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日志

 
 

人性认知的心理学基础  

2011-09-05 08:34:45|  分类: 人性及行为机理探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本文载《经济学家》2011年3期

 

人性认知的心理学基础:还原论和人本论之辨析

内容提要: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以早期还原主义心理学为理论基础,它仅仅反映了动物性的本能需求而忽视了人类的社会性;因此,不仅无法揭示“无形的手”来自何处以及如何运作,也无法根本上理解“囚徒困境”与现实相悖的现象。相反“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则以新近人本主义心理学为理论基础,它将人类基于动物性的本能目的和基于社会性的实现手段结合起来;因此,它可以更好地挖掘“无形的手”是如何运作而实现社会协调,从而是比经济人假设更合理、有效的人性抽象。

 

一、引论

现代经济学往往被视为是独立于心理学的,但实际上,经济学的整个发展过程却与心理学密切联系在一起,如边沁学派的社会理论就强调了决定社会现象的主观因素。尤其是,现代经济学的前身——效用理论和边际效用理论本身就是与心理密不可分的,它将边沁学说纳入进边际效用之中来分析经济行为,如埃几沃斯的《数理心理学》一书就处理了心理学和社会学问题。[1]不幸的是,经济学与心理学这两大学科间的对话并没有有效地保持下去,相反,心理效用的不可比较性却导致边际效用理论在20世纪初遭遇到各方面的攻击;在这种情形下,经济学界开始出现了一场行为主义运动,它试图摆脱所有的心理学元素。其结果是:首先用新的序数效用代替基数效用,后来显示性偏好又进一步排除了序数效用中的心理学残留;这样,偏好就似乎从一个形而上的概念转化成了一个仅仅从行为就可以推导出的具有科学性效力和经验客观性的概念。基于这种转换,现代主流经济学发展出了逻辑和行为之内在一致性的经济人假说,并把将人类社会概念化为一个由精于计算而缺乏情感的经济人组成的世界;相应地,它把社会个体都视为效用最大化者,把商品、服务、休闲、犯罪、工作环境乃至养育儿女都纳入经济模型的分析之中。

然而,随着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日益隔裂,现代经济学逐渐不愿意尝试去解释这些人类偏好的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试图从行动中抽象出一定的理性偏好概念,但经济学却逐渐蜕变成一门有关人类行为的事后解释性学说,而根本无法对个体的具体行动作出事前预测。这可从两方面加以理解:一者,如果只有被观察的行为具有科学的客观性,那么,作为偏好理论之心理基础的直觉等就起不到任何作用;二者,从行为中导出的偏好实际上往往非常困难,这也使得基于行为视角的偏好理论很少有实践意义。[2]同时,日益抽象化和封闭化的研究倾向,使得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等学科分支对人类行为的新近研究大都被排除在标准的经济分析框架之外,结果,在某种意义上,原本热衷于行为研究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就具有了明显的“反行为”倾向。[3]正是看到这种矛盾,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制度主义者以及其他一切非正统经济学家对现代主流经济学刻意地独立于心理学的取向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和深刻的反思,在他们看来,现代主流经济学经济学只是集中于非常狭隘的一些问题而忽视了真实世界的广泛现象。

不幸的是,尽管潜含深刻缺陷的理论思维已经招致了如此多的反思和批判,但是,大多数现代主流经济学家依然热衷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抽象逻辑,他们不仅乐于基于已发生的行为来“猜测”行为者的偏好,而且还进一步将这种偏好归一化成一个先验的信念。例如,赫什莱弗等就不同意用心理学和社会学中的原则来解释偏好差异,而萨缪尔森等则发展出了“显示性偏好”理论;进一步地,斯蒂格勒和贝克尔等宣称,个人之间的偏好差异极小,绝大多数行为都可用价格和禀赋来加以解释。事实上,不管这些主流经济学家是否相信偏好在个体之间是不是可变的,但他们一般都乐于把偏好视为经济模型的外生变量,并进一步假定个体偏好在市场的互动过程中是不可改变的因素。问题是,正如鲍尔斯指出的:“如果偏好受我们所研究的政治或制度安排的影响,那么,如果不考虑这种偏好的内生性,我们就无法精确地预测和一致地评估新的政治或制度。”[4]

当然,在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探究物质资源的配置之初,这种分析思维确实具有相当的适用性。究其原因,经济人所承袭的自然主义思维本身就是源于人与物之间的互动:人们在面对无能动性的动物或者自然时往往可以遵循工具理性的行事,基于计算的工具理性有助于有效地使用自然物或奴役动物以最大化满足自身效用。不过,这种思维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内却日益暴露出严重问题。一者,随着近年来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导致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不断拓宽,现代主流经济学开始将这种模型化分析思维逐渐展到诸如犯罪、家庭行为等传统上的非经济领域;并且还声称,经济学理论及其经典范例不仅能够解释市场行为,而且也能够解释所有的人类行为,从而就未免过于自信和“英雄主义”了。[5]二者,即使我们面对的互动对象是自然物,为了人类全体利益和长期利益着想,也不能采取短视的竭泽而渔的最大化行为,否则就会陷入囚徒困境或公地悲剧;相反,要通过人与自然的和谐合一以保持社会紧急的可持续发展,这涉及到人类代际间的合作问题,也体现了现世者对整个人类以及后代所承担的责任问题。

