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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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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私恶即公益”  

2013-12-10 06:41:33|  分类: 《经济学说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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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朱富强:《经济学说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

如何理解“私恶即公益” - 曲阿野逸 - 朱富强的博客
 

孟德维尔的私恶即公益命题

孟德维尔Mandeville1670-1733)的《蜜蜂的寓言,或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讽刺诗挑战了当时以莎夫兹伯里伯爵三世(洛克资助人的嫡孙)为代表的英国主流哲学有关将个人美德与公共利益统一起来的思想。莎夫兹伯里提出了一个利他主义假说:对于习惯于在社会中生活的人来说,产生同情心和重视他人利益的自然程度丝毫不亚于产生自私心和重视自身利益的自然程度;而且,莎夫兹伯里认为,有德的人会从行善中感到快乐,而不管他们对行善的结果有何看法。莎夫兹伯里的道德观影响了哈奇森和休谟等人,休谟创造了和蔼可亲、放荡不羁、仁慈厚道、有戒指地追求享乐的道德典型。根据莎夫兹伯里的观点,人是被赋予道德感的,能够分别是非并选择正确的行动,从而会导致普遍的利益和和谐的社会秩序。但是,孟德维尔却把所有的自私都看成劣行,只有自我牺牲才是美德,而劣行和美德之间没有中间地带。

同时,孟德维尔一方面指责奢侈和追求私利为劣行,另一方面又把它描述为经济繁荣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为此,孟德维尔明确提出了分工的概念,认为公益的实现总以私欲得到满足为前提,人们既然存在不同的需要,便决定社会各个成员之间必需相互服务。斯密(1997406)对待孟德维尔观点是二重的:一方面,他认为孟德维尔的基本出发点是错误的,“这种外观非常容易欺骗那些不老练的人”;并且,他还特别谴责孟德维尔将人的嗜好和欲望看成劣行,认为“这位作者的见解几乎在每一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又认可了孟德维尔的描述,认为“以一定的方式观察到的人类天性的某些表现。乍看起来似乎有利于他的这些见解。这些表现给孟德维尔博士虽则粗鲁和朴素然而却是活泼和诙谐的那种辩才加以描述和夸张之后,给他的学说加上了某种真理或可能是真理的外观”。其实,斯密之所以批判孟德维尔,在于孟德维尔把自利看成是恶行,只不过这种逐恶行为有利于公益;斯密则进一步认为,自爱本身就是美德,追逐私利本身是无可厚非的。正如斯密(1997407)指出的,“这种被人们争相效仿的美德”,并不仅仅是“自尊心和奉承的产物”,而“自爱心常常会成为具有美德这种品质的行为的动机”。同时,斯密又认为,自利行为并非一定有利于公益,因而强调了自制的重要性。此外,孟德维尔德著作也是斯密关于个人主义的思想和有关分工的见解的思想来源。

延伸阅读与思考:

“私利即公意命题的创立者”孟德维尔

孟德维尔是移居英国的荷兰人,医生、经济学家和作家。1705年,孟德维尔发表了名为《喧闹的蜂房;或恶棍变得诚实》的讽喻诗,1714年在对原诗加上注释后以《蜜蜂寓言,或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书名出版。该诗借记述蜜蜂的生活而讽刺人世,诗中说:在蜜蜂的社会里,如果(被认为的)劣行和奢侈风行,那么这个社会就繁荣昌盛;如果代以(被认为的)道德和俭朴,那么这个社会就冷落衰退。孟德维尔写道:“律师们的艺术是在人们之间制造纠纷,他们对待法律,就像贼行窃前那样审视店铺,为的是找到可利用的漏洞,为他们罪恶的目的辩护”;“医生们轻视病人的生命,只是盯着荣誉和财富”;“商人们在市场上卖掉掺假的货物”。但是,“无数的人们都在努力,满足彼此之间的虚荣与欲望,到处都充满邪恶,但整个社会却变成了天堂”;正是,“奢侈驱使着百万穷汉劳作,可憎的傲慢又养活了一百万穷汉”,“在这种情况下,穷人也过着好日子”。而一旦“随着傲慢和奢侈的减少,一切艺术和技巧都相继消失”,整个社会将一片萧条。

