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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日志

 
 

婚配为何需要媒婆  

2011-06-29 08:32:18|  分类: 女性行为与婚姻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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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配为何需要媒婆,它又何以式微

--社会环境、婚姻方式和相应制度的选择

 

一、前言

前面的文章曾分析指出,固定婚姻关系和家庭组织的形成主要是源于男女对性行为衍生出的生育成本的共同分担,尤其是体现为男方为女方在生育过程中承担不对称的自然成本所作出的补偿;也即,婚姻家庭体现了有关男女双方之间责权界定的一种契约关系,因而这种责权界定的合理性以及被有效执行的程度就成为男女双方间非常关键的东西。一者,就女性而言,一旦男方在性行为或者结婚之后决定不分担生育成本的责任,那么,女方就会承受重大损失,在一个对女性贞操看得很重的社会里更是如此;正因如此,女方对待婚姻不得不持更为慎重的态度,这种行为也塑造了女性的社会心理,一直影响到现在。二者,就男性而言,由于婚后的男性需要承担抚养子女和照顾妻子的大多数责任,而休妻的成本往往非常大;正因如此,男性也希望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性伙伴和生活伴侣,在决定与谁结婚时往往也比较慎重。在这种情况下,男女双方又是如何找到各自找到相对满足的性伴侣、并进而产生了普遍化的婚姻关系和家庭组织的呢?在很大程度上,这往往与特定社会风气、习俗和观念有关。

当然,随着社会风气、习俗和观念的改变,男女相识并结合的途径也有很大差异。譬如,在早期社会,由于性观念比较开放,男女之间就广泛存在着试婚制,他们之间的结婚往往不借助于媒婆而自由恋爱,这充分体现在《诗经》中的各种民风中;(《列子.汤问》)中就说“男女杂游,不聘不媒”,其中,游就是男女两性间的自由结合,而媒则是婚姻的中介人角色,聘则是两性结合所经过的社会程序。当然,随着父系家庭的形成以及对女性多元化性需求的压制,女性就越来越不能也不会随意与男性交往,从而导致婚姻关系上的直接的信息沟通渠道受到阻碍,此时就开始流行开了媒婆制以作为信息沟通的桥梁;进一步地,随着性革命和性解放在现代社会的兴起,婚姻关系上的直接的信息沟通渠道又开始多元化,相应地,长期盛行的媒婆制又逐渐式微了。是以本文运用简单的博弈模型对上述各种婚姻方式和相关制度作一简要剖析,当然,为了分析的方便,这里舍去了很多因素的考虑,如撇开了离异的成本等。

二、不对称信息下自由恋爱困境

首先分析自由恋爱下的婚配情形,而这种婚配结果往往与男女互动的次数有关:当互动次数较少时往往就比较慎重而不敢随意交往,因为每一次交往都可能降低进一步寻找更好对象的几率;相反,当互动次数较少时往往就比较开放而勇于积极交往,因为每一次交往都只是增加更多的信息而不会影响进一步寻找更好对象的几率。

(一)一次性博弈的恋爱困境

在多重纳什均衡的博弈中,重复博弈的均衡解往往会遇到困难;因为根据后向归纳法并不能确定最后一个博弈的均衡解,退回到倒数第二个博弈也会遇到相同的问题。但是,如果存在可以利用的其他共同信息,多重均衡博弈中实际可能的均衡是可以确定的。我们以求爱博弈为例:一个真诚的多情之男真诚地思慕一个怀春之女,而怀春之女子也非常希望获得纯洁的爱情;那么,他们是否可以相互性的而结合呢?这里我们做如下两点假设:一是信息沟通机制不畅,因而社会信息具有很强的偏在性;二是功利主义盛行,每人都在努力通过隐藏信息而回的最大化收益。这样,怀春男女如何采取行动往往就会遇到这样的困境:一者,由于功利盛行,多情之男不知道怀春之女是否重视爱情,并相信他的真诚而愿意接受他的求爱,从而难以决定是否表达爱慕之爱;二者,由于世道轻浮,怀春之女不能确定多情之男是否真诚,是否能够给她真正的幸福,从而也难以决定是否接受他的求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最终又会出现怎样的后果呢?

