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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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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统”必须独立并高于“治统”  

2012-12-23 10:23:12|  分类: 政治、民主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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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统”必须独立并高于“治统”

一个良好的社会组织是:从社会大众中选择出哲学王,哲学王引导武士,而武士则治理社会。哲学王和武士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不仅确立了“道统”和“治统”的分离,而且确立了道统的独立性。其中,“道统”是指管理社会、指导社会中各种关系的思想和理论,是有一种话语权和立法权,由学者和知识分子来进行阐释;“治统”则是指控制社会的实际政治权力的传承,是一种治理权和行政权,由由掌握强大国家机器的君王们传承的。

事实上,在传统儒家社会中,“道统”长期是独立于“治统”的。例如,孟子就把政治比喻为盖大房子和雕琢璞玉,需要专业人士,而统治者不应该干涉,就像他们不会去指导木匠和玉匠的工作一样。 (《孟子·梁惠王下》) 而且,在传统儒家社会中,尽管法律往往是用来约束下位者的,但并不是说,上位者就不需要或者不受到制约;相反,他们需要受到更高的道德标准的约束,法律仅仅是最低层次的道德约束。

同时,道统和治统的关系也就蕴含了理想和现实的关系:从经验主义上升到理想主义、再由理想主义回到经验主义,实际上体现了道统与治统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其中,道统是一种抽象的思想,它转化具体的实践便形成了治统。在两者关系中,道统决定着治统承袭者权力的合法性,而不是由治统承袭者来阐释道统。因此,道统可以对治统进行审视而批判,但治统却不可以反过来支配道统。从这个角度上说,道统是独立于治统的更高层次。

在很大程度上,儒家社会中上位者的道德约束就来自于具有独立性的“道统”,儒生拥有“道统”的解释权,他们根据这个道统对社会现象和行为进行审视,对社会政策、制度和结构进行剖析,对权势者的行为进行制约和对社会现象进行批判。正是基于道统和治统的关系,历代知识分子都以专门传播知识、思想为己任,秉承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针砭时事、监督当政者。

此外,“道统”的独立性也蕴含了学术的特性和学者的使命。事实上,“道统”之所以可以被用于“治统”的审查尺度,就在于“道统”本身具有某种理想主义成分,同时,“道统”又由学者来承继、阐释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具有某种理想主义色彩,这种理想主义的学术体系构成了由学者世代承继而得以不断延续的道统,而学者则成为理想的挖掘者和承载者。

一般地,学者的基本任务就是不断增进自身对社会的认知,通过“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来更好地服务于整个人类社会。因此,真正学者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生产者,他在社会发展上所起的根本作用不是体现即期物质财富的创造上,也不在于为特定利益集团提供理论辩术;相反,他的主要职责和根本任务是在于从人类积累的知识中梳理出有价值的思想,通过不断增进人们的社会认知而更好地服务于人类后代。

实际上,任何时代的人类行为都要受到前人思想的指导或制约,因而这些思想的提供者也就是真正的哲学王;发现思想以开启世人的智慧,照亮社会发展的通途,这也就是笔者所理解的柏拉图笔下的哲学王的真正含义。

不幸的是,尽管哲学王和武士、立法权与行政权之间应该存在分离,而且这在儒家社会也一直得到倡导和执行;但是,哲学王和武士之间的角色和社会定位也往往被混淆。

一者,武士往往试图摆脱法律的制约而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甚至取代了哲学王的地位。显然,这在“治统”的力量远大于“道统”力量的古代社会经常发生,古代社会的法律规章基本上都是由属于武士的帝王将相所制定的。正是由于这些武士来引导社会发展的方向,他们的缺乏远见以及功利性就无法产生真正的制度革命,这是纯粹经验主义的弊病。

二者,哲学王往往过于急切地期望学说得到实践,从而承担了武士的角色。显然,这在社会急剧变革时期常常发生,加尔布雷思就指出,“历史上曾经反复出现这样的情形:知识分子深受自己惟一的真理观的影响,以至于把自己看作是生来主动要改变人类思维方式的救世主。”[1]正是由这些哲人直接规划社会政策,他们的“突发奇想”或者“个人成见”往往就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这也就是纯粹理想主义的谬误。

在很大程度上,人类社会往往在这两种极端之间摆动:启蒙运动过程中情形的理性主义以及唯理主义以及当前社会对理性主义乃至对理性自由主义的否定都是如此。

事实上,正是有鉴于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类在建立理想社会制度过程中的失误,学术界开始反思和否定理想主义:不是充分审视武士和哲学王的关系,也不是去审视制度构建的条件和途径;相反,它把“理想主义”这个目标本身给抛弃,而是热衷于现实的解释和合理化。明显的例子就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它极端地否弃了伦理价值和社会理想等规范性东西,而热衷于对现实的描述和实证;同时,它依附于物竞天择的社会达尔文观,为现实的存在提供种种的合理化辩护。

正是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中,无论是社会大众、学术精英还是政治领袖都失去了政治和价值理想,从而导致功利主义的盛行。事实上,在道德约束体系已经崩溃的当今社会,国内一些经济学家不但对在中国建立相对完善的监督体系完全没有信心,更是不相信伦理道德的积极作用;因此,他们很少在这方面真正展开实际性的探索工作,而往往倾向于把当前所遇到的问题一味地推给市场,主张所谓的“无为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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