一组相互冲突着的正义概念,这些正义概念相互间在许多方面都处于鲜明的对峙之中。有些正义概念把应得概念作为中心概念,而另一些正义概念则根本否认应得概念与正义概念有任何相关性;有些正义概念求助于不可转让的人权,而另一些正义概念却求助于某种社会契约概念,还有一些正义概念则求助于功利标准。而且,具体体现这些对立概念的各种对立的正义理论,在对正义与人类其他善的关系、正义所要求的平等类型、执行正义的范围和正义考虑所与之相关的个人在没有一种上帝法则知识的情况下正义的知识是否可能等问题上,也各执千秋。”[6]事实上,人类有关公平、正义等的理解都是社会性,它们随着社会演化而拓展,因而如何将不但演化的正义观嵌入到理论和政策之中,就是我们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

事实上,在经济学之外的社会政治领域也有众多学者探究收入分配与社会正义问题,从而促进公正概念本身的不断深化:首先是经济自由主义者哈耶克等重视市场机会的平等,从而关注市场机制建设;其次是法律现实主义者德沃金主张资源的平等,从而关注社会资源的占有或分配;再次是人本主义经济学集大成者森等强调能力的平等,从而关注个体权利和公共教育的享有;最后是阿内逊和柯亨等人则推崇福利的平等,从而关注个体偏好满足的实质机会。此外,还有罗尔斯对自由权和基本善的平等分配主张,内格尔对经济平等的主张,斯坎隆对平等权的要求以及诺齐克对自由权的平等主张,等等。显然,随着社会经济的人发展,人们的应得权利在不断深化,为此,社会学家托马斯.马歇尔将英国17世纪以来的公民权发展归纳为三类权利:公民基本权利、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这样,就将社会权利纳入到公民权序列中,并创造性地将公民身份与福利资格等同起来。后来波兰尼从国家、市场和社会三维视角探讨社会权利获取的合理性,艾斯平一安德森则进一步将社会权利界定为一种“去商品化”的容纳能力。这些研究都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现实市场特性以及收入分配效应的认识,我们要做的是通过契合将这些先驱性探索组合起来而形成一种更全面而系统的理论体系,并为我国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思路,从而促进和保障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收入分配是中国经济学的中心议题

尽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迫切需要一种转移支付的公共财政政策,但现代主流经济学却无法为公共财政尤其是基于收入再分配的公共财政提供理论支持,相反,它对累进制税收、转移支付等强制性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持强烈的反对态度。究其原因,根据边际生产力分配原则,市场竞争使得各个生产要素获得的报酬正好等于其贡献,因而市场经济中的初次收入分配是正义的和有效的。既然完全竞争下的收入分配是正义的,经济学家应该关注的问题就在于如何完善市场机制以更好地实现机会正义而不是关注市场以外的收入再分配以及社会正义。同时,正是由于把市场收入视为是正义的,私有财产也就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因而政府就不能随意征税。在主流经济学看来,人们之所以愿意交税,仅仅是为了换取政府的服务(提供公共品或安全保护),而超过服务之外的税负都是不正义的。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将收入再分配视为仅是一个道德范畴而没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甚至直接将基于收入再分配的征税视为是对基本正义原则的违反;而且,收入再分配还破坏了有效市场,从而是对基本效率原则的违反。

那么,基于收入再分配的征税果真缺乏合理的理论基础吗?它违反基本的社会正义和社会效率了吗?又如何理解收入再分配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呢?其实,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看不到现实市场中存在的问题,也找不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根本上就在于它根基于自然主义思维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哲学观,从而将市场竞争看成是一个“优胜劣汰”的机制,将实存事物看成是优秀的和合理的。同时,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如此坚持它的市场信念,又是以一系列的先验的逻辑前提和形式的逻辑推理为基础,是基于逻辑化的市场理念而不是基于真实市场的逻辑。但是,在真实市场中,不仅异质化的市场主体在社会经济地位上都存在差异,而且各个市场主体都的理性程度也是有差异的。正因如此,在现实市场中,收入分配结果主要是由社会制度及其分配规则决定,而社会制度及其分配规则又是强势者根据有利于其自身利益的原则进行制定的。这意味着,现实收入分配根本上取决于不同主体之间的力量博弈,决定于参与由权力结构决定的分配规则而非其劳动贡献。因此,在一个力量分布不平衡的社会,基于纯粹力量之较量的分配规则就必然会衍生出收入分配的严重不正义,并最终导向社会收入两极化的趋势。

正是由于初始收入分配是不合理的,从而就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纠正,并由此缓和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那么,究竟应该采取何种措施呢?一般地,这可以从收入初次分配和收入再分配和两个层次着手。一者,就收入初次分配而言,由于现实社会中的收入初次分配主要决定于当事人之间的力量对比,因此,为了维护初始收入分配正义,就需要引入抗衡力量来提高弱势一方的谈判势力,这包括制定一系列法律来保障弱势者的基本权利和应得份额,以及将弱势者组织起来以集体力量提高其谈判权力。二者,就收入再分配而言,由于社会中一些人因天然禀赋的劣势而无法参与市场竞争,因此,为了维护这些人的基本社会权利,就需要通过收入再分配的方式来实现补偿正义,这包括制定一系列累进性的财政税收体制以减轻穷人的负担,以及一系列民生性的财政支出体制以向弱势者进行转移支付。由此可见,收入再分配并不仅仅属于道德范畴,更具有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意义,尤其应该成为现代经济学的核心课题。

就当前中国社会情形而言,构建一个更为健全而合理的收入再分配体制以保障社会公平和分配正义,以促进更好的社会合作、更优的资源配置,更应成为中国经济学应该关注的中心议题。究其原因,新古典经济学思维主导下的市场化改革已经导致我国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使得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不足日益凸显,已经严重影响到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和行为方式,并且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也构成越来越大的障碍。事实上,收入差距大致的社会问题已经为社会各界所认识,目前的关键是如何构筑健全的收入再分配体系。长期以来,国内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主要集中在一些具体措施上,国家预算方面包括对经济建设、文教卫生、福利设施等方面的支出,银行信贷方面包括通过差别利率来影响资金的使用和可支配收入,价格变动方面包括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降低农用生产资料价格、调整公共服务价格等。不过,随着收入分配越来越由市场机制所决定,那么,传统措施在缩小收入差距和维护分配正义方面就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了。事实上,收入分配根本上由社会制度及其分配规则决定的,社会制度及其分配规则又是权力结构的函数;相应地,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也由市场规则决定,而市场规则又决定于市场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因此,要认识我国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就要考察现实世界中的权力结构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从而由此剖析现实市场制度的缺陷并加以修正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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