一般地,博弈均衡往往取决于收益支付结构,因此,我们对对双方的收益结构作进一步的假设如下:1.如果男子求爱而女方接受,那么他们将获得永恒的幸福;2.如果因为缺乏有效的沟通信息,男方不求婚而女方也不接受,那么他们将错过这段美满的婚姻,这对在这种浮华社会风气中期待真正爱情的双方来说,都因没有争取这一机会而产生了损失;3.如果男方求婚而女方不接受,双方除了错过真正的爱情外,此时,对女方来说,因主动错过这个机会而损失的机会成本加大(心理效用意义上的机会成本,譬如以后可能懊悔不堪,这在日常生活中是非常常见的),而对男子来说,因面子和自尊心受到了损害而损失更大;4.如果女方期待并接受男子的求爱,但男子却没有勇气求婚,从而也错过了真正的爱情,此时,对男方来说,因主动错过这个机会而损失的机会成本加大,而对女方来说,由于期望的热情被浪费而损失更大(如产生忧郁之情)。因此,他们面临的处境就可以用下列矩阵表示:


 

 

淑洁者

 

真诚者男

 

求爱

不求

接受

10,10

-15,-10

不接受

-10,-15

-5,-5


求爱博弈

显然,如果婚姻市场是一次性的,结婚之后就不允许离婚,这在古代社会比较接近;那么,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这一性静态博弈将会出现混合策略均衡{(1/3,2/3),(1/3,2/3)},其收益为(-20/3,-20/3)。显然,这个结果甚至比(不求婚,不接受)的结果还要糟糕;因此,不能离婚的一次性婚姻市场中,希望追求真爱的男女往往无法结合。特别是,如果世风并不太好,也即,世风浮华是一个共同知识,那么,(不求,不接受)很可能就是一个现实的纳什均衡。

实际上,这种情形也与当前很多儒家社会比较类似:一方面,重视性和贞操的传统儒家文化还影响深远,不会在试错中遵照最终的真爱;另一方面,西方功利主义的传入优势的社会日益浮华,越来越多的男士在求偶时考虑的不是今后的责任而是暂时的愉悦。结果, “男荒”、“女剩”现象就大量的出现,这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其他一些地区非常普遍。尤其是,那些受到高等教育的女孩,往往对真正的爱情更抱憧憬,对不确定也更为担心,从而出现大量的“高知剩女”。

(二)较少次数的重复博弈

当然,在现代社会中,婚姻并不是绝对一次性的,而是一个自由且可重复的博弈过程;不过,这种自由又是相对的,因为婚姻和开始和结束面临很多成本,如离婚的物质成本,社会心理成本等,从而又是一个有限重复博弈的过程。因此,我们这里较为现实地考虑只允许结婚、离婚两次的婚姻市场情况,第二次博弈中形成结果将是他们永远的结局。这种假设也可使基于各种成本的考量,如社会舆论对频繁离婚具有严重的歧视;也可以假设是一国的法律规定,如中东和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对女性离婚有很多限制。尤其是,这种情形比较贴近传统社会的实际生活,譬如,东正教教会虽然允许俗人再婚,却把再婚和第一次有效的婚姻区别开来:(1)教会限制再婚的次数只能三次,如利奥六世第四次结婚时,尽管这次婚姻对国家和王朝非常必要,但教会还是长久地不承认这次婚姻的有效性,为此,教会与国家因这次婚姻而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对抗,最后以正式规定今后禁止第四次婚姻的法律条款而告结束;(2)在很长时期教会不仅禁止再婚者举行婚礼,甚至还禁止神职人员出席婚筵,后来尽管教会也会为再婚举行宗教仪式,但这种仪式比隆重的初婚仪式来说更像是忏悔仪式;(3)东正教教会的法规还把再婚这视为罪人,并在第二次婚姻时给予一年或两年的宗教惩罚,对第三次婚姻的人则要给予三年甚至四年的宗教惩罚。[1]

那么,在二次重复博弈中,又会出现怎样的结局呢?显然,运用后向归纳法可知,在第二回合的博弈中,由于纳什均衡是(不求,不接受);那么,将每个局中人在第二回合的盈利加到第一回合就是将两阶段的盈利加总,考虑到折扣因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新的盈利矩阵。显然,这种博弈矩阵具有初始矩阵相类似的结构,结果也是确定的(不求,不接受),希望追求真爱的男女依然鲜能结合。


 

 

淑洁者

 

真诚者男

 

求爱

不求

接受

10+(-5)δ,10+(-5)δ

-15+(-5)δ,-10+(-5)δ

不接受

-10+(-5)δ,-15+(-5)δ

-5+(-5)δ,-5+(-5)δ


求爱博弈

事实上,上述情形与当前儒家社会的情况更为类似:尽管妇女离婚已经开始被接受,但多次离婚仍然会受到社会的各种鄙视。正因如此,中国女性在面对结婚时仍然非常慎重,以致婚姻市场要比西方社会显得更为萎缩,社会上也出现更多无法获得性结合的郁男怨女。尤其是,儒家社会依然存在重男轻女的陋习,对女性的贞操依然看得比较重;因此,女性在婚姻市场上所面临的决策成本更大,这导致“女剩”现象往往更为严重。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在婚姻市场上所拥有的实际博弈机会要比男性少的多,女性往往也更不愿轻易离婚;有俗言就称:“一次离婚,可能是对方的错,但二次或更多次离婚,那么就必然是女性的错”。而且,对那些高知女性更是如此,因为高知女性不仅面临着社会舆论的压力,而且离婚后能够遇到并选择更高层次男性的几率更少;正因如此,高知女性在婚姻抉择时往往更为慎重,以致“高知剩女”现象也更为突出。