那么,如何理解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宣称的那种“心理无涉”之学说吗?为什么现代主流经济学会以并不现实的经济人为基石来构筑起整个理论体系?在很大程度上,经济人假设只不过是建立在特定还原主义心理学之基础上,那么,现代主流经济学为什么会以这种心理学为基础?同时,这种还原主义心理学又存在什么问题?而且,自现代主流经济学在20世纪初赋予经济人假设以硬核地位以来,心理学科本身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现代主流经济学为何没有跟随心理学科的发展而对其人性假设进行调整和修正呢?明显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类行为比新古典经济学所宣扬的基于理性选择的自利人假说要具有更复杂的心理特征。一般地,作为社会科学理论的核心假设,应该与社会发展保持历史的和逻辑的一致性,从而应该根据历史提供的新材料不断尝试和完善;[6]那么,又该如何对人性假设进行发展和修正?这种发展和修正又与心理学科的发展存在何种关联呢?是以本文就人性假设的心理学基础及其潜在问题作一全面而透彻的比较分析,并由此探讨更为合理而可行的人性假设。

二、经济人假设的还原主义心理学基础及其问题

一般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是对人性进行高度抽象和还原下的产物,它撇开了影响人类行为的社会的、心理的、文化的等各种具体因素,而将人退化为一个无血无肉的骷髅架。当然,这并不是说,经济人假设与社会学和心理学之间毫无关系,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建立在早期还原主义心理学的分析思维之上。我们知道,对人性的分析本身就是心理学的传统领域,不过,早期心理学主要从动物行为中来探究人类行为。究其原因,早期心理学具有强烈的还原主义倾向:它相信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可以被解释成为低等动物的基本反应,从而抹煞了人类不同于动物的那些社会性因素。显然,经济人之内涵也正对应着早期心理学有关动物性本能的研究结论,而之所以出现这种对应也就在于,现代主流经济学也深受西方社会中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传统之影响;这种自然主义把人视为自然或者动物的一部分的产物,并在分析思维上具有抽象化和还原化的特质。正是受这种自然主义思维的影响,现代主流经济学就倾向于将具有丰富社会性的个体还原为只具有动物性本能的低能儿,这种低能儿追求的只是自身的生理需要,其行为也是源于生理的冲动。

我们知道,自从冯特开创现代心理学之先河以来,心理学各学派就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推陈出新;其中,早期对人性探讨的主要有两大学派:本能论和行为主义,后来又兴起了建立在对这两者进行批判之上的人本主义心理学,这样,在人性认识上心理学界就出现了三次大的思潮。

就本能论而言,它可以追溯到把本能作为人的动机进行探讨的达尔文,而主要的提倡者则是美国的詹姆士、麦克杜伽尔以及洛伦茨等;同时,受达尔文主义和本能主义的影响,弗洛伊德创建了精神分析学派,从而掀起了人性探究的第一次大思潮。弗洛伊德的主要目的是对人类情感、尤其是对非理性的情感获得一种理性理解:一方面,他以精神错乱者和心理病态的人为研究对象,关注无意识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又试图把人类行为归结到化学和物理的范畴中去,以性本能和死亡本能来构建精神分析的基本体系。然而,这种把人类行为和动机都归间接为本能的本能主义心理学往往有过分简单化的倾向:它为每一种行为设置了一种本能,但这种假设往往不能解释实际问题;事实上,某些本能在某些人或某些文化中得到极大发展,而在另外一部分人或文化中则几乎已经消失了。

正是由于看到了本能主义的弱点,由华生开创、并为桑代克、赫尔、斯金纳等发展而出现了一种表面上与本能论完全相反的行为主义学派,从而掀起了人性探究的第二次大思潮;它不是像弗洛伊德那样把个体行为的动机放在深层的内在冲动的驱策上而是放在外在环境的影响上,不是基于对病人的心理病态的主观分析而是注重严格客观的“科学”方法。因此,行为主义者对人们为什么以及抱有什么目的去制约别人这个问题不感兴趣,而感兴趣于他们能否制约某人以及如何才能把它做得更好;事实上,行为主义者往往把人的行为与“人”分离开来,不研究行为当中的人,而只研究行为这个结果。[7]

