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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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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教研国际化中的的功利性:基于主导者动机的分析  

2012-01-19 08:13:24|  分类: 经济学教育改革探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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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学极力模仿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理论思维,但是,国内与欧美之间在学术上差距最大的主要不是体现在国内理论知识的落后和形式规范的不合理,而是学术风气的扭曲以及学术理念的消逝。究其原因有二:一者,理论知识和形式规范可以相对容易地进行移植,而学术风气和学术理念的培育却依赖于一系列的社会条件并需要漫长的时间,而且,后者对人文科学的实质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二者,当前学术界中的国际化改革几乎都是一些极具功利心态的人士所发动的,并且主要是那些经济学出身的副校长、校长助理或者院长所积极推动或参与的,从而会极力选择有利于自身的那些表层次的形式规范,而会忽视或刻意排斥那些限制其不合理利用其行政的、学术的资源的制度安排。事实上,当前的那种经济学的国际接轨浪潮基本上只是偏重于教的内容以及考核的形式,而那种真正促进学术发展的理念和精神却往往被无情地抛弃在一旁。也就是说,制约当前国内经济学发展的主要不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隔绝,也不是学术的“形式规范”没有建立;相反,根本上在于整个学术制度的崩坏和学术风气已经日益沦丧,以致很多学者已经完全漠视了其应有的学术理念和社会责任。因此,如果要与国际接轨,首先就在于学习国外的学术精神和借鉴他们的学术制度;试问,当前那些所谓“国际接轨”又是接得怎样轨呢?为此,本文从主导经济学国际接轨者之动机出发探究经济学国际化的基本取向。

事实上,所接“轨”之内容往往与主导接轨之人的动机有关,那么,当前学术界是由“谁”来主导接轨的呢?一般地,就当前国内的现状而言,有能力或权力主导学术国际接轨并制定相应制度安排的人士主要有这样两类:一是掌权者,二是海归。就掌权者而言,在功利盛行而监督又乏力的当前社会,无论是出洋考察还是道听途说,他所主导的接轨途径和内容都不可避免地带有选择性,往往带有非常强烈的个人偏好和利益特征的;正因如此,他们的接轨往往肢解和扭曲了欧美的学术制度和学术内容,更不要说,这些人也实在是门外汉,以致很多言论和决策都已经成了学界和社会各界的笑柄。于是,主流的意见转而主张,借助海归学人所受的专业训练来大力引进西方学术规范,而且,为了显示其学术的国际性和先进性,国内一些主要高校也在攀比式引进海归学人:不仅设立双轨制为这些海归学人提供数倍乃至十倍国内学者的工资,甚至让那些刚获得博士学位的海归学生转眼成为博士生导师以培养国际化的研究规范。问题是,这些海归们所接的“轨”主要又是什么内容呢?其实,如果这些海归学人能够具有像邹恒甫那样较为广博的知识,能够较全面认识西方学术及其制度中的优劣,并且,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和人类关怀精神来为中国经济学的改革和发展服务,那么,由他们来主导和推进学术的国际接轨也未尝不可。