当然,上述分析有两个基本假设:一是世俗浮华,很多人在对待婚姻的态度都是功利主义的。譬如,在都铎王朝时期,亨利八世的长女伊丽莎白在恶劣的国内外政治环境中以少女之资继位,面临着很多各怀领土野心求婚者,如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法国国王的弟弟奥尔良公爵、俄罗斯的伊凡雷帝等;正是在这种环境中,为了英国伊丽莎白终生未嫁,并公开与西班牙决裂,打赢了无敌舰队之役,从而为后来英国的霸权奠定了基础;当然,由于她没有子嗣,继位的是外甥詹姆斯一世,从此开始英国的斯图亚特王朝。二者,性关系还很保守,尤其是对女性的贞操看得比较重;因此,女性在面临婚姻抉择时就会更为慎重,更不能确定男性求婚的真诚心。

(三)无限次的重复博弈

最后,我们再次分析无限次重复博弈的婚姻市场之情形。事实上,上述两类分析都是在信息不对称、不确性的情况下得出的,因为一次性博弈或少量次数的重复博弈往往都无法显现出博弈双方的信息。显然,如果信息是完全且对称的,往往就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博弈结果:一者,怀春之女了解多情之男的真诚,当然也就会接受;二者,多情之男了解怀春之女的纯洁,当然也就乐于求婚。在婚姻市场中的重复博弈就意味着,社会在性之类的问题上持相当开放的态度;显然,这与西方社会的现实比较相符合,其婚姻市场(结婚、离婚)已经相当自由的。事实上,在古代西方社会,尽管社会对结婚和离婚的程序合法性看得很重,但对所谓的贞操却往往并不在乎。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亨利八世即位前娶的原配妻子凯瑟琳是他哥哥的遗孀,亨利八世的最后一位(第6位)妻子Katherine Parr从15岁嫁人,而亨利是她第3个丈夫,亨利死后她又结了一次婚。[2]在此方面,经济学界也提供了非常多的此类例子,很多经济学家都曾经经历了多次婚姻,而穆勒、瓦尔拉斯等甚至娶得都是寡妇;凯恩斯与俄国芭蕾舞女演员利迪亚.罗波科娃结婚,却没有实质性的夫妻生活,也没有留下任何后代。

尤其是在现代西方社会,社会要求女性守身的贞操观已经变得日益淡薄,青年男女在结婚前就会生活在一起且有很多性行为,甚至还曾一度流行试婚的浪潮。笔者在英国的房东就告诉我,英国人在结婚之前平均约有10个异性朋友,且刚进大学的大一学生很快就会有性行为,这仅是出于“fun”的目的。显然随着处女情结的淡却和贞操约束的缓和,男女之间的交往就变得更为自由和开放,更愿意去尝试交往,因为这种尝试的成本非常低;结果,明显增加了恋爱博弈的重复次数,结果也更加容易找到自己的真爱,因而婚姻市场可以被视为无限次自由交易的。例如,美国总统候选人麦凯恩的第一任妻子女模特卡露就曾结过一次婚并育有两名子女,战俘归来身为有妇之夫麦凯恩又转而追求比他小18岁并是百万富翁、百威啤酒批发商的女儿亨丝莉,从而因得到当地商业团体的政治支持而开始政治生涯。再如,克里现任妻子特雷莎年比他大5岁,她出生于莫桑比克并是美国著名的“番茄酱大王”约翰.海因茨的遗孀,正因如此,克里成为家财上亿的最富参议员,从而可以自己出钱参加竞选。

显然,如果婚姻市场是无限次自由交易的,尽管淑洁之女可能遇到玩世不恭之男,或者真诚之男遭遇的是轻浮之女,并由此造成短暂的损害;但只要离合是自由的,他们就将寻找(求爱,接受)的均衡,因为这一均衡将为他们今后带来永恒的幸福。因此,随着博弈次数的增多,达成(求爱,接受)均衡的几率越大。一般地,在一个无数次的重复博弈中,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由的最优结果。同时,这意味着,一个社会的婚姻关系越自由,愿意尝试结婚的人的比例就越高,郁男怨女的数量就会减少。因为西方社会对女性贞操看得比较淡,婚姻市场就更加接近于无限次的重复博弈,从而更容易摆脱所谓的“鳏、寡”和“剩”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男女之间的自由婚姻方式也就占居了主导地位。

