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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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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国际化的误区  

2012-01-11 17:33:54|  分类: 经济学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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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国际化的反思:从两大学科的特性差异谈起

内容提要: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当作自然科学来研究,强调经济学的普遍性和客观性;正因如此,国内经济学也开始兴起了一股经济学国际接轨的浪潮,主张国内经济学要向欧美经济学看齐。但实际上,经济学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具有非常不同的特点:它关注本土现象,具有强烈的人文性,理论发展也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轨迹。正因如此,当前这种国际化的思流和路径必须引起深刻的反思。

 

一、引言

目前,国内经济学界一个重要思潮就是与国际接轨,加强经济学之理论思维和研究范式的国际化:不但在教学上极力推崇的原版教材,在理论研究上更是迷信在英文世界发表文章,推崇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数理化倾向。[1]这种数理化和国际化浪潮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双重效用:一方面,由于近百年来我国在学术科研上的积累已经远远落后于欧美诸国,因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引入对根除传统经济学中的僵化思维产生显著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这种改革往往没有考虑到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之间的差异,忽视了经济学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亲疏关系,从而导致了经济学的自然科学化取向。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极力强调经济学的科学化和客观化,极力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思维来框定经济学,把某些自然科学研究的特有方法和学术要求简单地搬用到社会科学领域。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当前国内大多数院校进行经济学国际化改革的基本途径就是,几乎所有的课程都集中在“三高”(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和高级计量经济学)以及其他一些如最优化等数学课程上,而经济史、思想史、方法论等那些注重思想性、人文性和社会性的传统课程几乎完全被舍弃掉了。

事实上,当前国内经济学领域的国际化呼声远远要大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究其原因有二。一者,西方社会的社会认知源于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从而存在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例如,基于牛顿经典物理学的科学观认为,科学知识因为进化而发展,它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而不是由于突变而形成,是由于类似于加法运算“加和”而形成的;因此,科学是直线进化的、简单的、线性化的,相应地,自然界也必然是简单的、连续的、直线的、自然界没有突变。显然,这种认识对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逻辑实证主义就坚持新、旧理论之间的连续性,强调科学知识的渐进性:新理论不但不能和旧理论相违背,而且还要把旧理论作为一种特殊情况加以包括。二者,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体现得比其他社会科学更为严重,从而导致经济学存在强烈的自然科学化取向。正是承袭这种自然主义思维,在将研究对象限制在物质资源配置的私人领域之后,新古典经济学就把自然科学视为模仿的对象,把经济学当作自然科学来研究,把经济学理论视为可以普遍利用的技术生产力(如边际递减规律);相应地,现代主流经济学以力学和物理学方法为模式,坚持逻辑分析和经验证实研究,强调命题的可证实性和可观察性,用连续的、线性的、简单的理念分析自然界和经济世界及经济资源分布;最终,逻辑实证主义被引入到经济学中,甚至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主导方法。[2]

问题是,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果真如此接近吗?事实上,尽管自然科学在掌握了一些基本原理之后就可以对自然现象进行研究,但社会科学的却首先要夯实深厚的理论素养,在缺乏广博知识的基础上就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是非常荒谬的。正因如此,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如日中天,但实际上,经济学知识的累积比我们想象的要缓慢得多并且缺乏基本的共识;如熊彼特就指出,“必须承认,经济学构成一种特殊困难的情况,因为在这门学科中,相对于其他任何学科而言,普通常识比我们能够累积的科学知识要走得远多了。”[3]有些学者嘲讽经济学说:经济学告诉我们的并且我们认为正确的,往往就是我们凭借常识就已经知道的;经济学告诉我们的并且我们凭借常识不知道的,则往往就是将被证明是错误的。可见,正如波普尔指出的,“在大多数有关方法论的讨论中,严重的错误都产生于对物理学方法的某些极为普通的错误理解。尤其是,我认为他们产生于对物理学理论的逻辑形式、检验方法和观察与实践的逻辑功能的一种错误理解”。为了更深刻地认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数量化取向以及当前国内经济学的国际化取向,这里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学科的特性差异和方法论要求角度进行分析。

