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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日志

 
 

中国为何会涌现“剩女”现象  

2011-04-18 08:11:37|  分类: 女性行为与婚姻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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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女”现象的“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分析

--基于现代教育、社会性别及文化传统的三维视角

内容提要:“剩女”现象反映了现代社会中女性既难嫁又惜嫁之间的矛盾:一者,大量优秀女性的择偶范围日益缩小,从而难嫁;二者,现代社会依然存在明显的男多女少现象,从而惜嫁。而这种现象的主要成因是:日益开放的公共教育使得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市场领域的社会竞争之中,不仅具有越来越强的独立经济能力,而且在社会性征差异效应以及性别之间互动效应的驱动下日益中产化。同时,结构性失调意味着“剩女”现象主要源于“惜嫁”心态,而“惜嫁”心态则与女性择偶取向的转变有关:从基于社会的婚姻责任之承担转变为基于个人的效用最大化之追求,因而可以用“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来加以解释。当然,由于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上的差异,儒家社会和基督教社会中女性的“惜嫁”心态也存在差异,从而呈现出了不同性质的“剩女”现象。

 

“剩女”是中国大陆近年出现的新名词,指的是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大龄女性难以找到合适的婚姻对象,而纷纷小姑独处。2007年8月,“剩女”一词被教育部列入171个汉语新词之一。“剩女”现象反映了现代社会中女性既难嫁又惜嫁之间的矛盾:一者,大量优秀女性的择偶范围日益缩小,从而难嫁;二者,当前中国社会存在明显的男多女少现象,从而惜嫁。那么,为什么会存在这种现象呢?这不能简单地基于供求加以解释,而是要深入到社会结构以及文化心理等进行分析。显然,前者涉及到社会结构分层问题,而社会结构分层不仅与公共教育的开放有关,而且也与社会性别的特征差异和性别之间的互动效应有关;后者则涉及到男女的择偶标准差异,而这往往与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差异有关。事实上,现代社会中女性之所以越来越“难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女性逐渐参与了社会竞争并排斥了同层次的男性;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越来越多地进入了社会中层,而男性则越来越出现出处于社会的底层和顶层的两极分化状态。现代社会中女性之所以越来越“难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女性往往希望与比自己强的男性结婚,以致中层女性的结婚对象主要是上层男性;这样,一方面是日益庞大的中层女性,另一方面是日益狭小的上层男性,从而就会越来越找不到合适的结婚对象。显然,当前“剩余”现象的涌现很大程度上就与社会形态之变迁所引致的女性择偶取向之转变有关,涉及到从基于社会的婚姻责任之承担到基于个人的效用最大化之追求的转换,从而又都可以统一用“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来加以解释。[1]是以本文就此做一剖析。

一、性革命、家庭组织型变和婚姻关系的弱化

一般地,现代社会中女性是否选择结婚往往取决于这样两个因素:一是性欲的强度以及性欲满足的途径,二是通过婚姻家庭实现性满足所潜含的成本和收益;前者决定了女性是否愿意结婚,后者则决定了女性如何选择结婚对象。综合这两大因素,女性往往试图通过婚姻实现自身收益的最大化,至少获得收益上的帕累托改进。事实上,自古以来,男女在选择结婚对象和对待婚姻态度上往往都存在很大的差异:男性似乎更为随意,往往只是注重一时的愉悦;而女性却更加慎重,非常在乎男子的社会经济地位。[2]心理学家戴维.巴斯就发现,女性对潜在伴侣的经济地位的重视程度是男性的2倍。[3]那么,为何男子的社会经济地位在现代社会中却似乎成了女性在选择结婚对象时日益重要乃至最为重要的因素了呢?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商业主义的膨胀滋生出浓厚的货币拜物教,它使得金钱财富似乎成为判断一个男子在社会中是否成功的主要乃至唯一标尺。

事实上,何清涟就曾形象地把当前女子择偶视为选股:事业有成,钱袋饱满的男人是“绩优股”,在婚姻市场上牛气冲天,是女股民竞相购进的对象;但这样的绩优股因其多值壮年,早已成家而由“内部人”控制,但这些“内部控股人”却经常面临着第三者“恶意收购”的危险。同时,那些女股民欲收购绩优股,需先做债券(第三者),再争取债转股(由情人变妻子),过程虽然艰苦,但总比嫁给一个前途未测的“原始股”要好得多;况且,自己千辛万苦把原始股培育成了绩优股,自己也要面临第三者的恶意收购。当然,何清涟刻画的仅仅是当前商业社会中一种极端化的婚姻心态和婚姻关系,反映了当前社会盛行的功利形态以及只看结果不重过程的人生观;或者说,她描述的是一种婚姻的极端化的异化形态,而在不同时空下婚姻的特征表现或异化程度都是不一样的。

笔者在其他文章中曾指出,从根本上说,婚姻本身就是男女之间的契约,体现了男女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因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就遵循“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从婚姻的起源看,婚姻最初是性行为的副产品,是男女为了获得性行为的满足而并承担相应责任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因为,早期的性行为往往衍生出生育以及相应的子女抚养问题,因而婚姻直接就表现为男女双方在生育上的合作。显然,因性行为而衍生出婚姻关系就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性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生育,二是生育成本占个人的生活成本的比重很大。但这两个条件随着社会的发展都大大弱化了:一者,避孕药、避孕套的出现以及堕胎、流产的盛行使人们能够对生育进行控制,从而降低了性行为导致生育的风险,以致男女双方都已经能够无后顾之忧地进行性行为了;二者,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使得生育成本所占比重的降低,从而女性逐渐不愿意用婚姻来约束自己的自主生活,而且,收入水平越高的女性越不愿意受婚姻的束缚。正因如此,近半个世纪来就出现了席卷全球的性革命,不仅存在大量没有正式结婚而同居的异性伴侣,甚至还出现了大量的同性恋伴侣;如在瑞典,目前的结婚率只有居民的 0.36%,而同居率却占所有配偶的30%。[4]