当然,这里需要存在的基本条件就是离异是没有成本的,但一般来说,这种假设在社会中是不存在的,而且,离异往往对女性影响更大,因而女性对婚姻更为慎重;为了弥补这种不对称的情况,社会也应该对离婚设立一定的门槛,特别是要提高男性离婚所应承担的成本。显然,目前正在流行的无过错离婚是有问题的,这就像企业可以无条件开除工人一样,这丧失了每个人对其行为应该承担的责任;而且,在企业中,工人还可以结成工会来与企业主进行谈判,但在家庭中,妻子是孤立的,因而处于更为严重的弱势地位。

三、承诺的策略和提亲习俗的形成

上面的分析表明,在互动次数较少且信息不对称的婚姻市场中,男女双方实际上很可能会错失一段美满的姻缘,其中的关键在于,每一方都试图最大化自身利益而无法提供树立他人信心的保证。那么,如何避免这种囚徒困境呢?谢林提出一个基本策略就是承诺,谢林强调:“对于一个关系、许诺或威胁,以及谈判地位来说,承诺要求放弃一些选择或机会,对自我进行约束”,一方面,“承诺通过改变一个合作者、敌对者,甚至是陌生人对自己行为或反应的预期而发生作用”,另一方面,“当人们在试图控制自己的行为时,只有当它们像对待别人一样,要求自己承诺遵守某种节制方案或行为表现时,它们对自己行为的控制才能常常取得成功。”[3]后者实际上也就是基于移情效应的“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如果希望别人合作,首先应该自己合作。事实上,即使在较少次的重复博弈中,如果博弈方运用某种有效策略的话,往往可以达到满意的结果,这也就是博弈论中的有效策略问题。

(一)使用纯策略对策的情况

在婚姻市场中我们如何引入承诺策略或“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来达成有效的婚姻契约呢?显然,基于经济人互动而形成的婚姻市场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当事人在决定是否求婚或是否接受时往往面临很大的决策成本,一旦决定就难以更改;因此,引入的承诺策略就是要缓解这一困境,缓解即时决定是否结婚所潜含的风险和成本。人类社会为此而摸索出的一种有效策略就是一种相亲或订婚制度,这种制度是直接的婚姻结合,不过如果双方在未来一段时间表现出良好意向的话,不久以后的正式婚姻也就顺理成章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相亲和订婚制度就是在解决婚姻困境中的有效策略选择。

一般地,我们可以设定一个如下恋爱博弈,它只存在一个纯策略均衡(虚伪、拒绝);但显然,这个结均衡果是不令人满意的,导致了男荒女剩现象。那么,如果避免这种的不利结果,而实现(真诚、接受)均衡呢?


 

 

相亲者

 

提亲者男

 

虚伪

真诚

拒绝

0,0

-10,-10

接受

-10,20

15,15


假设,在上述博弈的基础上博弈双方都加入一个新的策略:在初次相亲而有了意向之后,男女双方不是决定是否缔结婚姻关系,而是由男方向女方提供一定的聘金;或者,男女双方把是否行聘金也当作一项策略选项,而真诚的人往往更愿意支付或接受这样的聘金。因此,上述博弈矩阵就可以转换成如下:


 

 

 

 

 

 

虚伪

真诚

礼聘

拒绝

0,0

-10,-10

0,0

接受

-10,20

15,15

0,0

接受礼聘

0,0

0,0

10,10


相亲博弈模型

现在,男女双方就采取这样的博弈策略:如果博弈者预期在第一阶段的结局为(真诚,接受)时,那么,在第二阶段的结局将会是(礼聘,接受礼聘);而如果第一阶段出现(真诚,接受)以外的任何8种结局之一,那么第二阶段的预期结局是(虚伪、拒绝)。这种预期可以看成是谈判的结果或者策略的运用:如果第一阶段出现(真诚,接受),第二阶段(礼聘,接受礼聘)是一种奖励;而出现非(真诚,接受),则第二阶段(虚伪、拒绝)是一种惩罚。

基于上述预期,两阶段的重复博弈就是:{(真诚,接受),(礼聘,接受礼聘)}和{(x,y),(虚伪、拒绝)};其中,(x,y)≠(真诚,接受)。

我们分析如下:实际上,根据上述思路就可以将两阶段“糅合”成一次博弈,其中在(真诚,接受)单元上加上(10,10),而在其余8个单元中各加上(0,0)。这样,新的盈利矩阵就表示为:


 

 

 

 

 

 

