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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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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国际接轨的浅薄性:几个案例审视  

2012-01-23 10:16:55|  分类: 经济学教育改革探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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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国际接轨的浅薄性:几个案例审视

 

由于知识上的浅薄性和思维上的功利性,当前那些主导经济学国际化的当政者往往无法深入地辨析西方学术制度中的优劣,反而刻意地选择那些有利于自己却扭曲了的制度安排,从而加剧了国内学术秩序的失范。譬如,正是由于理工科出身的海归经济学人掌握了经济学发展的主导权,他们就不断鼓噪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的重要性,并推出一系列奖惩制度来激励国内学人不惜一切代价地寻找与国外学者的论文合作;显然,正是这种改革导向进一步助长了数理和实证的分析倾向,因为这类文章显然更容易合作、也更容易发表。然而,这些学术制度却误导了理论的真正发展,也无法使社会科学取得实质的进步,因为它激励人们将文章发表当成研究的最终目的,而不是静下心来对人类所积累的那些思想和知识作些实实在在的潜心梳理。关于当前经济学改革中出现的形式化和功利化现象,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详加说明。

(一)研究生培养中的“助研经费”

为了制度上“与国际接轨”,2007年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在内的17所高校进行了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这涉及研究生奖助办法、招生制度、培养方案等以及人事制度、薪酬制度、科研经费管理制度、研究生导师选聘制度等一系列重要内容,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导师为其所招研究生提供“助研经费”;也即,将导师资格以及所招名额与其课题数量挂钩,那些没有课题的导师则丧失带研究生的资格,从而变相迫使研究生跟随导师从事课题研究。例如,浙江大学的改革方案是:导师资助研究生助学金的经费按照学科特点制定不同的标准,资助额度随当年招生人数的增加而递增;而且,导师必须在录取研究生之前就必须将其招收研究生所需的学制年限内的全部资助经费,一次性划入专设的导师账户。[1]

但是,这种新政在不同学科却命令完全不同的声音:一方面,它遭到了绝大多数人文社科学者的激烈反对,如浙江大学历史教授包伟民、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武汉大学哲学教授邓晓芒;另一方面,它却得到浙江大学经济学几位教授的大力维护或支持;例如,新政的设计者就认为,学校面临的是资源约束,博士点很多,博士导师很多,在国家出钱的情况下,人人都想多招学生因而有必要引入这个“价格机制”是解决资源配置这个现实问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如果评价这种新政呢?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新政实际上只看到西方研究生培养的表面现象,却没有进步分析这种不成文规则的成因。

其实,欧美高校之所以会存在导师提供“助研经费”的现象,是有其特定社会背景的:西方人往往非常实在和功利,他们在选择读博士学位时首先考虑的是为此付出的成本和可能获得的收益。因此,如果没有足以应付生活的奖学金,除了那些确实沉迷学术的人之外,就只有“傻子”才去读博士学位了。[2]究其原因,在西方社会是否获得博士学位对未来的收益并无多大影响甚至还会有负面影响:一者,不仅获得博士学位后能够获得的收入总体并不高,而且也很难通过攻读博士学位来来改变目前的生活;二者,研究性机构以外的单位一般都不愿聘用博士,它们更喜欢具有朝气和活力的年男人,而认为博士生已经太“老”了以致失去了开创性和活力。正是由于这种社会环境,西方高校招收一个博士生(尤其是本国的)所花费的成本就变得非常高昂,因而那些科研经费不多的高校就要求那些乐于招博士生并由此获得收益的博导们自己承担,于是就逐渐形成了只有承揽了足够课题的老师才招博士生的现象。

尽管如此,也存在很多反例:一者,任何院校都有各种类型的研究生奖学金,申请到这些奖学金的博士生是不需要导师额外支付生活费的;二者,大多数人文学科和基础研究领域都不强行规定导师要缴纳经费,有的是由导师自愿提供经费,更多地则是学校给老师相应补贴;三者,随着大量发展中国家尤其中国人在没有奖学金或者奖学金非常少的情况下也愿意到这些国家攻读博士学位(因为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往往可以带来高额收益),因而越来越多没有课题的老师也都在招博士研究生。

