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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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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经济学人功利的行为选择   

2012-07-27 12:26:49|  分类: 经济学教育改革探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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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经济学人功利的行为选择

 

当前,大多数海归经济学人的知识结构和理论素养都存在严重不足。例如,邹恒甫在其博客中就承认,“我们哈佛的几个瞎学,从来没有把MAS-COLELL和MASKIN的高深的东西搞懂。我们全是机会主义分子。这叫我怎么能瞧得起我自己和我的所有学弟(钱李白王许胡。田国强就比我们几个在数理经济学方面要好多了好多了---不过他也是世界上的三流”,“我最喜欢说维迎、樊刚、陈平、吴进琏他们对高深的数理经济学是‘狗屁不通’,而田国强、谭国富、周林……,他们非常好!……我听维迎同志的课,那可好笑啊:他根本不能证明MWG里的定理。这太误人子弟啦!”[1]但是,这些海归经济学人一回到国内却成了各方面的权威,不仅赢得青年学子的崇拜,而且更乐于为各级政府出谋划策,迅速主导了整个经济学的发展取向。事实上,这些海归经济学人往往凭借他们与西方学术接触的便利就可以把青年学子和社会大众“蒙”得 “五体投地”地佩服,而社会大众和青年学子则对这些海归经济学人在理论素养上的严重不足及其所宣扬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缺陷却往往认识不深。海归经济学人往往被这些青年学子视为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希望,以致经济学界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海归拜物教;但实际上,自从这些海归经济学人主导了国内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经济学界不是学术气息更浓了,而是变得越来越功利了。

当然,尽管绝大多数海归经济学人的知识结构都比较狭隘、理论素养也比较浅显,但同时也是非常聪明的。他们深知,如果遵循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学术套路,自己必然“一事无成”;因此,与其在学术之路上吊死,还不如以此为敲门砖撬开一个新天地,至少可以用它来谋生立命,也不妄留洋这几年的辛苦。于是,那些拥有西方名校背景的海归经济学人在回国后,往往就聪明地进入了投行、咨询等商业结构,甚至进而进入政府职能部门,如胡祖六、谢国忠以及易纲等就是如此,尽管他们所学的那些抽象经济理论与现实是相差如此巨大;那些进入高校和其他科研机构的,则往往会积极寻找际遇以获得行政权力进而从事所谓经济学教研改革事业,如张维迎、田国强、钱颖一、蔡洪滨、徐信忠等都是如此,尽管他们几乎没有多少教育学等人文社科知识;至于那些进入高校而暂时没有获得行政权的人则热衷于MBA教学,如白重恩、李稻葵、许小年、武常岐以及周春生等就是如此,尽管他们原先学的几乎都是与管理毫不沾边的抽象理论;还有一些则干脆下海自己办公司作商业咨询、股市分析,或者直接依附于某些学术土霸以图安生立命。这些都是邹恒甫看到并极力批判而自己又无法遏阻的,即使具有学术理念如邹恒甫者,也比较识体地进入世行或亚非基金搞“扶贫”工作,在国内则从事经济学基础教育的“普及”,自嘲为青年学人的“后勤部长”,其他海归经济学人则更要充当权力和名利皆占的“后勤司令”。

同时,这些海归经济学人之所以选择此类行为,除了是知识结构的狭隘和理论功底的浅薄使然外,更重要是与他们的人身操守有关:社会责任感存在严重不足。事实上,纵观近15年来海归经济学人在国内经济学界的所作所为,明显地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机械地搬用一些西方主流教材中已经相对固定的思维和理论以灌输给青年学子,这为他们赢得了学者和经济学家的学术荣誉;二是从事MBA教育以及其他对社会人员的“高级”培训,这为他们赢得了比西方经济学人多得多的金钱收益;三是积极参与各级政府部门的活动并为此出谋划策,这为他们赢得了大量的政府课题承和公共资源;四是努力为既得利益者(如政府官僚或企业主)行为进行理论辩护乃至成为其代言人,这也是各种显性的和隐性的利益所系;五是积极出席各种新闻媒体的活动,这为他们赢得了巨大的社会知名度。显然,这些海归经济学人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已经把个人的私利与社会的公益混杂在一起,并依靠照搬一些外来“经文”而谋取私利;正因为存在急功近利的严重倾向,当前国内企望那种所谓的学术赶超也就成了天方夜谈!