当然,尽管本能主义和行为主义之间存在巨大差别,但两者之间也存在根本性的共通点:它们都不允许人类对他们自己生活那怕是最细微的控制;而且,像本能学派一样,行为主义者也仅仅把人视为与其他动物无本质区别的动物:人不仅像其它动物一样仅仅对一些奖惩刺激被动地作出反应,人本身还天然地带有破坏性和反社会的倾向。事实上,行为主义学派基于在老鼠身上进行的研究得出了“一般人”的动物特性,而精神分析学派在从病患者的潜意识中挖掘出了“一般人”之间的仇恨。而且,英国动物心理学家摩尔根还提出一个所谓的吝啬律:只要能用更低级的心灵作用来解释的活动,就绝对不用较高级的心灵作用来解释它。显然,正是着眼于人与动物的相同之处以及自动物而至人的分析途径,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本能说和华生的刺激反应说被广泛推广到了其它领域,尤其是深深地影响了日益受自然主义思维支配的新古典经济学。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具有还原论倾向的本能主义和行为主义对人性的分析和认知,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提供了心理学基础。例如,斯蒂格勒1981年在主题为“经济学还是伦理学”的特纳讲座中,就把人假设为一种追求功用最大化的动物,因为很明显鸽子和老鼠都是这样。究其原因,无论是弗洛伊德的性理论还是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都承继了西方社会的自然主义思维,都把个体看成是反社会和相互竞争的。弗洛姆则写道:“弗洛伊德关于性的整个理论是在这样的人类学的前提下形成的,竞争和相互的敌意是与生俱来的”,“达尔文在生物学领域也表达了这一原则,就是他的‘生存竞争理论’。经济学家们,如李嘉图和曼彻斯特学派,把这个理论引入了经济学领域。后来在同一人类学前提的影响下,弗洛伊德宣称它同样适用于性欲领域。他的基本概念是‘性的人’,正如经济学家所提出的‘经济的人’。不论是‘经济的’还是‘性的’人,都是一种便利的虚构,断言人性——孤独的,非社会的,贪婪的和竞争性的——使资本主义看上去像一种完全符合人性的制度,完全用不着批评”。[8]

事实上,从动物至人的分析思维实际上是以动物的本能行为比拟人的社会性行为,这犯了拟动物论的错误。例如,阿尔蒙德就强调,“一谈到心理分析学,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只有人类的怪异行为才被拿到心理分析学那里解决。大量的‘正常’范围内的人类行为是不需要做特别解释的,无论人们对什么是正常的行为持有怎样的争议”。[9]正是由于早期的心理学带有强烈的自然主义特征,从而就无法真正剖析个体的能动性行为;胡塞尔就指出,“由于带有自然主义,心理学根本无法与精神活动达成一致,也无法与精神生活的最根本问题达成一致”。[10]格劳秀斯很早就指出,不能从未开化的野蛮民族的实践中推断出任何违背人性的结论一样,我们也不能通过把人还原为动物来探讨人性。正是基于还原主义思维,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所根基的是撇开社会性的不完全人性;相应地,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倡导者的分析也主要集中在个体出轨以及其他不合理行为,而人类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且普遍存在的合作现象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在某种意义上说,还原主义分析对那些社会性严重缺乏或处于孤立状态下的人之行为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它根本上无法适合于分析那些具有高度社会性的一般人类行为。心理健康专家就用“反社会者”(sociopath)这一术语来指称其行为完全受自利算计所支配的经济人,它们没有对错意识,缺乏对他人的健康快乐或者是痛苦的任何关心。[11]而且,正因为弗洛伊德的思想体系中存在这样一个致命的缺点:它的全部学说都贯穿着生物学的观点,而否认人的历史性,否认社会、文化因素对人格发展的影响;因此,随着精神分析运动的发展,一些精神分析学家也开始对佛洛伊德的思想体系展开了批判,并强调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

首先背离弗洛伊德学术的是阿德勒。阿德勒认为,人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在体格上相对于其他动物的劣势,但人将自己的劣势透过发展大脑的能力而转化为优势;为此,他反对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而是强调社会条件和人际关系对人格发展的影响,从而建立了精神分析的个体心理学。例如,阿德勒写道:“我们不能同意所谓的‘本能’心理学在美国大力倡导的那种倾向,因为他们所说的‘本能’除了遗传倾向外,还有很大的空白尚未说明。同样地,我们不能同意行为主义者的‘条件反射’和‘反应’。从一个人的‘本能’和‘反应’来构建他的命运和个性是没有用的,除非我们了解这种移动所朝向的目标”。[12]

其次,荣格也开始脱离了弗洛伊德学说。荣格不同意弗洛伊德把性视为人类行为的中心,而是强调,如果简单地以性欲为前提进行演绎,那么就会对文化产生毁灭性的打击;为此,他把“里比多”一词拓广为整个精神能力,从而独树一帜地建立了精神分析的原型理论。例如,荣格写道:“不管怎么说,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不是关于健全的精神的心理学”,“弗洛伊德心理学的病态症状在于:它建立在一种未经批判的、甚至是无意识的世界观的基础上,而这就容易使人类经验和理解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变得狭隘”。[13]

