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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日志

 
 

收入再分配如何实现社会正义和效率?  

2011-08-11 09:45:01|  分类: 公共财政改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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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过收入再分配实现社会正义和社会效率?

--兼论公共财政的征收和支出

内容提要:收入再分配有这样两个基本依据以及实现这样两个基本目的:一是基于正义原则,通过收入再分配实现因贡献与收入不相称的补偿正义和因自然不平等的纠正正义;二是基于效率原则,通过收入再分配来促进利益更为均等的帕累托改进和增进个体间进行合作最大化机会。显然,上述分析为收入再分配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公共财政的征收和支出指明了方向:公共财政的征收主要应来自富人税、奢侈税、资源税和环境税等方面,而公共财政的征收重点在公共品提供、公共教育投资、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等方面。显然,这也就为当前正日益引起社会关注的民生保障体系夯实了理论基础,并给出了思路。

 

一、引言

一般地,现代社会之所以越来越重视收入再分配,主要有这样两个原因:一是收入初始分配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从而没有体现每个人的应得权利;二是应得权利不彰窒息了效率,从而抑制了社会合作秩序的扩展。例如,当前1%的美国人至少拥有1/3的美国财富,而生活在底层的40%的人口仅有1%的财富;1998年,世界358位亿万富翁的资产大于全世界人口的45%(即25亿人口)的总收入。[1]试想,如果这些都反映了他们的劳动贡献的话,那么他们的劳动能力(体现在劳动密度和劳动强度上)应该是何等巨大呀!同样,如果这种不当的巨额财富占有还会带来社会合作和提高社会效率的话,那么社会大众该是具有何等的利他主义精神!事实上,2004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指出,各国首席执行官与普通员工之间的平均收入比分别是:美国531:1,英国25:1,法国16:1,德国11:1,日本10:1,巴西57:1,墨西哥45:1。[2]显然,这么巨大的相对收入差异不是源于生产力的差距而是具体的分配制度,而分配制度又与社会认知观有关。基于初始分配的收入状况,收入再分配也就有这样两个基本依据,实现两个基本目的:一是基于正义原则,通过收入再分配实现因贡献与收入不相称的补偿正义和因自然不平等的纠正正义;二是基于效率原则,通过收入再分配来促进利益更为均等的帕累托改进和增进个体间进行合作最大化机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正义原则和效率原则本身就是互补、共生的:缺乏正义的分配必然不可能促进持久的效率提高,而正义原则的维持也要以效率提高为前提;正因如此,收入再分配在经济学具有强烈的科学含义,应该成为现代经济学关注的核心课题。

当然,上面从理论上论证了通过收入再分配来实现社会正义和社会效率的必要性,进一步的问题是,在现实生活中又如何展开呢?一般地,这涉及到两个基本层次:一是公共财政的征收,二是公共财政的支出。其中,公共财政的征收主要通过税收的形式,而且,根据初始分配收入中存在的不正义情形,征税的重点对象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者,个人所得税主要是针对高收入群体,所谓的富人税;二者,消费税主要是针对具有炫耀性需求的商品,所谓的奢侈税;三者,资源税主要是针对稀缺性的资源占有和使用,尤其是能够带来丰厚租金的资源税;四者,环境污染税主要针对外部性强的商品,所谓的庇古税。公共财政的支出则是要考虑对弱势者在收入初始分配遭受的损害,同时,要弥补纯粹初始分配收入下的效率低下不足,再分配收入的支出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者,提供公共品,满足一般大众越来越大有无法自身供给的社会性需求;二者,公共教育投资,主要为社会大众提供未来竞争的平等机会;三者,建立保障体系,主要满足人类社会已经可以达到的体面生活和基本安全需求;四者,进行转移支付,主要是针对那些处于自然劣势的人群而实现纠正正义。实际上,平等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得到关注,这主要表现在福利平等、资源平等、能力平等以及创造福利的能力平等诸方面,而这些平等往往又可以通过上述收入再分配的两方面得到实现,例如,瑞典等北欧国家的税率高达40%~50%,正因如此,这些国家的个人教育费用十分低廉,许多公共设施可免费享用,甚至骑自行车也免费提供;即使是美国,其个人所得税率也达25%~35%。因而本文就从收入再分配的角度对公共财政的征收和支出此作一简要剖析。