实际上,目前绝大多数海归经济学人由于种种原因而在理论和认知上都存在重大缺陷,在理论和思想领域几乎没有任何洞见和创新,而主要是凭借数理功底得以模仿“主流范式”搞出一些文章而暂时得以立足;在这种情况下,由他们来主导的学术接轨和改革必然会极端地偏重于数理方面尤其是形式方面,而形式主义的猖獗必然会使得西方经济学理论引入到中国就成了南橘北枳,从而使得经济学研究丧失了现实批判性和人文关怀性。当然,如果这些海归们如果能够像西方经济学大家那样甘愿于象牙塔内从事纯粹理论探索或智力逻辑游戏,那也未尝不可;究其原因,这些暂时看似无用的理论研究却很可能会为学术的未来发展打下了基石,而且,这种经院式研究也可以陶冶青年学子的学术情操。但问题是,目前大多数海归们所从事的都不是在努力发挥他们的好奇本能,而仅仅在搞一些模仿习作以发表文章,或者因耐不住寂寞而急急乎各种应有对策研究,其所作所为就是以获得职称晋升和课题奖励为能事,从而滋生了大量的功利主义行为和学术腐败。同时,如果这些海归们能够继承传统儒者“学以致用”的精神而将其所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前沿理论”或“基本范式”用于解释和分析当今国内的现实问题,那么,他们无论是专注于课题研究还是成为政府智囊团也都无话可说;究其原因,经济学毕竟是致用之学,理论的应用时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但问题是,目前大多数海归们都缺乏足够的社会科学知识,也没有积累起丰富的个人知识,他们所谓的应用研究往往是在搬用和排列组合于各种数理模型,在问题的结症还搞不清楚的情况下就试图检验变量关系并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前大多数海归学人所撰写的那些模仿是习作仅仅表示其已经基本掌握了写作规范,从而获得了进入科研部门的某种资格证,从而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学术研究工作;而且,由于他们此时所掌握的知识不仅狭隘而且片面,因而他们的研究才刚刚开始,甚至还根本没有入门,真正的研究在今后。然而,这些海归却敢于仅仅凭借所翻弄来的教条性“基本原理”或程式化“分析范式”就开始大肆指导年轻学子搞学术研究,或者在MBA课堂上指导那些无知的国内企业家如何管理企业,或者为那些更是无知政府官员提供政策建议和决策咨询;显然,这对其个人来说就实在有点荒唐了,而国内那些相应制度安排也不免拔苗助长了。造成这种现状的重要原因就在于,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的学风在社会、政治等种种因素的打击下已经遭受了严重的扭曲:学习不是为了求知,不是为了承担社会责任,而是把它视为牟利的工具、敲门砖;显然,这些海归们无论是当时选择海外留学还是现在选择归国基本上也抱着这样的心态,因此,他们一旦获得了社会给予的优势地位,也就必然会掀起了浓重的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学术风气,而知识分子的基本理念已经荡然无存矣。

事实上,海归们近15年来在国内经济学界的所作所为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机械地搬用一些源自西方教材中的理论以灌输给青年学子,这为他们赢得了学者和经济学家的用荣誉;二是从事MBA教育以及其他对社会人员的“高级”培训,这为他们赢得了比西方学术界多得多的金钱;三是成为政府课题的承包者,这为他们赢得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四是成为既得利益者(如政府官僚或企业主)的代言人,这也是各种显性的和隐性的利益所系;五是参与新闻媒体的各种活动,这为他们赢得了巨大的知名度。显然,这些海归们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已经把个人的私利与社会的公益混杂在一起,并依靠照搬一些外来“经文”而谋取私利;正因为存在急功近利的严重倾向,国内那种所谓的学术赶超也就成了天方夜谈!而且,功利往往又是与媚俗联结在一起的,从而导致了媚俗主义的盛行和批判精神的丧失;究其原因,功利者必然缺乏反思的理念和勇气,而热衷于世俗的偏好以最大化个人私利。就当前那些极力搬用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人,除了教会学生一些八股文式的paper制作外,似乎对具体的社会问题毫无所知;而且,他们也不能真正认知到了西方学说中的内在缺陷,以引导学生进行深入的思考,而仅仅要求他们遵循主流的规范。