接着,又兴起了以荷妮和弗洛姆为代表的强调社会文化作用的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尤其是弗洛姆将其精神分析应用于对社会制度的批判上而形成了独特的精神分析的人本主义思想。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弗洛伊德认为,“个体发展和文明发展这两个过程也一定会相互敌对和对各自的基础提出质疑”,但他还是强调 “这场斗争不是从原始本能的对立中派生的”;[14]相反,人类社会也会产生一个超我,而在超我指引下的文明进化逐渐为人类设立了一定的伦理道德关系,从而可以调和两者的冲突。

事实上,正如亚里士多德以及格劳秀斯等都早已指出的,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试图发现事物的本质,发现自然法的东西;那么,就必须关注那些处于完好状况下的事物,而不是关注那些被腐化的事物。这意味着,为了揭示不同于动物本能的人性,我们考察的对象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社会性的社会人,并在社会性不断升华历史发展过程中考察整个人类的特性。不幸的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晚期,西方心理学主要是建立在对非正常人的研究基础上;正是在这种情形下,马斯洛萌发出这样的念头:如果心理学对他们周围的正常人熟视无睹,那么,又怎能客观公正地诠释人类的精神呢?为此,马斯洛对无论是建立在对病态研究还是建立在对动物行为研究上得出人性的那些做法都开始展开批判,从而掀开了被称为第三次大思潮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派。

基于对人性发展的分析,马斯洛提出了人类需求的五层次论。马斯洛写道:“如果一个人极度饥饿,那么,除了食物外,他对其他东西会毫无兴趣”;但是,“要是面包很多,一个人的肚子却已饱了”,那么,“其他(高一级的)需要就立刻出现了”。[15]显然,我们可以把马斯洛对一个人需要发展的分析推广到整个人类社会,这样人类的需求以及派生出的人性也就可以通过挖掘人类的需求状况的演化而得到分析,这就是历史演化的思路。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仍然以早期的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等理论为基础,而对新发现的更为成熟的人性理论视而不见;究其原因,西方社会承袭了古希腊的自然主义思维方式,把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的一切规律和机理都视为既定的和不变的,人和动物都属于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因而也具有相通的内在规律。正是在这种思维定式下,主流“经济学家从来不让他们的分析受到同时代专业心理学家的影响,而总是为自己建立他们认为称心的一些心理过程的假定”。[16]

可见,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经济人假设得到了早期还原主义心理学及生物学的理论支持,但是,早期心理学和生物学的研究主要只是体现了人的动物性而缺乏对社会性的分析。譬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所研究的对象是病态的人而不是健全的人,更不是体现精神方面自我实现的人,而华生等的行为主义则以老鼠等生理反应来推测人的行为,相应地,生物学更把人的行为等同于基因乃至分子的运动。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像早期心理学一样,仅仅“注重机制、反应模式、本能,却忽视最特殊的人类现象:爱、理性、良心、价值观”。[17]显然,由于经济学假设揭示了人类内心的动物性本能,从而它给人以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也是它得到普遍支持的原因;但是,这种分析撇开了人类的社会性,从而不但必然与社会实践发生脱节,更无法实现长远利益。同时,正是由于经济人假设仅仅反映了动物性的本能需求而忽视了人类的社会性,从而出现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二律背反,现代主流经济学也从个体理性中得出了“囚徒困境”这一均衡;但显然,在真实世界中的“囚徒困境”并不像经济学理论所表明的那样普遍,而这也显露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的缺陷。

三、基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为己利他”行为机理

大量的经验事实和行为实验都表明,人们在绝大多数场合中能够进行合作,可以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从而可以有效地化解“公地悲剧”这一问题。一者,就来自实地案例的研究而言,以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为中心的印第安纳学派就指出,个人使用者所组成的集团在自愿和无须承担责任的基础上可以有效地组织起来,成功地阻止了资源的滥用和退化,成功例子包括阿尔卑斯山的草甸和森林、日本的公用山地、西班牙的灌溉系统、加利福尼亚的地下水抽取以及菲律宾桑赫拉,等等。二者,就来自行为试验的文献而言,大量的两人讨价还价博弈实验表明,尽管非合作行为不会导致有效结果,但实验结果却远比非合作博弈理论所预计的更具合作性、也更有效;同样,公共品投资博弈实验也反映出,受试者获得的最终收益也远比非合作博弈理论所预计的要高。