由此,孟德维尔认为,一个人之所以成为社会动物的,不是友情,不是善性,不是恻隐之心,不是装模作样的殷勤厚意,而是他那最卑鄙和最可恶的本性,这本性是使他能够适合于这个最大的、世俗地说也就是最幸福和最繁荣的社会的最必要的条件。为此,孟德维尔反对理性主义和形而上学,而强调人的本质。一方面,孟德维尔极尽夸张之能事,认为人类所有的一切行动、一切美德都发端于利己心;另一方面,孟德维尔认为,人的利己本性是不变的,只有建立在这种自私的本性之上,人类社会的发展才能成为可能。也即,个人邪恶(自我利益)产生公共的美德(社会福利最大化),这也就是西方流行的“私恶即公意”命题,也是斯密《国富论》的基本命题。但是,由于孟德维尔把“劣行”扩展到了极致,把整个世界都看成是邪恶的,因而该书为当时社会各界所不容,大主教贝克莱(George Berkeley1685-1753)斥责为“亘古未有的最坏的书”。

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认为,“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在提出的时候是悖理的,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劣行的概念就随之发生变化,牟利、增殖、乃至奢侈,就被认为是符合甚至就是伦理和道德本身了。牟利、增殖不必说了,因为一旦解除了宗教教义的束缚,这些就被认为是道德的了;那么,奢侈怎么会被认为是道德的呢?孟德维尔认为,随着欲望的种类及其重要性的增加,人们为满足对方的欲望而进行的劳动就增加,这样就能互相协同而成为一体,就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因而不应非难欲望。对于欲望,人们区别必要的和奢侈的唯一标准,就是以是否为维持我们生命所必需为界线。如果是这样,差不多所有的东西都是奢侈品了。由于这样,消费奢侈品纵使是劣行,却能使社会经济发展:这就是公共利益。其后,休谟从功利主义出发,认为行为对于社会全体如果是有利的就是德,而不是恶。这样,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就再也不是悖论了。

同时,由于孟德维尔推崇个人的逐利行为,从而也被称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例如,哈耶克就将孟德维尔视为斯密自由放任思想的先驱之一。但实际上,正如罗斯巴德(2012a:657)指出的,“孟德维尔强调的是他所为的‘私人恶习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悖论,而这种‘利益’是需要通过前-凯恩斯主义的消费支出机制来实现的。不仅如此,无论从何种意义上,孟德维尔都没有从这种分析中引申出自由放任的结论;相反,……孟德维尔坚持认为,为了将私人恶习转变为公共的利益,所需要的并不是自由市场,而是‘一位熟练的政治家’的‘聪明才智’和‘灵巧管理’”;“更进一步地说,孟德维尔的著作实际上不过是19世纪法国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所称的‘破窗谬误’的活生生的体现。孟德维尔不仅为奢侈消费的重要性辩护,而且也为欺诈的重要性辩护,因为这会为律师提供工作机会;以及为盗贼辩护,因为这的确会为锁匠提供就业机会。”正因如此,孟德维尔为奢侈品“恶习”辩护引起哈奇森等人的愤怒。哈奇森宣称,“提供给公众的物品无论如何也不能归功于奢侈者、挥霍无度者和傲慢自大之人,而是源自于勤劳的人们,是他们注定要向所有的顾客供给物品”;并且,嘲讽孟德维尔说,“在甚至连盗贼和劫匪都被者同一作者假定为有助于锁匠就业的情况下,谁还会对那种认为奢侈或骄奢是公共利益的必要条件的观点感到惊奇呢?”(转引自罗斯巴德,2012a: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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