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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日志

 
 

不能简单照搬当今欧美经济学界的学风  

2012-01-30 09:23:20|  分类: 经济学教育改革探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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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来,经济学的国际化发展拓宽了国内经济学人的视野,打破了传统经济学的教条禁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学的多元化;但与此同时,国内经济学的学术地位在国际上似乎并没有多少提高,而功利之气却日渐盛行出身,那些潜心治学的经济学人更是不断减少。显然,这些现象都反映出目前这种经济学国际化内含的问题。不幸的是,尽管国内经济学日益充盈着功利和短视之学风,但由于这种研究范式和理论思维主要是那些海归学人积极引进和发起的,从而这种学术风气也或多或少地“形似”于欧美,因而相当多的主流学者极力为之辩护。事实上,一个经常挂在国内经济学人口中的说辞就是:欧美学术界尚且如此,又何必斤斤计较于我们当前的学风呢?譬如,国内大多数经济学人发表文章不是出于产生了真正的认知而希望与他人分享,而是出于评职称的需要;同时,基于这种需要,他们撰写文章时热衷于使用自己也不甚了了的数学模型,以致经济学研究越来越成为一种“我向思考”的游戏。但是,如果对这些现象提出批评,他们就会以西方学者发文章主要也是为了评职称、也大量使用数学符号来装扮其空洞的思想,等等来搪塞。再如,国内学术制度越来越激励学者通过市场实现其研究的价值,以致学者们越来越热衷于社会热点探讨、各类课题承接,而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几乎无人问津;同时,基于市场化的不同,导致了国内学者的收入差距急速拉大,那些基础性研究者的生活处境越来越悲惨。但是,如果对这些现象提出批评,他们就会以西方学者也在努力承接各种课题,各专业、各领域的学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等等来搪塞。在某种意义上,国内的学风和制度确实源于西方,但问题在于,主要是学习和模仿了西方学术中的那些坏东西,并与本土的坏东西结合在一起就成了恶恶相加。其实,尽管西方社会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确实形成了具有相当成功的学术制度,但这些制度和风气果真应该不分青红皂白地全盘接受吗?是以这里本着批判的态度对当前经济学界的学术风气进行反思并由此对经济学家的应有素养进行审视。 

我们知道,近现代以来西方社会往往是以其经济实力来推广其学术和思想的,学术落后的地区也往往试图以促进后发地区经济发展那样的赶超策略来照搬发达地区的现行学术,并以一国的经济实力发展状况来判断该国的学术发育程度。显然,由于美国近半个世纪以来在经济上的霸主地位,国内学者也就因其经济实力而匍匐于其学术之下,极力模仿美国流行的学术规范和制度,从而在当前国内学术界形成了主流崇拜之风。问题是,学术发育和经济增长在发展轨迹上本来就存在很大的差异:经济增长往往依赖于特定的社会条件,可以利用特定的机会或各种资源的投入而取得迅速的发展;相反,学术发育则需要知识的沉淀和积累,需要人文精神的蔓延,从而任何政策都不可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同时,学术发育和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很不相同的:经济的发展具有短期性,往往体现在对现世的人们带来即期可见的收益上;而学术对人类的影响要滞后得多,不过也深远得多。事实上,欧美学术界之所以处于一个相对领先的地位,正是由于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知识积累以及制度优化的过程;然而,当前国内学术界的国际接轨取向却试图不经过知识的积累和制度的优化而照搬一个学术,这正是当前经济学在国际化过程中暴露出种种扭曲现象的症结所在。