二、再分配收入的征收如何实现正义和效率

从实现社会正义和社会效率来说,再分配收入的征收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在富人税方面。征收富人税主要原因是:富人的收入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体现自身的劳动,而是源于不公正分配制度的结果;而且,任何社会都往往是少数人通过不公正的制度转移大多数人的财富而致富,因而富人税就应该针对最上层的高收入群体,往往是20%的最高收入者。帕累托通过统计数据就发现,不管一个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高低如何,较高收入群体所占的收入比重保持稳定;这个帕累托收入分配定律后来被称为80/20原则或“二八”法则,也即,社会中20%的人占有了80%的社会财富。事实上,在二战到20世纪80年代前这段时期,西方国家都比较关注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所滋生的社会矛盾,从而实行一种极高的累进高制边际税率以进行收入再分配,英国的边际税率甚至达到90%;同样,随着自由主义政策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政府财政赤字和不断加大的收入差距,2009年美国纽约州又重新开始酝酿征收富人税,将年收入超过50万美元者的税率从6.85%提高到8.97%,年收入超过30万者的税率增至7.85%。[3]而且,西方发达国家的税收主要是由少数富人而非广大普通工薪阶层交纳的,如据统计,美国人税的60%以上是由年收入10万美元以上的群体所交纳;相反,我国工薪阶层人士所交纳个税占个税总收入2/3左右,而占总人口20 %的富人所缴纳个税还不到10%。[4]从2006年起,我国也开始推出“年所得12万元以上自行申报个税”政策,这实际上也是实施“富人税”进行摸底和探索,只不过这个“富人”的划界标准太低了;究其原因,以此标准所划定的绝多数“富人”包括了很大一部分工薪阶层,而他们的收入并不是转移而来,甚至是收入初始分配不公的受害者,因而再次被征收“富人”税时就显然非正义了。