同时,传统婚姻和家庭自形成之后就逐渐承担起了如下的基本功能:生育(人口生产)、经济(物质生产)、情爱(精神生产)和保障(社会整合);其中,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家庭都是人类繁衍后代的主要乃至惟一的社会单位,是基于男外女内式分工生产的基本组织,是生活稳定、家族延续以及社会安宁的基本保障,同时,夫妻儿女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协作生产过程也逐渐形成亲密无间的亲情、人伦关系。但在现代社会,这些功能大多或多或少地解体了:在人口生产方面,子女的生育越来越多地可以通过固定婚姻家庭之外的途径获得,以致单亲家庭越来越多;在物质生产方面,男耕女织式的家庭分工已经为社会化大生产取代,以致家庭的生产功能似乎已经完全丧失;在社会保障方面,养儿防老式的保障已经为更大规模和更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所取代,社会流动也使得父母儿女难以长期生活在一起;只有在精神生产方面,孤独的人类个体依然需要他人的理解和关爱,而家庭中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利益与共依然是滋生情爱和关怀的主要来源。正因如此,家庭组织的结构在近半个世纪以来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家庭规模也在不断缩小,从联合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甚至出现了独身家庭、同居家庭、单亲家庭、合伙家庭以及群居家庭等不稳定的结构。事实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几乎半数家庭都是由独自一人组成的,在奥斯陆,独自一人生活的家庭已占到所有家庭的 75%左右;在美国,有36%的妇女考虑在不结婚的情况下生孩子并抚养小孩,未婚妇女生子占活产总数比例也从1940年的 5%增长到1993年的31%。[5]

正是由于性革命的出现和家庭组织的型变,女性在考虑是否结婚以及选择结婚对象时也就不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而更加关注个人收益的变化,努力从婚姻中获得最大化效用。一方面,她在选择是否结婚时往往比以前更为开放。事实上,女性的性欲原本就比男性要低,而且性革命又使得她能够开辟其他途径而容易地满足自身本来就较低的性欲;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就越来越不愿意与社会经济地位(或者智力学识)比自己低的男性结婚,那些在经济上能够独立的女性更是宁愿不婚也不愿凑合,社会上就流行所谓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另一方面,女性在选择结婚对象时往往比以前更为慎重。事实上,女性在选择结婚对象时考虑的个人利益,而在大多数社会中女性离婚依然要比结婚更麻烦,而且离婚会使女性的性价值迅速折旧;在这种情况下,女性的婚姻年龄就会被不断推后而出现晚婚现象,有的则是在挑选结婚对象时错过了最佳时期而被迫单身。正是对待婚姻上存在既开放又慎重的心理,一些女性就寻求权宜之计,倾向于通过其他方式获得暂时的性满足而不愿将自己束缚在固定的婚姻上,从而就导致了同居、试婚等的流行。例如,根据美国人口调查报告,1970年美国的单身人口占全美人口的36%,2000年单身人口占全美人口的44%;2005年美国将近5580万个家庭是在没有婚姻的情况下形成的,这占美国家庭总数的50.2%,而且,在这超过美国家庭总数一半的“非传统”家庭中,有1400多万个家庭的户主是单身女性,只有500万个是单身男子。尤其是,美国有钱的单身男女往往更不愿意结婚,因为美国的法律在婚姻中比较保护女性和弱势一方的缘故,因而他们从个人利益着想而对结婚持更为慎重的态度。

二、公共教育的开放、社会流动与“剩女”的涌现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容易地可以看到两种悖论现象:一是大量的男性因找不到愿意嫁给他的女性而被迫单身,二是越来越多的女性也因找不到愿意嫁的男性而选择单身。例如,有课题组在对第5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广东省15岁及以上未婚人口达到2063万,占同龄人口的31.9%,远远超出了10年前的23.8%。而且,未婚人口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与年龄差异:男性未婚人口为1096万,占同龄男性人口34%;女性未婚人口968万,占同龄女性人口30%。尤其是,65岁以上终身未婚人口比重,男性大大超过女性。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甚至是绝大多数城市的现状。显然,在男女比例失调明显的当前中国社会,从理论上说,只要女性愿嫁,都可以找到结婚对象;问题就在于,越来越多的女性不愿意嫁,从而就产生出了所谓的“剩女”现象。那么,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女性又不愿意嫁人呢?一个直接的原因就在于,她们越来越难以找到符合自己要求的结婚对象。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女性找到符合自己要求的结婚对象变得越来越难了呢?这在很大程度上就与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以及结婚心态有关,而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又源于现代公共教育的开放及其带来的社会流动。

一般地,所谓“剩女”并不是指所有嫁不出去的大龄青春女性,而主要是指那些因自身的择偶标准没有满足而“选择”单身的女性。同时,持守一定择偶标准的女性大多受过较高教育并具有较高的经济能力,这很容易通过对未婚男女的结构分析中看出:那些终身未婚的男性大多是受教育程度低并处于经济生活困顿的社会底层,而那些小姑独处的女性则大多是受教育程度高并处于经济生活优越的社会中、高层。也即,在很大程度上,“剩女”大多是新时代的知识女性,她们具有较高的独立生活能力和个性化的社会追求,而不会简单地为了性需求的满足或者屈从其他社会舆论而“下嫁”。从这个角度上说,现代公共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男女的开放是产生“剩女”现象的重要原因。一者,较高教育水平的女性往往较容易进入市场竞争、获得职业晋升,乃至取得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这样,随着更高职位和社会地位的适婚男性越来越少,这些高知女性的择偶范围也就越来越小。二者,较高教育水平的女性往往拥有较高的薪水,并具有较高的独立能力和独立意识;这样,随着独立能力和独立意识的提高,这些高知女性也就越来越不愿受到并不中意的那些男性的约束。事实上,在后工业化社会时代,经济和文化地位决定的“阶级分化”(class)日益明显,而大学教育机会则是这一“阶级分化”的主要决定因素。