显然,这些都否定了现代主流经济学基于经济人分析框架而得出的“公地的悲剧”这一先验观点。那么,如何解释人类社会存在的大量合作现象呢?这就涉及到对真实世界中人性及其行为机理的认识。一者,任何个体都处于社会关系之中,从而产生了亲社会性;正是这种亲社会性的存在,使得个体不会感到自身被赋予了可以利用的优势议价地位,这产生了公正分享的规范。二者,“囚徒困境”所基于的前提是:人仅仅考虑生命的个体意义;但是,亲社会性却使得现实个体可以或多或少地认识到生命对整个社会的共同意义,从而倾向于关注议价结果的效率,并在很大程度上愿意放弃自己的收益以换取社会福利的实质增长。个体心理学的开创者阿德勒就指出,任何人的生活都受到职业类、社会类和性类三大制约,“个体对生命意义的阐释,无一例外地显示于他对这三大问题的反应之中”;正因如此,“所有真正‘生命意义’的标志在于:它们都是共同的意义——是他人能够分享的意义,也是他人能够接受的意义”。[18]

正是出于对人类特殊性的关注,到20世纪60年代,还原主义在心理学上逐渐土崩瓦解了,以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为代表的后弗洛伊德主义时代已经来临。马斯洛倡导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基本特征就是:考察人的社会性,从动态发展的角度探究人性的塑造以及相应的行为机理,这就涉及到社会关系和文化伦理等内容。爱因斯坦就指出,人具有孤独性和社会性这双重特性,正“因为存在着这些多种多样的、时常相互冲突的努力,才能说明一个人所独有的性格,而且这些努力的特殊结合就决定了个人所能达到的内心平衡的程度,以及他对社会福利所能作出贡献的程度”,并且,“这两种倾向的相对强度很可能主要取决于遗传。但他最后表现出来的个性,它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人在发展中所处的环境,取决于他所成长于其中的社会的结构,取决于那个社会的传统,也取决于社会对各种特殊行为的评价”。[19]

实际上,任何人都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因而人性必然会包含两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基于生理反应的本能,它是人和其他动物所共有的,是先天的,体现了自我的保护和利益追求;二是基于社会互动产生的社会性,它是人类所特有的,是后天的,体现了本能冲动所受的社会影响和制度约束。相应地,几乎所有的人类行为都蕴含了伦理关系,这种伦理关系使人们重视社会性的交往,关注行为对他人的影响,关注目的实现的方式,这就是互惠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互惠合作是社会化个体实现自身目的的主要方式,也是社会交换得以持续存在并有效扩大的基础。正如阿德勒所言,一个人如果希望实现生命的真正意义,就必然会积极寻找协作之路,这也就是“利他”手段的实践;同时,他也“会调整自己,适应目标,他将培养一种社会感,并通过练习娴熟于这种感觉”,[20]从而使得偏好发生变化。

一般地,人类的行为首先是以满足“身体我”的自然需要为根本出发点,因而作为个体的“小我”就是“己”的核心;但是,个体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又会形成不断膨胀的“社会我”,以致人类在实现其“为己”目的时所采取的行为方式往往具有强烈的合作性和利他性。显然,结合“身体我”和“社会我”的考虑,就可以挖掘出人类实在而合理的行为机理:“为己利他”;其中,“为己”是人类行为之根本性目的,体现了动物性本能,而“利他”则是实现“为己”目的的有效手段,体现了社会性的要求。其实,正是亲社会性的存在,使得同一个体在处于不同社会关系以及担当不同角色时所采取的行为往往存在很大差异;同时,“己”的外延也是可变的,社会互动的加强以及欲望层级的提升都会导致“己”的圈层扩展,从而形成不断膨胀的“大我”。这也意味着,在现实生活中,人类的行为并非如经济人所假设的那样是基于平面式的一般抽象规则,而是依据不同的私人关系而呈现出明显的差序性。显然,“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不仅体现了人类行为的本能冲动和亲社会性,而且能够清楚地反映出人类社会关系中的这种差序性,从而就是对人类行为所作的更为合理的抽象。

“为己利他”行为机理表明,人类个体往往需要借助他人或社会的帮助才能实现自身的需要,而要取得他人的帮助,自己首先也必须能够帮助别人,要增进他人或集体的利益;因此,“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往往隐含着对互惠、公平和正义的关注,对规范和社会合理性的遵循,并具有强烈的移情效应。正是由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不仅是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而且能够体现人性发展的需要和方向,更大程度地满足了核心假设应该具有“历史的逻辑的一致性”这一要求,从而也就可以成为真实世界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基石。同时,“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贯彻和扩展往往与行为者的社会性密切相关,因而“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不仅可以分析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在不同时空下的比重,而且能够将现实世界中互惠利他、亲缘利他、共生利他以及强互惠利他等具体行为都包含在同一个分析框架下。尤其是,“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广度和深度体现了行为者的社会性高低,从而可以成为对社会行为进行价值判断的一个基本依据。一般地,行为者的社会性越高,越容易通过移情而将同情心扩展到他我身上,从而增进他人或社会的利益,因而这种行为也就是更值得赞誉和推广的。[21]正因如此,“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也就可以为以人为本的伦理经济学提供人性和行为机理之基础。