二、两大学科的特性差异及其方法论要求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而衍生出来的学科特性差异是多方面的,这种学科差异也产生了相应的方法论特性;但是,由于对这种学科特性的忽视和误解,流行的研究中也就产生了方法论混淆,这里从两个方面作一简单总结

第一,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存在根本性的不同,因而两者的科学特性以及相应的研究方法必然会存在区别。

一方面,自然科学主要体现人对自然世界的探索,而自然现象本身就是普遍性的,对自然事物规律的发现也具有共通性的;事实上,自然科学往往可以基于脱离经验事实的逻辑推理把特殊上升为一般,从而发展出一般性的定律。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比较容易与国际接轨,也需要与国际接轨;只有与国际接轨,了解最新的科研动向,才能更好地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把握前沿,站在他人的肩膀上作进一步的难题攻关,并将最新研究成果应用实践。另一方面,社会科学主要体现人对生活世界的探索,而社会现象与具体地区乃至国家的社会环境有关,社会科学发现的规律也不具有通约性;事实上,社会科学的理论必须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之上,必须对那些独一无二的事件进行直观的理解,对事件发生的利益、倾向及其其他相关的特殊因素进行情境化的理解。因此,社会科学的研究往往难以与国际接轨,也不必须与国际接轨,并不要求在所谓国际一流杂志上发文章的;相反,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作用体现在对周围乃至本国的社会现象的认识上,从而社会科学的成就往往具有特定的时空性、本土性和人文性的特征。

而且,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物,物本身没有能动性,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现象的影响因素也相对变动不大,因而自然现象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更可以抽去一些外围的干扰因素而进行抽象的研究;但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对象是人,而人是具有能动性的,人的行为又受其环境的影响:不但不同人所处的环境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行为特质,即使就整个社会而言,由于社会环境变动的频繁,不同时代的人的行为也存在非常大的不同。因此,尽管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可以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学者所提出来的研究方法、研究结论,但我们必须清楚,西方社会科学的具体理论和观点大多数是建立它自身的社会背景下的;相反,简单地将这些理论应用到我国实践往往只会产生刻舟求剑、邯郸学步的效果。[4]事实上,社会现象比自然现象要复杂得多,影响因素也多得多,没有任何实际问题——即令是其性质最接近于纯粹经济问题的问题——可以单独地根据经济前提来决定。因此,研究社会现象要防止复杂事情简单化,而研究自然现象则要防止简单事情复杂化。

不幸的是,尽管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特质是不同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具有进步的性质,因而其理论往往伴随着范式的转换,从而表现出理论跳越的特点;相反,社会科学更多的是建立在继承的基础上,从而表现出连续的特点。但是,现代理论研究却呈现出了相反的特征:自然科学领域的假设条件的拓宽往往是逐步开展的,而社会科学中的抽象却呈现出了跳越性的特点。譬如,对人性的假设就突然从崇尚道德哲学的道德人跃进到新古典的经济人,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则把人性设想为利他主义的,显然,这与社会科学连续性的本质是不相符的。正因如此,早在在1898年,凡勃伦就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发达的科学?”一文,指斥当时的新古典理论的许多公理性假设是没有经过验证的;同样,波普尔、哈耶克等人则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和建构也是没有经过验证,甚至是无法验证的。实际上,社会环境往往处于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变化过程中,譬如,我国目前的工业化形势与斯密、穆勒、马克思等所处的古典时代就具有很多的类似处,因而尽管斯密、穆勒、马克思的分析可能与西方社会的现实越来越相脱节,但却对当前我国问题的刻画和分析极具启发意义;再如,美国当前在世界的霸权行为和国际法的制定也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了解当时的诸子谋略也便于对当前国际走向的分析。由此可见,学习思想史可以对当前的情况提供更为明晰的认识;实际上,也正如库恩等指出的“我们每获得一点知识,都伴随着相应的损失,这样一来就不可能断定什么时候我们进步了,甚至不可能断定我们是否在进步。” [5]

第二,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更重要是研究具体问题,而自然科学则往往研究一般规则,因而两者的学习和研究方式也必然存在差异。