虚伪

真诚

礼聘

拒绝

0,0

-10,-10

0,0

接受

-10,20

15+10δ,15+10δ

0,0

接受礼聘

0,0

0,0

10,10


二阶段相亲博弈的糅合模型

显然,只要贴现因子δ> ,这个新的一次博弈就有了三个纯策略纳什均衡{(虚伪、拒绝),(真诚,接受),(礼聘,接受礼聘)},它们分别对应于原重复博弈的子博弈完美均衡。但是,(虚伪、拒绝)对应于{(虚伪、拒绝),(虚伪、拒绝)},因为除了第一阶段的结果是(真诚,接受)外,其他任何情况下,第二阶段的结果都是(虚伪、拒绝);同样,(礼聘,接受礼聘)对应于{(礼聘,接受礼聘),(礼聘,接受礼聘)}。这两个策略剖面中的各个阶段结局都是阶段博弈的纳什均衡;但是(真诚,接受)纳什均衡却与前两个存在质的差别。事实上,(真诚,接受)对应于{(真诚,接受),(礼聘,接受礼聘)},是两阶段重复博弈的子博弈完美均衡,是第一阶段可以达到原阶段博弈中有效的非纳什均衡。

上面子博弈完美均衡形成在于对谈判达成的协议对现时行为的影响,其关键是承诺是可信的。如局中人的策略是在第一阶段采取有效但非纳什均衡的(真诚,接受),那么,承诺第二阶段的奖励是(礼聘,接受礼聘);究其原因,(礼聘,接受礼聘)明显优于(虚伪、拒绝),因而这种承诺是可信的。

(二)使用混合策略的情况

上面分析的是一种具有纯策略均衡的情况,类似地,我们也可以用之来分析存在混合策略均衡的情形。实际上,我们同意就可以对前面的相亲博弈进行分析,只不过现假设:在婚姻自由的现代社会,互相具有好感的男女双方都可以主动提出。因此,此时的博弈矩阵表示如下:


 

 

 

 

 

 

不提亲

提亲

结合

不提亲

0,0

10,5

20,-10

提亲

5,10

8,8

15,-5

结合

-10,20

-5,15

10,10


提亲博弈模型

显然,在一次性博弈中,上述博弈有三个均衡:(不提亲, 提亲)、(提亲, 不提亲)和一个混合均衡(两人都以 和 的概率分别选择提亲和不提亲);分别收益为(5,10)、(10,5)和( , );而有效益的(8,8)并不是均衡结果。

现在,也引入另一个策略,如果双方都主动提亲,那么,下一步自然的结果便是相互同意结成婚姻关系,因此博弈双方就可以采取这样的策略,从而促使在第一阶段选择(提亲,提亲)形成一个完美子博弈均衡:如果第一阶段结果是(提亲,提亲),在第二阶段就选择(结合,结合);如果第一阶段结果不是(提亲,提亲),在第二阶段就都以 和 的概率选择(提亲,不提亲)。


 

 

 

 

 

 

不提亲

提亲

结合

不提亲

0+ δ,0+ δ

10+ δ,5+ δ

20+ δ,-10+ δ

提亲

5+ δ,10+ δ

8+10δ,8+10δ

15+ δ,-5+ δ

结合

-10+ δ,20+ δ

-5+ δ,15+ δ

10+ δ,10+ δ


二阶提亲博弈的糅合模型

显然,只要8+10δ>10+ δ,即贴现因子δ> ,就会形成稳定的(提亲,提亲)均衡。

可见,这里的分析表明,即使在少量次数的重复博弈中,只要运用适当的有效策略也可以实现具有帕累托性质的均衡。在婚姻市场中就是引入相亲或提亲这种策略,而一般地,相亲或提亲习俗在传统社会中往往又是由媒婆来穿针引线的。正是存在一种称为媒婆的中介,原本相互陌生的个体或家庭之间开始接触,并在媒婆的安排下进行相亲或提亲,最终成就了男女之间的一段姻缘,因此下面就媒婆的角色和作用再作梗进一步的剖析。

四、媒婆聘娶和订婚制度的出现

博弈结果往往与信息结构有关,在具有协调性的变和博弈中,要达成有利于博弈双方的结果,关键就在于信息沟通。尽管在婚姻市场上,如果性行为是开放的,那么就会促使男女更加没有拘束地进行交往,从相互之间的多次乃至无限次的互动中使信息得以披露乃至完全化,从而也有利于男女最终找到情投意合的伴侣。问题是,在古代社会,性行为是极端保守的,往往是一次性互动就决定了终身的婚姻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又依靠何种信息来辨识对方的特征,从而决定婚嫁与否呢?一般地,这就有赖于一种媒婆制度,媒婆不仅成为集中大量男女信息的枢纽,而且还会对婚姻过程进行一系列额的制度安排,从而保障男方方以及男女方家庭的利益,并最终使得“有情人终成眷属”。

