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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日志

 
 

新古典经济学的制度思维缺陷  

2012-05-16 08:19:48|  分类: 社会制度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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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制度转向及其制度不及》一文,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4期 

 

一、前言

现代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凯恩斯经济学框架,凯恩斯把产量和就业水平联系起来,从总需求角度探究国民收入的决定,提出了由政府的相机抉择财政政策以促进充分就业的一整套政策体系,并成为战后世界各国治愈经济萧条的良方。但是,凯恩斯并没有为其所创立的宏观经济学夯实微观理论基础,而只是建立在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以及流动性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定律基础之上,而且,这些心理预期假定与边际革命以降的最大化行为间又存在不一致;在很大程度上,凯恩斯仅仅将经济政策视为一门艺术,是针对具体问题而实施相机抉择的治理艺术。同时,凯恩斯经济学将有效需求视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并主要从消费和投资两大驱动来推动经济增长,把资源创造主要建立在似乎生产力不变的生产要素之粗放式投入上;在很大程度上,它并没有考虑需求背后的制度因素,没有区分消费和投资两类支出对经济影响的差异,没有考虑劳动等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没有考虑合作生产中的分工形态和协作机理。正因如此,我们说,凯恩斯经济学根本上没有真正涉及到社会制度问题,没有涉及到对制度的优化;事实上,也正如凯恩斯自己指出的,长期来说我们都死了,那又何必关注长期的制度安排呢?正因为凯恩斯经济学的政策根本上是操作性的而非制度性,从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潜伏了很强的短视性和不确定性,甚至因此而打开政府干预的潘多拉之盒,最终引发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滞涨”危机。

滞涨危机使得凯恩斯经济学遭到其他经济学流派的强烈批判,并迅速衰落;卢卡斯曾经宣言:如果一个人被看作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他就会把这个看作是对他的冒犯。对凯恩斯经济学发起攻击的流派包括奥地利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真实经济周期学派等,它们重新从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中汲取传统智慧,主张以建立在市场出清和经济行为始终实现最优化的假定基础之上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来取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从而往往合称新古典宏观派。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新古典主义就成为经济学的主流,现代主流经济学基本上也就是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基本思维和分析框架。一般地,新古典经济学诸流派有两大基本特征:一者,它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说而构建模型,并以此证明市场有效以反对非市场出清;二者,它基于自然秩序来而构建社会秩序,从而推崇普遍主义规则而反对特殊主义政策。从这个角度上说,新古典经济学诸流派是制度性的而非政策性的,它关注的是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同时,将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用于制度分析时就衍生出了新制度主义,这种新制度主义习惯上往往被用于指称新制度经济学,但实际上其含义要更广;一般地,采用新古典经济学思维来研究制度的倾向都可称为新制度主义,如一些博弈论专家就对制度的形成和演化作了分析等。问题是,承袭新古典经济学思维的新制度主义果真适合研究社会制度问题吗?21世纪初的全球经济危机再次提出了否证,以致凯恩斯主义的“治标性”政策主张重新开始勃兴。是以本文就新制度主义思维在研究制度问题上所存在的缺陷作一剖析。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制度思维

相对于凯恩斯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诸流派的政策着力于长期的制度建设,从而具有长期的制度性关注倾向,这包括供给学派主张的长期低税和削减福利支出、理性预期,货币学派主张的浮动汇率制和负所得税政策,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1]主张的放松管制、取消转移支付和建立市场规则,等等。显然,这些政策都具有明显的单一化倾向,如指数化收入、教育券发放、单一货币规则、浮动汇率制、统一所得税率;在很大程度上,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致力的工作就在于,通过各种理性模型来论证这种单一规则的合理性。问题是,这些封闭模型只是描述了符合简单的理性行为假定的行为人,而一旦涉及到行为人之间的行为协调的制度时就会出现问题:一是丧失了行为的或策略的复杂性及其益处,二是剥夺了社会制度的多样性。为此,肖特指出,“今天的(新古典)经济学是一门有限地讨论制度的科学。其中仅有的社会或经济的制度就是所有行为人在里头根据给定参数孤立行动的竞争性市场。这种制度细节的缺乏必须被视为理论的不足”;事实上,“当市场制度在比如说有着不确定性和外部性的经济中失灵时,新古典经济学家并不像它应该做的那样去试图解释怎样的一组制度将被创造以取代市场制度。相反,他尝试重新界定和扩充经济的商品空间,以使得市场重新成为可行的制度”;但是,“这种方法是荒谬的或甚至是错误的。……今天的经济理论可以被视为将理论封闭的极端方式合理化的一种努力。放松理论的这些方面必将扩展理论的范围并使之更为切合实际。”[2]那么,新古典经济学为什么崇尚这种单一规则呢?关键就在于它认为社会秩序中存在着一种固定不变的自然法则。例如,每个社会都存在一个大致相同的失业率,因而政府干预非但不能解决失业问题,反而会导致可怕的结果。但显然,这无论在理论基础还是经验基础上都是极不牢靠的,它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新古典经济学树立起来的一个神话。而且,正是这种先入之见使得新古典经济学陷入于自然法传统,从而不可能成为一种凡勃伦意义上的演化科学,乃至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越来越相脱节。