2.在奢侈税方面。征收奢侈税主要原因是:人们的消费往往不是出于对生活进程的考虑,不是为了满足他们的物质需要,甚至也不是为了满足他们的精神的、感观的和智力的需要,而是取决于其他人的消费方式;尤其是,那些富人的消费往往是由具有荣耀性的审美习俗来决定,而这种审美观往往基于显示权势、地位、荣誉和成功为原则,从而属于一种炫耀性消费,具有明显的浪费性。正因为这些商品的消费不是服务于人类生活而是为了炫耀,因而价格就失去了对消费的引导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可以对这类商品进行征税,这在不影响富人的消费效用的同时可以提高其他穷困者的利益。黄有光将这类商品称为钻石商品:你送一颗钻石给你的未婚妻,你的未婚妻只看这个钻石值5000元还是值20000元,而并不看这个钻石是大还是小;所以,当政府征税使钻石价格提高一倍时,那么本来你买大一点的价格为20000元的钻石,在价格变化后你买小一点但价格同样为20000元的钻石,你未婚妻会同样高兴。正因为政府抽的一万元钱是白得来的,不但没有超额负担,连这一万元的负担也没有,因而对这种物品就应多征税来增加公共支出。[5]奢侈税在全球各地及各行业都有不同的规定,例如,美国NBA规定,如果球队老板掏出的薪金总额超过了联盟总收入的55%,就必须交纳奢侈税;日本规定,人们在餐馆吃饭超过一定标准后,就必须交奢侈税。再如,瑞典的消费税一般是20%至25%左右,但对政府不鼓励消费的奢侈品,税后价格可能翻几番;保加利亚2010年决定在保留固定比例税的同时开征“奢侈税”:对150马力以上或排量在3.0以上的汽车、游艇、250平方米以上的住宅征收特别税。[6]目前,中国奢侈品消费已占全球市场的四分之一,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显然,对某些奢侈的消费予以征税以合理引导消费并调节收入分配,在当前中国社会就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3.在资源税方面。征收资源税主要原因是:初始资源占有的不平均的,少数人占有或垄断了属于全体人们的绝大多数稀缺性资源,并长期以低成本地使用稀缺性资源而获得巨额租金,从而存在着严重不正义的因素;同时,由于稀缺性资源被廉价地使用,从而导致了资源被粗放式开发,导致了产品生产和经济发展面临着中断和震荡的危险。最为典型的就是资源垄断性国有垄断企业,如2010年,如果将离退休人员计算在内,中石油职工的平均薪酬为13.43万元;如果不将这部分人员计算在内,中石油职工的平均薪酬为14.97万元。[7]显然,即使这些垄断性国企中管理层和一般职工的工资都普遍高于民企,这不是这些企业对社会做出贡献的结果,而主要是由于垄断了本属于全体国人的自然资源;而且,由于不同行业的资源垄断性不一样,不同企业之间高管乃至员工的工资也相差很大,这差异主要与行业的垄断性而不是劳动能力或贡献有关。同时,据测算,我国每创造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结果,2005年我国GDP仅占全世界GDP的5%,但石油、原煤、粗钢、氧化铝、水泥等资源消耗量却分别占世界总消费量的7.8%、39.6%、31.8%、24.4%和47.7%。[8]正因如此,从保护资源、节约能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从资源租金的合理分配的角度,就必须对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资源的占有和使用征收一定税额,其大小应该等于资源在使用过程中能够带来的资源租金。显然,由于资源的廉价使用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社会经济的科持续发展,因而目前必须加重对资源税的征收。[9]

4.在环境税方面。征收环境税主要原因是:环境本身就是自然资源的一种,它本身也是有价值的,一般被破坏后想要恢复往往要付出大得多的成本;但是,由于这种成本属于社会成本,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承担,而那些从使用环境资源中获利而又不承担环境治理成本的人的收入就是不正义的。事实上,正是由于长期对环境污染的忽视,目前全球10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我国占8个:我国城市河段70%受到污染,2/3城市居民生活在噪音超标的环境中;而且,据估计我国每年因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为4000亿元,因而如果扣除这部分损失,那么我国实际GDP增长将大大减少,有人估计只有名义上的78%。[10]正是开到在环境使用中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庇古就提出了根据污染所造成的危害程度对排污者征税的庇古税,它试图把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社会成本内化到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中去。实际上,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会严重污染大气、土壤水源,破坏植被资源,造成生态恶化,而环境的恶化不仅直接影响着人民的生存质量,而且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因而又被称为生态税或绿色税。很多国家都开征了环境税:如美国国会1971年通过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对向环境排放硫化物征税的议案,1987年建议对一氧化硫一氧化氮的排放征税,目前已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环境税收制度澳大利亚的环境保护的税收政策主要涉及海岸海洋环境保护、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土地森林环境保护和水资源保护等方面;荷兰是OECD国家中环境税开征较早的一个国家,各种环境税的税率规定得十分明确和详细,环境税收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不断加大:从1996年的1.22%上升到2004年的14%,占GDP的3.5%。显然,随着我国经济质量的快速增长,环境污染越来越成为社会问题,如环境保护部、国家统计局、农业部联合发布《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就显示,2007年度全国废水排放总量2092.81亿吨,废气排放总量637203.69亿立方米,[11]因而开征环境税以保护环境就显得非常紧迫;事实上,2008年以来我国相关部委也开始联手研究环境税开征工作,已经制定方案初稿,预计2013年会先在一些省市进行环境税试点。[12]