尤其是,在男女接受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平等的同时,现代教育的形式却往往更有利于女性,这使得女性受教育的层次逐渐接近男性,甚至越来越比男性高,这也典型地体现在高等教育上。一者,一般来说,男生好奇心强、求知欲强,但不太注重细节;相反,女生更加细致耐心,记忆力高,[6]且更舍得下力气,却相对不善于创新。二者,从某种程度上讲,同龄男性语言发展迟缓,怯于公众场合表达自己;因此,在中小学阶段,男生往往不容易得到老师的表扬和喜欢,从而往往产生明显的挫折感。正因如此,以现在的教育评价标准衡量,女孩往往占有明显的优势,而男生比较占优势的动手、实践等方面的能力却很难通过书面考试的方式得到体现。同时,在教育资源相对紧缺的国家和社会,往往存在以入学考试成绩为招生的原则,而高考的内容大多是需要死记硬背的;特别是,随着中、小学考试难度一再降低,基础性的考试题目主要考察学生是否细心等学习习惯,这种考试制度更有利于女生的发挥。这样,就会出现这样一个明显现象:教学质量越好的高中录取的女生越多,一些重点高中的女生录取比例达到了70%左右,很多优秀男生失去进入重点学校继续学习的机会。

进一步地,目前中国以及整个东亚诸国的各高校在招生上都是以一年一度的高考成绩为主要指标,这样,在以成绩决定高校入门和专业选择的情况下,善于考试的女生往往可以获得主动。事实上,女性在中小学阶段的成绩往往高于男性几乎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而且,当前这种教育体系进一步使得女生在高考中也具有明显的优势,从而在大学中也产生了不成比例的性别构成。例如,尽管男生在高中阶段的人数比例要高于女生,但2007年全国高考30个省份产生66名高考状元中女生就占了46人,比例超过70%;特别是,女状元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1999年女状元只有 33.82%,2005年开始则开始迅速提高。结果,儒家社会乃至整个东亚社会都存在这样的紧张:一方面,由于经济国力还不充裕,因而导致教育经费尤其是高等教育资源依然十分紧缺,远不能为绝大多数人青年人提供高等教育机会;另一方面,这些接受高等教育的有限机会越来越多地为女性所占据,高校中女性的比例不断提高乃至高于男性。譬如,2011年台湾内政部的报告就指出,就年龄别来观察大专以上的性别比重差异,40岁以上的男性教育程度高于女性,未满40岁则呈现女性教育程度高于男性的现象。[7]

当然,教育的性别平等首先是从城市开始的,而广大农村在存在“重男轻女”的现象,因而女性很早就被迫放弃求学的机会;因此,公共教育所促进的社会流动性,尤其是对女性之经济地位和独立性的提高,也典型地出现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相应地,基于公共教育对女性地位和择偶的影响,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两个基本推断。一者,由于现代高薪职业主要集中在大城市,高知女性在大城市的比重相应也就高,因而“剩女”现象在大城市往往会特别明显;而且,城市越大、越发达,高知女性的比例往往也越高,从而“剩女”现象往往越明显。事实上,这已经为现实所证实:如有关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北京“剩女”已突破了50万人,居全大陆之冠;而《海峡时报》一篇文章则指出,2009年北京“剩女”数量已达80万人。[8]二者,开现代女性教育风气之先者为西方社会,欧美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要远高于其他社会,因而“剩女”现象也首先出现在欧美;只不过,欧美的女权主义运动和个人主义思维使得人们已经将独身视为平常,从而并没有专门创造出“剩女”一词,“剩女”现象也没有引发普遍的社会关注。尽管如此,随着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女性在社会职场上日益取代和排挤出男性,从而导致欧美社会的深刻演变。

同时,需要指出,尽管欧美是女子教育的发源地,但女性真正接受高等教育并大量进入职场却是晚近的事。例如,美国率先允许女子接受公共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但除了少数贵族化的女子学院(宋美龄的母校卫斯理学院是个典型),美国的高等教育长时期来基本上都是大男人的天下。以著名的常春藤盟校为例,大部分直到1960至1970年代才开始招收女生。不过也是在同一时期,美国教育开始出现阴盛阳衰的长期趋势,从中学起迅速蔓延到高等院校。这先表现在女生的平均成绩逐渐超过男生,接着反映到毕业率(美国中学和大学存在严重的中途退学现象)和升学率。1979年,就读美国大学的女生人数首次超过男生,此后一直扶摇直上,到了本世纪,竟然日益逼近大学生总数的60%。事实上,近年来美国大学毕业生中,女生差不多比男生多出50%!获得硕士学位的男女比例也是如此。正因如此,美国教育程度良好的专业人士中也出现了阴盛阳衰趋势,从而产生了日益明显的“剩女”难嫁现象。尤其是,大学生男女失衡在下层社会和亚裔之外的少数民族中格外严重,社会和教育地位良好的黑人女性在美国“剩女”群中特别触目,前国务卿赖斯博士就是个典型代表。