林毅夫在北京大学所做的《中国经济学:机遇和挑战》讲演中就指出,中国本身的衰弱和发达国家的富强之反差,使中国学生一心抱着“西天取经”的态度来学习现代经济学,希望学得“真经”帮助中国重新富强起来。但是,也正如林毅夫强调的,取回的经即使是“真经”也不见得适用,因为任何经济学包括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都不是真理,理论模型中所探讨的因果关系都是在一定的限制条件才成立的。其实,自新古典经济学以降,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引入到经济学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就逐渐把经济学视为与现实无关的游戏或艺术,热衷于特定引导假定下的逻辑推导,把经济学的功能日益局限于解释层次;但是,国内经济学家却极力夸大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应用价值,从而热衷于所谓的预测和政策研究。事实上,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本身就是功能主义的,它缺乏对本来面目的探讨;因此,承袭于此的国内经济学界就呈现出明显的庸俗实用主义取向:绝大多数的研究往往只是停留在经济现象的表面,对经济的探讨也主要是由社会中直接问题引发的,解决的方法也是就事论事或者机械的,从而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甚至连表面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其实,由于长期受到西方学术霸权的冲击而产生的殖民化意识,这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对问题的解决也常常是“东施效颦”,生搬一些朦朦胧胧、糊糊涂涂的外来方式,或者“药方只贩古时丹”;特别是,国内的那些“主流”海归学人盲目地根据教材上的过时的并着眼于法制完善下的私人行为理论来处理我国社会中的公共领域问题,而根本没有认真地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形及问题症结,以致推出的政策往往是漏洞百出,导致民怨日沸。正是基于当前这种取向,国内学术界不但形成不了真正有价值的理论,反而还误导了改革实践;而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我们学界本身就缺乏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认识,从而也就不可能对经济的发展有真正的长远指导。

正因如此,每遇到有人借西方学术方式为当前情形辩护时,笔者总是苦口婆心地说,我们首先不要说别人是如何做的,而是要问问真正的学风究竟应该是怎样?首先,美国当前流行的学术风气就一定是合理的吗?其次,我们模仿和照搬美国的学术制度时是原汁原味的还是渗入了种种扭曲的因素?一般地,针对当前照搬西方学术制度的取向,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加以剖析。一方面,欧美当前流行的学术风气本身就存在非常严重的缺陷,以致西方学术本身也遇到了越来越严重的危机;事实上,美国的当前学风就是20世纪70年代功利主义日益膨胀的反应,这导致了美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看似热闹,但却并没有实质性的理论发展。另一方面,我们所学习和搬用的那些学术制度都是留在表面的东西,而表象背后那些更精微的实质性制度安排却很难被认识到,更难以被模仿或移植;事实上,那些政策制定者本身就是带着私利的目的对西方学术制度进行考察的,否则就很难说明那些明显的行政、学术相结合的制度依旧明目张胆地存在着。特别是,流行于欧美的那种求新求变的学术风气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它是20世纪70年代因终身职制的实行而把论文当成职称评定之工具的产物;尽管如此,欧美学术界还是存在其他一系列制度安排来对之进行纠正,如论文发表并没有奖金可得的,因而一旦获得终身职后,学者们就没有很强的动力去发表一些自己都不相信而仅是为了获得认可、评职称之类的文章。

然而,这种求新求变的学风一旦被引导国内后,其内在的那些合理成分却被舍弃了,而缺陷则被进一步放大了。事实上,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内的学问精神已经日渐消逝了,学术根基也被破坏得七零八落;在这种情况下,国内高校不是从夯实学术的基础做起,而是热衷于一些形式的指标。于是,为了各种形式的排名和竞争的需要,各院校都以种种形式来激励文章的发表,而根本不管文章的真实价值;正因如此,求新求变的浮躁之气充斥了学术界,而真正精心的梳理工作却得不到任何关注。究其原因,这种求新求变的学术显然有利于那些掌握学术话语权的海归,因为他们可以凭借信息资源成为学术的掮客或买办;这种学风也有利于那些掌握行政资源的官员们,因为他们可以利用学生资源不断“翻译”西方的前沿文献。而且,这种畸形的功利主义风气使得学术如此窒息,以致当前绝大多数的国内学者都为自己的“学术”行为找到了“充足”借口:将学术问题归咎于其他的客观环境而不是从自身寻找原因。在他们看来,社会上每个成员都在既定条件利用一切可能的资源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这本身是没有什么错的,因为“经济人”本身就是中性的,况且它还具有实现公益最大化的“美德”;于是,他们可以明目张胆地实行经济人行为,可以变本加厉地为自己的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进行辩护和搪塞。正是在这种学术理念日益沦丧的情形下,握有改革和引进之权的既得利益者往往全盘照收那些对他们自身有利的方面,而对可能损害自身的方面则刻意地加以排除;而且,在事实已经非常明显的情况下,他们依然掩耳盗铃地以借鉴“国外经验”为口实,而那些无权无势的受损者也无可奈何。正是在这种学术理念日益沦丧的情形下,握有改革和引进之权的既得利益者往往全盘照收那些对他们自身有利的方面,而对可能损害自身的方面则刻意地加以忽视或排除;而且,在事实已经非常明显的情况下,他们依然掩耳盗铃地以借鉴“国外经验”为口实,而那些无权无势的受损者也无可奈何。

