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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日志

 
 

如何选择立法者和行政者   

2012-12-18 08:24:17|  分类: 政治、民主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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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王和武士的职能对应的资质要求

在现代社会中,哲学王就体现为那些为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发展立规定制的议员、委员和代表,其基本职责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武士则体现为执行既定之法并使之有效贯彻的总统、总理以及各级政府部门的行政官员,其基本职责是协调集体行动、缓和社会冲突。

相应地,执行这两大职能所要求的资质也有很大差异:作为立法者的“哲学王”应该具有广博而高深的专业知识,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社会责任,从而具有考虑人类长远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充分理性,而这种资质往往需要借助于一定考核程序才能显示出来;作为行政者的“武士”则应该拥有高超的管理艺术,拥有克服困难的毅力,从而能够很好地解决大量社会现实问题,这种资质往往在选举中得到展示。

事实上,“哲学王”所具有的社会认知和社会责任往往依赖于长期积累的社会阅历,因而能够担任这种职务的人往往是德高望重的长者,是长期进行社会思考的学者;“武士”所拥有的社会亲和力和控制力则往往源于天生的气质和魄力,因而能够担任这种职务的人往往是意气勃发的年轻领袖,是长期在实践中的社会工作者。显然,“哲学王”的这种资质必须借助于一定考核机制才能得到现实,从而不能是简单地由民主选举产生,更不能是由某些行政者“钦点”,否则就成了拥有强大“影响力”的武士了。

不幸的是,现实世界中的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混淆了从事立法的“哲学王”和从事执法的“武士”之特质。

一个明显例子就是当前台湾地区:一方面,立法委员是选举产生的,而且基于迥异意识形态的政党争斗,一些冲劲有余而理性不足的年轻人就被选进了立法院,结果就导致了立法院不时地出现打斗之类吸引眼球的闹剧,却无法心平气和对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发展进行交流及规划;另一方面,行政机构各部分的负责人或者政务官主要来源于各大学的校长、教授以及名嘴,他们虽善长社会制度的长期规划却并无多少管理社会的实际经验,结果就导致了行政上的效率缓慢和改革魄力不足,这正是马英九政府饱受批评的重要原因。

其实,政务官和地方官员都与具体实务打交道,具有相似的特性要求,从而这些岗位上的人才也具有应该较强的流动性:地方官积累了一定的实务经验和管理艺术后可以到中央部门任职,从而可以将他们所积累的阅历在更大范围内发挥;同时,中央职能部门的政务官退下来后也比较适合到地方任职,这样可以继续发挥其在整体规划中所扩展的视野和阅历。

相应地,立委与大学教授都致力于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对社会发展关系的整理,具有相似的特性要求,从而这些岗位上的人才也具有应该较强的流动性:教授在学术造诣和对社会思考达到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之后就可以进入立法部门,这样有助于将其较为成熟的理论赋予实践,从而更积极地发挥理论研究的价值;同时,立委从立法部门退下来也比较适合进入大学教书,这样他可以对立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从而也就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理论。

不幸的是,在当前的台湾地区,这两类人才的流动渠道也完全混乱了:立法卸任后主要去处不是大学,而是竞选地方官员或者进入国营企事业等;而马英九挑选的那些职能部门负责人或政务官甚至大多都不敢去地方竞选,而热衷于回大学教书。

当然,这种颠倒现象不仅出现在台湾地区,而且也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普遍现象,甚至在一些民主体制已经出现了上百年的发达国家也是如此。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主要不是大学教授而是文体明星以及电台主持更容易成为议会议员、立法委员、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

例如,在俄罗斯,2007年年轻的体操运动员卡巴耶娃和霍尔金娜以及拳击运动员卡尔波维奇都转而成了国会议员,其中24岁的卡芭耶娃曾为色情挂历,而卡尔波维奇则《花花公子》杂志拍过半裸照片。在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亲自挑选四名美貌火辣的演员或模特竞选欧洲议员:36岁的安吉拉.索齐奥曾经是全球知名选秀节目《老大哥》意大利版的参赛选手,芭芭拉.马特拉是前意大利小姐参赛选手,埃莱奥诺拉.加焦利是意大利家喻户晓的电视明星,卡米拉.费兰蒂则是肥皂剧女明星。在台湾地区,高金素梅、李庆安、余天等众多立法委员早先也都是文体明星以及电台主持等出身。

显然,从作为“哲学王”的立法者和作为“武士”的行政者之特质与其职能相符这点上看,只有美国、英国等少数几个国家的民主体制比较成熟,这些国家的议员和行政者之特质比较符合要求;相反,其他大多数国家尤其是绝大多数新兴民主国家和地区的民主制度则完全走偏了,导致了一些无知又充满斗性的“武士们”占据了立法席位。

那么,为什么这些民主社会会出现如此严重的“人才非其所用”现象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就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简单地将选择“武士”的那套选举机制套用到“哲学王”的界定上,在社会大众的认知水平还差强人意的情况下,社会影响力而非才能就成为决定性因素。社会影响力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既可能是因为当事人在特定领域做出了贡献而成了公众人物,也可能是来自金钱势力、政治势力乃至传统势力的转移。事实上,如果一个人承受了他人的某种势力,他就容易在选举中获胜,表现为政治的家族化和裙带现象。

可见,正是由于混淆了哲学王和武士的基本职能及其相应的资质要求,从而也就混同了两者的选拨机制:目前的选举机制所确定的立法者往往是拥有社会影响力的人而不是具有高度理性的人。而且,在赢者通吃的社会中,这些社会影响力往往来自特定团体的传承而个人的才能。例如,目前台湾地区的大多数立委绝都有某种政治渊源,如曾任立法委员的国民党籍朱立伦、吴志扬、林益世、连胜文、李庆安、雷倩、张嘉郡、江玲君和民进党籍余玲雅、林岱桦、王雪峰、邱议莹、谢欣霓、陈亭妃等都出身于政治世家。

正因如此,这些占据立法岗位的人往往并不拥有“哲学王”的资质,平时也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用于思考社会现实和未来发展问题;因此,他们也就根本不能实现古人所倡导的“在其位尽其事”,能做的而且乐于做的往往是不断地制造出一些新闻所料以表明他们的存在。例如,在台湾地区,我们经常看到的就是立委报料、打架、锁门、占据主席台等现象,而且党派之间在很多议题上都截然对立,造成立法院往往流于空转。

显然,要真正实现“哲学王”和“武士”的职能,就必须认知两者的资质要求:哲学王必须具有在理性发育上更具优势,而要体现这一点,就必须引入相应的考核机制。事实上,当年孙中山在西方三权制衡的基础上增加了儒家传统上的考试院和监察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那些占据公共领域职位之人士的素质,这也是孙中山思想之伟大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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