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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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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地悲剧”到“公共福祉”  

2011-08-28 11:50:17|  分类: 人性及行为机理探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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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光明日报》2011年5月13日

 

从“公地悲剧”到“公共福祉”

--“人”的发展经济学之兴起及其意义

 

一、问题:“公地悲剧”抑或“公共福祉”?

现代主流经济学中流行着“公地悲剧”的先验信条,它认为公共资源一定会遭到滥用,从而必然是无效的;要解决这一困境,就需要进行产权安排,尤其是要将产权界定给私人。但是,大量的经验事实和行为实验都表明,人们在绝大多数场合中能够进行合作,可以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从而可以有效地化解“公地悲剧”这一问题。一者,就来自实地案例的研究而言,以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为中心的印第安纳学派所搜集的大量例子就发现,个人使用者所组成的集团在自愿和无须承担责任的基础上可以有效地组织起来,成功地阻止了资源的滥用和退化。二者,就来自行为试验的文献而言,如公共品投资博弈实验就反映出,受试者获得的最终收益也远比非合作博弈理论所预计的要高。此外,人类社会实际发生的搭便车情形也要远远低于标准经济理论所显示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如果雇员和管理者之间是相互信任的,雇员往往会更加努力且对公司忠诚,而管理者也会感到有义务善待员工。正因为人类成功地集体行动已经如此普遍,以致哈丁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因此,如何对人类普遍合作的现实进行解释,就成为现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的重要课题。那么,现代主流经济学为什么会得出“公地悲剧”这一结论呢?这就它的理论思维有关。人类又是如何化解“公地悲剧”的呢?这就要对人性及其行为机理作深入的探究。

二、现实理解:反“公地悲剧”现象的解释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建立在理性经济人之上,这种理性经济人具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只关注个人利益而忽视他人利益,二是只关注物质利益而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需求。正是基于这种思维,现代主流经济学认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个体会抓住一切机会来最大化自身效用;而且,为了避免遭受他人损害的风险,理性的个体会根据最小最大化原则选择策略和行动,从而达到一种具有内敛性的纳什均衡,这种纳什均衡也就对应着“公地悲剧”。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相信人们会遵循最小最大化原则,关键就在于,它把人类个体都视为是恶意的,从而将个体互动置于一种敌意的氛围中:每个人都试图通过损害他人来获得自身利益。也就是说,现代主流经济学首先关注的是一种“一人之所得乃他人之所以失”的对抗性互动,不过,它却进一步将这种思维引入到人类社会中大量存在的具有共生性的利益互补场合,从而也就无法理解现实生活中的大量合作现象,更无法促进人类社会的合作扩展。

那么,如何解释人类社会存在的大量合作现象呢?这就涉及到对真实世界中人性及其行为机理的认识。一者,任何个体都处于社会关系之中,从而产生了亲社会性。其实,现代主流经济学所理解的经济人是相互冷淡的原子个体,他们之间的互动是随机的和一次性的;但是,人们日常交往的对象往往是多次的,他们往往奖励那些令他们感到友好的行为而惩罚那些令他们感到不友好的行为。正是这种亲社会性的存在,使得个体不会感到自身被赋予了可以利用的优势议价地位,这产生了公正分享的规范。例如,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人都会主动交税,大部分人都会去投票;甚至,企业在追求利润时往往也会关注公平性,而不倾向于以降低工资来应对经济困境。二者,亲社会性使得“己”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变化,从而个体无法简单地被孤立出来,而总是要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来探究其行为。其实,“公地悲剧”所基于的前提是:人仅仅考虑生命的个体意义,但亲社会性却使得现实个体可以或多或少地认识到生命对整个社会的共同意义,从而倾向于关注议价结果的效率,并在很大程度上愿意放弃自己的收益以换取社会福利的实质增长。例如,个体心理学的开创者阿德勒就指出,所有真正“生命意义”的标志在于:它们都是共同的意义——是他人能够分享的意义,也是他人能够接受的意义。

正是由于人所具有的这种社会性,使得人们更倾向于采取互利主义而非机会主义的方式与他人相处,从而就可以将双输的“公地悲剧”转化为共赢的“公共福祉”。为此,一些行为实验专家就发展出了社会偏好模型来对这些现象进行解释,其基本假设就是:个体是自利的,但具有社会性的个体往往关注其他人的感受,甚至会因其所在群体的收入分配不平衡而承受一种心理损失,从而关心收益分配的公平状况。这种社会偏好理论又衍生出几种不同类型:如差异厌恶模型,它假设,个体的行为受减少自己和其他人的收益差距的激励;如社会福利模型,它假设,个体倾向于增进社会剩余,尤其是热衷于帮助那些低收入者;如互惠模型,它假设,个体是否倾向于提高或降低其他人的收益主要取决于这些其他人的行为是否公平。显然,这些事实与标准经济学有关自利行为和搭便车行为的预测存在明显的差异,所以,萨格登说,这体现出“经济学低估了个体之间协调他们的行为来解决共同难题的能力:对自发秩序的可能性持有过分悲观的态度。”

三、理论基础:从“公地悲剧”到“公共福祉”