一般地,新古典经济学诸流派所倡导的单一规则体现了梅因提出的“从身份到契约”之转变的社会现实和要求:人类个体成为不受出身等级束缚的平等个体,享有参与市场竞争的平等机会;此时,就出现了私权平等、私权至上以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出现了权利平等、权利之上以及天赋人权神圣不可侵犯,每个人必须履行他所订立的契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问题是,这种单一规则化政策在现代社会还有多大的合理性呢?无疑,梅因1861年在《古代法》提出的这些概念对瓦解封建等级秩序和建立市场竞争秩序起到巨大的积极作用,从而推动了社会经济的急速发展;但是,经过了150多年的历史发展,整个社会已经不再是法典化初期那个样子了,金钱权利的集中形成了新的社会不平等。实际上,梅因所谓的身份主要与社会属性联系在一起,这包括社会地位和家族关系,几乎等同于亲属法上的身份,社会地位和家族身份就成为获得权力和特权的依据;因此,社会的进步就体现在:个人不断地代替了家族成为民事法律所考虑的单位,从而解决源于社会地位的分配不平等问题。与此不同,现代社会的身份主要与个体属性联系在一起,个体能力和偏好成为获取权力和特权的依据;因此,社会的进步就体现在:对不同个体要赋予不同的资源,从而解决源于市场起点的竞争不平等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古典经济学诸流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否定了传统社会的家族身份而肯定了现代社会的个体身份,把现代社会的个体身份视为自然合理的。问题是,由于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是不平等的,拥有不同的实质权力;因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往往就只是停留在形式层面,而会产生实质不平等的结果。

显然,现代社会要解决因源于个体属性的身份而产生的不平等问题,我们就必须赋予不同身份的人以不同的权利,从而实现实质性的平等和正义;这体现为从契约到身份的回归,这也是否定之否定一般规律的具体体现。从根本上说,针对个体的先天身份差异而进行的差异性制度安排也是法治的而非人治的。卢梭就写道:“法律的对象永远是普遍性的,我的意思是指法律只考虑臣民的共同体以及抽象的行为,而绝不考虑个别的人以及个别的行为。因此,法律可以规定有各种特权,但是它却绝不能指名把特权赋予某以个人;法律可以把公民分成若干等级,甚至于规定取得该各种等级的权利的种种资格,但是它却不能指名把某某人列入某个等级之中;它可以确立一种王朝政府和一种世袭的继承制,但是它却不能选定一个国王,也不能指定一家王室;总之,一切有关个别对象的职能都丝毫不属于立法权力。”[3]事实上,随着对人的基本价值和平等地位的普遍重视、以及个体基本权利的内涵深化和外延扩展,现代社会日益重视对弱势群体的人格地位以及权利保护,侧重于对老弱病残、特殊贡献者以及贫困家庭等非正常人群的权利关注和保护。例如,现代那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绝大多数公共场所都有专门为伤残人士建筑的通道、厕所等无障碍设施。为什么要盖这些设施呢?难道仅仅是考虑效率?显然不是,因为这些无障碍设施所占的空间一般要远远大于伤残人士所占的比重。那么,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诸流派几乎都强烈坚持所谓的单一规则呢?根本上,这就与它的基本思维有关。

一般地,新古典经济学诸流派都根植于西方社会的自然主义思维,这种自然主义思维衍生出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方法论;因此,在“无形的手”指导下,新古典经济学诸流派不仅将个体行为都视为理性的,而且认为个人逐利行为可以导向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均衡,从而得出了“私恶即公益”这一信条。显然,其论证过程有两个基本特点:1.行为者是理性的个体,2.理性个体的互动导向一个帕累托的均衡状态。培顿.杨就曾写道:“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特别是在博弈论中——经济人被假定具有超理性。他们知道其他人的效用函数(或者其他人具有这些效用函数的概率)。他们对其所处的过程了如指掌,并且假定其他每一个人都制定最优的长期发展计划,等等”,“同时,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均衡是占主导性的范式。个人决策被假定为在给定预期下是最优的,而预期在给定的证据下也被假定为是合理的”。[4]相应地,这里就衍生出了两个基本逻辑:一者,自然主义往往被赋予了一定的伦理信念,它将自在存在的都视为合理的,从而形成了伦理自然主义;二者,实证主义的兴起使得深受自然主义思维影响的人努力寻找为自然存在辩护的经验资料,从而自然主义又与实证分析相结合起来,以致伦理自然主义又进一步转化为伦理实证主义。这样,新古典经济学就具有这样两种倾向:一者,它把人类社会视为天然和谐一致的,只要每个市场主体遵守自由竞争的规则;二者,伦理实证主义合理化了实证结果,从而刻意地维护现实制度和既得利益结构。正因如此,新古典经济学就具有强烈的保守特性,它极力推崇市场机制的作用而看不到现实制度的问题,从而也就不可能成为制度改造的理论依据。但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论证过程本身却存在明显的缺陷,正如培顿.杨指出的,新古典经济学“是一个相当过分且似是而非的人类行为模型,尤其是在经济人常常典型地面对着的那种复杂和动态的环境中,更是如此”,同时,“均衡只有在一个动态框架中方能被理解。”[5]





[1] 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与马歇尔引领的剑桥学派和瓦尔拉斯开创的洛桑学派有很大差异,但它们都坚持自然主义思维,拥有相似的政策主张,从而都可以归属为广义的新古典经济学派别,并形成新制度主义的基本思想渊源。


[2] 肖特:《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陆铭等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9、211、212页。


[3] 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0页。


[4] 培顿.杨:《个人策略与社会结构:制度的变化理论》,王勇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5] 培顿.杨:《个人策略与社会结构:制度的变化理论》,王勇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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