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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日志

 
 

自由主义的起源及其早期偏向  

2012-03-02 08:33:51|  分类: 政治、民主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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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基本内涵及其早期偏向

目前社会上往往流行着简单化的标签,但自由主义迄今已经呈现出了多种形态并被赋予了相差迥异的内涵;因此,笼统的自由主义往往有把问题简单化的倾向,而且,这种简单化的自由主义概念还会进一步沦为政治性的而非学理性的。事实上,罗兰夫人在断头台的绞刑架上大声疾呼:“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为此,我们就必须对自由主义这一概念重新作一清晰而全面的认识。

其实,人们在创造自由、平等、民主、正义、勇敢、节制等众多词汇和概念之初往往都本着善的目的,但这些词汇却逐渐为一些个人或群体所篡改和利用,从而导致其内涵逐渐变得浅薄和僵化;最后,这些概念往往被赋予了“主义”的色彩,结从而使得概念本身被扭曲和异化。例如,平等的理念是好的,但一旦转化为平等主义就带上了“一大二公”的味道,从而开始了破坏性的革命运动;民主的理念是好的,但一旦转化为民主主义就会滋生出多数暴政的现象;形式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是必要的,但形式主义却成为虚情假意的遮羞布;权威也是维持学术秩序的重要力量,但权威主义却窒息了学术的自由交流和实质发展。正因如此,我们在使用一个概念并由此来指导行为实践时,就需要把握一个“度”,需要理解它的精微涵义,而防止它的滥用或者被用于政治性的目的。关于这一点,无论是古希腊还是中国的先贤都进行了强调。例如,亚里士多德就强调,勇敢是一种相对于畏惧的正常状态,是怯懦与蛮勇之间的中道;节制是一种相对于感观痛苦的正常习惯或状态,是放纵和无欲(冷淡)之间的中道。

显然,自由这个概念本身也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轨迹,不同含义的自由主义只不过是原生态自由概念的各类异化形态,而目前社会上不同个人或群体为对自由主义赋予不同内涵并进行选择性使用,都是出于其政治的或利益的目的,因而这就有待于正本清源。自由根本上是指社会个体不受他人的干涉和支配,这包括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而之所以会形成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就在于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在于政治经济权力集中在某些人手中。因此,自由主义就有两方面的内容:一者,政治上要不受支配,政治权利在人与人之间的分配就应该没有差异,都有同等的选择权、被选择权以及受教育的权利;二者,经济上要不受干涉,经济权利上就不应该存在过度的不平等,需要采取一定的社会措施来防止所有权的集中。

一般地,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和政治地位的不平等这两者之间往往存在相互强化的关系: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会引发和强化政治地位的不平等。但是,在早期封建社会,经济关系依附于政治关系,一个人的政治地位又与其出身有关,而这种关系受社会等级制度保护。因此,追根溯源,发轫于启蒙运动的早期自由主义主要是针对封建社会中社会大众既在政治上受支配又在经济上受干涉的状态,而这种不自由状态的产生主要是源于由出生所决定的不平等。也就是说,早期的自由主义主要体现为一种政治哲学,旨在消减封建主义中人与人之间的天然不平等。这主要有两大原因:一者,早期经济权利的不平等乃至所有权的集中现象主要都是政治权利的不平等所决定的,而自由市场竞争在当时有助于促进经济权利的分散而非集中,市场竞争所衍生的马太效应以及财权权利的集中只是在垄断资本主义之后才日渐明朗和严重的;二者,生活资料严重稀缺的封建社会后期如何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是人们首先关注的课题,而对经济权利的外来控制将会限制人们改善生活水平的努力,并最终制约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

正因如此,经济权利的平等和政治权利的平等两者在当时就是不可兼得的:要实现其中一个,就必然会牺牲另一个。基于这种二难选择困境,早期自由主义就发展成为政治上的平等及经济上的差异寻找哲学依据:它以不可剥夺性个人权利来论证个体政治自由,以自由支配性财产权利论证经济上的不平等。尤其是,在冲突性的个体自由和他人自由以及社会自由之间,自由主义注重对私人领域的保护,并以天赋人权来摆脱国家和强权的束缚,其核心在于对财产自由的强调。究其原因,人类其他几乎所有的能力都与财产有关,无论是政治上的自由还是思想上的自由都是如此;例如,罗素就指出,“如果由于表达了某种信仰而使人难以为生,思想就不能说是自由的。”[1]因此,尽管表面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仅仅是自由的一个维度,但它却是根本性,从而成为早期自由主义纲领的硬核。

基于早期自由主义的观念,私有财产是合理性的,它不仅不受任何外来力量的干涉,而且应该获得绝对的保护;因此,政府就不应该征收任何超过个人为获得相应的交换物(安全和服务)所必须支付的税负,也没有理由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对弱势者进行辅助。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早期的自由主义者大都反对经济管制而推崇市场经济,并且往往对穷人和收入分化采取冷酷无情的态度;这一点在马尔萨斯、西尼尔等的著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他们甚至反对任何的经济救济措施。正因如此,在200多年的时间内,经济上的平等就不再是自由主义所追求的目标,相反,自由主义转向从自然主义思维中获取不受干涉的理论基础,从而为现实中种种的经济不平等现象寻找合理依据。这样,即使“那些令人不愉快或不情愿的事物都必须加以接受”,因为它们都是由不可变易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2]例如,由供求决定的工资就是“不可动摇的规律”,因而任何法令干预工资谈判的努力都是徒劳的,而且还会导致效率的损失。

显然,这种自由主义理念也深深地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承继和发展。例如,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无论是市场均衡、帕累托有效还是阿罗不可能定理——几乎都是为不平等的经济现实提供理论支持。事实上,哈耶克、弗里德曼以及其他新古典宏观派经济学家都对福利国家理论进行猛烈抨击,认为它违背了18世纪自由主义者的原意。正是局限于私有财产的保护,导致了资本主义民主呈现出双重特征:一方面宣扬和追求一种平等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又刺激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极分化;结果,“它所颁发的各种奖励,使成功者喂养猫狗的食物甚至胜过了失败者哺育他们后代的食物。”[3]正是承袭了这种偏重政治平等的自由主义学说,国内一些学者开始片面地强调所谓的自由、平等和民主;这里是自由仅仅是指市场上的交换自由,平等仅仅是指法律上的形式平等,民主则集中在政府范围内的公共决策。于是,一些政治哲学和历史学家大肆宣传《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而一些经济学家则单一化为主张市场万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从而成为马尔库塞意义上的缺乏批判性的单向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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