当然,这里还是有必要将流行的经济伦理学用语和这里倡导的伦理经济学一词作一简要辨义。一般地,经济伦理学是探讨经济行为中的道德责任,关注的是外在的规范制约,试图用外在的伦理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或者是对经济领域的行为进行道德判断;相反,伦理经济学则主要分析人类经济行为中内在的伦理因素,考察伦理道德对人类行为机理塑造过程中的影响,研究的是内化了伦理因素的人的行为而不是抽象的经济人行为。显然,伦理经济学较经济伦理学更像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事实上,通过对人类行为内在的伦理因素之关注,可以更真实地揭示人类的行为机理,从而有助于修正和完善现代主流经济学中不合理的人性假设,从而发展和完善现代经济学。关于这一点,森也持相同的观点,他不支持以外在的伦理来规范经济学,也不是简单地主张跨学科,而是主张从经济学内部提出通过修正经济学前提假设的局限性来加强经济学的解释力。

一般地,伦理经济学也可以分成两个层面: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宏观层面主要探讨整个市场运行过程中的伦理因素以及社会协调系统的伦理基础,而微观层面则更注重对个人行为机理中内在的伦理因素进行探索。就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而言,微观层面的探究往往更为重要;事实上,笔者的系列研究遵循从微观到宏观的逻辑,但主要侧重于微观层面。这主要出于两点考虑:一方面,任何理论都必须建立在微观机理的基础之上,否则肯定是不完善的,就如凯恩斯理论一样;另一方面,现代主流经济学想当然地把人的行为抽象为经济人机理,而正是经济人的假设导致了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并使得经济学越来越脱离对人自身发展目的的关注。事实上,森也指出,对经济学来说,第一个根本性问题是人类行为的动机问题,即“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22]为此,这里的研究就是要反思主流经济学中基于抽象理性的经济人假设条件形成的原因以及它本身的科学性,并结合伦理因素挖掘人类行为的真正机理。

同时,需要指出,任何社会都会存在一些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相违背的行为,存在一些损人利已、欺瞒豪取的现象。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明白这样两点。一者,这些现象无论如何都只是占整个社会互惠合作的很少一部分,尽管这些现象也往往引人注目;事实上,如果这种现象上升到一定限度乃至成为多数,那么人类社会也将不复存在了。二者,这些现象的存在不代表它们就是合理的,尽管它们符合经济人的最大化行为原理;事实上,人们设计了一系列制度规章以及塑造了一整套文化伦理,就是要对这些行为和现象加以抑制。显然,以斯密为代表的早期古典经济学家就将人类行为嵌入在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即使观察到了经济活动中的自利性,也没有将个体的经济行为孤立出来,而是重视伦理因素对个体偏好的影响,关注移情效应如何促使个体对自己的欲望采取“克制”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古典经济学家的分析已经涉及到了镶嵌在人类行为中的这一“为己利他”行为机理。

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基于还原论思维而从斯密的“自利人”观中抽象出了“经济人”这一假设,它片面强调了人性中的逐利内容而剥去了广泛的伦理关系。例如,斯蒂格勒就宣称,斯密使我们确信了这一真理:自利统治着大多数人。针对这种误解,森批评说,斯蒂格勒的理解完全偏离了斯密自己对人类行为动机的观点,因为斯密更广泛地探讨了诸如同情、豪爽、公共精神以及其他相互关心的情感;现代主流经济学家对斯密的错误理解明显体现在,他们只看到斯密强调没有任何其他的考虑比自利更能解释人们为何追求富有成效的交换,而撇开了斯密有关人类行为动机的一般理论。其实,尽管斯密认为,我们不需要用仁慈等来解释为什么屠夫、啤酒商和面包师想出售他们的产品而消费者则希望购买他们,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市场个体对其他人的利益和诉求是漠不关心的,一个人要想在市场中获利首先需要了解他人需要什么。同时,交换也不是社会生活中甚至经济活动中的惟一方式,而诸如分配、生产以及相应的工作动机和原则等都是重要的,它们都深深地影响了生产率;而且,即使就交换机制而言,它要有效率也需要更多的基础性动机来引导买卖双方的欲望,这包括责任、信任、社会规范,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市场经济走向成功。所以,森感慨地说,如此多的资本主义拥护者竟然如此拒绝给予好商业行为的道德品质以稍许注意,这不得不令人感到非常惊讶,因为这种行为对资本主义的成功是如此重要;如斯蒂格勒仅仅赞扬斯密这样一种智慧:建立了一般自利人假设,但显然,这不是斯密的信念,也不是什么智慧。[23]