然而,中国的社会环境却与西方存在很大差异:一者,崇尚教育一直是儒家社会的传统,因而攻读研究生学位以获得更多地知识本身往往就是很多学子的直接目的,而并非一定要将学位与收入一一对应、挂钩,因而即使自己提供经费也有大量的学子仰颈待入;二者,当前国内高校一般也不需要负担多少博士生的生活费:除了大量博士是自费的外,即使那些公费生也主要是免去学费,所谓的生活津贴是微乎其微了。在这种情况下,硬性规定将招收的博士生名额与课题挂钩,不仅限制了那些愿意花费成本来追求知识的学子,而且也使得一些课题资金非常有限的人文社科尤其是其中基础性研究的发展陷入绝境。

实际上,当前国内博士生招生中的最大问题不在费用负担问题,而在博士生的学术质量问题,改革的目标也是在解决博士质量低下的问题;为此,我们必须加强对博士生培养质量的监督:对博士生的招生进一步规范,对博士生的培养过程进一步合理,对博士生的培养结果有合理的评价体制。譬如,需要对那些在职博士进行更为更佳的规范(包括本校在职的教师以及政界、商界通过特定关系来混取文凭等等),这些问题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的;但是,那些主政者却往往置这些熟视无睹的问题于不顾,硬要模仿万里之外的西方社会来搞所谓的“国际化”创新。问题是,这些“国际”措施能够解决国内高校目前所面临的真正结症吗?

显然,将博士生招生数量间接与课题承接挂钩的改革只会对当前学术研究带来更严重的负面效应:一者,它让那些本身因游刃于社会各界而垄断各种课题的“闻人”垄断博士生的招生和培养,这些人原先就不怎么从事理论研究,而新政使他更名正言顺地让学生干活,从而导致所培养的博士生质量更差;二者,一些没有课题的导师就会转嫁这个费用,或者只招带着课题来读书的学生,或者直接由学生付这笔经费,从而不仅因劣币驱逐良币效应而更有利于官员、商人攻读博士,而且还会进一步恶化师生之间的关系。更不要说,这种改革严重误导了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学习和研究取向。事实上,社会科学的学习首先要夯实深厚的理论基础,在缺乏广博知识的基础上就从事所谓的课题研究是非常荒谬的;然而,那些研究生们有几个具有了理论研究的能力?让他们去研究的那些课题能有多少理论和学术价值?

(二)经济学教学的数量类课程

当前,为了追求学术研究上的国际化,国内很多院校的经济学系无论是在教学上、招生上还是专业刊物上定位上都将数学能力及其应用放在重要位置。譬如,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从原先的基地班到现代的逸仙班,所谓的教育改革就是大量增加数学课程;同时,在岭南学院,从本科、硕士到博士的教学课程中计量经济学以及经济学的原理、中级以及高级要上整整四年,而西方一般不过两年(而且每学年要短很多);更不要说,在研究生招生过程中,从初始到复试笔试数学都是分量最重的科目,面试时问的问题也几乎又都是与数学相关的(主要是“三高”中的推导)。事实上,当前本科出身于数学专业和经济学专业人在报考经济学专业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时,绝大多数老师尤其是那些“搞”主流经济学研究的老师基本上都偏向于录取数学专业的毕业生。他们的基本理由是:经过数学系教育的学生大多概念明晰、逻辑清楚、推理严密,往往不必专门考察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而目前的经济学教育常常不能够训练出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当然,不可否认,传统的经济学教育确实存在问题,因为它太过于作“非此即彼”的理论说教了;但问题是,经济学的研究仅仅需要数理的形式逻辑吗?目前成堆的数理模型或计量分析论文中有多少提出了稍微的洞见了吗?其实,中国高校中经济学领域的数理化训练和要求无论是在教学还是在科研上都已经远远超过了欧美大多数高校,相反,却远远忽视了那些思想的熏陶;例如,经济学方法论在欧美高校中无论对本科还是对研究生都是基础的,但在国内大多数院校却都被改革掉了。正因如此,中国留学生在海外也很少有因为数学不好而无法获得经济学学位或者取得成就的,而主要在于人文社科知识的缺乏,在于思想和创造力的缺乏。那么,这些经济学教授及为何还如此偏好于数学专业的学生呢?根本原因在于,当前的经济学教育在模仿自然科学、论文形式也越来越数理化,因此,数学专业的学生更适合炮制这种形式主义论文,而不是他们更善于推理思考,或者能够提出什么真正的认知。

