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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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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内经济学“国际接轨”的基本取向  

2012-07-20 10:36:31|  分类: 经济学教育改革探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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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内经济学“国际接轨”的基本取向

朱富强

 

尽管国内经济学极力模仿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理论思维,但是,国内与欧美之间在学术上差距最大的主要不是体现在国内理论知识的落后和形式规范的不合理,而是学术风气的扭曲以及学术理念的消逝。究其原因有二:一者,理论知识和形式规范可以相对容易地进行移植,而学术风气和学术理念的培育却依赖于一系列的社会条件并需要漫长的时间,而且,后者对人文科学的实质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二者,当前学术界中的国际化改革几乎都是一些极具功利心态的人士所发动的,并且主要是那些经济学出身的副校长、校长助理或者院长所积极推动或参与的,从而会极力选择有利于自身的那些表层次的形式规范,而会忽视或刻意排斥那些限制其不合理利用其行政的、学术的资源的制度安排。事实上,当前的那种经济学的国际接轨浪潮基本上只是偏重于教的内容以及考核的形式,而那种真正促进学术发展的理念和精神却往往被无情地抛弃在一旁。也就是说,制约当前国内经济学发展的主要不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隔绝,也不是学术的“形式规范”没有建立;相反,根本上在于整个学术制度的崩坏和学术风气已经日益沦丧,以致很多学者已经完全漠视了其应有的学术理念和社会责任。因此,如果要与国际接轨,首先就在于学习国外的学术精神和借鉴他们的学术制度;试问,当前那些所谓“国际接轨”又是接得怎样轨呢?

一般地,所接“轨”之内容往往与主导接轨之人的动机有关,那么,当前学术界是由“谁”来主导接轨的呢?一般地,就当前国内的现状而言,有能力或权力主导学术国际接轨并制定相应制度安排的人士主要有这样两类:一是掌权者,二是海归。就掌权者而言,在功利盛行而监督又乏力的当前社会,无论是出洋考察还是道听途说,他所主导的接轨途径和内容都不可避免地带有选择性,往往带有非常强烈的个人偏好和利益特征的;正因如此,他们的接轨往往肢解和扭曲了欧美的学术制度和学术内容,更不要说,这些人也实在是门外汉,以致很多言论和决策都已经成了学界和社会各界的笑柄。于是,主流的意见转而主张,借助海归经济学人所受的专业训练来大力引进西方学术规范,而且,为了显示其学术的国际性和先进性,国内一些主要高校也在攀比式引进海归经济学人:不仅设立双轨制为这些海归经济学人提供数倍乃至十倍国内学者的工资,甚至让那些刚获得博士学位的海归学生转眼成为博士生导师以培养国际化的研究规范。问题是,这些海归经济学人所接的“轨”主要又是什么内容呢?这就与海归经济学人的知识素养和学术理念有关。

首先,如果这些海归经济学人能够具有像邹恒甫那样较为广博的知识,能够较全面认识西方学术及其制度中的优劣,并且,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和人类关怀精神来为中国经济学的改革和发展服务,那么,由他们来主导和推进学术的国际接轨也未尝不可。[1]问题是,目前绝大多数海归经济学人由于种种原因而在理论和认知上都存在重大缺陷,在理论和思想领域几乎没有任何洞见和创新,而主要是凭借数理功底得以模仿“主流范式”搞出一些文章而暂时得以立足。因此,由他们来主导的学术接轨和改革必然会极端地偏重于数理方面尤其是形式方面,越来越多的经济学人热衷于仿效主流经济学的论文形式,努力炮制一篇又一篇用于职称评定或课题奖励的paper,而越来越少有人愿意关注周边熟视无睹的现象,并使得经济学研究丧失了现实批判性和人文关怀性。

其次,如果这些海归经济学人能够像西方经济学大家那样甘愿于象牙塔内从事纯粹理论探索或智力逻辑游戏,那也未尝不可;究其原因,这些暂时看似无用的理论研究却很可能会为学术的未来发展打下了基石,而且,这种经院式研究也可以陶冶青年学子的学术情操。问题是,目前大多数海归经济学人所从事的都不是在努力发挥他们的好奇本能,而仅仅在搞一些模仿习作以发表文章,或者因耐不住寂寞而急急乎各种应有对策研究,其所作所为就是以获得职称晋升和课题奖励为能事,从而滋生了大量的功利主义行为和学术腐败。因此,由他们来主导的学术接轨和改革必然会滋生出越来越偏重于政策应用研究,越来越少有人关注基础理论的探索,甚至丢弃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经济学方法论等思想性专业和课程。