邹恒甫指出,中国人缺乏笨的扎扎实实做学问的精神,在国内大肆推行经济学改革教育的那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也大多如此。显然,这种态度庸俗化了学术研究,也玷污学术界这块净土,因为学术探索本身就是一个在艰难困境中不断奋勇向前的工作。一方面,正如儒家所强调的“在其职尽其事”,学术界有其自身的特殊职业要求,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理所当然应该成为高度学术理念而又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核心群体,而不仅是像一般的“经济人”那样时刻为个人私利而行动的机会主义者。费希特就写道:“学者在一切文化方面都应当比其他阶层走在前面,……如果他在关系到全部文化的首要的和最高的方面落后了,他怎么能成为他终归应当成为的那种榜样呢?他又怎么能想象别人都在追随他的学说,而他却在别人眼前一自己生活中的每个行为同他的学说背道而驰呢?所以学者从这最后方面看,应当成为他的时代道德最好的人,他应当代表他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1]另一方面,只有脱离世俗的物质引诱,才可能致力于学术的探究,从而产生出真正的洞见;马克思写道:“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艰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2]因此,费希特强调,学者“不应该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别的事情上,而是花在人们过去必须珍惜的时间和精力去做的事情上,把对于别人来说是一种工作之余的愉快休息当作工作、事情,当作自己生活里唯一的日常劳动来做”。[3]不幸的是,当前学术界的这群人士却似乎忘记了自己的职业和身份,而热衷于像一般的“经济人”那样时刻为个人私利而图谋实行机会主义。

可见,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风自有其成因、发展历程及内在弊端,如果我们能够对此有一清楚的认识,那么,我们就不会围着西方不断求新求异的学术乱转了。但不幸的是,国内一些所谓的“主流”学者却根本不关心这一点,而是为了争夺所谓的话语权和领导权,而不断地翻弄一些西方不断变动而根基肤浅的“前沿”学说。显然,当前学风之扭曲出于欧美而胜于欧美,关键就在于国内的社会制度就很不健全,从而导致学术话语权也存在高度集中的现象;正是在那些既得利益者的主导下,当前学术界只是片面地引进那些为他们所用的形式方面的东西,而对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却往往熟视无睹,即使再好的学风到了国内以后也被扭曲和败坏了。其实,任何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其理论的发展根本上是建立在不断争鸣、不断交锋以及不断批判、不断反思的基础之上的;但是,经济学的主流化取向却导致了经济学的思想日益空洞化、形式越来越僵化。特别是,在国内由于思辨精神的沦丧以及经济学理论积累的不足,对主流的崇拜如日中天,即使有一些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反思,但主流化心态和趋向却依然具有“不可抑制”的发展冲动。显然,作为后进的旁观者和借鉴者,我们更应该全面地看到西方学术中的优点和不足以更好地促进我们的学术发展,这也是青年学子的使命,青年学子这种使命感的强弱将决定我国学术尤其是经济学未来二、三十年发展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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