同时,欧美高校之所以出现高度数理化的倾向,也是有其特定社会背景的。一者,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盛行使得美国或英国等英语世界的学生越来越不愿意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读博士研究生,因为获得博士学位后的职业选择更窄小而且预期回报更低,相反在获得学士或硕士学位后就直接进入商场或证券业可以赚取高得多的收入;正因如此,英美等国经济学系的教师越来越多地甚至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其他(相对不富裕的)国家。二者,英文刊物尤其是美国出版的英文刊物已经在经济学界确立了至高无上的地位,那些希望获得认可的人就必须在这些顶尖英文刊物上发表文章,这种语言要求对经济学研究方向产生了明显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效应:就道德风险而言,对那些英文并非是母语的学者,数理经济学更有利规避这种语言障碍,从而会积极选择数理研究取向;就逆向选择而言,由于数理经济学对语言要求相对不高,从而更有利于那些理工科出身的人进入美英经济学系。

正应如此,美英经济系的教师在学术取向上就存在着有几个明显特征:一者,语言障碍使他们倾向于选择数理研究,而且,只有数理较好才更容易留下来;二者,生存压力使他们热衷于更容易出成果的热点研究,而且,只有通晓“前言”的才更容易留下来;三者,对居住国现实社会经济的隔阂使他们更偏向于一般理论问题的探究,而且,绝大多数人都有过客的感觉,从而也不关心所在国的现实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窥见一斑。一者,在当前的英国经济学界,那些还对经济思想史、经济学方法论、社会经济学以及制度经济学感兴趣的,几乎都是英国本土学者;相反,来自其它国家的学者(这个比例非常高)则几乎没有例外地在从事新古典经济学相关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尤其是集中在数量经济学。二者,经济学自20世纪30年代起开始了数学化的发展,而20世纪60、70年代则掀起了数理化的新高峰,而这两个时期的主要特征就是大量的来自俄罗斯、东欧以及德语国家的受过数学和物理良好训练的人蜂拥而入进英美,他们将各种手段和方法应用到经济学中,如库兹涅茨、里昂惕夫、诺依曼、摩根斯坦,等;事实上,1945年前后,《美国间接评论》的撰稿人中40%出生在中东欧,而多数居住在美国。[3]

然而,在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下,两类研究者的学术地位却存在截然的不同:尽管关注经济思想和现实问题的大多是本土经济学人,但由于其研究很难在当前的那些“主流”杂志上发表,从而很少能够在主要大学获得教授职位,更多的一辈子都只能是教学人员(teaching fellow)而非研究人员。譬如,批判实在主义经济学大家劳森分别在1997年和2003年就写了《经济学与现实》和《重新定位经济学》两部影响广泛的著作,但迄今还只是剑桥大学的一个高级讲师;而出版《演化与制度》、《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制度经济学的演化》等一系列著作的旧制度经济学大家霍奇逊则只是从剑桥大学被排斥到默默无闻的赫特福德大学才获得教授之职,经济学方法论大家布劳格也没能在顶尖名校获得一席之地。相反,那些其他并非英语国家的学者由于倾力于数理经济学,更有利于在当前那些顶尖刊物上发表文章,而且只要在所谓顶尖刊物发表一篇文章马上就可以晋升为教授。譬如,我在英国合作教授就是在凭借2001年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的一篇综述文章而获得Exeter大学副教授教职的,2009年一位来自希腊的毕业不久的青年博士夜因一篇文章在《Econometrica》发表而马上就获得副教授职称。

因此,英美诸国的经济学系存在着明显的“鸠占鹊巢”的现象:外来学者排斥了本土学者,数理专业出身者排斥了经济学专业出身者。显然,这种与现实日益脱节的经济学数理化取向本身正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问题所在,是国内经济学发展在借鉴西方学术时要努力避免的;而且,国内经济学界所面临的情形与西方尤其美英存在存在很大不同:无论海归学者还是“国产”学者都是中国人,都受儒家文化的熏陶,都有共同的语言沟通,都关注中国的现实经济发展及其问题。但不幸的是,在学术制度安排上却极力模仿西方风格:当前国内经济学系无论是学术排名、职称晋升还是科研奖励、课题研究都以在英文刊物上发表论文为重要依据,以致国内的经济学刊物也在大力模仿英文主流经济学刊物的样式和风格。于是,就造成了比西方社会还要严重的“鸠占鹊巢”现象:海归学者排斥了“国产”学者,数理专业出身者排斥了经济学专业出身者。之所以有如此现象,关键在于,无论是国内经济学系的教职还是那些重要的经济学刊物都已经越来越多地为“出口转内销”的海归所主导,显然,在英文刊物上发表文章,更能利用他们的资源和优势,至少他们更有条件与那些国外高校的教授进行合作。正因如此,经济学的自然科学化取向国内经济学界甚至比在欧美经济学界还要严重,导致经济思想遭受更严峻的禁锢。

