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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日志

 
 

自由主义的现代内涵  

2012-03-06 10:51:28|  分类: 政治、民主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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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复杂性演化及其现代内涵

偏重对私有财产保护的自由主义仅仅是在早期呈现出来的特征,是自由简单化和一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随着简单自由主义在实践中的缺陷暴露,自由主义本身也开始朝日渐复杂化的方向不断演化。实际上,随着人类基本权利的深化和扩展,现代自由主义已不再局限财产自由这一层次上,也不再把任何私有财产的获得都视为正义的,私有财产的保护也不再成为自由主义的核心;相反,现代自由主义更关注个体的平等生存权和体面生活权问题,这体现为对社会贫困的关注、对弱势者的照顾。例如,霍尔姆斯就指出,“当少数民族的投票权没有在法律上得以实施,或者贫穷的黑人婴儿由于社会歧视他们碰巧降生的群体而导致死亡率较高时,自由主义的观察家们就会提出抗议。”[1]

简单自由主义认为,存在一种最佳的生活方式,这种最佳生活方式就是自由主义制度作为一种普遍原则的应用,从而是永恒不变的;它源自于一种经济人假设的理性共识,因为理性个体间的互动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格雷写道:“像诺齐克这样的自由派自由主义者相信,正义要求有一个普遍的经济体系。对他们来说,财产权和契约并不是社会性的和法规性的传统——根据人类幸福不断改变的要求,这些传统完全可以是不同的——而是普遍人权的直接应用。不仅仅是现代经济缺少了良好运作的市场制度就不能繁荣。更确切地说,市场制度体现了无时间性的正义要求”。[2]但显然,这种简单自由主义忽视了自由内涵本身是随人类需求提升而变动的,人们在不同时期所受的奴役和压迫的形式和内容是不同的。所以,格雷继续写道:“以这样的方式认为市场自由源于基本人权是一个根本错误。像其他的人类自由一样,体现在市场化制度中的人类自由的合理性在于它们满足了人类的需求。如果它们不能满足人类的需求,就有理由改变它们。不仅仅包含在市场制度中的自由是如此,所有的人权都是如此。”[3]

事实上,自由本身并不是对现实状态的认同,否则,自由就没有发展,人类也就没有进步。而且,如同封建社会的等级制本身就体现了拥有政治权利者对缺乏政治权利者的压榨一样,商业社会中的市场制也体现了拥有金钱权利者对缺乏金钱权利者的剥削;究其原因,基于力量博弈的市场机制必然产生有利于强者的收入分配,而且马太效应又会使得收入分配进一步两极化,从而衍生出日益严重的贫困化现象。因此,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内在缺陷的暴露,自由主义就不再是原先的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不再是局限于市场自主行为的消极自由;相反,它关注收入分配、贫困化以及公共福利等问题,甚至寻求政府采取积极措施来保障大众的社会福利。此时,一种肯定性的自由概念开始获得了重视:自由是做某事或享有某物的实际能力,而不只是不存在外部约束的状态。与此相关的主要学者及其代表性著作包括:边沁的《道德与立法原理》、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T.H.格林的《政治义务原则论文集》、霍布豪斯的《自由主义》、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约翰.杜威的《经济自由主义与社会行动》、J.M.凯恩斯的《劝说集》等等。例如,作为当时首屈一指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穆勒就写道:“支持政府干预的人,只是满足于坚持说,只要干预是有用的,政府就有权也有职责进行干预;而属于自由放任学派的人们,则力图明确限定政府的职权范围,往往把府政的职权范围限定为保护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使其免受暴力和欺诈的危害,但如果仔细想一想的话,无论他们自己还是其他人都不会同意这种限定”。[4]

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和人道关怀精神,那些真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往往用其毕生精力来对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作深刻的剖析,而不是仅仅粉饰它,论证它的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前西方社会流行的几大思潮中,无论是保守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是社群主义、法团主义,其代表人物本质上都是自由主义者。试问:有谁能否定丹尼尔.贝尔、哈贝马斯、麦金太尔、德沃金、桑代尔、泰勒是自由主义者吗?他们之所以对自由主义进行批判,很大程度上针对的是一种崇尚自由放任的简单自由主义,试图对简单自由主义造成的人类社会“自我荒谬化”倾向进行拨乱反正。同时,之所以将他们都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是源于“精神之独立”和“思想之自由”的理解视角;而且,正是基于这一理解视角,笔者当然也是自由主义者,就如历史上很多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一些经济学人之所以把那些国家干预主义者如李斯特、凯里、凡勃伦、加尔布雷斯、凯恩斯等人划归成自由主义的对立面,只不过“是因为他们首先把权力等同于财产权和合同的自由,就是说,是等同于经济的自我利益,而不等同于知识的、宗教的或政治的自由。”[5]

而且,一般来说,那些知识越渊博、思想愈深邃的学者,越是能认识到自发市场秩序的内在缺陷,越是会全面地审视社会中的异化现象,从而也就拥有越是强烈的人本主义精神。事实上,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看,无论是斯密、西斯蒙第、马克思、穆勒、马歇尔、凡勃伦、加尔布雷思还是森,这些学识渊博的学者都不会简单地认同自由放任或国家干预的政策,而是寻求两者的结合。例如,斯密充分认识到企业主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不一致性,而马克思则把人的全面自由视为其根本的学术思考。同时,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看,那些对人类影响愈大的学者,其思想的复杂性往往也越明显;马克思思想的复杂性实际上已经在历史、哲学、宗教、法律、政治学、社会学乃至心理学等领域得到充分的挖掘,斯密思想的复杂性也充斥在各个领域,笔者在探究斯密在人性上的认知时也充分揭示了这一点。所以,加尔布雷思强调:“马克思是非常宝贵的社会调查力源泉,因而不可能作为共产党人的专有资产流传下来,斯密实在是太博学风趣,因而不可能沦落到与几乎没有真正读过他的著作的保守分子们同流合污。”[6]沃勒斯坦则写道:“作为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不同于亚当.斯密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也不同于卡尔.马克思的观点。主导我们思想的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亚当.斯密,也不是卡尔.马克思。”[7]

当然,能够全面体现平等和自由之双重特征的更恰当的标签,不是流行的那种简单化的自由主义概念,而是复杂性的自由主义概念。正是基于这种复杂性,真正的自由主义并不把权利视为政府权威根本不敢侵入的私人领域,而是努力地审视权利的内涵和外延。如霍尔姆斯就写道:“经典自由主义者一贯认为,一旦个人发现他们受到了暴力或欺诈的损害,他们都能求助于法律——不管这损害来自于私人的住房、俱乐部、公司、大学,或教堂。”[8]显然,无论是在西方的斯密、穆勒、马克思、马歇尔、凯恩斯、森还是东方的王国维、陈寅恪、梁漱溟、顾准、王元化等人身上,这种复杂性的自由主义特质都体现得非常明显,这与当前国内一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或“社会民主主义者”乃至“马克思主义者”的内在简单化倾向之间却存在根本性的区别。汪丁丁强调,“在现实问题面前,特别是在中国的现实问题面前,自由主义思想的复杂性,或具有复杂性的自由主义,往往表现出相对于其它类型的思想方法的优势”;相反,在20世纪末掀起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战,只不过“是九十年代被再度解禁的市场狂潮冲击下我们中国人迅速西方化了的生活方式与我们内在的情感方式之间的严重冲突。在这一冲突内,中国知识分子,不论他的立场是自由主义的还是新左派的,或者,不论他是否有确定的立场,他不可能借助于西方的立场来解决这一冲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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