正是由于公共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中性别结构的变化,近几十年来,美国经济衰退的模式和主要表征一直是白领职位的大幅度波动,并且越来越多的白领岗位为女性占据。例如,在美国,“1960年,产品制造业全部工人的80%是男子,20%是妇女。相反,在服务业部门,全部工人中只有54%男子,而46%是妇女。按照不同的解读来观察,全部就业妇女中的27%在产品制造业部门工作,而所有妇女的73%在服务业部门工作”。[9]而且,随着服务业所占的比例更大,妇女就业占整个就业的比重也将大幅度提高。尤其是,在2007年出现的最新一轮经济衰退中,没有四年大学学位的蓝领男性成为这场衰退的主要受害者。据《纽约时报》报道,2009年美国25岁以下人口的平均失业率,有大学学位的是9%,只是高中毕业的却高达23%,而男性的平均失业率高出女性达3个百分点。在这样的多重因素下,2009年初,美国出现有史以来首次女性占了劳动力多数的情况,而且随着美国经济结构的持续演变,女性相对于男性的优势还在不断增加:在美国未来看好的15类职业中,除了清洁工和电脑工程,其他13类都是女性占优势。无怪美国百年老刊《大西洋月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男性(主导社会)的终结》。[10]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会加剧美国女性单身的情形。

可见,正是日益开放的公共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为越来越多的女性进行市场提供了机会,它一方面提高了妇女的经济地位和独立生活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促进社会快速流动和结构分层;显然,这两个因素都会改变女性对待婚姻的态度,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的婚姻形态。就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而言,显然,如果女性在收入方面对男性的依赖减轻,甚至男性成了依赖的情况下;那么,原来为抚育子女而形成分工的传统家庭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传统家庭就很有可能解体或者根本建立不起来。罗素就写道:“结婚在过去一直是妇女赖以生存的方式:来自父母的压力和变为老处女的恐惧相结合迫使许多妇女解恨,尽管他们完全缺乏作妻子的责任取向。但现在只要有普通智力的年轻妇女很易谋生,而且能够得到自由和经验而不必成就维系一个丈夫和一个有孩子的家庭。其结果是,假如她要结婚的话也是很晚才结婚”。[11]就社会流动和结构分层而言,显然,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进入到了社会中高层,就造成了婚姻中的结构失调:一者,由于大量处于社会中层的女性追逐少量处于社会上层的男性,从而就导致大量知识女性找不到心仪的异性的情形;二者,大量处于社会低层的男性又无法获得处于社会中层的女的芳心,而只有少量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可以成为结婚对象,从而就造成了许多男性也找不到结婚对象。

三、社会性别差异、异性相吸与“剩女”难嫁困境

上面分析指出,现代社会日益开放的教育体系产生的社会分层造成了婚姻结构失调,问题是,为什么在同样的教育体系下,男性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化的结构分层,而女性却越来越中产化?这可从两方面加以理解:一是男女在社会性别特征上的差异,二是异性之间的互动效应。这里就这两方面作一简单分析。

(一)社会性别差异与社会分层

男性之所以会出现两极化的社会分层而女性则更凸显出中产化倾向,首先与男女的社会性别特征之差异有关,男女双方在心理和行为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一般地,女性更重视相互之间的关系,更容易卷入情感之中;更热衷于关注别人,也更容易被别人关注;更乐于帮助别人,也更容易获得帮助。相反,男性更注重自身的独立自主,更倾向于理性地计算利弊得失;具有更强的自我本位主义,也具有更强的工具主义倾向;对其他人显得更为冷淡,也不易获得他人的信任和帮助。这些品质上的差异可以为大量的行为经济学实验所证实。例如,Dufwenberg和Muren做的团队独裁者博弈实验就表明,绝大多数成员是女性的团体往往表现出更大方、更平均;[12]同样,Andreoni和Vesterlund通过一个以变动收入和价格的修改式独裁者博弈实验则显示:男性往往处于两个极端,或者完全自私,或者完全无私,而女性则更倾向于平等主义,偏好于平均地分享。[13]正因如此,女性往往更倾向与他人合作,在集体行动中往往也具有更强的自律性;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Abbink等人所做的公共品自愿投资博弈实验略见一斑,实验表明:女性在对公共品投资的份额比男性的高很多,数据如下:[14]

女性和男性在公共品投资中的贡献决定


实验类型

受试者单独登记参与(IR) *

受试者以4人一组组团登记参与(GR)**

2人团

4人团

8人团

赞同投资的比率

第一轮

女性

100.0%

94.7%

90.0%

96.2%

男性

50.0%

66.7%

70.8%

100.0%

全部

女性

78.4%

80.5%

78.8%

77.0%

男性

55.0%

55.0%

54.9%

81.3%


注:*确保将受试者之间的社会联结降到最低;**确保团队是受试者自己选择。

事实上,与男性立足于“对分离的而非联系的情调”、立足于“对个体而非基本的关系的思考”的思考不同,女性更加注重“关爱的行动”,往往围绕着对“责任和关系的理解”,并设法建构“联系之网,人际之网,它们通过交流得以维系”。[15]正因为女性更加关注集体利益和他人的感受,Eckel和Grossman就将男性视为个人本位的(indivitually-oriented),而将女性视为社会本位的(socially-oriented)。[16]也就是说,相对于男性,女性更愿意将自身纳入群体之中,愿意成为群体的一员,而不愿成为一个鹤立鸡群者或高高在上者。关于个体与其所属群体之间的关系可用社会距离来测度,显然,下属Johnson和Marini的实验结果就解释了男女与其所属群体的密切程度:女性几乎与所有群体都维系比男性更紧密的关系。[17]