(三)论文写作的合作之激励

当前,为了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以及推行所谓的学术国际化,一些海归学人回国主导了经济学改革权之后,所推出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制定各种激励机制以鼓励本院教师与国外学者之间的合作。例如,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近年来就提高了对外文刊物的奖励力度,以致很快就出现了快速膨胀的英文论文;尽管一些老师的英文水平实在无法令人恭维,中文论文也长期写不出来,却突然有能力“发表”可观的英文论文。显然,大量的英文论文出现成了当政者显示其政绩的重要依据,却实质上似乎并没有提升本院教师的学术精神和研究水平,相反似乎越来越功利、越来越没思想。而且,这种学术激励机制也衍生出了一个明显结果:经济学界的教职为越来越多的出身理工科者所占据。一者,现代主流经济学根本上是基于西方文化及其行为机理之上,因而中国人在此分析框架下根本无法在思想领域有所作为,从而也就只能在形式上加以仿效;二者,在以数理形式以及英文论文为学术评价标准的体系下,那些理工科出身的学人往往占有明显的优势,从而成为中、西方经济学界进行沟通或接轨的桥梁。

其实,这些理工科出身的经济学人之研究具有这样两类倾向:一者,他们的社会科学知识往往极为匮乏,从而根本无法在思想领域有所作为,以致对思想性思索也毫无兴趣;二者,他们更容易看懂经济学中复杂的数学符号,从而就会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并将主要精力用于对某些数学模型的改造和搬用上。不幸的是,尽管这些学者的研究仅仅是体现其个人的专业优势,但一旦掌握了学术和行政主导权后就开始通过一系列规章来鼓吹这种合作研究的合理性、科学性以及前沿性,甚至将之上升为一般性的学术评价标准;结果,就极大地压制了其他专业出身的学人对其自身优势的发挥,甚至将其他人文的、社会的和历史的等种种学术优势都贬抑为弱势,因为这些知识都不利于文章写作上的国际合作。正是在这种制度引导下,国内经济学界就出现这样的怪现象:大量的对社会科学乃至经济学基本常识一窍不通的理工科人士在搞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前沿”研究,同时,他们并不乐于也无能力真正弄清楚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内在机理,却可以成为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引导者以及相关经济政策的制定者。

正因如此,目前这种由这些理工科出身者所主导的学术国际合作之类的激励措施严重地扭曲和误导了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使得国内本来就非常匮乏的经济学知识积累更为空洞,因而就有必要对此进行反思。

一方面,由于理工科出身者主导了国内经济学的改革方向,从而必然会具有将经济学自然科学化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讲,“与国际接轨”就成为他们为实践其意志所依凭的一个基本途径和漂亮借口,因为物理学或数学就是这样的呀。当然,要赋予其改革的权威性合法理性,就需要能够证明其研究的前沿性和国际性的证据;为此,他们就努力地凭借自身优势来与国外学者合作发表文章来证明其研究价值和水平,并进一步将之提升为体现学术水平的重要依据。问题是,经济学与自然科学本身就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又何必简单效仿呢?一般地,自然科学的研究数据是从可以重复的人造实验室获取,因而数据比较确实而难以造假;同时,由多人参与统一项目的研究更便于建立大型而先进的实验室,从而可以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果。与此不同,经济学所使用的却通常某些机构出版的数据,而使用这些数据的人往往不清楚它是用什么方法搜集的或代表着什么,而在此基础上进行合作又可以产生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呢?事实上,按照张五常的看法,经济学的论文合作和联名发表的普及是源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这主要是“为米折腰”而需要数文章数量的结果,因为一篇二人联名通常每人算多过半篇。[4]

而且,如果对当前存在的国际合作论文的结构和形态进行解析,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发现,这种学术合作的分工体系具有鲜明的“殖民”性质:国内学者提供有关我国情况的统计或实验数据,西方学者则在此基础上根据主流的写作范式作些计量分析;因此,尽管国内一些学人似乎也凭此在英文刊物甚至所谓顶尖刊物上发表了文章,却始终是处于打下手的角色,所发表的论文中很少有自己的创新性思维在里面。事实上,多马就曾指出,“优秀者都愿意自己研究”,[5]都愿意自己提出思想而让合作伙伴撰写研究成果,而不愿意简单地承担数据收集和处理工作;但是,在目前国内经济学人与国外学者与进行合作研究的流行方式中,往往是由我国学者提供数据或进行数据分析,而西方学者对研究框架进行设计以及对研究结论提供解释。试问,这种合作方式能够体现国内学者的何种学术水平呢?而且,即使从人类社会整体来审视理论的发展,目前这种研究范式果真促进了经济理论的实质发展、增进了对实现社会的更深理解、抑或取得了学术研究的分工效益了吗?鲁迅曾经说过,写文艺作品专靠别人供给的材料是不行的,何况进行的是社会科学研究呢?