三、再分配收入的支出如何实现正义和效率

从实现社会正义和社会效率来说,再分配收入的支出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在公共品的供给方面。事实上,除了满足衣食住行等生理性的需求外,人类还具有广泛的社会性或公共性的需求;而且,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这种社会性需求越来越重要,占人类需求的比例越来越大。也即,在人类已经从温饱过度到富足的时代,私人消费已不能增加快乐,而对交通、卫生、安全、教育、环保等方面的需求则越来越大,体现为道路、学校、医院、平民窟清除、城市再开发、公园、游乐场、博物馆、低价住房等成为影响人们快乐程度的愈益重要的因素。显然,这些公共事业都不是私人所能提供的,更不是那些低收入群体所能提供的,从而就需要依赖集体尤其是政府的力量。加尔布雷思在《富裕社会》一书中则指出,任何一个运行良好或管理有方的社会都应该使得公共服务跟得上私人生产,并将私人产品和服务与政府产品与服务供给之间令人满意的关系称为社会均衡或社会平衡;例如,“汽车消费的增加需要增加街道、高速公路、交通管制、停车空间。正如我们需要医院一样,也需要警察和高速公路巡逻这些保护服务。”[13]而且,政府通过征税来进行公共品的供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对低收入者的补贴,从而具有实现补偿正义的功能。

2.在公共教育投资方面。公共教育是由政府所提供的公共品的主要内容,这有两个好处:一者,公共教育有助于提高社会效率:不仅因提高个体技能而提高个人生产率,而且因社会协作而提高机体生产率;事实上,个体知识和素养的提高本身就具有强盛的正外部性,如可以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弱化机会主义行径、降低社会犯罪率、促进社会团结和文明等。二者,公共教育有助于降低个体间的自然不平等,提高进入社会竞争的机会平等;事实上,低收入家庭很可能缺乏位子女提供足够教育的资源,如果缺乏政府的教育资助就会大大降低社会迁移率。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界却流行着两个谬见。一是所谓的“谁得益谁付费”,它把教育视为获得更高收益的一种投资,不仅政府和高校要以成本-收益原则来评估教育资源的投入,而且个体也会根据成本-收益原则来选择自己的教育水平;但显然,这种观点忽视了诸如视野的扩大、素养的提高等无法被量化的个人收益,忽视了教育收益本身的不确定性,而且没有考虑到具有正外部性的社会收益,更不要说知识创新、社会安定等收益本身难以用金钱收益来衡量。二是推行平均主义的教育券,每个人可以持教育券自由地选择学校并抵扣固定的教育费用,学校则将收集到的教育券向国家兑现,而学校之间为赢得学生的竞争则有助于成本的节省和质量的提高;但显然,这种平均主义的教育券不仅忽视了不同家庭对教育承担上的差异,从而就起不到促进社会平等和实现社会正义的作用,而且还有可能促使学校进行有助于个体技能之提高而不利于社会合作之素养的投入,从而反而会阻碍社会效率的提高和窒息社会发展的动力。事实上,自19世纪70年代后起,西方发达国家就开始实行义务教育,目前发达国家大多已实现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向十二年制延伸的历史性转变,大大提高了这些国家的HDI(人类发展指数);与此相对于,中国由于九年制义务教育实行的时间还不长, HDI指数在全世界仅仅排在81名(2008年),因而也需要不断加大公共教育的投资。