社会距离测度:白人高中,1991-1992

此外,现代科学也显示:雄激素削弱大脑交流中心的联系,而雌激素则加强大脑中负责语言、情感表达以及观察别人情感的能力;正因如此,女性往往具有无与伦比的天赋——善于交际、表达内心情感和平息冲突。例如,英国的研究者为受访者设计了模拟现实生活中“囚徒的困境”的一套游戏:一方面每个人都想在工作中获胜而成为赢家,另一方面人们在某些情况下又不得不妥协;结果显示,女性在游戏策略上表现更为成功,更倾向于积极采用能最终获胜的方法,抛弃会导致失败的那些步骤,女性选择合作完成任务的几率也比男性更高,且更擅长调解冲突。事实上,游戏中的男性在争取获胜上表现得更为贪婪,而女性则更容易担心其他人出现背叛的情况;而且,实验表明,从总体上说,两名女性在一起选择合作的可能性是两名男性在一起时的两倍。为此,洪堡写道:“男人致力于排除妨碍成长的、外在的障碍,那么,妇女们灵巧的手则培育着慈善的、内在的社会道德,唯有在这种社会道德里,单单力量的充沛就足以有能力盛开花朵。而当妇女们更深刻地感受人内在的存在,更细致地洞察它那多种多样的关系,当任何感官都乐意供她们支配和使她们不能保持往往使真实变得朦胧的表面冷静,此时,她们更加精心地培养慈善的内在的社会道德。[18]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如果说男性是一种相对孤独的动物,那么,女性就是具有更强社会性的动物。也即,女性更关注所属群体、更善于协调、更倾向合作、更注重公平、更加慷慨大方、具有更强的自律性和容忍性、也更不易走入极端;相反,男性则更为关注个人,更倾向于竞争和控制,更加注重效率,更加以自我为中心,具有更强的功利主义倾向,从而更容易走上极端。正是由于这种社会性别的差异,在男男竞争和女女竞争的环境中,就会出现出不同的社会结构。一者,男性是竞争性动物,具有更强的个人取向(即自私),具有旺盛的征服和控制欲望,相互之间具有明显的攻击性;这种竞争性导致了男性在社会地位中的两极化:其中一部分在竞争中获得了胜利而爬升到社会的顶层,而一部分在竞争中失利而跌入到社会的底层。二者,女性则是合作性动物,具有更强的社会取向(即无私)更乐于追求互利的合作,而不是为一点小利而进行赤裸裸的竞争;这种合作性导致女性的社会分层不显著,从而形成庞大的中层。

(二)异性相吸与女性的中产化

女性大量地中产化除了与女性本身的社会性别特质有关外,还与当前的整个社会结构、社会环境以及同性相斥和异性相吸的自然规律有关有关。一者,就整个社会结构而言,迄今为止,男性仍然支配外在的社会市场,而女性则主要管理家庭组织;同时,强烈的竞争天性导致男性内部发生两极化的社会分层,社会顶层为一小部分男性所占据。二者,当少数分男性占据社会顶层之后,同性相斥和异性相吸效应就开始发生作用:上层男性更加青睐雇佣和提拔异性下属,以致女性往往比同层的大多数男性更容易获得晋升,从而越来越大比例的女性开始进入社会中层。究其原因,一者,同性之间天然地具有竞争性,从而具有天然的同性相斥现象。为追逐少数职位的上层男性之间所展开的竞争更为激烈,占位者往往更担心为其他潜在的男性竞争者所取代,因而上层男性都更愿意使用女性以降低来自其他男性的竞争压力。二者,异性之间天然地具有互补性,从而具有天然的异性相吸现象。为追逐少数职位的上层男性在激烈的竞争之余也希望有一种相对安宁的工作环境,而女性恰恰显得更为平和、顺从和贴心,女性的外向性也更有助于办公室氛围的活跃,因而上层男性往往更倾向于这些照顾和青睐女性下属。

同性相斥和异性相吸现象已经为大量的经验事实和行为实验所证实。一者,就同性相斥而言,这典型地体现在相互之间的竞争;这不仅体现在男性之间,甚至也体现在女性之间。例如,Kong和Putterman的实验就表明,女性往往会对其他女性进行歧视,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缘于两者之间的竞争。[19]二者,就异性相吸而言,这典型地体现在相互之间的救助,人们的救助行为往往更有利于异性。例如,Dovidio就发现,男性往往更愿意多给女性10便士,同样,女性也往往更愿意多给男性10便士。[20]此外,大量的实验也表明,异性之间往往比同性之间更具信任感。[21]例如,Robert Slonim做了两类信任博弈:一类是信托方可以选择信托人,一类是信托方不能选择信托人。结果发现:1.在不能选择信托人的实验中很少出现歧视,而在可以选择信托人的实验中则存在明显的歧视;2.受试人在选择伙伴以及伙伴确定后的信任水平上往往都歧视同性别的人。而且,就投资人的行为而言(第一行动者),无论是否可以选择信托人,投资者都会投入更多的金额给异性受托人,实验结果是:男性投给女性受托人的金额比投给男性受托人要多5美元,而女性投给男性受托人的金额比投给女性受托人要多1.4美元。而且,当可以选择受托人时,他们往往都更倾向于选择异性受托人;实验结果是:男性80%的次数是选择女性,而女性65%的次数是选择男性。[22]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在现代商业社会中,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往往可以获得比同层次的男性更多的发展机会,从而也就具有更强的竞争优势;事实上,在当今社会中,只要不是男性具有天然优势的特殊行业和职位,上层男性都更愿意招聘和使用女性,以致越来越多的中层职位逐渐为女性所占据,这在营销、公关、文秘乃至管理等领域最为典型。女性的这种优势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者,女性天生的社会性使她更善长沟通和合作,从而更容易获得他人的信任,也就更容易赢得他人的的照顾;二者,在一个由上层男性主导的团队中女性也可以充当润滑剂角色,女性的存在可以大大松弛紧张的办公室氛围,从而无形地提高工作效率。关于女性因更受他人信任而拥有更大的竞争优势,我们可以从简单的捐赠博弈中得到印证。例如,Dufwenberg和Muren等2004年的实验结果如下:[23]

捐赠金额的性别比较


实验类型

私密支付(private payment)

舞台支付(on stage payment)