(一)媒婆在婚配中的角色承担

媒婆的作用首先体现在收集男女的信息,并根据特定的社会习俗和价值观进行初步的比较配对,再向有关的男女双方或家庭传递对象的信息。这里有两点:一者,媒婆成为各家庭了解其他青年男女的个人信息以及家庭信息的中枢,从而承担了男女双方那些个人信息的传播和披露之作用;二者,媒婆往往是长期存在的,因而为了维护其信誉而会努力提供”门当户对”等重要信息,诸如谚语中的走马观花、瘸腿娶歪鼻都体现了媒婆的公正心。显然,尽管在一些文学作品中媒婆的角色和信息往往被丑化,但古代社会的婚配却主要依靠媒婆这一中介才得以顺畅,几乎所有的婚姻程序里离不开媒婆这个角色。

事实上,古代中国社会的婚姻中介就被作称“媒妁”,《礼记》云: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其中,媒,谋也,谋合二姓者也;妁,酌也,斟酌二姓者也。而郑玄对《礼记.曲礼》的笺注是:媒者,通二姓之言,定人家室之道。而且,媒婆制度也是普遍存在于古代西方社会中婚姻市场上的一个主要制度,弗洛姆就写道:“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正如在许多传统文化中一样,爱情往往不是自然地导向婚姻的经历。相反,婚姻是通过男女双方的家庭、媒人撮合或者在没有中间撮合者的情况下由习俗缔结。婚姻要”门当户对”,是在社会考虑(即地位、财富、社会关系、受教育状况等)的基础上缔结的。至于爱情,人们假定婚姻缔结之后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但最近几十年来,浪漫的(罗曼蒂克式的)爱情这一概念再西方世界已被普遍承认。……这种爱情中新的自由概念必定会大大提高爱之对象的重要性,而不是爱情之功能的重要性”。[4]

显然:现代社会中一些人极力批判的古代婚姻制度难道没有其合理性和现实性吗?很显然,传统的媒婆制是以特定社会基础为存在依据的,从而有其明显的合理性;究其原因,当时男女之间的个体交往非常稀少,从而无法通过直接渠道获得相关信息,而媒婆制度显然提供了一种在当时行之有效的机制。即使社会发展到现代社会,媒婆在很多地方依然发挥着促进婚姻的积极作用。例如,在广大的中国农村,婚姻关系往往发生在邻近乡里的男女之间,这有几个特点:一者,信息往往在小范围内更容易得到传播,从而男女双方的品性也会被对方及其家族所了解;二者,婚姻往往也不是由个人所决定和选择的,更多的是父母乃至家族努力为适婚儿女操心,从而会多方打探信息;三者,父母对其他家庭儿女的信息在很多程度也从一些年老而善于张罗的一些中老年妇女那儿打听,这些中老年妇女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承担了传统社会那些媒婆的角色。

最后,即使在现代化城市生活中,婚姻越来越成为个人自主决策之事,但他(她)在决定是否结婚以及与谁结婚时也需要依赖各种信息,从而会多方面获取信息来源。事实上,个体互动的增强以及信息的网络化,使得现代社会中的信息渠道日益多样,工作单位、同事、同学、朋友、网友等都可能成为获得信息的渠道,微博、脸书以及QQ等都成为角球和传播信息的积极方式;同时,传统的媒婆形态也逐渐转型为现代形式,如婚介所、青年男女联谊会乃至婚姻猎头的流行等,还出现了富豪相亲、白领相亲、机关相亲、民工相亲、父母相亲、万人相亲等特定时空下的相亲活动。婚介所几乎在所有的城市都存在,这是传统媒婆制度的现代形式;而青年男女联谊会是适龄青年的自主形式,这在韩国、日本非常普遍。这里也有两点说明:一者,尽管日益发达的社会网络或电子网络非常便捷地传播着各种信息,但很多青年男女还是偏爱各种形式的相亲制度,这是因为这些相亲制度提供了共同知识,更容易明确大家相聚的目的;二者,女性似乎更加热衷于参加这种联谊会这种获取信息的活动,参加联谊会的女性比例明显要比男性高,这是因为在平时的个体交往中男性往往掌握主动权,而女性的主动出击则存在明显的社会压力。国内的一项调查显示,2/3的人愿意接受网络加现实相亲的方式找到自己的终身伴侣。

(二)以媒婆为介的订婚制度

媒婆在婚姻中的角色并不仅仅只是充当信息的传递这,而且还是婚姻程序的组织和安排着;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借助于媒婆而形成了一种相亲或订婚制度,从而使得博弈中的有效策略在婚姻中得到广泛运用,最终促使了固定婚姻关系的普遍形成。是以这里作进一步的分析。