3.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社会保障体系也是公共品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它不是物质形态的,而是涉及经济安全和生活安定,并对社会稳定、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社会保障体系一般包括:社会保险,主要是保障被给付者的基本生活需要以及补偿劳动者的收入损失;社会福利,主要是增进群众福利和改善物质文化生活;社会救助,主要是保障人们的最低生活需要;社会优抚,主要是对特殊阶层提供社会保障等。这几大方面都是社会民生的重要内容,尤其关乎劳动阶层的利益,它有助于保障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缩小社会收入差距、平衡社会供需、维护社会稳定。同时,除了社会保险的资金的一部分来自被保险者的个人缴费外,其他资金主要来自各种类型的社会再分配收入,社会福利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补偿正义的实现,而社会救助社会优抚则是实现纠正正义的主要内容。事实上,1601年英国就颁行世界上第一部具有社会保障制度萌芽的《济贫法》,193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综合性的《社会保障法》,目前全世界已经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各种类型和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近十年来,我国也基本确立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涵盖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基本形成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不过,迄今为止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包括覆盖范围窄、保障水平低、筹集资金难、法律不够健全等诸多问题,还需要财政投入的增加。

4.在转移支付方面。政府的转移支付大都具有福利支出的性质,如社会保险福利津贴、抚恤金养老金、失业补助、救济金、农产品价格补贴以及各种补助费等。政府的转移支付实际上是通过征税和支出的结构不平衡来实现收入再分配,从而实现补偿正义和纠正正义;同时,转移支付的主要对象是那些处于自然劣势的群体,从而主要是实现纠正正义。事实上,尽管绝大多数高薪阶层在收入初始分配中都受到或多或少的利益损害,但是,每个个体的劳动贡献与其收入之间的差额却很难得到精确的反映,从而就很难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进行补偿,而主要是在公共品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享受获得一定的补偿;相反,那些处于自然劣势的群体往往更容易得到界定,他们从公共品和社会保障体系中只是获得部分的补偿,而转移支付则有助于进一步弥补他们的初始不平等,使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例如,美国的低收入家庭通过家庭报税还可以实现“负纳税”:收入越低,家庭人口越多,获得政府的福利补贴也越多;以2010年联邦个税申报为例,如果一个四口之家的年收入低于50000美元并且有两个17岁以下的孩子,这个家庭就是“负纳税”。同样,澳大利亚对低收入家庭也有多种免税项和福利性补贴,如果家庭中有孩子可享受孩子补贴,2008~2009年该项补贴标准为:13岁以下4631澳元,13~15岁5818澳元,16~17岁1945澳元,18~24岁(有工作除外)2379澳元。[14]事实上,转移支付已经成为目前发达社会实现纠正正义的重要手段,如日本的转移支付支出约占全国财力的一半,美国则为20%。显然,就我国而言,随着公共财政能力的日益增强以及社会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也转移支付制度应该日益成熟和完善;不过,尽管1994年就开始实施了分税制财政体制,但与之相配套的转移支付制度尚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

四、财政支出及其效果的国际比较

当然,尽管通过财政征收和支出方式可以提高社会正义和效率,但当前公共财政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哪些财政收支真正用于社会正义和社会效率的提高?哪些财政能够真正提高穷人福利和提高人们积极心?显然,这就需要剖析公共财政的收支结构,这涉及到公共财政的体系安排问题,涉及到社会大众的认识以及社会力量的结构。一般地,财政收入用于与民生保障方面的支出比例越高,社会的收入分配就越平均,相应地,国民的幸福感往往也越强。这明显地可以从下表1中看出:北欧诸国实行的是福利社会政策,其民生支出比重非常高,社会收入分配也较平均,相应地,国民的幸福感往往也最强。

表1  2010年《福布斯》世界各国幸福指数排行榜[15]