受益者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平均值

中间值数

平均值

中间值数

平均值

中间值数

平均值

中间值数

来自女性

334

425

323

400

264

250

226

200

来自男性

352

499

276

223

269

139

180

-


注:私密支付是指受试者实验的其他参与者不能直接识别受试者的支付;舞台支付是指受试者将在其他受试者在场的演讲大厅里接受支付。

捐赠额为零的比例之性别比较


实验类型

私密支付

舞台支付

受益者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来自女性

4%

19%

21%

30%

来自男性

16%

28%

35%

35%


最后,需要指出,女性一旦进入职场之后的优势几乎是全面性的,几乎在绝大多数领域的工作岗位上都形成了对传统男性的取代,这不仅体现在需要高等教育的高层次工作上,而且也体现在只需要初等教育的低层次工作上。事实上,在当前那些制造业中,厂商往往也更愿意雇佣年轻妇女;究其原因,女性往往“更顺从、更愿意接受低工资、更能承担照料机器这样重复性的任务。”[24]在低层次的工作岗位中男性逐渐为女性所取代,在欧美社会典型地表现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黑人男性的失业率要远远高于黑人女性。事实上,到90年代末,黑人女性在收入、受教育水平和平均寿命等方面大半已经赶上了白人女性,黑人男性与白人男性之间的差距却在进一步扩大;与黑人男性的失业和收入停滞现象相反的是,黑人女性的收入大幅度增长。福山就指出,“与上一代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工人阶级妇女突然发现她们带回家的工资已经超过了丈夫或男友的工资”,“低技能男性雪上加霜的是女性更有可能嫁给社会地位比较高的男士,留给他们的合适的伴侣就比较少了”,因此,黑人的家庭不稳定性远大于白人家庭。[25]

可见,社会结构分层中的这种性别差异主要与两大因素有关:一是社会性别本身的特征差异:男性之间具有更强的竞争控制欲,而女性之间的协调合作要更强,这使得女性相对于男性更加中产化;二是性别之间的互动差异:同性之间更具竞争性而异性之间更具互补性,处于上层的男性也有意无意地寻找中层下属女性的互补性,这使得中层职位为女性提供了更好的机会。尤其是,如果考虑到对性竞争的特点,我们就更加可以理解男女性别内部为何会出现不同的社会分层结构。一般来说,女性的性吸引力主要体现在其外表和身体上的“漂亮”性征,而“漂亮”性征上的差异往往具有先天性和共存性,而这两种特性都缓和了女性之间的竞争:先天性表明通过后天的努力往往改变不大,共存性表明我增加的“漂亮”性征并不以损害你的“漂亮”性征为条件。相反,男性的性吸引力则主要取决于他所拥有的社会经济地位,而社会经济地位往往具有后天性和排他性,而这两种特性都强化了男性之间的竞争:后天性表明通过后天的努力将会极大地改变命运,排他性表明我的社会经济地位之提高必然以你的社会经济地位之降低为条件。正因如此,男性之间往往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不仅是你虞我乍的甚至是你死我活和充满暴力的,暴力行为也主要发生在男性之间,因为他们都知道失去或得到社会经济地位意味着什么。

四、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差异与“剩女”惜嫁心态

上面分析了现代女性日益“难嫁”现象,这种“难嫁”并不是缺少处于生育期的男性,而是女性愿嫁的男性越来越少;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女性对男性的“有效需求”逐渐下降,这实际上就是“惜嫁”问题。这种女性对婚姻的有效需求之下降主要源于:一是“婚姻”的价格,这也就是婚姻的成本,这种成本包括结婚过程中所花费的实际成本和未来离婚可能的隐含成本;二是“婚姻”的收益,这也就是婚姻的效用,包括性生活带来的愉悦效用,生儿育女带来的人伦之欢效用以及经济收益增加带来的物质效用等。事实上,由公共教育开放所促进的社会流动以及衍生出男女内部的社会分层现象不仅体现在当今儒家社会,而更早地出现在西方社会:男性在社会中急速地两极化,而女性则向中间靠拢;问题是,为什么“剩女”现象似乎只是突显在当今的儒家社会呢?在很大程度上,这就社会文化传统特质以及现实社会制度有关,它们从上述两个方面对婚姻的形态产生影响。

首先,就婚姻的成本而言。1.在结婚费用方面,主要体现在房屋购置或租住(包括装修)、家具家电置办(床柜、桌椅、沙发和电视、冰箱、空调等)、婚庆典礼(婚宴、服饰、婚纱照、婚庆服务、利市礼包)、结婚信物(钻戒、手表)、结婚礼金、以及蜜月旅行等方面。在当前中国社会,这些结婚成本原则上由男方置办,但是由于这些成本飞速上扬,就业不久的年轻人越来越无力承担;因此,就只能退而求其次,或者由女方来共同承担,或者只能推迟结婚。西方诸国如美国的相对结婚成本要低一些:一者,住房和家电的购置压力相对要小,二者,他们的结婚年龄往往比中国社会更晚;同时,美国的结婚非常也往往由两方共同承担:婚礼由女方筹划和出资,男方则安排蜜月旅行。2.离婚带来的潜在成本方面,主要体现在女性离婚获得的财产份额以及未来再婚的几率。在当前中国社会,由于社会制度还很不健全以及传统习俗依然存在,女方离婚所付出的成本往往非常大:一者,由于社会制度还很不健全,因而女性离婚后获得财产往往很不确定;二者,由于传统习俗依然存在,女性离婚所带来的性价值折旧率非常高,从而往往难以再次找到结婚对象,更不要说比以前更好的结婚对象。