可见,基于动物性的本能目的和基于社会性的实现手段之结合,我们可以提炼出“为己利他”这一行为机理,这一行为机理与人本主义心理学所关注的亲社会性相联系。在很大程度上,“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基本内涵本身就源于对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长期积累和发展的知识和思维之充分吸收和借鉴,从而具有深厚的社会经验和严格的理论逻辑之基础,相应地,也必然有助于对社会行为的解释和社会实践的指导。事实上,现实世界中的任何行为都不可能是先验的,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就不能基于理性行为假设对行为进行单纯的数理推导,而必须充分考虑与之相关的各种个体的、社会的、地理的、文化的、历史的、制度的等因素。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却是先验的、一维的,它撇开了这些社会的、心理的因素,而在抽象思维下用工具理性的形式逻辑来分析具体社会关系下的个体行为;正因如此,基于经济人假设的分析往往把个体行为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最多在模型构建时加上不同的约束条件,从而无法理解人类多样化的行为,最多用一个不断扩展却无实质内容的效用概念来“自圆其说”。

四、尾论

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将经济学视为研究人类理性行为、从而是独立于心理学的,但是,正如森在1973年的《行为与偏好概念》一文中指出的,经济学家对待心理学态度中潜在着一种悖论:一方面,经济学家往往相信经济学能够独立于心理学的假设,而对那种在经济分析时探寻行为动机的努力持强烈怀疑态度;另一方面,经济学假设又明显依赖于心理学推理来提供可信性,理性本义上就是一个我们对所观察到的行为的心理解释。[24]其实,现代经济学从来就无法离开心理学,旧制度经济学派就将心理学的批判作为他们对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批判的主要弹药,目前那些经济社会学家也是这类运动的继承者;[25]而且,现代主流经济学也不是独立于心理学的,恰恰相反,它大多数名词和假设都是以心理学为基础。不过,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所依赖的是以上百年前的还原论心理学,而这种心理学所揭示的主要是人性中的动物性一面;因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就缺乏对人类行为中社会性的分析,从而无法反映真实世界中人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譬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所研究的对象是病态的人而不是健全的人,更不是体现具有高度社会性的自我实现的人,而华生等的行为主义则更是以老鼠等生理反应来推测人的行为;同样,生物学中更把人的行为视为基因乃至分子的运动,以基因的自我保全来解释人的本性。

当然,由于经济人假设揭示了人类内心的动物性本能,从而给人以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从而得到了功利原则主导的现代社会的的普遍支持;相应地,现代主流经济学热衷于基于个体理性的效用最大化原则来探究一切社会经济现象的成因,并由相互制衡而建立了越来越精密的防范措施(如法制、产权)。问题是,这种经济人分析一开始就撇开了人的社会性,把人还原为原初状态下的简单生物,从而不仅会产生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而且也必然会与现实的社会实践发生脱节。譬如,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也试图像弗洛伊德那样努力寻求一种包罗万象的系统化的解释体系,但显然,迄今为止它所提供的解释往往显得非常牵强附会;甚至不妨自问一下:现代主流经济学对人类行为解释比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更为合理而可信吗?其实,近百年来心理学的研究本身已经出现了跳跃式发展,但是,现代经济学理论所依赖的心理学基础却没有相应的变化,显然,这凸显了现代主流经济学思想上的落伍性。正是由于所依据的心理学还是比较原始和初级的,因而经济人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往往就会脱离现实:它不但无法解释多样化的人类选择行为,也无法指导社会制度的完善和改进。

事实上,人不仅具有追求自身私利的本能冲动,也具有与他人合作的社会性。从根本上说,任何个体都是具有合作性的物种,其行为都具有一定的亲社会性,正是这种特性造就了不同于动物世界的人类社会。鲍尔斯等在《理解资本主义》一书中写道:“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本性共同作用,使得智人成为我们这样的独具合作性的物种。我们具有合作性这个事实,意味着好人并不总是落在最后。”[26]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所依赖的硬核——经济人假设本身却存在严重缺陷,以致现代经济学愈来越成为“一门‘乏味’的科学,因为它假定人是自私的、唯利是图的,是‘一个欢乐与痛苦的计算器,其运算快如闪电,就像一粒充满着幸福渴望的水珠,在某些改变其处境的刺激因素的作用下,振荡不已,但他的本性则始终不变’;说它是‘乏味的’科学,还因为经济学是建立在老掉牙的心理学基础之上的,从而必须随着心理学的新发展而不断重构;还有一个原因是,经济学假定人们(至少对于厂商来说是这样)总是处于‘一种连续的警觉状态,一旦他们拿敏感的直觉——察觉到供给和需求状况的变化,他们将立即改变价格和/或改变定价准则’;原因还在于,经济学家定市场是完美的,竞争是纯粹的,商品、劳动力与资本都是同质的”。[27]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早期的还原论心理学,现代经济学将异质的现实个体还原为同质的原子,从而开始走上了数理化的道路,并努力想自然科学靠拢。但实际上,正如史库森指出的,“有目的的人类活动不同于植物、动物和机器的活动。生物和物理规则似乎是固定的,并且可以量化。物理学家和化学家注意到在自然事件中存在一种有规律的重复模式应用科学方法,他们可以重复地进行一项可以控制的实验并与其所得到的结果都是一致的。在一系列相同的环境中,动植物也会以不变的方式作出反应,就像巴普洛夫的狗或者回到海中的旅鼠”,但是,“在经济学和其他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中却并不是这样的。人类不是机器或旅鼠,他们不会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自己的行为或者对某种刺激作出固定的反应”;不幸的是,“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过去为自然科学的精确多倾倒,一直尝试效仿物理学或生物学”,但“严格应用自然科学中的科学方法不会总是在经济学领域中发挥同样作用,即使这些方法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界工具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28]