一般地,在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时,我们往往只要掌握被当今社会认可的主流定理、公式,而不需要关注学术史,不需要认真学习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但是,在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中,我们却可以通过对思想史的学习而接触到大量的思想,特别是通过把握各种思想之间的联系和演变以及它们适应的社会历史背景,从而启迪我们的更广泛的思维。正因如此,诸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以及斯密等人的思想和理论都值得后人认真地进行梳理;实际上,也正如斯坦利.L.布鲁指出的,“经济思想的演变好像是螺旋式前进。确实经常有一些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与以前的理论和政策有相似性,但它们却是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层面上被提出来的”。[6]例如,亚里士多德就已经表达了系统方法的基本思想,其贡献受到现代学者的高度重视;一般系统论的创立者贝塔朗菲就说,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及其固有的整体论和目的论的观点就是宇宙系统秩序的一种表达方式,他的系统论观点至今仍然是正确的。再如,斯密实际上已经发现并指出了目前流行的委托-代理机制的特点及其问题,不过,由于历史的原因只是到了选择自由得到承认的今天,新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才再次将之提升和发展;同样,欧文、穆勒、李斯特很早就阐述的人力资本的观点,但也一直默默无闻,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知识成为关键生产要素以及劳动力的异质化加剧,这个理论才被舒尔茨和贝克尔等人所重新阐释,从而促进了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而且,正是由于社会现象要比自然现象复杂得多,对社会现象的任何理解都往往是基于特定的视角,因此,要对社会现象有更全面的认知也必须尽可能地吸收他人的知识,而不是极端地开辟一条更为狭窄的道路;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进步不在于不断革新和创造发明,而在于对前人思想的梳理,因而社会科学强调的是一种求学风气以及对人性的培育。[7]一般来说,一个希望在学术上(主要指社会科学)有所创见的人,往往需要在30岁之前将所有主要的理论知识和重要的经典著作全部存放在肚子里,因为20~30岁是吸收力和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而在30~40岁期间对已经学习的知识不断消化、思考、提炼而形成自己思想,只有经过长时期的咀嚼才能吐出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正因如此,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生期间,他们需要是的继续学习而不是创造,要在导师的指导下对大量的文献进行系统的梳理工作,否则今后根本不可能提出什么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实际上,要真正从事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研究,在40岁之前根本就不应该去承接什么应用性课题,特别是当前我国社会的各类课题。

不幸的是,现在的学术制度或风气却完全与之背道而驰(主要针对经济学而言):大学教授的仅仅是几本教材,因为教材往往撇开理论产生的背景等知识,因而死记硬背根本就是错误的;或者就是讲授一些实务性知识,而那些讲授的老师可能根本就没有接触过真正的实务;再或者就是学一些形式上的分析工具,对基本的理论脉络都没有搞清楚,就教他们如何分析现实问题。尤其是,不但本科时就把教育限制在非常狭窄的领域内,而且,研究生的教育则更是越来越狭隘,不是进一步学习更为广泛的知识,而是强调跟着老师做课题;现在不是有一种舆论动向(有的单位已经实行):没有课题的老师不是不准带博士吗?呜呼,且不说国内的课题承接、过程和结项与西方存在天壤之别,即使在西方社会这种制度也不见得就是对的。事实上,这种方式对理工科学生也许可行,因为他们在本科或说是阶段掌握了基本原理之后就面临着实际如何应用的问题;但对社会科学是万万行不通的,因为社会科学的应用研究根本不可能建立在几个简单的定律或模型的基础之上,而是需要广得多的知识,而这需要花费好几年乃至数十年的时间。不幸的是,当前社会的各种制度都逼迫这些本应从事文献梳理的年轻学子为了职称升迁和科研奖励的需要而费尽各种心思去努力填满所规定的各种指标,承接各种毫无意义的课题以及发表一些八股文式的文章。试问:在这种环境下,能够造就出真正的学者吗?能够产生出真正的学问吗?