再次,如果这些海归经济学人能够继承传统儒者“学以致用”的精神而将其所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前沿理论”或“基本范式”用于解释和分析当今国内的现实问题,那么,他们无论是专注于课题研究还是成为政府智囊团也都无话可说;究其原因,经济学毕竟是致用之学,理论的应用时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标。问题是,目前大多数海归经济学人都缺乏足够的社会科学知识,也没有积累起丰富的个人知识,他们所谓的应用研究往往是在搬用和排列组合于各种数理模型,在问题的结症还搞不清楚的情况下就试图检验变量关系并给出相关政策建议。因此,由他们来主导的学术接轨和改革必然会导致理论与现实的脱节,盲目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并将它引入到中国实践中,从而造成南橘北枳的结果。

最后,正是由于当前国内教育改革往往为一些既得利益者所主导,因而他们往往采取的是那些有利于其利益的改革措施,而不利自身者则往往冠以“中国国情”而保留。譬如,国外那些好的院校在聘用教师时往往有一套相当透明的程序:1.本校的毕业生一般不留以避免近亲繁殖和裙带关系;2.几乎所有在任教师都会参与聘任陈述会议而非几个人决定;3.往往会还有一个校外的“自愿者”参与以增加公信力和透明度。那么,那些在国外任教多年而回国后获得行政权的那些海归经济学人在聘用时有几个遵循了此标准?有几个不是按照自己的利益要求快速地建立自己的亲信队伍?同时,正是由于这些教育改革者本身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他们所推行的改革往往是表象的,是实现某种可以“计量”的政绩。譬如,为了在科研人员队伍外观上的漂亮,这些当政者根本不在于社会哲学上的正义要求或者经济学上的帕累托改进,通过设计“双轨制”的方式大肆挖掘“海归”,而很少关心在编教师的学术发展和生活水平问题。

事实上,正是在与国际接轨的口号下,当前国内经济学日益滋生出越来越浓的功利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并由此引发了当前经济学界的一系列乱象。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源于这样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绝大多数海归经济学人本身对学术理论以及学术制度的认知是非常有限的,从而无法理解西方学术制度的成因,也就无法辨析其优劣;另一方面,绝大多数海归经济学人又缺乏坚固的学术理念和严谨的学问态度,从而会刻意地根据自己的需求有选择地进行改革,甚至对西方学术制度加以扭曲。显然,如果对这些潜在的问题不加以堤防,那么,任由这些海归经济学人主导经济学改革的结果,必然会只是停留在那些表层次的形式上,而导致学术研究则越来越形式化和功利化。在这种改革思维的指导下,所谓的学术赶超当然也就成了天方夜谈!

当然,功利主义往往也是任何改革过程所滋生的副产品。究其原因,尽管改革的初始动机往往是好的,因为改革出现本身就意味着传统已经暴露出了明显的问题;但是,改革的推行却往往会为一些浅薄和功利之徒所主导,从而导致改革的最终结果逐渐偏离和扭曲了改革的目的而陷入形式主义的窠臼。这一点可以从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看出:改革大多是由一些功利者发动或者贯彻的,他们必然会选择自己偏好或有利于自己的那种制度,即使不是为了私自的目的也会选择那些似乎“适用”的制度,从而导致了一些优秀价值和实质正义的丧失。例如,春秋战国之交,正是由于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公逊衍、张仪、尉缭等法家、兵家以及纵横家之类改革者的出现,导致了整个社会开始尚权力而薄文化,求功利而废道德。相应地,在当前经济学的改革中,改革的初衷是试图通过与国际接轨引入欧美规范来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但现实的结果却是,手段成了目的:经济学理论的实质发展不见了,而形式规范成了“为规范而规范”。

同时,正是由于知识上的浅薄性和思维上的功利性,当前那些主导经济学国际化的当政者往往无法深入地辨析西方学术制度中的优劣,反而刻意地选择那些有利于自己却扭曲了的制度安排,从而加剧了国内学术秩序的失范。譬如,正是由于理工科出身的海归经济学人掌握了经济学发展的主导权,他们就不断鼓噪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的重要性,并推出一系列奖惩制度来激励国内学人不惜一切代价地寻找与国外学者的论文合作;显然,正是这种改革导向进一步助长了数理和实证的分析倾向,因为这类文章显然更容易合作、也更容易发表。然而,这些学术制度却误导了理论的真正发展,也无法使社会科学取得实质的进步,因为它激励人们将文章发表当成研究的最终目的,而不是静下心来对人类所积累的那些思想和知识作些实实在在的潜心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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