另一方面,当前经济学界盛行的国际合作论文撰写体系之所以无法增进对社会现象的真正理解和经济学理论的实质发展,很大程度上在于绝大多数的国外合作者也是非常功利的。事实上,国外学者之所以寻找中国合作者,绝大多数都是出于发文章、评职称以及其他的功利考虑;而这种合作研究之所以更利于他们的文章发表,因为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之了解少之又少,对中国人提供的相关数据更难加以考订。正因如此,在当前这种国际论文撰写的合作体系中,西方学者往往像国内学者一样不关心这些数据如何得来以及是否可靠,更不考虑相应的社会环境之影响以及可能更为重要的其他因素。结果,目前在国外杂志上所发表一些有关中国问题的论文甚至比国内的研究还要肤浅得多:它们大多是概念上的或者形式上的,因为他们往往只是以一方(国内学者)提供某些数据而另一方(国外学者)加以规范化处理的形式产物。

而且,即使有些西方学者确实抱着真诚的学术态度,试图研究通过日益受到关注的中国经济来增进对经济行为的认识;但是,由于他们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以及对国内潜文化、制度和环境了解的缺乏,这种基于数据上的合作往往也是不可能深入的。林毅夫写道:“每个学者提出的理论,都是对他所观察到的现象的解释,发达国家的学者提出的理论,主要是在解释发达国家的现象。由于发展的阶段不一样,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不同,制约条件存在差异,相同的现象背后的原因很可能是不一样的。如果发达国家的学者用他们提出的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的现象,不能说他们都是必然错的,但是,大部分可能是隔靴搔痒。在理论创新上,不会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而会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是理论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因为如前所述,理论是抽象的,理论模型中仅能保留很少的几个社会、经济变了,在众多的社会、经济变量中,到底哪些该舍象掉,那些该保留,通常只有在那个社会长大、生活的学者才会有较好的把握。”[6]

可见,由于当前主导经济学国际化的那些当政者知识上的浅薄和思维上的功利,导致他们往往无法深入地辨析西方学术制度中的优劣,反而刻意地选择那些有利于自己却扭曲了的制度安排,从而加剧了国内学术秩序的失范。譬如,正是由于理工科出身的海归学人掌握了经济学发展的主导权,他们就不断鼓噪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的重要性,并推出一系列奖惩制度来激励国内学人不惜一切代价地寻找与国外学者的论文合作;显然,正是这种改革导向进一步助长了数理和实证的分析倾向,因为这类文章显然更容易合作、也更容易发表。然而,这些学术制度却误导了理论的真正发展,也无法使社会科学取得实质的进步,因为它激励人们将文章发表当成研究的最终目的,而不是静下心来对人类所积累的那些思想和知识作些实实在在的潜心梳理。德鲁克曾写道,“如果,乔之所以晋升是因为他擅长玩弄政治,人人都会知道。他们会对自己说,‘好吧,这就是公司里的晋升之道’。他们会瞧不起上司,因为他们强迫人人都变成了政客,结果是他们要么离开要么自己也变成政客”;[7]显然,目前国内经济学所推行的那些改革措施正对经济学的发展起到这种扭曲的作用。其实,社会科学需要的是精心思考,而不是机械搬用;钱穆强调,“如何像以前的禅宗般,把西方的新人生观综合上中国人的性格和观念,而转身像宋明理学家般把西方人融合到自己身上来”,[8]就是我们现代学者的任务。但是,当前不少学者却在做急功近利之事,而推出的一系列学术制度更是为这种功利行为提供激励;余英时写道,“一般倾慕西方文化的人在取舍抑扬之际也缺乏真知灼见,他们往往对自己还没有十分弄清除的东西,已迫不及待地要用之于社会政治和社会改造方面。这种轻率而又轻薄的态度不但与西方‘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而且也和中国人所一向讲究的为学须分本末人己的传统大相径庭”。[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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