在上述博弈结构的基础上,我们现在设想,博弈双方都加入一个新的策略:男方通过媒婆向女方提出订婚,订婚时需要花费一定的聘金。显然,就提亲博弈而言,看一个只存在一个纯策略均衡(不追求、拒绝追求)的情况,并且,这样,博弈矩阵就可表示如下:


 

 

 

 

 

 

不追求

提议结婚

提议订婚

拒绝提亲

0,0

-10,-15

-5,-10

接受结婚

-15,-10

15,15

10,10

接受订婚

-10,-5

10,10

5,5


求爱博弈的变异模型

假设博弈者预期在第一阶段的结局为(提议订婚,接受订婚)时,第二阶段的结局将会是(提议结婚, 接受结婚);而如果第一阶段出现(提议订婚,接受订婚)以外的任何8种结局之一,那么第二阶段的预期结局是(不追求,拒绝追求)。这种预期可以看成是谈判的结果或者策略的运用:如果第一阶段出现(提议订婚,接受订婚),第二阶段(提议结婚,接受结婚)是一种奖励;而出现非(提议订婚,接受订婚),则第二阶段(不追求,拒绝追求)是一种惩罚。

基于上述预期,两阶段的重复博弈就是:{(提议订婚,接受订婚),(提议结婚,接受结婚)}和{(x,y),(不追求,拒绝追求)};其中,(x,y)≠(提议订婚,接受订婚)。

我们分析如下:实际上,根据上述思路就可以将两阶段“糅合”成一次博弈,其中在(提议订婚,接受订婚)单元上加上(15,15),而在其余8个单元中各加上(0,0)。这样,新的盈利矩阵就表示为:


 

 

 

 

 

 

不追求

提议订婚

提议结婚

拒绝追求

0,0

-5,-10

-10,-15

接受订婚

-10,-5

20,20

10,10

接受结婚

-15,-10

10,10

15,15


二阶段求爱博弈的糅合模型

显然,这个新的一次博弈就有了三个纯策略纳什均衡{(不追求,拒绝追求),(提议订婚,接受订婚),(提议结婚, 接受结婚)},它们分别对应于原重复博弈的子博弈完美均衡。但是,(不追求,拒绝追求)对应于{(不追求,拒绝追求),(不追求,拒绝追求)},因为除了第一阶段的结果是(提议订婚,接受订婚)外,其他任何情况下,第二阶段的结果都是(不追求,拒绝追求);同样,(提议结婚, 接受结婚)对应于{(提议结婚, 接受结婚),(提议结婚, 接受结婚)}。这两个策略剖面中的各个阶段结局都是阶段博弈的纳什均衡;但是(提议订婚,接受订婚)纳什均衡却与前两个存在质的差别。事实上,(提议订婚,接受订婚)对应于{(提议订婚,接受订婚),(提议结婚, 接受结婚)},是两阶段重复博弈的子博弈完美均衡,是第一阶段可以达到原阶段博弈中有效的非纳什均衡。

上面子博弈完美均衡形成在于对谈判达成的协议对现时行为的影响,其关键是承诺是可信的。如局中人的策略是在第一阶段采取有效但非纳什均衡的(提议订婚,接受订婚),那么承诺第二阶段的奖励是(提议结婚, 接受结婚),因为(提议结婚, 接受结婚)明显优于(不追求,拒绝追求),因此这种承诺是可信的。

可见,订婚制度有助于婚姻关系的形成,这在古代中国和西方社会都曾普遍流行,只不过近现代以来,由于婚姻的节奏越来越快,这些为未来婚姻提供保障的制度就逐渐式微了。显然,也正是由于订婚制度等的式微,现代社会的婚姻关系也就变得越来越不稳定的。正因如此,那些豪门大家依然比较重视订婚等程序制度。

五、尾论:媒婆制度的僵化及式微

本文从三个层次剖析了基于个体直接互动的自由恋爱在古代社会中面临的问题,并以此剖析了媒婆的形成及其在婚姻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它是婚姻信息传播和沟通的重要机制,也是有效策略的一应用的一项制度安排,从而大大降低了郁男怨女的数量而促成了“有情人终成眷属”。当然,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无论在程序上还是实质关系上,媒婆的制度都逐渐出现了异化;也正因如此,媒婆制度在现代社会才逐渐被丑化,乃至最终被社会普遍丢弃。