正是基于这种学风,从教育部到学校、学院,各级主管者都把眼睛盯在指标上,并一级一级地不断增添新的指标;在他们眼里,两个事情最重要:一是政绩,二是学校的规模档次。一般地,政绩是跟数字学术、课题学术等密切相关的,在此基础上,再通过种种的攻关,于是学校的规模以及学术的档次也就上去了;为此,这些当政者们就以用办企业的思路来办大学,试图通过金钱投入来堆砌出一个诺贝尔奖来。而且,他们想当然地把诺贝尔奖获得以及“世界一流”学术的衡量与在英文世界发表的文章数量挂钩,从而通过种种的制度设立来激励在海外杂志上发表文章;结果,经济学文章发了一大堆,但人文意识却越来越淡薄了,对周围现实问题的认识也越来越模糊了。同时,各级政府也设立了种种基金、项目以及头衔来进行学术团队的建设,尽管每年投入的钱似乎越来越多,但就是看不到诺贝尔奖的一点影子;相反,两者之间的距离似乎正变得越来越大:学术在国际上的地位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在不断下降。事实上,国内各高校从上到下都在搞“大跃进”:为了实现这种政绩目标,各个主管者都大肆采取胡萝卜和大棒双管齐下的策略,以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可以用到学术研究中;例如,2007年**大学**学院的新任海归院长为了拼业绩,在一年之内将《经济研究》上发表论文的奖励额从原先的1万元提高到了4万元,后又提升到5万元。[1]

正是与这种激励和逼迫机制相适应,各种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学人热衷于造假和剽窃;但是,面对层出不穷的且引起社会大众广泛质疑的那些典型学术造假行为,各高校却是能遮就遮、能拖就拖,几乎没有什么院校主动制定有效的防范机制。即使要处理,也主要是针对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研究生,要知道,这些研究生的行为主要是受其导师的影响,更不要说导师往往分享了学生造假的收益。当前教育界的这些当政者之所作所为表明,他们显然并不真正关心学术的真正发展,从而不会去努力培育健康的学风和学术精神;相反,却试图通过填满各项指标表格、向外展示漂亮的指标数据而显示自己的政绩,以致当前国内的学术根本上是为指标而存在,却忘却了学术的实质。因此,当前国内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结症,在于整个学术制度的崩坏和学术风气的沦丧,在于学者们日益丧失了其应有的社会责任;而不在于形式规范与国际惯例之间的差异,不在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不够普及。事实上,尽管当前教育界的当政者们往往试图通过与国际接轨引入欧美规范来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但现实的结果往往是手段成了目的:经济学理论的实质发展不见了,而形式规范成了“为规范而规范”。结果,改革激发了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学术行为和态度,越来越少有人关注基础理论的探索,越来越少有人愿意关注周边熟视无睹的现象;相反,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仿效主流经济学的论文形式,努力炮制一篇又一篇用于职称评定或课题奖励的paper。在这种改革思维的指导下,所谓的学术赶超当然也就成了天方夜谈!

可见,在于国际接轨的口号下,当前国内经济学反而日益滋生出越来越浓的功利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当然,这种现象也是改革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的普遍现象。一般来说,改革出现的原因是传统暴露出了明显的问题,因而改革的初始动机往往是好的;但是,改革的推行却往往会为一些浅薄和功利之徒所主导,从而导致改革的最终结果逐渐偏离和扭曲了改革的目的而陷入形式主义的窠臼。这一点可以从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看出:改革大多是由一些功利者发动或者贯彻的,他们必然会选择自己偏好或有利于自己的那种制度,即使不是为了私自的目的也会选择那些似乎“适用”的制度,从而导致了一些优秀价值和实质正义的丧失。例如,春秋战国之交,正是由于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公逊衍、张仪、尉缭等法家、兵家以及纵横家之类改革者的出现,导致了整个社会开始尚权力而薄文化,求功利而废道德。同样地,这种功利主义也明显地出现在当前国内的经济学“国际接轨”的改革过程中,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绝大多数海归本身对学术理论以及学术制度的认知是非常有限的,从而无法理解西方学术制度的成因,也就无法辨析其优劣;另一方面,绝大多数海归学人又缺乏坚固的学术理念和严谨的学问态度,从而会刻意地根据自己的需求有选择地进行改革,甚至对西方学术制度加以扭曲。显然,如果对这些潜在的问题不加以堤防,那么,任由这些海归主导经济学改革的结果,必然会只是停留在那些表层次的形式上,而导致学术研究则越来越形式化和功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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