在上述两大因素中,对中国社会的女性来说,在很大程度上,离婚的潜含成本是构成婚姻成本的更重要或者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其实,伴随随着个人自由和权利之兴起而出现的婚姻革命,使得“无过错婚姻”得到广泛倡导,从而导致了离婚率急剧上升。离婚在很大程度上显然是不利于女性的:一者,女性在教育水平总体上往往低于男性,因结婚、生儿育女等照顾家庭又进一步降低了她再次外出谋生的人力资本,因而妇女在离婚后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往往是下降很多;二者,由于生物学上的直接原因,中年以后的男人在性征方面要比女人更有魅力,他往往可以容易地找到更为年轻的性伴侣,因而女人离婚后再婚的可能性以及找到合适性伴侣的机会都大大下降。1994年,英国的一项调查表明,作为学龄前儿童的家长,只有不到1/5的母亲从事全日制工作,而相同的指标在父亲那里却超过了4/5;有人就估计,与男人相比,英国女人因为在家育儿的持续的基本责任而损失了其一生可能收入的一半左右。[26]正因为离婚后女性的生活能力往往更加糟糕,因而很多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婚姻法》都规定,夫妻正常离婚时妻子可以获得一半以及超过一半的共同财产:例如,2000年一项法庭裁定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离婚时女方有权获得配偶一半的财产,香港目前也开始沿用这一裁决;[27]再如,在日本,如果离婚,女方甚至可以获得70%的房产。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避免结婚、离婚的麻烦,西方社会的男女逐渐用同居代替结婚。例如,45%的丹麦女性、44%的瑞士女性和19%的荷兰女性在20~24岁之间已经开始同居;特别是,瑞典目前的结婚率只占居民的3.6%,而同居率却占所有配偶的30%。[28]但是,这两点在当前中国社会都很不成熟:前者涉及到社会制度,中国社会的财产制度还很不成熟,妇女和儿童的权利无法在每一上还是实质上都没有得到有效保障;后者则涉及到文化传统,中国社会对女性的性行为又存在比对男性更为严苛的要求,很难容忍女性不为结婚的同居行为,同居行为同样会影响未来女性的择偶条件。

其次,就婚姻的效用而言。1.在性生活的愉悦效用方面,性革命使得越来越多的男女能够在婚姻之外获得性满足,这在西方社会中更为普遍,以致离婚、同居现象就非常普遍;而且,经济收入越高的人士越容易在婚姻之外获得性生活,因而随着物质经济条件的提高在整个西方世界离婚和同居率都大幅度上升。如在德国,1995年不结婚而同居的夫妇是1972年的十倍,[29]美国女性户主居民户的比例更是从1950年的15%上大幅度上升到1987年的31%。[30]2.在生儿育女带来的人伦之欢效用方面,性革命还使得男女能够在婚姻之外获得儿女,这在西方社会中更为普遍,以致离婚、同居现象就非常普遍;而且,经济收入越高的人士越有能力在婚姻之外独自抚育子女乃至领养儿童,而独立经济能力的增强以及社会主体地位的改善使得越来越多的职业女性愿意养活自己和单独抚养小孩。如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一项全国性调查统计就显示,有36%的妇女考虑在不结婚的情况下生孩子并抚养小孩,美国未婚妇女生子占活产总数比例也从1940年的 5%增长到1993年的31%。[31]3.在结婚提高物质效用方面,一者,婚姻家庭本身通过分工而促进总体效用的提升,二者,女性通过婚姻可以分享男性及其家族所积累的财富。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大多数女性通过婚姻提高物质经济效用的上述两种途径却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阻力,从而降低了女性结婚的意愿:一者,现代社会的分工主要体现在企业这样的社会化组织中,因而女性试图通过强化男内女外式分工来提高自身物质效用水平的途径越来越微不足道;二者,女性越来越主要地借婚姻来分享男方财富以提高收益效用这一途径,但日益两极化的社会分层状态又使得大量的女性无法获得这一途径。

在上述三大因素中,对中国社会的女性来说,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婚姻提高物质经济效用的日益受阻是“惜嫁”的越来越重要的因素。事实上,儒家社会具有强烈的社会取向,这种社会取向使得任何人都要依附于他人或集体,而传统的“男尊女卑”文化依然根深蒂固。因此,就造成了这样两个后果:一者,儒家社会的女性总希望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男性,这种可依靠的男性必须更有能力、收入更高,这种心态使得女性在结婚前对男性总是在不断挑三拣四;二者,儒家社会的女性一旦婚嫁就不愿再离婚,迄今社会还在流传“好女不侍二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等舆论,这种社会取向使得女性的离婚社会成本相对较高。显然,这两大因素都使得儒家社会的女性在对待婚姻的态度上更为谨慎和保守,对希望与之结婚的男性总是更为挑剔,以致更容易错过好的姻缘而成为“剩女”。与此不同,基督教社会具有明显的个人取向,这种个人取向注重个体的独立性,不将自己的未来寄托在他人身上,从而具有强烈的平等主义的文化传统。因此,就造成了这样两个后果:一者,基督教社会的女性更注重男性的个体特质以及相互间的兴趣,而相对不看重对方的社会经济地位;二者,基督教社会的女性在结婚之后往往还可以有其他的性伴侣,当爱情已逝时往往会选择且容易离婚,离婚的女性也不受社会的歧视,以致离婚在西方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显然,这两大因素都使得基督教社会的女性在对待婚姻的态度上更为开放、积极,女性为了一时之欢也可以与刚结识的男性上床甚至闪婚,结婚之后又可以轻易根据志趣的变化而转换婚姻。譬如,我在英国的房东是剑桥数学教授的女儿,本身也毕业于有名的私立中学和牛津大学,而她的丈夫则根本没有上过大学;他们在结婚几年内生了两个儿子后不久就离婚了,而在此后的20多年里两人各自和自己新的男朋友和女朋友生活在一起。这种现象在欧美非常普遍,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美国有一半的婚姻是以离婚告终的,[32]90年代的离婚率是20年代的三倍。[33]