三、当前国内经济学的国际化取向之反思

事实上,经济学更类似于社会科学,因为经济学根本上是要剖析人们行为的机理,从而提高人们的福利。相应地,经济学研究要关注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面对着自然物时如何行为,如何最大化地使用物;二是人面对着他人或社会时如何行为,如何充分运用人的理性以实现社会需求的最大化。前一个内容可以借鉴自然科学的知识,但是自然物的配置并不是孤立的,而必然会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后一个内容根本上是心理学和文化学的内容,需要分析具体环境下人的行为方式和偏好。从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学研究的这一两个特征。一者,从根本上说,社会现象都必然涉及到后一个内容,因而需要认真研究内在经济现象中的“人”的因素,从而使得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非常强的本土性。事实上,经济学作为一门致用之学,更加注重其研究成果对与该研究有直接关联的人具有启发意义;因此,如果是国内学者研究美国问题或许更应该首先在美国发表,但如果研究国内问题的文章也强行要在国外杂志上发表,就显得多此一举了。二者,由于自然科学知识具有在时间上的累积性,除非在面临着范式的革命,现代的自然科学家一般都可以从已经被证明为真实和科学的发现中直接获得他们在当下的研究中所需要的知识;但是,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的历史发展却充满各种纷纭的难以判断的意见与观点,并且,在一个阶段已经被证明错误或者荒谬的理论有时在某一个适宜的阶段又被重新发现并奉为真理,因而经济学知识并不是以严格的累积的形态取得进展的。[8]

正因为经济学理论研究具有上述两个特征,其研究的重要路径就是对经典文献的梳理,而不能仅仅偏重于那些具有普遍性的所谓“前沿”问题研究。熊彼特就指出,经济学领域的“有些成果被中途遗忘或搁置数百年之久。这要比物理学中更屡见不鲜。我们会遇到一些简直令人吃惊的事例。研究经济学史的经济学家,常常会碰到很有启发性的间接以及有用的教益,这与同样情况下的物理学家很不一样:因为后者一般可以相信,在他的先辈们从事的工作中,几乎没有湮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也正因如此,社会“科学分析不单纯是逻辑上前后一贯的一种过程,从某些初步观念开始,然后按照直线的方式往上面增添内容。它不是单纯地对一个客体实体的逐渐那发现——例如像刚果盆地的发现那样。它毋宁说是与我们自己和我们前辈人头脑里创造的东西的一直永无休止的搏斗;同时,如果它所有‘前进’的话,那时一种正交叉的方式前进的;它的前进不是受逻辑的支配,而是受新思想,新观察或新需要的冲击以及新一代人的偏好与气质支配。因此,任何企图表述‘科学现状’的论述实际上是在表述为历史所规定的方法、问题与结果,只有对照其所由产生的历史背景来考察才有意义”。[9]

因此,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学科特性是不同的:社会科学的价值体现在个人的实践之中,学者的任务也就在于通过长期的探索以更全面地认知社会现象,再将之传给社会大众以引导普遍的社会实践,它注重知识的“合”;自然科学的价值则体现在科学技术之疑难的解决,其中每部分人只须掌握并应用一小部分知识就能够享受人类物质文明之成果,它注重知识的“分”。正因如此,在将自然科学研究范式引进到社会科学领域中时就必须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不幸的是,基于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现代主流经济学却极力将社会科学混同于自然科学,极力照搬物理学的研究思维。一者,现代主流经济学舍弃了对学说史作系统梳理的传统,而专注于非常狭隘的所谓“前沿”技术性问题,像自然科学一样强调攻克某些“难题”,或者,像一般性的自然科学工作者那样通过照搬一些基本定理来从事日常的应用性研究;二者,现代主流经济学舍弃了对社会科学知识作全面契合的传统,而是刻意地求新求异,以致理论往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连对基本的问题都没有无法形成共识。多迪默写道:“与硬科学中的同事们一样,一位经济学家也可以从现有的知识体系中借来某些东西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先是按照严格的句法规则建立起一些理论模型,然后,再对这些模型求解,而且,从原则上来说,这些计算工作时可以通过计算机来完成的。在进行这项工作时,这位经济学家拥有数据资料,他用这些数据资料来检验具体的假说。他建立经验模型来估价在外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影响或者经济政策的变化带来的影响。这种常规的科学实践活动把经济学家变成了工程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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