进一步地,功利往往又是与媚俗联结在一起的,从而导致了媚俗主义风气的盛行和批判主义精神的丧失;究其原因,功利者必然缺乏反思的理念和勇气,而热衷于世俗的偏好以最大化个人私利。就当前那些极力搬用现代主流经济学范式和理论的经济学人而言,他们除了教会学生一些八股文式的paper制作程序外,对具体的社会现实问题似乎毫无所知;同时,他们也不能真正认知到西方主流学说中的内在缺陷,以引导学生进行批判性的思考,而仅仅要求他们遵循主流的规范。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前大多数海归经济学人所撰写的那些模仿是习作仅仅表示他们已经基本掌握了写作规范,从而获得了进入科研机构的某种资格证,从而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学术研究工作;而且,由于他们此时所掌握的知识不仅狭隘而且片面,因而他们的学术研究才刚刚开始,甚至还根本没有入门,真正的研究在今后。然而,这些海归经济学人却仅仅凭借所翻弄来的教条性“基本原理”或程式化“分析范式”就成了学术权威,不仅开始大肆指导年轻学子如何进行学术研究,而且敢于在MBA课堂上指导那些无知的国内企业家如何管理企业,甚至为那些更是无知政府官员提供政策建议和决策咨询。

显然,当前这些海归经济学人的所作所为充满了荒唐性,而这种荒唐现象之所以盛行很大程度上又源于当前的那些学术制度。究其原因,这些学术制度安排中充满了有利于海归经济学人的晋升和资助规则,使得他们轻易地就获得了教授称职和大量课题,从而也就不用那么费劲地从事长期学术探究。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就指出:“对于行内来说,都清楚中国生命科学这二十年的基本情况:国外做过博士、博士后,回国立即做正教授,再做一两篇Nature、Science、Cell,或者几篇同领域最好杂志的论文,就可以做院士。科学程度一般(不是所有人)到此为止。 也就是说,在国际优秀大学晋升副教授的时期,在中国可以做院士。而中国做了院士以后,各种事情又多起来,做科学的时间减少。如此造成中国比较好的科研人员的科学活跃期结束比较早”,“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科学界浮躁是自然的,不浮躁倒奇怪:因为职称高,没有‘后顾之忧’,不怕评审,就热衷通过搞关系奔经费、而不是靠学术。中国生命科学界,90%以上的教授在90%以上时间不听学术报告。有些人(国内所谓做得好的人)不听国际重要科学家的报告,而为了当选院士的投票只听国内院士的报告,给现在的学生树立不良榜样。”[2]显然,这是当前中国学术界的普遍情形,对经济学尤其适用,因为现代经济学的恶劣学风在西方学界已经萌生了。

当然,国内各高校之所以实行有利于海归经济学人的学术制度,很大程度上也与社会文化有关。一方面,这与当前社会盛行的崇洋心态有关:对国内经济学人总采取一种犬儒主义的蔑视态度,对海外经济学人则采取一种深不可测的昂视态度。正是由于国内这种“崇洋”心态,那些海归经济学人就在国内获得“至高”的学术地位,从而掌控了翻云覆雨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国内学术界的这些制度安排以及经济学人的这些功利行为也有深刻的传统文化之社会基础,因为儒家社会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取向。陈寅恪很早就指出:“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惟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称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衡九亥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使用,积习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谓世界之富商。然若翼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则绝难必也。夫国家如个人然,苟其性专重实事,则处世一切必周备,而研究人群中关系之学必发达。故中国孔孟之教,悉人事之学。而佛教则未能大行于中国”。[3]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近一百年来吾国吾民普遍的自卑情结以及实用主义的传统文化造就了当前这种扭曲的学术制度安排并由此激励了海归经济学人的普遍功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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