一般地,作为致用之学的经济学范式,一方面要来自经验,另一方面又要上升到超验层次;一个好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应该且可以将理论学术与生活体验及理想发展更好地结合起来,从而实现“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一诉求。其中关键是,要保障其硬核——人性假设——与人类社会发展保持历史的、逻辑的一致:一方面要源于人伦日用,另一方面又要把互惠合作的理想统一起来。这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理论体系就不仅有助于我们对社会现象的理解,而且也有助于指导我们的日常行为和实践,从而达致“知行合一”的境地。在很大程度上,这也就是“人”的发展经济学或人本经济学的基本要求,它有两大基本内容:实践上要对现实社会制度进行人本改造,在理论要对经济学理论所依赖的人性假设奠定合理的社会基础。就社会制度的人本改造而言,以人为本的社会制度强调社会福利尤其是弱势者福利的提高,要使得弱势者的应得权利与社会财富同向、同比乃至超比发展,社会制度要体现社会正义及其发展;就经济理论的人性假设而言,人本经济学注重提高人们生活的价值质素,强调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知行合一,努力增进人类社会的交往合理化。

那么,我们如何为现代经济学构建与现实发展保持历史的和逻辑的一致性的人性基础呢?显然,就人性及其行为机理而言,我们不能仅仅关注人和其他动物所先天共有的基于生理反应的本能,也应该看到和探究人类基于特有的社会互动而后天形成的实现其目的的社会性手段。就前者而言,它体现了自我利益的保护和追求,这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关注的;就后者而言,它体现了本能冲动所受的社会影响和制度约束,这却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忽视的。在很大程度上,经济人假设的严重缺陷就在于:它对人性的刻画是残缺的,注意到了人类“为己”(自利)的本能,却不关心实现这种“为己”目的的手段,从而把处于复杂社会关系中的社会成员设想为相互冷淡和漠不关心的;但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会关心他人的利益和目的,因为他人的利益和目的常常会影响“为己”目的的实现。正因为抽象的经济人假设无法揭示出社会真实世界的人类社会行为,也无法有效地指导社会实践,从而就必须对这一抽象的人性假设进行修整。相反,从目的和手段的思路出发,将人类基于动物性的本能目的和基于社会性的实现手段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提炼出了“为己利他”这一行为机理。

“为己利他”行为机理表明,人类个体具有“为己”的本能需求,以致任何个体行为都首先带有“利己”的色彩;同时,任何个体又不能完全满足自身的需求,都需要借助他人或社会的帮助。显然,要取得他人的帮助,自己也必须能够帮助别人,从而就必须进行相互合作;同时,合作不仅是为了做大集体蛋糕,而且也必须增进所有合作者的利益。正是由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普遍存在,互惠和合作才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现象,社会分工才得以不断深化和扩展;同时,基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扩展的广度和深度,也就体现了社会分工的广度和深度。因此,“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可以为大量的社会合作现象和行为实验结果提供了一个简洁的统一分析框架,更清楚地解释了大量存在的反“公地悲剧”现象;同时,也有助于促使人们更好地通过合作提高他们的共同收益,有效地利用公共资源。可见,引入基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人的发展经济学”或人本经济学,就可以促使公共资源的使用具有更强的可持续性,可以促使社会经济实现“包容性增长”,从而促使“公地悲剧”向“公共福祉”的现实转化。

 

概念解释:

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是哈丁1968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公地的悲剧》的文章中提出来的,反映了公共资源因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间的冲突而出现的一种滥用陷阱。其主要含义是,当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所有者时,每个个体基于利益最大化而使用资源将会导致资源被过度使用,最终损害了所有人的利益。如过度砍伐的森林、过度捕捞的渔业资源及污染严重的河流和空气等,都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称之“悲剧”还隐含着,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却感到无能为力;究其原因,每个个体都是行为功利主义的,只关注短期的个人利益,从而无法形成有效的协调合作。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认为,公共资源要摆脱公地悲剧的命运,就只有重新界定产权并实行产权私有化这一途。

反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源于赫勒1998年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了题为《反公地悲剧》的文章,反映了公共资源因所有权过度分散将导致资源无法被充分利用的一种闲置陷阱。其主要含义是:当公共资源有许多拥有者,每个人都有否决权以决定它的用途,结果就会由于达不成一致同意的结果而使得资源闲置。例如,繁琐的知识产权保护阻碍技术的应用和新的发明,住房私有化导致城市发展中的“钉子户”困境,道路运营权私有化导致收费关卡重重等,都是“反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称之“悲剧”还在于: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或财产的使用安排能给每个人带来收益,但由于相互阻挠而眼睁睁地看着收益减少或资源浪费;究其原因,每个个体都试图最大化自身利益,从而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机会来增强自己的要价能力,从而造成内生交易成本的高涨。正因如此,公共资源要摆脱反公地悲剧的命运,就要重新对过度细化的私有产权进行整合。

公共福祉(Welfare of commons):源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印第安纳研究中心所收集的现实案例和大量的行为经济学实验,反映了公共资源因人们的有效合作而产生最佳使用的积极现象。其主要含义是,现实世界的人并非是以邻为壑或实现最小最大化策略的经济人,而是具有或多或少的亲社会性,这种亲社会性能够以同理心来审视自己的行为,通过追求合作而实现合作剩余,尤其是增进社会性需求的满足。例如,阿尔卑斯山的草甸和森林、日本的公用山地、西班牙的灌溉系统、加利福尼亚的地下水抽取等,都是实现“公共福祉”的典型例子。称之“福祉”还隐含着,公共资源的共同使用或集体行动不仅可以避免公共资源的滥用或闲置而实现可持续使用,而且往往可以为当事人带来比单独使用或单独行动更高的福利;究其原因,很多公共资源本身无法分割,或者,分割后会造成“反公地悲剧”现象,富裕社会的很多公共品更是需要集体供给。正因如此,要促进公共福祉的实现,就要从人性及其行为机理的角度探究公共事物的自组织治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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