其实,弗洛伊德学说在心理学界已经遭到了极大的否弃和发展,以此为基础的现代主流经济学无论在解释还是预测上也都暴露出了如此种种的缺陷;不过,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还是一如既往地坚持传统的经济人假设,最多是通过放宽经济人的外延来将利他行为纳入传统的经济人分析框架下,而这些扩大化的偏好依然是外生的、不变的。那么,为何现代主流经济学还要“试图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入一个理性的体制中,好好地贴上标签,存入头脑的一个个抽屉里”呢?[29]弗里德曼曾指出,“除非这一类的批评得到了下面这类证据的补充说明,否则它们就毫无意义,这类证据就是:存在某一种假说,它与正在受到批评的理论在上述那些方面中的某一方面不同,并且能够对同样或更大范围的现象给出较好的推测”。[30]显然,笔者提出的“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吸收新近的人本心理学的思维,并与人类不断增长的社会性相适应,不仅可以解释经济人假设可以解释的现象,而且可以更好地解释经济人假设所不能解释的现象,从而是对经济人假设的有效修正和完善。因此,以“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为基础,我们可以更好地促进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并为人本主义经济学的构建夯实基础。





[1] F. Y. Edgeworth, 1881, Mathematical Psychics: An Essay on the Application of Mathematics to the Moral Science, London: C. Kegan Paul.


[2] Shira B. Lewin, 1996,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Lessons for Our Own Day From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4(3): 1293-1323.


[3] Mullainathan, Sendhil & Richard Thaler, 2001, Behavioral Economics,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Pergamon, Oxford.


[4] Samuel Bowles, 1998, Endogenous Preferences: The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Markets and Other Economic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6 (1): 75-111.


[5] England, P., 1993, The Separative Self: Androcentric Bias in Neoclassical Assumption, In: Ferber, M.A., & Nelson, Beyond Economic Man: Feminist Theory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6] 朱富强:“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假设特性及其问题:‘假设的现实无关性’假说之批判”,《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2期。


[7] 参见弗洛姆:《生命之爱》,王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81页。


[8]弗洛姆:《健全的社会》,蒋重跃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65页。


[9]阿尔蒙德:《探索伦理学:通向善恶王国的旅行》,刘余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10]胡塞尔:《胡塞尔选集》,倪梁康编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77页。


[11] 鲍尔斯等:《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孟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页。


[12]阿德勒:《阿德勒人格哲学》,罗玉林等译,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13]荣格:《未发现的自我》,张敦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191页。


[14]弗洛伊德:《一个幻觉的未来》,杨韶钢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


[15]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吕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页。


[16]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0页。


[17]弗洛姆:《精神分析与宗教》,贾辉军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6页。


[18]阿德勒:《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周朗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4~7页。


[19]爱因斯坦:“为什么要社会主义”,载《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许良英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20]阿德勒:《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周朗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7页。


[21]事实上,较高的社会性也是社会精英的基本特点,这也是笔者在课堂上以及在其他场合一再宣扬的:社会精英就是不再囿于“小我”思考问题,而是承担出一定的社会责任,这种对精英的培养也是一流高校的基本责任。


[22]森:《经济学和伦理学》,王宇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0页。


[23] Sen, A., 1999, Reason Before Ident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3-4.


[24] Sen, Amartya K., 1973, Behaviour and the Concept of Preference, Economica, 40(159): 241-59.


[25] Shira B. Lewin, 1996,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Lessons for Our Own Day From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4(3): 1293-1323.


[26] 鲍尔斯等:《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孟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6页。


[27]程恩富、胡乐明等:《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西方主流与多学科视角》,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页。


[28] 史库森:《经济逻辑:微观经济学视角》,杨培雷等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31页。


[29]威尔森:《马斯洛与后弗洛伊德主义》,杜新宇译,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77页。


[30]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载豪斯曼编:《经济学的哲学》,丁建峰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评论这张
 
阅读(1781)| 评论(2)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