可见,正是由于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上的差异,使得儒家社会和基督教社会的女性在婚姻上持有不同的态度:儒家社会的女性承担的潜在成本(离婚)似乎更高,而对婚姻带来的物质效用又有更高的期待;这样,儒家社会的女性对婚姻的“有效需求”就会降低,对待婚姻的态度就更为谨慎和保守。因此,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剧,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社会中层,那么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女性因“惜嫁”而成为剩女;事实上,“剩女”现象在受儒家文化传统影响较深的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乃至日本、韩国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而“剩女”本身似乎就是儒家社会出现的专有词汇。当然,这并不是说,基督教社会的女性更愿意结婚,恰恰相反,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独身;例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几乎半数家庭都是由独自一人组成的,奥斯陆独自一人生活的家庭已占到所有家庭的 75%左右。[34]但是,基督教社会中的这些独身女性往往并不被称为“剩女”:一者,西方社会盛行着个人主义社会观将独身本身视为一种自然选择,而儒家社会则往往将男女之婚姻视为阴阳两种互补力量的联合,以致只有婚姻而非独身才是自然的;二者,西方社会的独身女性和已婚女性一样可以享受性生活的愉悦和生儿育女的人伦之欢,而儒家社会的独身女性的性行为和生儿育女往往会遭受舆论的和制度的限制,以致独身女性往往被贬义地称为“老姑娘”、“老处女”。譬如,美国约有25%的非婚生儿童为同居者所生,而在法国、丹麦和荷兰,这以比例要高得多,在瑞典甚至高达90%[35];而在我国,女性未婚生育却不具有合法地位,早几年一些地方(如吉林)也曾推动女子未婚生育的合法化,但却遭到普遍的反对而终止。

五、简短结语

“剩女”现象的涌现与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动有关:日益开放的公共教育使得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到市场领域的社会竞争之中,开始具有独立的经济能力,从而产生了既难嫁又惜嫁的背反现象。之所以“难嫁”,主要原因在于,在同一性别内部的社会性征差异效应以及不同性别之间的互动效应的驱动下,大量的女性开始中产化,从而面对日益萎缩的上层男性。之所以“惜嫁”,主要原因在于,经济能力的提高了女性的自主性以及降低了依靠婚姻关系而形成的对男性的依赖;波斯纳就指出,“随着妇女对男子较少的经济依赖,她们将更不愿意放弃其性自由而换取经济支持。由此,贞操的价值就下降了”。[36]而且,正是由于高等教育带来的经济地位的提高,女性就逐渐不被固定的婚姻关系所束缚,晚婚、同居、不婚、离婚以及未婚生子等就逐渐常态化。当然,在面对同样的社会分层而面临“难嫁”之同时,女性的不嫁更主要是一个“惜嫁”心态:不愿意嫁一个社会经济地位不如自己的男性。显然,这个“惜嫁”心态反映了传统社会责任观念的解体,不再是为了承担一种家族责任或者出于相互扶持的道义;而主要是基于女性个人利益的考虑:通过婚姻是否可以增进个人的效用。同时,这种“惜嫁”心态在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中有存在很大差异,从而就导致了不同类型的“剩女”现象。

因此,从公共教育、社会性别和文化传统这三维角度,我们就可以更深入地对日益凸显的“剩女”现象进行剖析,挖掘这种现象背后的社会因素,而不是像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供求分析那样仅仅停留在表象层次上。而且,综合考察一个社会的社会流动、结构分层以及社会价值观这几方面的因素,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得出一些基本推论以预测“剩女”现象的广度和深度。1.在一个“男主女辅”价值观依然盛行的社会中,女性往往更倾向于依靠一个在社会经济地位上比自己更强的男性,而男性则更倾向于接纳一个顺从自己的女性;这样,“剩女”现象将比较明显,这可以典型地比较儒家社会和基督教社会。2.在平等主义思维逐渐普及和法律制度已经相对健全的社会,女性的教育水平大幅提升、经济地位大幅度改善、市场参与度大幅提高,从而具有更强的独立能力和独立意识;这样,“剩女”现象将比较明显,这可以典型地比较儒家社会的现在和过去的纵向差异或者比较阿拉伯世界和基督教世界之间的横向差异。3.现实环境呈现出明显阴盛阳衰的社会中,不仅在社会内部女性越来越多地进入中、高层,而且从整体世界的视角看,该社会的男性总体上往往处于世界的底层,而女性则日益进入世界的中层;这样,“剩女”现象尤其明显,这实际上也典型地反映了当前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其他类似地区的情形。

需要指出,上述最后一项涉及到更大的全球性视角:性别内部的竞争不仅在一国或某一种族内部,而且具有国际性。显然,如果男性刚阳不足,而在刚刚竞争的男性世界中就会处于不利,因而女性往往不愿意嫁周边那些处于世界经济地位相对下层的男性;相反,如果女性阴柔充沛,而在柔柔竞争的女性世界中则往往处于优势,因而这些女性又会大受那些雄性特征更为充沛且经济地位更为富庶的其他社会或者种族的男子之亲睐。例如,有报道就指出,目前中国大中城市里的“剩女”往往因具有传统美德且身材娇小、看不出年龄等原因而被视为“女人中的精品”,这相对于那些争取个性解放、事业心强、敢于追求自我的西方女性而言反而越来越受西方男人的喜欢。[37]不过,该社会或该种族中具有世界性优势的女性依然会再次遇到“难嫁”和“惜嫁”的困境:不仅整个世界的顶层男子依然是稀缺的,而且这种逐上的婚姻还会遇到地域、文化、习俗、法律、饮食等诸方面的限制。显然,这种困境不仅体现在当前儒家社会中的那些女性身上,因而儒家社会的女性似乎更具柔性竞争优势,儒家社会中阴盛阳衰现象也比较明显;同样,它也广泛体现在欧美发达国家内部有色种族的女性身上,前面讲的美国黑人女性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更好的发展机遇使得她们越来越不愿意嫁给本种族的男子。当然,在同一国家或社会内部,由地域和法律产生的制约相对弱化,从而使得阴柔充沛的亚裔女性更容易嫁给占社会主导的白人男子,而大量的亚裔男子则只能到其种族原生地寻找可以结婚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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