首先,在婚姻程序形式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两种异化趋势。

一者,媒婆原初的作用仅仅是促进婚姻信息更通畅的传播和男女及其家庭之间的信息沟通,但后来却成为婚姻正当性的依据;婚姻关系必须经过媒婆这一中介,否则就不被认可,即“为婚之法,必有行媒”。事实上,在古代社会如果没有媒人,男女双方不能交往的;如果自己找婆家,那就更要遭到谴责。更为甚者,在没有媒人的情况下,即使生米煮成熟饭而生了孩子,女子还是可以被休回家;例如,《左传.昭公十一年》就记载:声伯之母不聘,生声伯而出之。同样,《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齐泯王遇杀,其子法章变姓名,为莒太史敫家庸,太史敫女,与私通焉……莒人共立法章,是为襄王。后来襄王继承了王位,于是就立太史氏为王后;没想到王后她爹觉得丢脸,竟宣称:女不娶媒,因自嫁,非吾种也,污吾世,终身不睹。

二者,借于媒婆安排的提亲和订婚制度原初只是为了更好地显示信息以保障婚姻的顺利今后,但后来却逐渐形式化而成为不可或缺的程序,即只有经历这个正当的婚姻程序菜鸟被称为是明媒正娶,否则就会失去脸面。一般地,在古代中国这一婚姻程序可以具体分成六步:一是纳采,即由媒人传言,再由男方给女方家中送礼物;二是问名,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三是纳吉,即把男女双方的生肖及生辰八字合一下,看生肖是否相克,八字是否相配;四是纳征,即使使者纳币以成婚礼;五是请期,己男方方决定成婚日期,并正式通知女方;六是亲迎,即结婚的当天男方得亲自迎娶新娘而不能找人代劳。但显然,这一婚姻程序对普遍大众来说,是非常麻烦的。

其次,在婚姻实质关系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两种异化趋势。

一者,父母之所以聘请媒婆的原先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为儿女找到相匹配的婚姻对象,但是,后来父母却垄断了这个婚姻决策权力,乃至成了父母包办。在这种情况下,父母的婚姻决策往往只是基于社会习俗或者自己的偏好,更多地考虑双方家庭的利害关系,而越来越不考虑女的爱情、性格与审美取向,从而导致婚姻实质的变化。实际上,在曼城的封建时代,中国人的婚姻大所是父母和家族包办的。例如,鲁迅的前妻朱安就是父母包办的,胡适的前妻也是包办的;正因如此,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化旗手们从自身作起,往往反对包办婚姻。

二者,尽管经由媒婆形成的相亲和订婚中聘金原初上只是一种保证婚姻关系之质量的礼仪,但是,后来却逐渐以聘金的多寡来显示婚姻的诚意,并进而蜕化成了一种婚姻买卖。实际上,正是基于将聘金与诚意联系乃至等同起来,双方父母都通过对聘礼数量与质量的过分执着与坚持,从而出现了通过媒婆而进行的一系列的针对聘礼的拉踞式的讨价还价;在这种讨价还价中时有女家恶意地漫天要价,从而使得聘娶婚制逐渐走向交易,并带上了商品买卖的色彩,以致有人干脆把聘娶婚叫作财产婚,或者买卖婚。例如,清代史学家赵翼在自己的《二十二史劄记.财货》中说:凡婚姻无不以财币为事,争多竞少,聒不为怪也;而元代郑介夫更是批评说:受财者则易其名曰聘礼,实为价钱……与估卖驱口无异。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结婚本来是男女双方基于性的需求以及生育成本的分担而自愿达成的合作,因此,如果没有发现合适的性伙伴或者缺乏可信的未来生活保障,男女方都可能采取延迟结婚或者不结婚的策略。然而,社会的发展已经限制了双方的选择,尤其是在媒婆为中介的父母包办下,他们单纯地以家族的种族延续为考量,从而使得大量的根本没有家庭负担能力的年轻男女提前结婚。一者,就女性而言,男外女内式分工的演进使得女方很难独自谋生,因而结婚成为妇女赖以生存的方式;同时,来自父母的压力和变为老处女的恐惧等都迫使她尽早结婚,即使她们还没有准备好承担做妻子的责任。二者,就男性而言,尽管他还没有做好承担做丈夫的责任,也缺乏养育妻儿的能力;但在男大当婚的舆论下,特别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舆论催促下,也不得不尽早承担为人夫父的责任。





[1]特洛依茨基:《基督教的婚姻哲学》,吴安迪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2-73页。


[2]当然,基督教是不允许离婚以后再婚,国王如果要再婚就需要宣布以前的婚姻无效,而技术上不算离婚。事实上,亨利八世之所以与天主教决裂,就在于当时的教皇迫于西班牙神圣罗马皇帝的压力不肯宣布婚姻无效;再如,温莎王朝爱德华八世当了不到11个月国王,因为要跟有夫之妇辛普森夫人结婚就自动让位给弟弟乔治六世;同样,查尔斯王储的第二次婚姻也不是神圣的教会婚姻,而是世俗婚姻。


[3] 谢林:《承诺的策略》,王永钦、薛峰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序言。


[4]弗洛姆:《爱的艺术》,赵正国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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