排名

国家

幸福者百分比

生活困窘者百分比

受苦者百分比

日常生活感受 

1

丹麦

82

17

1

7.9 

2

芬兰

75

23

7.8

3

挪威

69

31

0

7.9

4

荷兰

68

32

1

7.7

4

瑞典

68

30

2

7.9

6

新西兰

63

35

2

7.6

6

哥斯达黎加

63

35

2

8.1

8

澳大利亚

62

35

3

7.5

8

瑞士

62

36

7.6

8

以色列

62

35

3

6.4 

8

加拿大

62

36

2

7.6 

12

巴西

58

40

2

7.5

12

巴拿马

58

39

3

8.4

14

奥地利

57

40

3

7.7

14

美国

57 

40

3

7.3

16

比利时

56

41

3

7.3

17

英国

54

44

2

7.4

18

土库曼斯坦

52

47

1

7.5

18

墨西哥

52

43

5

7.7

20

阿联酋

51

48

1

7.7

21

委内瑞拉

50

48

8

22

爱尔兰

49

49

2

7.5 

23

科威特

47

50 

3

7

24

冰岛

47

49

4

8.2 

28

卢森堡

45

54

1

7.3

33

德国

43

50

7

7.4

40

意大利

39

54

7

7.1

43

西班牙

36

58

6

7

44

法国

35

60

6

7

50

希腊

31 

57

11

7

54

白俄罗斯

29

59

12

6.5 

56

波兰

28

61

10

7.1

56

韩国

28

61

12

6.9

58

沙特阿拉伯

27

69

3

6.7

63

立陶宛

25

57

18

6.2 

70

中国台湾

22

64

14

7.5

70

葡萄牙

22

61

17

7.1

73

俄国

21

57

22

7

73

南非

21

71

8

7.3

73

罗马尼亚

21

56

23

6.6

73

斯洛伐克

21

60

19

6.5

73

乌克兰

21

53

26

6.6

79

泰国

20

75

5

81

新加坡

19

75

6

6.9 

81

日本

19

69 

12

7.4

81

伊朗

19

66

14

6.3

81

中国香港

19

65

16

7.1

85

印度尼西亚

18

72

10

8.2 

90

爱沙尼亚

17

62

21

6.8

91

孟加拉国

16

71

13

6.9

91

缅甸

16 

82

2

7.1

94

马来西亚

15

80

5

8.1

94

菲律宾

15

68

18

7.2 

96

巴勒斯坦领土

14

70

15

5.8

96

马其顿

14

54

32

6.8 

96

越南

14 

76

10

6.9

103

匈牙利

13

53

34

6.9 

103

土耳其

13

67

20

6

103

吉尔吉斯斯坦

13 

81

7

7.3

108

埃塞俄比亚

12

67

21

6.4 

108

中非共和国

12

75

13

6.4

110

纳米比亚

11

79

10

8.1 

110

亚美尼亚

11

55

33

5.9

110

伊拉克

11

71

18

5.2

110

拉脱维亚

11

64

25

6.5

115

斯里兰卡

10

66

24

6.9

115

印度

10

69

21

6.9

115

格鲁吉亚

10

66

24

6.8

115

阿富汗

10

56

35

6.2

125

中国

9

77

14

7.6

130

尼泊尔

7

82

11

7.4

130

蒙古

7

81

12

7

137

保加利亚

6

58

36

6.5

148

柬埔寨

3

75

22

7.6

155

多哥

1

67

31

5


当然,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中民生支出所占比重往往是不同的,这与社会认知、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社会主要矛盾等一系列因素有关。一般地,1.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用于民生支出的比例也越低;2.一个国家的国际关系越紧张,其用于民生方面的开支也越低。如表2就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印度等国,由于面临的国际关系很紧张,因而它们的国防支出比重就很高;于此相对应的孟加拉国、哈萨克斯坦等国用于民生支出的比例则相对较高;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韩国、新加坡等国用于国防支出的比重也较高,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稍低的捷克、波兰等国用于民生支出的比重则要高很多;经济发展水平法国的欧美国家中美国用于国防支出的比重很高,而德国、新西兰等用于民生支出的比重则较高。

表2  各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


国家和地区

年份

主要民生支出所占比例(%)

国防支出比所占例(%)

社会保障支出

教育支出

卫生保健支出

三项总和

 印    度

2006

 

3.81

1.9

5.71

13.79

 巴基斯坦

2007

0.21

1.64

0.86

2.71

15.62

 缅    甸

2004

1.29

13.28

3.46

18.03

22.6

 印度尼西亚

2004

5.64

3.97

1.38

10.99

6.59

 孟加拉国

2007

2.23

16.59

7.35

26.17

10.93

 伊    朗

2004

26.48

6.7

6.33

39.51

14.32

 哈萨克斯坦

2007

22.43

7.21

4.89

34.53

7.8

 白俄罗斯

2007

32.89

2.93

2.55

38.37

3.24

 俄罗斯联邦

2006

31.13

3.94

8.41

43.48

11.87

 乌 克 兰

2007

44.08

5.81

3.1

52.99

3.65

 捷    克

2007

33.68

9.42

16.08

59.18

3.81

 波    兰

2007

44.82

11.48

11.58

67.88

4.63

 泰    国

2007

13.09

20.29

11.26

44.64

2.6

 韩    国

2007

20.73

15.36

0.99

37.08

11.33

 新 加 坡

2007

4.07

20.82

6.04

30.93

27.99

 委内瑞拉

2004

7.62

20.98

8.04

36.64

4.64

 墨 西 哥

2000

20.12

24.73

4.95

49.8

3.04

 阿 根 廷

2004

39.94

5.19

5.3

50.43

3.04

 以 色 列

2007

26.22

15.74

12.11

54.07

18.26

 澳大利亚

2007

34.05

9.55

14.77

58.37

6.69

 新 西 兰

2007

33.94

16.69

16.6

67.23

3.23

 加 拿 大

2007

45.37

2.02

9.34

56.73

6.29

 美    国

2007

29.54

2.39

25.18

57.11

19.96

 德    国

2007

54.03

0.59

20.35

74.97

3.68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年鉴》2008年,

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gjsj/2009/t20100409_402633227.htm

最后需要指出,通过公共财政的征收和支出来提高社会正义和效率本身也与财政体系的运行效率有关,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官僚系统结构及其运行成本,涉及到社会监督体系以及宪法制度。一般地,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法律体系越不健全,政府对资源配置的效率就越低;此时,有大量的财政收入在运行过程中被耗损掉,从而用于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比例也就越低。见下表3:

表3  各国财政支出中雇员报酬和社会福利所占比例


 

雇员报酬比例

社会福利比例

柬 埔 寨

33.03%

7.31%

印度尼西亚

12.73%

6.03%

马来西亚

29.60%

5.79%

蒙    古

23.98%

33.87%

泰    国

37.25%

11.36%

伊    朗

42.54%

21.96%

以 色 列

24.91%

21.67%

韩    国

11.97%

17.00%

俄罗斯联邦

17.72%

33.60%

白俄罗斯

11.26%

33.99%

乌 克 兰

13.79%

42.65%

哈萨克斯坦

8.36%

24.75%

捷    克

8.64%

47.48%

波    兰

12.04%

43.62%

委内瑞拉

15.79%

11.84%

西 班 牙

9.15%

45.98%

意 大 利

15.97%

43.11%

法    国

21.72%

49.85%

德    国

5.43%

71.23%

荷    兰

7.66%

45.53%

英    国

14.59%

 

澳大利亚

10.47%

39.78%

新 西 兰

25.00%

30.48%

加 拿 大

12.09%

41.03%

美    国

12.65%

42.13%


注:马来西亚的数据是2003年,印度尼西亚、加拿大、荷兰的数据是2004年,美国的数据是2005年,柬埔寨的数据是2006年,伊朗的数据是2008年,其余各国数据是2007年。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局国际数据计算得来,

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gjsj/2009/t20100409_402633226.htm

五、简短结语

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崇尚基于纯粹市场机制的自发秩序,但是,这种自然秩序却往往会陷入路径锁定:不仅会产生收入与应得之间的巨大背离以及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而且还会导致合作秩序无法扩展而陷入低效率的困境。显然,无论是从社会正义还是社会效率的角度,都要求通过收入再分配来解决这一问题,从而重新审视收入再分配的科学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收入再分配实际上就是发挥公共财政政策的作用,通过一系列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等公共政策来深化社会正义和社会效率;正如D.米勒指出的,“要达到社会正义,我们必须具有这样的政治社群,公民以跨越边界的方式被当做平等者来对待,公共政策适合于满足每个成员的内在需要,而经济以这样的方式组织起来并受到约束:使人们得到的收入和与工作相关的其它利益符合他们各自的应得”。[16]事实上,即使是效率与公平之交替论的提出者奥肯,他在强调收入转移过程中会出现效率损失的同时也强调,“实现生存权利和根除贫困,是我们这个富裕国家力所能及的。照我们的想象,平均收入的一半,这个目标对所有选择参预社会经济生活的人是最起码的基数”。[17]为此,奥肯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漏桶规则”,把漏桶视为一个收入调节制度,通过政府来运作以达到社会收入的均等化。他写道:“与弗里德曼不同,如果漏出量是百分之十或二十的话,我十分热心地打开试验漏桶的开关。与罗尔斯也不同,我会在漏出量达到百分之九十九之前就停下来”。[18]当然,公共财政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哪些财政收支真正用于社会正义和社会效率的提高?哪些财政能够真正提高穷人福利和提高人们积极心。显然,这就需要剖析公共财政的收支结构,要分析公共财政的效率;前者涉及到公共财政的体系安排问题,后者涉及到公共财政体系的运行成本问题。进一步地,对公共财政的体系安排又涉及到社会大众的认识以及社会力量的结构,而公共财政体系的运行成本则涉及到社会监督体系以及宪法制度。

显然,本文就分别从收入来源和支出方向的二维角度,我们可以对如何通过收入再分配实现社会正义和社会效率作清晰的梳理和剖析。其实,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把斯密视为只关注交换正义而不关注分配正义的人,但实际上,斯密在《国富论》中也提出了一系列分配主义的建议,认为财富至少可以在这样三者方式上重新分配:一是财产从富人直接转移给穷人,二是对富人征收比穷人更高的税,三是运用从富人那儿征收的税提供主要为穷人代理利益的公共资源;具体建议包括,使用公共资金来确保穷人得到教育,高级交通工具比普通工具支付更多道路费用,征收房屋租金税,等等。同时,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认为,只有私营部门才能创造财富,而收入再分配会破坏激励机制;但实际上,只要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征税和支出是有效率的和合理的,那么就不会造成劳动激励不足的问题。一者,当税收用在公共支出上时,相应地会减少私人在这方面的支出,从而往往不会形成超额负担;二者,通过将用于攀比和炫耀的私人消费转移到环保、基础研究、教育等公共开支上,也不会降低而是会提高人们的快乐和生活品质。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北欧诸国的实践看出。例如,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瑞典的税收总负担率一直在50%左右,最高时达到70%;瑞典的高税收之所以能够推行,主要原因就在于有与其相适应的高福利,虽然人们对高税收负担抱怨很多,但他们更不愿放弃高福利带来的好处。例如,瑞典除了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提供高福利外,还对失业、休假、住房、初生婴儿等进行补助,而且其福利、补助往往与个人缴纳的税收有直接或间接关系。再如,丹麦的税收总额大约占国民生产值(GNP)的50%,其中个税又几乎占了一半,其他税种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公司所得税、资产与房地产税、海关关税和劳力市场捐献(Labour Market Contribution)等;这些税收大部分用于社会保障,诸如教育、托幼服务、失业救济、健康医疗、养老金、提前退休的保障金,以及其他的社会福利事业。同样,挪威的税收收入也占国民生产总值50%左右,包括个人所得税、资本税(包括资本利得税、遗产赠与税、财富税)、社会保险税、法人税、增值税、红利税、奢侈品税、雇主税、印花税、石油燃气特别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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